“忠实”之后的文学翻译伦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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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构主义消解了传统文学翻译的“忠实”伦理,释放了译者被压抑的主体性.然而,这一思潮在将译者主体性推至极端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学翻译在本体论上的沦落.本文立足实践,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考察文学翻译活动,指出应在“忠实”消解之后依托主体间性重构文学翻译伦理.

关 键 词 :翻译伦理,主体间性,解构主义,重构

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面对解构主义译论的有力冲击,一向为文学翻译坚守的“忠实”伦理观显得不堪一击.然而,解构主义在解构“忠实”之后对译者主体性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使文学翻译丧失了伦理的规约,进而导致其本体论上的沦落.如果立足实践,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对文学翻译活动予以考察,我们则可以克服解构主义译论的这一缺陷,并藉此探讨“忠实”之后文学翻译伦理的重构问题.

一、解构主义对“忠实”的消解

在传统的文学翻译活动中,“忠实”充当了首要的伦理标准.而随着20世纪后期解构主义思潮的冲击,“忠实/不忠”二元对立的思维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这样的伦理观便愈发显得苍白无力.

解构主义以解释哲学为基础,消解了文本意义的稳定性,拆除了“忠实”伦理观的立足之基.在解构主义者看来,原文不再具备绝对的权威,它与译文一样,都是阐释的结果,因而原文和译文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原文依赖翻译而生存,译文成为原作的来世.①而对于被誉为“解构主义之父”的德里达(Jacque Derrida)来说,任何译文都是所谓的原文在时间上有所推迟,在空间上有所差异的“延异(differance)”.由于原文终会“撒播(disseminate)”在现实的层层语言环节当中,因此原文与译本之间也就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在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解读中,德里达把原文归为带有原罪的负债者,对他来说,“有待翻译的原文从一开始就跌落、流亡.译者必须赎罪(erlosen)、免罪、解除、试图免除自己的债务,而那归根结底都是同一笔债务而且是无底洞.”②在德曼(aul de Man)那里,对原文的不信任更是达到了极限,甚至连本雅明推崇备至的纯语言都成为解构的对象:

原文的这次运动是一次漫游,一次逸轨,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一次永久的流放,但不是什么真正的流放,因为根本没有祖国,没有你被流放出来的故土.也根本没有reine Srache,没有纯语言,它根本不存在,除非作为寓于所有语言中的一种永久断裂,尤其是包括人们称做自己的那种语言断裂.③

解构主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利用解释哲学拆解了“忠实”伦理观的一个天真假设.这个假设的前提即“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的,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的,作者与译者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语言是透明的,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的,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完全可以达到等值的.”④解构主义无情地击碎了这一假设,使译者认识到原文仅仅是无限意义撒播上的一个环节而已.既然任何文本都是一种阐释,一种没有故土的流放,那么原文就无所谓权威,译文也无所谓附庸.在这样的视阈下,译文与原文的等级关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忠实”自然也就丧失了作为文学翻译伦理的立足之本.

当解构主义摘掉人们“忠与不忠”的有色眼镜时,人们看到了“忠实”和“不忠实”二元之间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因而能采用更加客观的态度对待那些被认为是“不忠实”的翻译活动,也能更加公允地看待文学翻译在丰富多样语境下的主体性行为.这无疑是对译者主体性的极大解放.在解构主义的视阈下,译者不再战战兢兢地复制原文,而是有充足的理由在翻译中彰显个性.

