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晚开之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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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小说是维吾尔文学形式中形成期最晚而繁荣发展最快的体裁之一.新体裁的出现既与本民族文学内部各旧体裁之间的倒装、移位、组合等变异有关,又与共同体所面临的具体社会历史与文化心理过程息息相关.历史传记、达斯坦、戏剧中的各种艺术因素的不断变化,为维吾尔现代小说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内部动力,而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新的认同诉求与精神需求,以及现代市民社会、报刊体系、阅读大众等外部因素的不断出现,则为这一新的表达方式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

关 键 词 ：维吾尔族 文学体裁 现代小说

一、

文学形式上的多样性和各种文学形式之间不断地更新、融合、移位和过渡是维吾尔文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特点之一.现代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出现得比较晚.研究维吾尔小说体裁发展史的第一人是买买提波拉提,他将阿尤甫曼苏尔1940年在《新疆日报》发表的短篇小说《巴拉提扒手》看作维吾尔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作品.阿扎提苏里坦则把赛福鼎艾则孜看作“维吾尔短篇小说开拓者之一”,并认为其于1938年创作的处女作《孤儿托乎提》“对维吾尔文学来说,是在文学形式方面的开拓型探索”.而努尔买买提扎曼在《维吾尔现代文学史》一书中探讨纳扎尔霍加阿布都赛买提时提到,1921年其短篇小说《欧玛克与阿木拉克》在伊犁早已大量印刷发行.这些作品还只是在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之前,有限的尝试和准备.祖农哈迪尔的短篇小说《教员的信》（1945）和《筋疲力尽的时候》（1948）的发表标志着维吾尔小说体裁的真正形成和成熟,“对维吾尔现代小说的发展打下基础”,“是文学形式上一种崭新的开拓性探索”.总之,虽然在漫长的古典文学河流里出现了一些具有散体叙事特点的作品,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小说是维吾尔文学园地里“一朵晚开的花”.即便这样说,我们还需要追问：这个花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这朵花是属于谁的?谁培植它?怎样的环境给它提供生长的必然条件?哪些因素是推动其成长的动力并加强了其生命力?

二、

无论采用何种定义或者从何种方面进行历史性考察,小说是一种既具有悠久历史渊源,又具有高度现代性的文学样式.虽然早在古罗马以及其他的国家/民族的古典文学中,已有与诗歌不同的、具有“另类”特征的文学形式,而研究小说体裁史的许多理论家则大都认为,小说是新来者,“小说是这个新世界产生的惟一体裁,在一切方面都同这个新世界密切无间”.伊恩P瓦特将18世纪早期笛福、理查逊和费尔丁的小说看作小说兴起的标志；谢林和卢卡奇同样把《堂吉诃德》作为现代小说的开端；米兰昆德拉和巴赫金则非常推崇拉伯雷的小说并把它称为“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如果我们把文学内部因素的相互融合、移位和转变作为新文学形式的主要来源,那就会在悠久的文学传统里,自然地发现现代小说的雏形或构成因素.“体裁从何而来?简单地说,它们来自其他体裁.―个新体裁总是一个或几个旧体裁的变形,即倒装、移位、组合.”也就是说,小说是旧体裁的新变异.因此,我们既反对过度强调外部因素（新的社会条件）作用的“物质决定论”,又反对将内部力量（文学内部变体）看作唯一源泉的看法.犹如威廉斯所说的那样,“第一,特定的文学形式同它们产生于或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和时代二者之间,分明存在着社会联系与历史联系；第二,各种文学形式又无可置疑地具有自身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能够贯通和超越同这些文学形式有着上述那种联系的各个社会和各个时代”.因此,只有将内外因素和古代因素与现代条件都纳入到研究范围,追溯其演变过程,才能更正确地诠释出这“新来的老朋友”的成长历程.在寻找维吾尔文学体裁中的“晚开之花”――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同样采取以上内外因素兼顾的研究方法.

三、

小说形成史的研究者把目光一律转移到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史诗等形式上,即认为它们是情节、人物和环境等形成小说体裁的基本要素里集中的、原始的文学形式,小说是在上述要素的发展过程以及人们现实意识的不断的发展中,以独立的文学体裁的形式出现的.“小说绝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文学表现方式,从本质上说,它是十分古老又高贵的叙述文学传统的一种延续”,是“现代枯燥的现实挤压下产生的史诗精神的一种体现”.国内外的文学理论家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传统定义,就是把小说看作讲故事,这个观点突出了小说情节的重要性.法国的文学评论家阿舒库勒说：“小说是以散体形式叙述的,有一定篇幅的虚构故事.”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弗莱也是从神话一原型批评的角度出发,从神话中寻找小说最原始的胚芽.

