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一个理上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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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文学理论研究当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国家属性不失为通向罗马的一条途径,但它不是惟一的途径,也不是最好的途径.文学理论当然也可以到处旅行,也可以下榻各种旅店,但是不能永远旅行,不能总是栖息于旅店.它最终有一个不可或缺而且必须回归的家,这就是文学.这决定了文学理论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不能是关于国籍、政治、文化身份、民族主义或者别的任何东西的理论.

关 键 词 中国文论 文学理论 民族主义 文化专制 理论虚构

作者 代迅,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重庆 4007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美学西化问题研究”（批准号：09BZW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域外文论的本土化研究”（批准号：12&ZD166）

近些年来,指责中国现代文化全盘西化,要求重建“中国文论”、“中国美学”、“中国哲学”的声音,可谓一浪高过一浪,这些相互关联的思想凸现了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民族主义走向.但是学术毕竟不是政治.一旦我们进入真正的学术建设之中,而不是空洞的指责和口号式的呐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马上摆在我们面前：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对概念的科学定义是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中国文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文字本身就天然地附加意义,不必像拼音文字那样,必须通过定义的方式人为地赋予其意义.这使得汉语在学习和掌握方面有其自身优点的同时,也带来一个理论思维上的弱点,就是我们在使用某个概念时,往往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无需经过定义就开始洋洋洒洒地加以阐发,其结果导致学术研究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思维惯性在当今文论研究中往往相沿成习且习焉不察.

“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理论”、“异质文论”都是当今国内文论研究中特别是比较文论研究中,高频率使用的概念.“中国文论”概念已经成为国内文论研究的关 键 词 .中国文论传统所特有的诗性话语方式,中国现当代文论在西方文论影响下的巨大改变,以及对于未来中国文论发展道路的重新设计与规划,都是这些年来把我们纠缠得很苦的话题.

什么是中国文论?我们通常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文论就是一系列传统文论范畴如意境、神思、妙悟、风骨等,就是一系列代表作如《毛诗序》、《诗品》、《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概》等.这种观点其实经不起理论上的推敲.因为这些都是仅仅停留于经验现象的描述,而不是理论逻辑的阐述,更不是关于中国文论的准确定义,换言之,还没有取得理论上的规定性.当我们大谈特谈中国文论的时候,当中国文论研究论著汗牛充栋的时候,我们该停下来驻足思考,我们心中的中国文论的理论内涵究竟是什么?笔者检索了CNKI学术期刊网和中文雅虎,没有发现一篇专题讨论“中国文论”概念的文章,似乎这是不言自明的概念.

问题就从这里产生了.当我们认为中国文论误入充满荆棘和泥泞的歧途,试图要将它牵引到坦平笔直的康庄大道时,实际上我们对于中国文论概念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像,并没有清晰透彻的理解.当然也有经过反思后的不同声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前辈学者提出,如果我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还是沿袭中国古代那种以模糊释模糊,概念的内涵既不稳定,又以不稳定释之的做法,已经不再适用于我们的文论研究[1 ],这实际上涉及到国内文论界思维方式的变革,但是在强大的惯性作用下,这种理性的声音未能引起我们的应有重视.在进入21世纪第13个年头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概念的内涵不稳定,又以不稳定释之”的思维困境,许多无谓的论争由此产生.清理“中国文论”概念的理论内涵,使之从模糊走向清晰,已是我们文论研究的紧迫任务.

一、

多年来,国内文学研究界曾经流行过许多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概念.笔者想起了年代在中国广泛流传的“资产阶级作家”、“无产阶级作家”的概念.如何界定资产阶级作家?是否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都是资产阶级作家?为什么他们写的文学作品都是资产阶级文学?即使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作家毕竟是靠自己的脑力劳动维持生活,不能等同于企业总裁、银行家、总统和首相,不能简单地和资产阶级划等号,他们的作品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文学.而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是否就自动锁入了红色保险箱,天然地成为无产阶级作家,他们的作品天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当今国内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三俗（低俗、庸俗、恶俗）”作何解释?这些概念可能有利于当时“清理阶级队伍”,便于使用行政手段进行操作,但是从文学研究的层面来看,并没有抓住文学研究的实质,完全不靠谱.