二、主体间性视阈下的文学翻译伦理重构

在解构主义大行其道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种危险:如果没有新的伦理观念来取代“忠实”,那么文学翻译只会陷入无所适从的迷惘之中,从而导致其本体论的沦丧.当“忠实”在解构主义冲击下灰飞烟灭的时候,译者从对原文唯唯诺诺的奴仆变成原文赖以生存的依靠,译者主体性也由此不自觉地滑向张扬.遗憾的是,解构主义在解构“忠实”之后即扬长而去,逃避了重构文学翻译伦理的重任.原文对译文丧失了权威,这是否意味着文学翻译可以肆无忌惮 既然译文无需复制原文,那么译者对原文阐释的根据何在如何在流动不止的阐释中把握原文和译文的意义在这些问题上,解构主义显得束手无策,只能对译者的主体性放任自流,进而使文学翻译流于毫无秩序的散乱境地.在这种语境下,文本意义最终走向了彻底消亡.就像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评价的那样:“现在看来,(作者的)‘死亡’并不见得就是文本复活的预备,更多时候它意味着文本的消亡.”⑤这对于文学翻译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当译者从最初被认可、被解放的快感中恢复过来,他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比以前更加困窘的局面:既然文本意义只是一种幻觉、一种不在场的证明,译者对原文再无“忠实”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译者进行文学翻译的依托何在呢照此说来,胡译乱译也有了正当的借口在困惑、迷惘的包围下,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在本体论上逐渐滑向沦丧与虚无.对此,葛校琴一语中的:“后现代视野中的这种翻译概念把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彻底进行了颠覆,翻译被视为个体相对主义的解读,有时甚至雷同于文学批评,完全游离了翻译本体论的视域”.⑥显然,如果顺着解构主义的道路不回头地走下去,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研究都是没有出路的.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从实践出发来考虑文学翻译伦理的重构问题.

1.立足实践:视点的转换

解构主义之所以会对译者主体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一味消解原文权威的同时缺乏对翻译实践的全面考量.解构主义只关注到译者个性张扬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译者在实际翻译中的理性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形成的制约,从而显得片面和偏激.因此,要克服解构主义的偏激和非理性,重构文学翻译伦理,我们就需要立足实践,放弃虚无主义式的无限追问,转而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维特根斯坦就曾经把所谓的“理想语言”比作让人无法行走冰面,并提倡回到充满摩擦的地面(即现实使用中的语言)中来.⑦马克思在提出实践诠释学时也指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⑧这种态度扭转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哲学家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话语,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就可以懂得无论是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⑨既然语言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交际行为,那么它也应当回到实际的语言使用中接受检验.解构主义译论虽然最初从翻译实践中看到了理解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延宕性,并由此着手解构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但它对译者的主体性采取了完全放任的态度.如果我们重新将目光投入翻译的实践过程,便会发现在极度膨胀的译者主体性下被遮蔽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学翻译在主体间性的张力中才得以生存.而正是在这种张力的制衡下,文学翻译才能有章可循.因此,要突构主义的局限,实现“忠实”之后文学翻译伦理的重构,我们就需要着眼于实践,把目光集中于文学翻译的主体间性.

2.依托于主体间性的文学翻译伦理重构

在对文学翻译实际语境的考察中,我们会发现译者并不是像解构主义说的那样拥有无限的自由,因为总会有一些显性或隐形的规则制约着译者的选择,使其不能肆意妄为.对此,吕俊有一段从接受美学出发的精辟言论:

原文文本是一个开放系统,不再是封闭的系统,所以它可以有不尽相同的译本,对一些问题可以有不同的阐释,这是它有空白、空缺和不定点的原因.但接受美学的理论也同时指出它是一个框架结构,有一定的定向功能.“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不会是贾宝玉,也不是阿Q,也不会成了任何别的人物.他的身份、地位、为父报仇等这些事实是不可以改动的.至于他为父报仇为何延宕不已,迟缓不决的原因可能各人有各人的解释,这一点是开放的,因为莎士比亚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个空缺和空白,是个不定因素.就是说,翻译者可以在那些空缺与空白之处发挥他的想象,并用他的先有、先在、先识的知识去解释去填充,在不定点之处去用你的思想去确定,并不是去改变原作的图示框架.⑩

这种考虑也让我们关注到文学翻译实践中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译者享有自由发挥的权力,但其主体性依然无法脱离一定“图式框架”的限制,这种自由与规约的双重作用使译者的主体性处于一种张力之中.显然,宣扬译者主体性至上的解构主义者看不到这种制衡.而当我们从解构主义的狂躁情绪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便会发现译者的主体性原来早就融入了由主体间织成的网络中.译者本人的前见、读者的期待、赞助商的意愿等而译者本人就位于这诸多因素的,在各种影响力的牵制下,译者也成了各种矛盾的焦点.因此,译文正是译者在诸多因素形成的张力之中进行协调的产物,就如图里(Gideon Toury)所言:“从社会文化的维度来看,翻译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屈从于不同类型、不同程度制约力的主体行为.”B11译者、读者、赞助人等等主体在翻译中各自发挥着其主体性,同时相互碰撞、磨合,并在此过程中达成一致,生产出最终的译文.