当我们认为文学的体裁是源自其本身时,我们得注意成为小说的形成基础的其他体裁,尤其是书面文学的那些散体叙述特征及其成熟过程.在那里具有完整的情节结构、较为典型的人物形象和具有艺术情景的史诗、达斯坦、戏剧、历史传记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说“小说是史诗和戏剧这两大文学体裁共同的后代”.从维吾尔文学创作实践来看,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书面文学中的历史传记、达斯坦、戏剧是保留、形成并发展为小说体裁的基本文学形式.

“在维吾尔古典文学中,诗歌一向作为主流,甚至有时候是唯一的文学形式延续下来.”但是,当我们注意到维吾尔文学近二三百年的发展史时,不难发现在书面文学中诗歌的垄断地位逐渐减弱,维吾尔文学在叙述、体裁等方面有了更新和转变的迹象.“察合台文学时期的散体形式比喀喇汗王朝时代的更多,更完善.这一时期,古代维吾尔文学中的传说、神话、训诫和自传性质的散体形式更加完善和科学化.形式上增加了讲史、达斯坦、编志、战史、故事、系列故事以及手册性质的散体形式.许多口头和书面作品中散体和诗体并用,因而,散体作品的种类和形式增多了,进一步完善了.通过这种方式,在察合台文学中涌现出大量的大型演义、战史、历史传记、系列故事、圣人传记、册子和方志等文学作品.”尽管以上用的“大量的”、“科学的”、“完善的”等字眼略显夸张,但是在维吾尔文学中具有体裁变化的特征确实逐年增强,原先诗歌的统治地位开始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散体表述形式.尤其是在察合台时代后期,可以发现文学上的叙述特征向散体的转变越来越快.《拉勃胡兹传》以其美丽的文学风格、炫丽的艺术形象、雄壮的言语、丰富和深刻的哲学思想表现出散体叙述模式的较高水平,《巴布尔回忆录》以其“用无客套、清晰而简单的语言描写”为基础的细致的叙述模式成为了历史题材散体作品的典范.米尔扎穆罕穆德海德尔的《拉失德史》中,阐述事件、划分章节、塑造形象、描写事物等方面展现出了成熟的叙述艺术、修辞技巧,到了17世纪时翟黎里的长篇叙事诗《穆罕默德圣行录》,阿布都许库尔的《阿布都曼南传》等传记的出现,在书面文学上与诗歌并行,为具有小说特点叙述形式的形成、发展,到最后以独立的形式分离出来打下了基础.到19世纪,传记、方志发展得更快.“神话与历史、文学与传记（方志）有了明显的差异.”叙述艺术上,尤其是在安排情节、塑造形象、描写角色的心理状态变化和环境等方面开始形成散体作品特有的叙述语言特征,形象的、生动的、接近民间口语的修辞技巧也逐渐出现.文学家和诗人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人物和事物时,广泛应用典型化、个性化、艺术虚构、夸张、缩小、柔化、比喻等修辞手段.以散体形式创作作品基本内容的同时,在作品的各个部分穿插双行诗、片段、四行诗、古典双行诗、呼告、抒情诗、尾声等诗体片段使作品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生动和感性的色彩,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维吾尔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叙述语言和叙述艺术的风格化等趋势,并不是受外在影响的结果,尤其不是受外来文学的影响,而是通过维吾尔文学传统的自发演变以及将民族口头文学艺术表现技巧、叙述特点体现在书面文学的灵活运用上,从而实现了其发展过程.具有丰富的修辞手段、形象的描写特点的语言基础和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给日益理性化和现实化的维吾尔文学提供了所需要的艺术、形式、语言、叙述技巧等要素.笔者认为,一直是诗歌处于主导地位的维吾尔文学中历史传记的兴起是维吾尔文学自然发展的结果.到了19世纪时,传记和与它并行的达斯坦的壮大,显然是文学观念上的变化以及标志其未来发展将会更快、更强的预兆. 达斯坦在维吾尔文学中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最初在民间口头文学中产生,然后进入到书面文学中的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诗体形象的一种文学形式.当我们注意达斯坦的发展过程时,可以发现达斯坦由浪漫主义逐渐趋向于现实主义,尤其是到18、19世纪时进入了繁荣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以历史题材为基础的历史达斯坦得到了迅速发展.当然,这也标志着文人在创作语言、文学观念上的转变.这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社会事件,民众自我意识的增强以及在诗歌当中事件、人物形象、历史、命运等现实问题的具体化,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以叙事为主的达斯坦的增多,与此同时出现了和诗歌并行发展的方志、册子、历史传记等文学形式.我们从这一时期问世的《伊斯兰书》《阿尔斯兰汗传记》《尊贵毛拉的传记》《霍集占传》《喀什噶尔史记》《迈赫杜姆艾赞穆》《安宁史》《伊米德史》等著作中,就可以看到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和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尤其是历史、方志作品在叙述、结构和语言特点等方面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散体特点.这一时期所涌现的历史作品是维吾尔文学历史题材作品中散体叙述模式形成的标志性依据.这些作品中,散体叙述增多,形象、生动的叙述语言开始形成,角色、事件、矛盾、冲突开始具体化以及叙述和描写趋向于成熟.