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的实际含义有悖于汉语通常的语法规律.“无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概念,虽然是偏正结构,但是它偏重的是修饰词“阶级”,而不是中心词“作家”,这是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扭曲的结果.与此类似的是,由于这种思维惯性的延续,“中国文论”概念偏重的不是中心词“文论”,而是修饰词“中国”,这里的“中国”其实不是文论的文化属性,更准确地讲,是文论的国家属性.为什么“中国文论”概念强调的并非是文化属性呢?因为中国文化涉及中国境内多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涉及到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压抑的边缘地位的民间文化传统,涉及到中国文化从古到今在形态和内容上的巨大变化.而“中国文论”概念强调的是,中国拥有一种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论,这里已经过滤了色彩缤纷、难以操作的复数和多元的中国文化,保留的仅仅是、正统和主流的汉族文化.严格说来,中国文论概念强调的仅仅是文论的国籍身份,还谈不上文化身份.

这里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中国文论区别于哪些国家的文论呢?

一般地说,我们所指的中国文论,不是区别于越南、老挝、柬埔寨、朝鲜、菲律宾等东亚或东南亚国家的文论,也不是区别于阿拉伯、非洲或者拉丁美洲国家的文论,我们并没有多少文章讨论中国文论与非西方国家文论的异同,非西方国家的文论研究在国内非常薄弱,这些国家的文论基本上没有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西方中心论”其实在我们的文论研究中根深蒂固,非西方国家的文论历来为我们所漠视,这事实上已经成为国内文论研究中的显著薄弱环节.我们通常的惯例,是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并提.中国文论实际上是与西方文论相对的概念.在我们的语境中,中国文论这个概念侧重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文论.为什么我们不强调区别于非西方国家的文论呢?因为非西方国家的文论没有占据世界文论权力话语体系的中心.这就是说,我们在考虑中国文论与外国文论差别的时候,权力话语等非学术因素起了主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文学理论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之所以把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在逻辑上对举,主要是由于西方文论在当今世界文论体系中的主流地位,我们更多的是觊觎西方文论在国际文论界的话语权,而非出自文学理论自身因素的考虑.从学术研究自身逻辑来讲,我们把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对举,而不是把中国文论与英国文论、美国文论、德国文论或法国文论对举,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逻辑上也不对称.赛义德曾批评西方学界的“东方学”概念,他认为,“东方学”概念“太笼统、太含混,并带有专横的政治态度”[2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当我们追捧赛义德并大肆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时候,赛义德的理论在我们这里已经变味了,赛义德对西方学术传统的批判,到我们这里转而成为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歌颂.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西方文论”概念如同“东方学”概念一样,含混笼统,而且过于政治化.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中国文论不宜和西方文论对举.和西方文论对举的应该是东方文论.东方文论其实也是非常宽泛的概念,从众多的阿拉伯国家经过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到韩国、日本、越南,再到东南亚各地,均属东方文论,中国文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由于传统的“华夏中心”、“之国”的心理定势,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中国文论理所当然地是东方文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就是东方文论的当仁不让的代表.从更广阔的学术背景来看,国内1990年代以来,季羡林等人倡导“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往往被等同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并且认为“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等只有中国文化能够克服”[3 ].这些观念其实与真实世界并不完全吻合,而且带有明显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哪一个东方国家的文化不重要呢?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韩国等等,没有一个国家会认为自己的文化不重要.当然,认为中国文论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东方文论,并非所有中国学者持这种看法,其他东方国家的学者对此也并不赞成.

这里还存在着另外的问题,中国文论和其他国家的文论有多大区别呢?

“异质文论”是国内学界在谈到域外文论时高频率使用的一个概念.在国内学界约定俗成的使用中,这个“异质文论”实际上是指西方文论,而在提到朝鲜文论、日本文论、越南文论时,似乎我们并未赋予这些东亚国家的文论具有“异质”的含义.那么印度文论是否是“异质”的呢?这个问题似乎国内学界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为什么西方文论是异质,究竟这个异质在何处?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文论是否“异质”,其边界在哪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比较含混的,并没有获得理论上的明晰的规定性.“异质文论”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均存在着较多的模糊和不确定之处,因为中国文论和其他国家的文论的区别程度其实很难准确界定,这个概念至少在中文语境中存在问题.“异质性”概念不仅没有获得严格定义,而且在中文语境中容易被理解为含有外来、相异,甚至包括相反、隔绝、格格不入之意,这就很容易产生误导.顾名思义,“异质”意味着根本性质的不同.既然根本性质不一样,那么只能彼此拒斥,无法融通,导致国内学界关于中西文论僵硬对立、非此即彼的思路日益凝固化.“异质文论”概念的客观性与中立性明显不足,但是它所包含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是颇为浓烈的.

