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文学现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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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昭通作家群的萌芽

1、文学热到来之前的昭通文学.如果要追溯今天被文坛广为提及的昭通文学现象的出现以及昭通作家群的萌芽,时间恐怕要推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思想的解放,文学作为对社会生活反应敏捷的艺术门类,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精神需求.可以说,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至上的时代,人们的文学与文学理想弥漫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随便一本省级文学刊物,动辄发行数十万份甚至上百万份,一位诗人,很可能因为一首诗,名满天下,迅速走红等

作为中原文化通向云南的重要通道,昭通这块沉寂已久的土地也加入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合唱中.在此之前,昭通文学一直处于相对冷凉的状态.从1949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昭通作家仅有淡墨、蒋仲文、邹长铭、李兴禄、龙志毅、麦芒、贾书伟等十多人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作品,佳作不多,影响也比较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一大批西方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从而代动了整整一代人对西方现代文学的阅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文学迅速复苏,尤其是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预示着一个文学的春天正在来到,而昭通文学也踩着时间的节点,开始了缓慢复苏的历程.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学新时期的到来,已有了一批中青年作家活跃在了昭通这块土地上.那时候,蒋仲文、曾令云、邹长铭、夏天敏等人的作品,给云南多姿多彩的文学风景带来了稍稍不同的元素,它有着一种大地回春的清寒,又有着温润的泥土气息,还透露着昭通这块古老土地上特有的文化气质.1979年春天,昭通地区群艺馆创办了一份文艺刊物《新花》,其办刊宗旨是普及和繁荣文艺创作,培养人才.《新花》不仅是当时昭通创办最早的一份文艺刊物,也是云南地州创办最早的文艺刊物之一.它后来甚至成为昭通作家群中的蒋仲文、曾令云、夏天敏等人文学人生的第一站.继《新花》之后,昭通盐津县在1979年10月创办了《芳草》,昭通县创办了《烟柳》,《芳草》更是在其稿约中提出：“把《芳草》办成业余文艺创作队伍成长壮大的练兵园地.”虽然说从整个国家层面上来说,文学的春天已经来到,在当时昭通作家创作,无论是总量还是作品的影响力而言,都不是太大.

2、昭通文学的摇篮——昭通师专.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中,高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阵地,当青春遭遇文学,无数年轻人的创造被点燃.与其它地区一样,昭通师专在昭通文学的发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82年秋天,昭通出现了一个文学社团——野草文学社.这个由昭通师专文学同仁发起组建的文学社团,也许是当时云南高校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首任社长张广森,在班主任老师宋家宏的支持下,创办了昭通师专“野草”文学社.张广森,这个以在职职工身份考入昭通师专的中文系学生,也许没有想到,他创办的“野草文学社”,会成为云南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社团.将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野草”文学社发端的昭通文学社团,将文学的种籽撒遍了乌蒙高原.在如今的昭通作家群中,几乎重要的作家,都与昭通师专有关.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夏天敏和雷平阳,前者是昭通师专的电大学生,后者是昭通师专中文八学生.此外,学生中有影响的还有樊忠慰、孙世祥等一大批人.再加上作为教师的曾令云、宋家宏、付泽刚、李骞、黄玲、胡性能、杨昭、夏吟等以及在昭通师专校园里长大的刘广雄,曾经在昭通师专工作、生活的老师和就读的学生,在此后的昭通作家群的核心成员中所占人数十之.可以说,昭通师专在某种程度上,是昭通作家群的摇篮.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活跃在昭通师专的文学社主要有“野草”、“茂林”、“拓荒”、“秋雁”、“洪湖”、“星火”、“家园”、“南星”等十余个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产生,与昭通师专浓厚而良好的文学氛围密不可分.昭通师专的一些老师,具有老师兼作家双重身份,他们除了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外,还创作发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并担任学生文学社团的指导老师,这对长久保持昭通师专的文学氛围,巩固学生的创作热情,起到了直接的示范作用.昭通师专的野草文学社,不但延续了近30年,而且其所办的《守望者》,目前是云南高校中最有影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社团报刊,曾获得“全国百佳民间文学报刊”.可以说,昭通师专的这种独特的文学氛围,对昭通文学人才的培养与引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实不仅是对昭通文学.从昭通师专毕业出去的“野草”文学社社员,更是把文学的种子种到了滇东北的山山岭岭,张广森在曲靖创办《乌蒙诗草》、何晓坤在罗平创办《山那边》等昭通师专,成为了滇东北许多青年学子文学人生的第一站.