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前见和其他主体产生的影响不断地碰击、交融,这实际上就是伽达默尔(Hans Gadmer)所说的“视域融合”.“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B12这种融合造就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即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因此,作为理解者的译者正是生活在其自身所处的具体效果历史之中.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则明确地把主体间性归结到交往理性的建构,提出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以走出主体哲学的困境.B13与伽达默尔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在不反对理解建构的开放性前提下更强调由交往范式确定的规约性,并把真理归结到人们在对话、碰撞中协调、建构的共识,这便是他倡导的“共识性真理观”.他号召以非强制的方式来促成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并以此形成共识性真理,同时这种共识性真理对主体行为又产生框架性的约束,使其不能无限发挥.阿尔都塞(Luise Althusser)则对这一过程有着更明确的划分,他将意识形态形成的一般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社会对个人主体进行召唤,二、个人听从社会的召唤并向社会屈从,三、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互相识别,主体之间相互识别以及主体的自我识别,四、主体在识别的过程中产生自我认识,进而把这种认识投入实践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B14阿尔都塞看到了subject一词在意味着“主体”的同时又具有“屈服”的意思,并藉此指出主体其实早就受到一系列世界的代表体系的制约.在上述视点的参照下,译者作为翻译中一切矛盾的焦点便不可能脱离主体间关系的诸多约束.这些约束在伦理层面表现为文学翻译对多方主体担负的责任.此类责任关系相互交错,制衡着翻译行为.

在主体间性编织的责任关系网中,文学翻译活动需要随时权衡各方面责任的大小和紧迫度,并在伦理层面作出抉择.在后“忠实”时代,文学翻译伦理的着眼点应放在翻译行为的着眼点是否与其责任关系相符合,即文学翻译对所处语境中的诸多责任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例如,在晚清时期,中国民众的接受力还不足以消化原汁原味的外国小说,于是林纾在翻译中对小说原文改头换面,使之适应当时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以此来引入西方思想.在这一语境中,小说翻译对译文读者的启蒙责任远大于对原文作者的译介责任.而到了五四时期,中国读者渴望阅读原汁原味的外国小说,晚清时期小说翻译的责任关系在此时已经发生了颠倒,因而那种对原文改头换面的做法不再获得伦理上的认同.较之“忠实”,这种依托主体间性构筑的翻译伦理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考虑文学翻译的语境,它将以往被“忠实”排斥的文学翻译行为重新纳入主体间性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因而能够作出更加公允的价值判断.这一伦理更多地关注文学翻译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诉求,大大拓展了文学翻译价值判断的包容度,较之“忠实”表现出更加广泛的解释力.

在这一翻译伦理的观照下,文学翻译不再无据可依.虽然伦理判断的标准再也不像“忠实”那样霸道与僵化,但文学翻译又被纳入一个新的伦理框架之内.如果翻译行为不能与其主体间性相适应,那么它就会受到这一价值观念的排斥.那些不考虑语境、不能因地制宜地权衡主体间性的翻译行为将会受到负面的价值评判,从而在伦理层面敦促文学翻译更多地去考虑种种主体间的责任关系.在主体间性的依托下,文学翻译伦理纠正了解构主义对译者主体性的过激推崇,使自身不至于沦为没有依据、没有标准、任由各种胡译乱译驰骋的场所,从而实现其本体论的回归.

三、结语

在解构主义大潮的冲击下,译者的主体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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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②德里达:《巴别塔》,《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③德曼:《“结论”:瓦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④⑩吕俊:《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第245页.

⑤Mary Snell-Horny: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oints,Amsterdam: John Benjamin ublishing, 2006, . 63.

⑥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⑦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9-70页.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第523页.

B11Gideon Toury: Descr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ss, 2001, . 54.

B12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6页.

B13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B14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2009年电子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翻译的文化功效研究”[项目编号:ZJX0816]及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2009年度科研课题“翻译伦理研究”[项目编号:SCWY09-08]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鄢 然

实习编辑 高佳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