在20世纪重大的社会转型的趋势之下,与古典传统明显不同的转变更为明显.随着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及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阅读大众跟作家之间的“情感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文学更进一步接近现实,揭示现实中的黑暗,表达大众对未来的渴求.文人的文学思想、创作审美上的紧迫感日益增强.他们力求通过文学给民众传播思想,将文学当作呼唤、激励、教育人民的手段.这种更直接、更易于接触的对话关系,促使文学表达方式的转变.这样,文学的语言、结构、体裁、叙事特点、审美意识及修辞技巧等诸方面产生了质的变化.维吾尔文学日益远离古典传统逐步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形式.诗歌不再是唯一的或者主流的文学形式了,文学语言脱离阿拉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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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古代维吾尔文学中存在并兴盛一时的戏剧这一艺术形式为何连续7、8个世纪销声匿迹或者默默地渗透到其他艺术形式中,而又为何在20世纪突然兴起,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呢?其间又潜藏着哪些有利于戏剧兴起的因素?又是什么影响着文人的创作不从诗歌转向小说,而是直接转向戏剧呢?

四、

20世纪维吾尔文学上影响戏剧的再次兴起的因素应该从文学四个因素在关系上的变化中寻求答案.“文学中区别体裁的中心原理看来便是如何表现的根本原理.话语可以面对观众们表演出来；也可以讲给听众听；可以吟或唱,也可以写下来供读者阅读.”“在观众面前表演的诗歌是戏剧；在听众前朗诵的则是叙事诗；自己背朝观众唱或者吟诵就是抒情诗；而小说则是应安静地阅读的.”费莱认为,某种体裁的形成是由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更确切地说,“由诗人与读者之间所确立的种种条件来决定的”.这里所说的沟通需求或者条件看起来好像是从作者和读者之间体现出来的,实际上它还是取决于艾布拉姆斯提出来的“构成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即作者和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直接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对话形式,并产生“一种现时在场的,出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情感结构”.作为蕴含着强大推动力量和改变愿望的心理活动,“情感结构”直接影响到作家和大众之间的对话,从而改变对话的形式.这个形式变化毋庸置疑的都包含着“外在的形状”与“内在的构形冲动”,“从外部的、表面的到基本的、决定性的这一整体性体系”,从而导致整个“对话”体系的转变.戏剧的兴起也正是这种转变导致的必然结果.

20世纪初期的复杂政治、社会现实要求作者站在更现实和理智的立场,积极影响着人们.在时代残酷的现实和无知人们的麻木不仁面前,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感到极大的认同危机,而这种危机往往需要文学与群众之间最直接、生动、有效的沟通形式.尽管文人们为了在诗歌中把自己的思想明确、生动、形象地表达而努力,但是绝大部分民众文化素质低,而且在报刊杂志、文化教育机构不健全的条件下,通过诗歌达到预期目标是非常之艰辛的.