3、昭通文学的起程.从某种角度来看,1982年也许可以看成是昭通文学的元年.这一年不仅“野草”文学社成立,更重要的是,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分配回了昭通,他们中的一些文学爱好者带来了山外更为明晰的思想解放和文学复苏的信息.在昭通作家群中,从事文学评论的宋家宏曾把昭通本土坚持文学创作的人称为大山的子民,把外出读书又分配回昭通的文学爱好者称为“山外归鸿”.随着文学热的升温,在昭通本地坚持文学创作的队伍逐渐壮大,曾令云、蒋仲文、邹长铭、夏天敏、刘廉昌、雷平阳、陈衍强、黄代本、张仲全等创作门类涵盖了小说、诗歌、戏剧、评论,而从山外完成学业回到昭通的文学青年也逐年增加,宋家宏、黄玲、傅泽刚、铁云峰、李骞、胡性能、杨昭、潘灵、刘广雄等随着这一回归队伍人数的不断增加,两支队伍在昭通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相互激荡,共同促进,从而产生了昭通文学从未有过的新的气象.1984年,昭通召开了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不久,昭通作协召开了转变文学观念座谈会,从那时起,昭通文学界就极为关注全国的文学状况,昭通作家也一直把自己的创作放在全省、全国的文学背景下来考察,从而保持了较为鲜活的创造精神,这成为了昭通文学的一个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不久以后,昭通师专、昭通教育学院的一些年轻教师,以及其它单位的文学爱好者不满足昭通文学的积贫与积弱,发起成立了《荒原》文学社.在他们看来,从秦汉时期就成为中原与祖国西南交通枢纽的昭通,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依旧是一个“文学的荒原”.文学社创刊,就打出了“创新”的旗帜,在社团报纸《荒原》的发刊词中有这样的话：“要让文学的种子在昭通这块土地上‘绿满荒原’”.由于有着共同的文学理想,荒原文学社成立之后,迅速团结了当时昭通地区最有实力的一批作者.今天仍然活跃在云南文坛的作家如宋家宏、夏天敏、雷平阳、黄玲、李骞、付泽刚、胡性能、陈衍强、潘灵,当年都曾经是“荒原”文学社的重要成员.1986年,“荒原”文学社编选一本以《荒原》为书名的“昭通新诗选”,就收到了80多名诗作者的4D0多首诗歌,最后经认真遴选,62名作者的115首诗入选,这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昭通诗歌创作的一次集体检阅,图书出版以后,反响很大. 文学的一旦被点燃,曾经的文学荒原立即被理想之光照亮,一时间,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在昭通这块沉寂的土地上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在80年代中期,荒原文学社主办的“荒原”诗报、雷平阳及一些更年轻的诗人主办的“大家”诗报,成为了当时云南最有影响的民间诗报,并被当时影响极大的《诗歌报》、《华夏诗报》隆重推出.

4、中国文学热的冷却与昭通文学热的持续升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昭通文学呈星火燎原之势,一个又一个文学社团成立,一份又一份个性十足的文学报刊推出,遍地开花的文学社团及文学报刊,寄托着这个地区人们的精神理想.如果说在整个中国文学热的背景下,一个地区出现许多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并不是昭通地区的特殊现象,那么进入90年代,当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文学之外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许多地区的文学热随着中国文坛的风平浪静开始急剧降温的时候,昭通文学却以一种匪夷所思的强劲态势,继续前行.伴随着中国文学一路走过来的人们知道,80年代,人人以文学为荣,而到了90年代,则变成了人人以埋汰文学为荣.但这种现象在昭通却看不到.也许是从过去的交通枢纽变成交通的死角,也许是经济的欠发达,这块土地上的年轻人,对山外风起云涌的经济浪潮不甚关心,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写作、阅读、用手中的笔,延伸自己的梦想.

上个世纪90年代,当一些地区过去狂热的文学爱好者纷纷下海,一头扎进经济浪潮以后,昭通作家却仍就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家园.当时,许多学校、工厂和单位都办有自己的文学小报,作者涵盖了教师、学生、工人、干部和农民,全民创作的时代,文学成为了集体狂欢的理由,近100种自办的报刊杂志成为昭通作家相互交流的平台.《守望者》、《星星河》、《骑手》、《红土地》、《红枫》、《山风》、《星星草》、《方寸天地》等这些由学校、企业和个人所办的文学报刊,几乎都是自筹资金,免费赠阅.它们的存在,在营造昭通良好的文学气氛的同时,也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年轻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当时,时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的黄尧在“云南省昭通作家创作研讨会”上感慨地说：“昭通市大中专院校连同高中的在校学生,为数并不多,但却有数十个上百个自发的文学社团,学生们捐出他们的饭菜票来办自己的诗刊和小报,此情景在全国十分罕见.”