二、

一般地讲,不同国家的文论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研究者无论是从求同或者是从求异的角度切入研究,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这种研究指向何处?如果说,研究的目的是走向开放,在多元语境中促进不同国家文论之间的交流与融通,以超越某个特定国家或区域的文学理论的局限性,在更为广袤的范围内探寻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共同规律,那么无论是求同研究还是求异研究,都是殊途同归.如果说,研究的目的是拒绝外来文论,处处标举中国文论的所谓独特之处,而并非以探索文学发展规律的真理为旨归,以为这样可以赢得中国文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那么只能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

不同国家的文论为什么可以交流和融通呢?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规律.为什么它们会有着共同的规律呢?因为文学理论本身,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也只能是以逻辑构造的方式,对文学事实加以描述,不管文学理论有多少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模型,都可以在这一点上得到统一,这就是关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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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等读书的第一要义是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检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4 ]

在同一篇文章中,余英时谈到,他曾到哈佛大学参加过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家,其中一位候选人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这个候选者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讲演中,使用了120次以上的话语（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做切实的文献研究的.余英时自述听后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是有严格的学术水准的[5 ].余英时的这些观点,对于国内流行的否定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热衷于追逐“话语权力”的学术思潮,是一种有益的纠偏和警醒.

我们有必要思考：究竟什么是中国文论?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理论著作,是否天然地就成为中国文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高高举起“中国文论”的大旗,而且对其现展轨迹是否正确,未来走向何方等问题,反复地展开热烈讨论,这一切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认为,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理论著作并不能天然地成为中国文论,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文论呢?假定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论著可以算作中国文论,那么,中国学者写的关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论著属于外国文论吗?更具体地讲,中国学者用中文写成的研究柏拉图文艺思想的论著,是属于希腊文论吗?希腊人不会承认,中国人也不会赞成；那么,是属于中国文论吗?似乎也并非中国古老文论传统的自然延伸.事实上,这一系列类似的研究论著,是一个难以确定的交叉和过渡地带.换言之,中国文论这个概念不仅内涵不够清晰,而且外延也难以确定.当然,我们有一种简洁明快的方法,这样做很简单,就是拥有中国国籍的学者撰写的文学理论著作就是中国文论,但是文学理论研究有着不同于国籍管理的独特内涵,实际情况比通过海关检查护照要复杂得多. “中国文论”概念的真正内涵,是政治性而非文学性的,其核心是彰显特色论,它包含着这样一种理论设定：近百年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全盘西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论著已经丧失了我们的民族性,当务之急则是恢复我们的民族性,更明确表述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是把政治概念直接套用到文学理论研究之中,缺乏必要的过渡和延伸,含混而且空洞,就文论研究而言,不具有可操作性.什么是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色?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概念范畴就是中国特色吗?如果我们认为是,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中国古代的概念范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既难以直接运用,又难以简单仿效,更重要的是,它们更不能代替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必要的知识创新.

对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理解,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最根本的弱点,是缺乏必要的理论说明,没有获得理论上的规定性,更多的是停留在模糊的想象或简单的经验描述的层面上.正如文学的本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样式,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若干范畴,因为文学理论是历史的,它始终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它必然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

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言,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求异研究.如果认为,这种特色就是中国文论研究者处处标新立异,刻意标榜自己与国外文论研究者不同,这种肤浅的看法无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完全没有触及到学术研究的深层次问题.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如果一定要以自己的研究特色以自立于世界文论之林,只能是开辟新方向,创建新领域,提出新命题,发现文学发展的新规律,而且这是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远非中国特色所能概括.如果认为这就是中国特色,那么极其不准确,也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所在.