到了1930年代国际局势的紧张变化迫使新疆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相对轻松自然,与此同时为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1934年新疆各地建立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简称“维文会”）,“维文会”在唤醒群众的认同意识和危机感方面做了大量启蒙工作.“维文会”最注重的“新”的斗争武器就是戏剧.“维文会”一建立就首先在下属设立“萨那依纳菲萨”（文工团）,开设培训班,大量培养戏剧方面的人才,并不断地推出戏剧、歌剧.文艺活动兴起的第一时间,许多从事文学和对文学感兴趣的文人立刻加入了戏剧的阵营.一些文人的文学创作就是从戏剧创作开始的.黎穆塔里甫也以高昂的热情和战斗精神加入了戏剧创作的行列.祖农哈迪尔、赛福鼎艾孜则、比拉力艾孜则、阿布都热依木乌提库尔等作家在此期间创作的戏剧在维吾尔戏剧创作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而没过多久,盛世才的政治立场突然剧变,局势紧张,“维文会”的作用也大大减弱了,戏剧的舞台日益缩小与艰难.随着认同诉求不断增强,文人们需要更有效、更合适的艺术形式.虽然在戏剧创作中作家思想、审美意识上的转变和对转变的向往比诗歌表现得更加生动、真实,但是逐渐恶化的局势,几乎消灭了喜剧生存的社会空间,同时,戏剧内部的有限性也大大限制文人充分表达文化需求的愿望.“小说的本质特性当然为这种需求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小说与其他所有形式的诗体因素完全能结合,即它具有作家描写情节过程中表达情感的诗意,又具有更形象、更清晰地表现角色的手段――戏剧因素.其他体裁所不具备的幻声陈述、争论或倡导在小说中也具有合法地位.”小说的表白和“情感结构”是更直接、更周到、更透彻、更锋利的,可以更深层次地、更仔细地解释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和冲突. 当然,弗莱所说的“安静阅读”的小说包含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即现代报刊体制的形成以及市民社会的出现.伊恩P瓦特将读者大众的增多与变化视为“使那种英国比其它地方发生的更早、更彻底的突破成为可能的诸种原因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将报刊看成想象民族的根源和最有效性的技术手段.没有阅读大众、没有可以阅读的时间和可读的报刊杂志,小说的出现是根本不可能的.市民社会、现代报刊体制、阅读大众的出现是小说形成的必要基础与技术条件.随着启蒙运动的广泛蔓延与认同危机的不断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的现代化趋势也日益突出,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和保障.穆萨巴耶夫家族带领的工业化、现代化尝试和影响日益深远的“启蒙运动”愈来愈加快维吾尔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能读能写能欣赏阅读的民众人数也大量增加.按照1938年新疆各族文化会所属学校及学生人数统计表,维文会属下的学校有1540所,学生有89804人.到了1943年,公立、私立、民校学生加起来达到209244人.这就意味着,大众阅读日益增多.此外,1934至1936年底,省政府先后派遣307名各族青年赴苏联塔什干中亚国立大学学习深造,其中维吾尔族学生有140名,这些学生回来以后都变成推进民族文化、教育、文艺事业的骨干人才,其中很多人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包括为小说体裁的形成打下基础的赛福鼎艾则孜等.另一方面,“从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报刊第一份报纸《伊犁白话报》算起,先后创办了《伊犁新报》《伊犁报》《意识报》”,《自愿生命》《新生》《团结》《奋斗》《前进》《新疆日报》和各地“维文分会”出版的《新声》《我们的呼声》《阿克苏通讯》《星》《萌芽》《塔克拉玛干》等报刊,喀什《新疆报》的发行量达到38000份,至1940年报社达到7个.此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国内、苏联和中亚各兄弟民族文学作品大量传播、介绍,更扩大了维吾尔文人的视野和满足了大众的阅读需求,甚至于1942年开始“苏联在塔什干设立‘东方之真’出版社,专门为新疆出版了大量各类图书”,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东方之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小说类作品就有200部左右.从这些数字我们不难看到,阅读大众和阅读资料大大增加.戏剧已经不能满足和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新需求.“以不同方式写作就意味着以不同方式生活,而这又意味着以不同方式阅读,在不同方式阅读,在不同的关系中阅读,并且常常是由不同的人们来进行阅读.”新的文化气氛、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情感结构”,当然强烈的需要新的文学作品、新的文学形式、新的阅读方式、新的对话模式.于是慢慢出现与戏剧不同的新尝试和新探索.