当文学热在整个中国逐渐冷却时,生活在昭通的作家仍旧坚持创作,并开始获得收获.1994年,中国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第2期隆重推出了“云南昭通诗歌小辑”,集中刊发了陈衍强、李骞、樊忠慰、杨莉、成忠义、傅泽刚的诗歌共14首,并在“编后语”中写道：“在‘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滇东北高原,活跃着一批献身诗艺、乐此不疲的青年人.近年来,他们忠于生活,走遍高原,创作颇丰.现选发他们的部分作品,并祝愿他们继续勤奋耕作,结出硕果”.“尽管此前《诗刊》已经发表过麦芒、雷平阳、成忠义、樊忠慰的诗歌,但是这样集中刊发昭通地区的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这在全国都是十分少见的,对昭通作家群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90年代中后期,李骞创作的三百余行的长诗《圣母》在《人民文学》发表,胡性能的中篇小说《有人回故乡》在《当代》上刊出,刘广雄的中篇小说《正步走过雷场》被《十月》头条推出,这在昭通文坛引起轰动（李骞《昭通文学现象探析》）.”至此,昭通作家群的作家,拉开了昭通作家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频繁刊发作品的序幕.

今天,备受文坛关注的昭通作家群,是一个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创作群体,他们植根于昭通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坚持不懈从事文学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而这种文学创作的相对丰收,与他们文学发生地经济的相对落后,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反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昭通文学现象”.分析这一现象有产生,也许有以下的这几种因素：

一是商业化浪潮滞后所赢得的发展空间.当时间的列车驶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随着经济迅猛发展,一个改变中国社会的商业浪潮席卷而来.仿佛是一夜之间,诗歌落幕,理想主义的大军就地解散,代之的是公司雨后春笋一样生长起来,过去长发飘飘的诗人,不知有多少一夜之间西装革履,夹着人造革的公文包,改头换面成了商人.

但是交通不便的昭通,也许是因为乌蒙山重重叠叠的阻隔,也许是在这块土地上曾经活跃的商业因子沉睡得太久,也许是原有的商业化程度比较低,使得第一波商业化席卷到昭通时,已经消耗了太多的动力,虽然已有人开始下海,但还没有形成全民浪潮,与山外发达的地区相比,商业化的浪潮显得比较滞后.然而正是这种“经济”的相对滞后,为昭通作家群的成长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时机,许多热爱文学的人还在按部就地班工作或生活,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也让80年代的文学热,在昭通这块土地上得以延续.

二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昭通有较为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昭通位于云南的东北部,其地处滇川黔三省的结合部,被人称为“锁钥南滇、咽喉西蜀”,是我国南丝绸之路的要冲.自秦开五尺道以后,昭通就成为了中原文化传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到了西汉时期更是创造了灿烂的朱提文化.介于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和滇文化交汇点上的朱提文化,既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因地理原因有着自身鲜明的个性特点和区域特色,是早期云南文化三大源流之一.作为云南开发得最早的地区,昭通自秦汉起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原文化连接云南的脐带,中原文化对云南的影响,最早影响的是昭通,因此这方土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较为厚重的文化积淀.今天,行走在昭通城区,会发现这个城市书店的密度非常大,世界文坛一些新近出现的作家作品,总是会很快就摆在书店的书柜上,在其它地区滞销的文学杂志,在昭通却颇为畅销.《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杂志,每一期都有很不错的销量.因此,汉碑、晋墓、袁滋摩崖,以及国学大师姜亮夫在此地的出现,可以从中看到这一地区崇尚读书、崇尚文化得以千年延续的传统.