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真正要义,隐含着这样一条基本思路,就是清除近百年来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理论著述中外来文论的渗透和影响,为捍卫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理论著述中的民族纯洁性而斗争.就文学理论自身而言,其实根本不存在“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必然有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国外的文学传统必然不利于文学理论研究”这样泾渭分明的虚假命题.真理是具体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文学传统,都有着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不利的东西,也有着对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有利的东西,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古代的经验性模糊思维,就不利于推动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而一味追逐西方当今的文化研究而逐渐偏离文学研究本身,对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未必都产生积极的效果.

但是这种“去西方化和再中国化”思潮,在当代中国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识形态领域,以浓烈的政治色彩展开.这在过去的年代里被描述为“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现在则被说成是“反对西方文化殖民”,中西之间文学理论的正常学术交流,被我们虚构为压迫与反抗、真理与强权的关系,文学理论研究被想象成了为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而战斗,提升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层面,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冲突,文学理论研究变成了狭隘民族主义的讲台.最终结果,中西之间的文学理论交流,在我们这里形成了非此即彼、水火不容、“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的荒谬关系,文学理论研究完全迷失了自我,就此步入歧途.

三、

我们在实际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中,在使用“文学理论”和“中国文论”概念时,并未严格加以区分,甚至往往不加区别地将两个概念交替使用,这样做是否恰当呢?我以为是恰当的.仔细思考,这里实际上透露出国内学界的另一种思路和走向,或者说,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自觉不自觉中对于“中国文论”概念的正确理解,质言之,没有基于国别的特殊的中国文论,只有关于文学普遍和一般的原理即文学理论.这就是我们在高校中文系讲台上,讲授的“文学理论”或“文学原理”或“文学概论”课程,名称有所不同,内容基本一致,实际上是同一门课程,这门课程通常被理解为关于文学一般规律的总结.

能否设想,在国内外的高校文学课堂上,出现这样一种情景：给一年级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原理”,给二年级的大学生讲授“英国文学原理”,给三年级的大学生讲授“巴西文学原理”,给四年级的学生讲授“赞比亚文学原理”呢?这很可能是关于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设计中最为荒谬绝伦的想法,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种因国家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文学原理,这是而且只能是一幕关于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荒诞派戏剧.因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学原理,就是关于文学起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逻辑叙述.

当然,关于文学理论也会有多种多样的理论流派,但是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与不同的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特定对应或对立关系.并且就这些理论流派而言,依然可以从文学原理的角度提炼出共同之处,艾布拉姆斯的关于“作品、宇宙（世界）、作家、读者”的“文学四要素”说、韦勒克等著《文学原理》、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等无不如此.乔纳森·卡勒批评某些文学理论书籍把文学理论仅仅视为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学派与方法,认为不同的学派与方法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的[6 ].而这正是我们可以谈论文学理论的原因,如果这些理论流派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那么文学理论本身也就消失了.

假设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中国文论、英国文论 、巴西文论、赞比亚文论,各国之间均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学原理,那么文学理论研究将会变得不可思议.这意味着文学理论研究将不再是一门共同的学科,而是像物理、数学与化学一样,是彼此各不相同的多个学科,文学理论研究会议将不再是文论界同行之间的探讨切磋,而是多学科或者跨学科之间的联谊会,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诗文评”概念还是现代的“文学理论”概念,都远比现在流行的“中国文论”概念更为贴近事实本身.如果我们执着地将“中国文论”概念理解为关于中国文学的独特原理,而拒绝理论自身所应有的普适性原则与规范,那么它在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中将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自立于世界文论之林,只能沦于纯粹的理论虚构,其结局是必将走向消亡. 中国文论概念还意味着,存在一种中国人所特有而他国所没有的文学理论,这包含了一种专制和独断的思维.因为是否存在着中国所特有而他国所没有的文学理论,需要制定一个可供评判的标准.这种标准由谁来制定以及如何制定呢?只能是基于这样一种预设,即中国存在着整齐划一的文学理论,而且这种理论本身,也只能是钦定的正统文学理论.这种预设与文学理论的发展事实完全相悖.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广袤的地域、多样的民族文学和漫长的历史的国家,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文学理论从来都是复数和多元的,只有标准化的单一国家文论,这样的景象只能存在于民族沙文主义的想象之中.