五、

那么,维吾尔文学中现代小说的发生是通过怎样的艺术过程来实现的呢?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简单的总结：

一、历史传记作品以真人真事为主,因此会受到艺术虚构和过多的艺术描写等因素的一定限制,但是戏剧将历史、现实和艺术虚构合为一体,而且为讽刺、暴露现实生活中的不良行为,多采用夸张、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在此过程中有效地利用笑话、谚语等语言材料.戏剧中,人物的行为、言谈举止以及心理变化需要详细地描写.于是,在戏剧的描写中开始增多超越单一的、直接描述历史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描述.真实性在叙述中的地位开始动摇.

二、历史传记作品主要以全知式的叙述方式为主,作者的叙述占绝对的地位.作者对作品中角色的行为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个人观点和立场,随意给予评价及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描绘.《艾米德史》《安宁史》和其他传记、达斯坦等作品中,诗人或作家在叙述过程中渗透自己的个人观点或评价.但是,在戏剧中作者这种闯进叙述过程中的现象逐渐减少.起初出现的戏剧中作者的立场虽然表达得相当鲜明,但是作者在叙述中的影子越来越模糊.因戏剧人物凭其身份组织叙述,不需要作者多余的描写注释,作品的叙述视角就更多了.因此,达到了不停变换的、流动的叙述效果,作品实现了具有更加生动的、立体的叙述效果.随着历史传记作品单向的、全知式的叙述风格的多样化,小说特有的生动的、灵活的、多层次的叙述模式快速确立起来.

三、通过戏剧对话使语言越来越成熟.我们从历史传记作品中可以发现,作者的叙述占很大的分量,人物对白虽然有,但是极少.达斯坦中的对白以诗体形式出现.但是由于自身的特点,话剧要求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具体的语言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民间文学中的大白话和笑话相对发达的情况使得书面文学,尤其是在散体叙述上处于最弱环节的对话得以快速发展.文人经历了通过作家讲述来进行人物塑造的创作考验,并基于表演的需要,更注重语言的易懂和生动.叙述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对话的语言、场合、人物的性格特点、身份、兴趣、地位等因素合为一体的需求,维吾尔文学中散体对话这一形式也开始正式形成.并且散体对话的精炼、生动和符合角色等特点成为衡量作者创作技能的一个标准.另一方面,与对话并用的作家讲述一起使戏剧的框架得到逐步完整.这实际上是文学更接近散体的一个标志.叙述和对话的这一微妙的变化和成熟,促进了向小说的更进一步发展.

四、在达斯坦、历史传记作品中的“开端赞辞”全部消失.我们在历史传记和达斯坦中,在整篇作品或某一段的开头之前,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有关赞美真主、圣人或英雄人物的“序述”,或者是像“无限赞颂和感激全归安拉,他无疑是最初的、永恒的和完美的”这样的赞颂叙述.这一般是伊斯兰文学传统的专属成分,作者先以向安拉（真主）、圣人和已故的先祖致敬或者将此书献给某某伟人或者是对读者致意为目的,然后甚至直接陈述书写作品的目的.在部分章节中还会出现给下一个部分或章节的后续发展做出提示的简短引语或是提示回顾前面章节的内容；在一个片段的末位或者是在讲某个事件时,想跳跃到另一个事件时,就用“却说”、“接下来听听这些等”之类的转折语.例如,我们查阅《维吾尔达斯坦选集》中收集的11部达斯坦就发现,在每一个叙述将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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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戏剧中融入了自然、环境、人物描写及适当的心理描写.历史传记、达斯坦中,自然描述并不多,它大多是以情节的描述和讲述内容为主.但是,戏剧中尤其是以反映爱情为主题的戏剧中抒彩浓厚,渗透着很深的诗意.宜人的环境描写虽然简单,但也开始出现.从这些叙述和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正在逐渐成熟的叙述及描写技能.

总之,通过以上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和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慢慢诞生,并作为维吾尔文学园地里的“晚开之花”,愈来愈充满芬芳、美丽,愈来愈得到关注.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迎来了最佳盛开之际.对此进行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但是,很多研究基本上只观察其花瓣、颜色、规模等因素,而对其成长、盛开提供必要生命力的基本内在因素一向被忽视.今后,我们应该对维吾尔小说的叙述风格、修辞特点的起源以及其审美、文化、人物、情节、结构基础的传统成分等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真正民族艺术成分的根源；才能建立维吾尔小说艺术的理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维吾尔当代小说时,我们好像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古典文学和由碑铭文学演变而来的散体艺术元素.一个新的文学形式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崭新的开端,而更是一个新的回归与重建.

（努尔买买提艾买尔,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