三是文化的自信与经济的落后,形成昭通作家独特的人文气质.中原文化的长期影响,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让这方土地的人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又由于交通枢纽位置的丧失,自然环境的相对恶劣,昭通的经济发展与云南的其它地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昭通作家中从事文学批评的宋家宏分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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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昭通作家群的崛起与昭通文学现象的提出

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作为一个概念提出,要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1998年,《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昭通地区文学现象,称在一个贫困地区有这么多的青年以文学的形式反映改革现实和时代变化,是一种绝不同于流行趋势的令人兴奋的新气象.1999年,从昭通调到昆明的雷平阳在《大家》杂志发表了一篇访谈式的“文学调查”：《群峰之上的夏天——云南昭通文学现象调查》.编者按中的一段话,似乎能够揭示这一调查的动因：“我们之所以选择昭通这一云南的‘地区’进行本期的‘文学调查’,主要原因就是昭通和中国的任何一个‘地区’一样,都在80年代涌动过一场罕见的文学热潮；稍有不同的是,许多‘地区’的文学热潮减势了,而昭通仍旧在升温.据不完全统计,在那片乌蒙山酝酿出的大山大水之间,几十个文学社团、几十张文学小报正以其健康的文学态度和不同的生存方式演绎着不朽的文学梦幻.在以经济为生存主旋律的时代,也算是一种‘另类’”.

在这篇文学调查中,首次提出了“昭通文学现象”和“昭通作家群”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经过一二十年不间断的创作积累,昭通形成了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相对整齐的中青年作家创作群体,从事小说、诗歌、戏剧、评论的都有,文学门类比较齐全,如果按照大致年龄排序的话,这个群体包括了蒋仲文、曾令云、邹长铭、夏天敏、宋家宏、黄玲、傅泽刚、李骞、黄代本、陈衍强、杨昭、胡性能、潘灵、雷平阳、樊忠慰、吕翼、刘广雄等他们的作品,不断出现在《人民文学》、《诗刊》、《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中国前沿文学期刊上,不少作品还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昭通作家,在云南文学地图中的位置越来越突出.

昭通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云南文坛,有一个重要原因难以回避,这就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昭通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上千年交通枢纽的地位,使得这个地方既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又有深厚的汉文化.如果放在全国这一背景上来看,昭通作为云南的一个部分,属于边疆地区,但它又与云南典型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一地区多民族杂居,但以汉民族为主体民族,除了一些高寒山区外,昭通的世居少数民族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云南文学由于特殊的多民族共生的省情,一直强调边地与民族特色.而内地对云南文学的关注,也更多地停留在边地与民族特色上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昭通作家的创作由于缺少民族与边地特色,而处于云南文学的边缘地带.如何实现从云南文学的现实景况中突围,成为摆在昭通作家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昭通作家群中从事文学批评的宋家宏等人已经在理论上倡导要写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写自己最有体验的东西,即使是少数民族作者,如果没有真实的民族生活体验与感悟,也不要刻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来获得作品的发表.因此,许多昭通作家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放在全国的平台上来衡量,他们把作品的发表渠道定位在全国的大刊物,认为只有在全国知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才实现自己的文学价值.这样的文学态度,使得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昭通作家,在创作上呈现百花齐放的丰富格局.曾令云立足地方历史文化,夏天敏关注农民命运,邹长铭热衷民间掌故和传说,雷平阳倾情脚下的土地,潘灵迷恋故事的曲折与繁复,黄玲追求的知识分子情趣,傅泽刚心仪的浪漫情怀,陈衍强擅长的历史话语叙事,樊忠慰沉浸的奇妙意象,李骞致力的民族宏大主题,胡性能探寻的叙事可能,刘广雄坚持的英雄主义情怀等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以丰富绚丽的面目,出现在云南文坛.

然而,昭通文学现象与昭通作家群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在云南文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但随后发生的事情,给“昭通作家群”的存在,给予了有力支持和肯定.在雷平阳《群峰之上的夏天——昭通文学现象调查》发表之后不久,《云南日报》的“文化周刊”还就“昭通文学现象”发表了数千字的通讯.这年的年底,云南省作家协会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省财政拨款设立了“作家聘任制”,这是一项旨在团结、鼓励、扶持青年作家,繁荣云南文学的创新之举,云南省作协“聘任制作家”签约中,给予了昭通作家很大的倾斜.在云南省作家协会一、二批签约的23名作家中,有8名是昭通作家,他们是夏天敏、李骞、黄玲、雷平阳、潘灵、胡性能、樊忠慰、刘广雄,占了一、二批全部签约作家的三分之一强.其中与昭通师专有关系的就有夏天敏、雷平阳、樊忠慰、李骞、胡性能、黄玲6人.2000年,云南省作协在其《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昭通作家群”这一概念.更为可喜的是,这些签约的昭通作家不负众望,在很短的时间内显示了他们较为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创作实力,在一、二批聘任制作家中,潘灵、雷平阳、刘广雄等人超额完成了聘任制规定的不低的任务指标,成绩十分突出,仅在全国重点期刊上发表、并为各类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