如果一定要说有中国文论,那么这个概念只能理解为拥有中国国籍的学者所阐发的文学理论著述在数量上的总和,除了在政治上有助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外,就文学理论本身的学术研究来讲,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意义.即使是拥有中国国籍的学者所撰写的文学理论著述,也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这样一些差别：首先“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所带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别；其次作为主流汉族文论不同于非主流的多种少数民族文论的差别；然后是千差万别的个体研究者之间的个性差别.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思想专制和政治的时代里,这些差别虽然存在,但是受到压制,远远没有在我们既有的文学理论框架内得到应有的反映,未能充分展示它们应有的丰姿.今天我们不应该以标准化的所谓“中国文论”模式去压抑它们.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这些各不相同的思想之花,让它们充分展示各自的香味和色彩,在新世纪的阳光下开放得更加艳丽.

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国文论”概念,包含了一种话语暴力,其实质是大一统、平均化的标准模式,它抹平了历史差异、民族差异和研究者的个体差异,它以国家压倒个人,以集体取代个体,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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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这些文艺作品在国际上的成功,国外学界也持有不同看法,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以国际电影节的评奖和张艺谋等人的影片为例,分析了全球文化运作机制以后,明确指出,我们正在努力张扬的民族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沦为一种谋求获得国际大奖的商业元素,一种以异国情调为标志的边缘性空间,其目的不过是寻求商机而已.[7 ]同时,理论研究毕竟不同于文艺创作,文艺创作可以凭借异国情调获得观赏者的喜爱,更容易赢得国外市场.而理论研究不以形象性见长,追求的是理论的普适性.以地方特色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这种文艺创作的经验不宜在理论研究中简单地加以模仿.如果我们直接套用文艺创作的这些经验,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可能进一步丧失在国际学界的话语权,因为每一个研究者都只能建立自己的个体文论.任何一位研究者想要囊括并建立国家文论,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假想.

文学理论研究者可以选择研究某个国家的文学理论,但这里的核心已经不是国家,而是文学理论.但是,当我们将研究目标锁定为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时候,我们已经违背了汉语的语法规律,挪移了研究重心,从文学理论转向了国家特色.从文学理论研究自身来讲,这种转向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它抽空了文学内涵,由政治等非文学因素取而代之.从国别因素来讲,无论我们是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锁定为中国或是法国或是日本或是德国,都不会天然地带来学术水平的提升.因为学术水平的提升取决于这样一些共同的因素：研究者的天资如何,是否受到良好的学术训练,是否具有必要的研究经费,是否拥有充裕的图书资料,是否孜孜不倦地勤奋工作等.我们不能设想,某个研究者一旦拿到“中国文论”这张船票,就可以轻易地游弋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海域,伸手即可捞到丰硕研究成果的大鱼.事实上不存在这样的船票,这是如同永动机一样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中国文论”这样的国家文论概念,如同中国文学这样的国家文学概念一样,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它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在漫长的中国古代里,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先秦两汉散文”、“唐诗宋词元曲”、“诗文评”而没有“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概念.宇文所安认为,近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学的国有化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需要,明确断言,“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文学与文化遗产在新的国立教育系统里被机构化、体制化,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稳固的基础之一”[8 ].宇文所安指出：如果和古代文学批评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区别是曾经被视为普遍的文学体裁现在变成了“中国文学”.[9 ]

这样的区别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相关研究.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和当今“中国文论”的差别在于,中国古代诗文评面对的永远是诗歌、散文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关注的永远是文学自身,因此充满生机与活力；当今的中国文论研究面对的是国家,关注的是文学理论的国家属性,这样它就丧失了阐释文学的能力,丧失了文学理论自身的内在生命力.这在封闭的年代里我们还不易觉察到危机所在,而一旦摆脱了封闭和禁锢的时代,面对现代世界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多种文学理论挑战时,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立即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在理论的竞争中难于胜出,就连生存也成了问题.文学理论研究当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国家属性作为其中路径之一,不失为通向罗马的一条途径,但是这不是惟一的途径,也不是最好的途径.文学理论当然也可以到处旅行,也可以下榻各种旅店,但是不能永远旅行,不能终身栖息于旅店,它最终有一个不可或缺而且必须回归的家,这就是文学.这决定了文学理论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不能是关于国籍、政治、文化身份、民族主义或者别的任何东西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