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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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应麟在学术上兼综各家,亦遵从“尊德性”与“道问学”之理论范畴,有关南宋乾、淳诸派学术关系的绍述,表达了从心学、理学向文献之学发展的独特理路.其思想与学术格局的形成,反映了乾道、淳熙思想高峰后的业绩继承和文献整理诉求,这直接影响了他在文学史学、文学批评、文学考据诸方面的成就.他在词科学术与词科文体写作上的独特贡献对于清代考据与辞章的合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全面探讨.

关 键 词 ：王应麟；尊德性；道问学；心学；文献学

作者简介：钱志熙,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1-0100-10

王应麟,号深宁居士,是南宋后期浙东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生长于南宋乾道、淳熙诸家学术并起的背景中,耳濡目染于陆氏心学而尤其推崇朱氏,平生论学评文多宗朱氏.其本人又由博学宏词科出身,以博学善属文见长,形成以征文考献、纂引前论、述而不作为特点的学术风格.这又与当时浙东吕祖谦一派的学术接近.至其注重致用、考证经史以明制度,又与永嘉学派有相近的表现.以上几点决定了他生平学术文章的趋向与格局,也是我们在论述他文学成就时的基本依据.

王应麟在学术上具有兼综各派、述而不作的特点,可以说是南宋乾道、淳熙间诸家学术的综合继承者,但他并不像朱、陆那样开出宗派,也不像真德秀、杨简那样悟道入微、独具心得.他对理学与心学各派理论,自然是耳熟能详,但却不一定有独到的、新的发明.如果从理学尤其是心学自身的范畴运动来讲,这意味着思想史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停顿.其整体的学术风格更像吕祖谦,以兼综文献、绍述旧闻见长,其著作如《困学纪闻》、《词学指南》都有这个特点.这里面,考订精微、精通古学固然是他的特长,但对于有宋一代学术的绍述,尤其是对南宋诸家学术、文章的绍述,恐怕是他平生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

南宋后期,经过朱、陆的辩论,学术界对于学问的问题,都能明确地集中到“尊德性”、“道问学”这一对范畴上来.朱氏将尊德性与道问学视为两端,陆氏则认为尊德性即道问学,言下之意是没有贯穿德性宗旨的问学并非真正的问学.其实这是开出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是对于知识的两种不同的理解.王应麟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看法,其《袁洁斋答舒和仲书》说：

如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陆子静所言,专是尊德性.洁斋先生之学,陆子之学也.观其尺牍皆勉学之要言,盖尊德性实根本于学问,未尝失于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1]（P47）

陆氏本着心即理、理即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看法,力言尊德性即道问学,从逻辑上说是圆满的.但是在学术的实践上,出现了袁燮（号洁斋）所说的“但慕高远,不览古今,务为高论,不在书册”[1]（P47）的一种学术流弊,尤其是一部分学者脱离实践理性空谈心性,实际上将心学变成新的教条.所以作为陆学传人的袁氏,重新提倡读书的重要,主张要学“古人多识前言往行,日课一经一史”[1]（P47）的作法,深得王应麟的赞同：“斯言也,学者当书绅铭几,昼诵夜思,尊所闻,行所知.”[1]（P47）我们说,这才是王应麟最真实的学术思想.他原本传承自陆学,对于尊德性之义、心学之理,是身体力行的.但他不同于高谈心性、束书不观、援禅入儒的心学一派,主要不在于专悟心性之理、做纯粹理性的思辨工作,而是以整理文献、博学属文为业,其中当然也包括对于心学、理学的绍述与整理.上述这些话中,“尊所知,行所闻”,也是最能概括其治学特点的.在思想方面,他主要是一个实行者,而非创造者.他是一个哲学史家,而非哲学家.王氏的这种表现,反映了乾道、淳熙之后学术界的一种现象,在思想创造的高峰过去之后,紧接着是对这种创造业绩的继承与整理,但还谈不上对其进行反思.王应麟就是处在这样的节点的一位学者.当然,要探讨王应麟直接的学术传承,其家族与地域的学术思想背景也不可忽略,他自己在为甬上四先生所作传记及《庆元路重建儒学记》等文献中多有交代.今人有关王应麟的论著,如钱茂伟的《王应麟学术评传》也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也许一些学者会认为,既然王氏的学术主要是属于吕祖谦一派的文献学,其在理学上,也推崇朱熹既讲尊德性、又讲道问学的观点,则其对于心学,恐怕并非真正的服膺.但是我们通过对他的文章的学习,发现在基本思想方面,王应麟还是属于心学范畴的人物.其文章多阐发心学之义,如《庆元路重建儒学记》：

某耄不能文,惟诸侯之学载于《礼》详矣.在《易·临》之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穷.”泽上有地,犹君子之近民也.近民,则礼达而教行,建其牧,立其监,有师保之义,凡以存天理正人心而已.矧是邦为诗书之乡,逸民之黄,纯孝之董,文士之任,自汉以来为美谈.庆历诸老,模范后进；淳熙大儒,阐明正学,惟圣贤是式,惟德性是尊.少而洒扫应对,大而格物致知,耳濡目染,充然有得.[1]（P25）

又如《先贤祠堂记》云：

淳熙大儒,疏涧瀍之源而达之洙泗,是邦诸老之学,始得江西之传,而考德问业于朱、吕、张子之门,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根本,以颜、曾“四勿”、“三省”为准的,阐绎经训,躬行践履,致严于进退行藏之际,致察于善利理欲之几,明诚笃恭,俯仰无所愧怍.学者知操存持养以入圣贤之域,四先生之功也.[1]（P36）

可见王应麟生平行为是以尊德性为持养根本的,其平常为文也经常发挥心学之义.甚至在他的词科应试文《周山川图记》中也阐述了心学的思想.这篇论文以太极立说,“太极肇分,有浮而清,有沈而奥”[1]（P9）.当时陆九思、九渊与朱熹辨太极,朱氏用邵雍太极而无极之义,以为太极之上还有一个无极,陆氏兄弟则持太极即本体的说法.王应麟述天地山川,由太极始,用的正是陆氏的说法.更突出的是这篇文章的最后,援引了圣人以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这种观点来自宇宙即吾身的思想： 是图之陈左右也,顾岐阳、丰水而念王业之孔艰,瞻洞庭、孟门而监地险之难恃.江、汉想广极之德,南山思疆理之功.清明在躬,与山川出云同一运化,然后能灵承于旅,惟典神天.嶪峨濛鸿,洋洋如在,玉帛云乎哉!兹图外之眇指,敢正列其义,以诏万世.[1]（P11）

所谓“清明在躬,与山川出云同一运化,然后能灵承于旅,惟典神天”,正是圣人能体认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是陆氏心学在政治上的基本宗旨.王应麟通过《周山川图记》阐述这一思想,并且称为能够诏示万世的“图外之眇指”,完全是心学的口吻.此外,像《广平书院记》、《广平舒先生传》、《定川沈先生传》等,都是讲明“甬上四先生”承传陆学的治学宗旨,是研究心学传承历史的重要文献.四先生都是于陆学之外兼重朱学,王应麟在学术思想上的基本倾向也是这样的.上述文章中阐述的四先生等人的思想,当然也可以直接视为王应麟的思想.王应麟在学术上的基本特点是述而不作,其心学方面的表现也是这样的.但在心学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王应麟将其在相当程度上义理化了,甚至可以说又让心学回归到伊洛学术的本来状态中,陆氏、杨氏等力辨心学本体、专绍孟子良知的学术宗旨,至此不能不说有所模糊了.

从学术发展的理路来看,早年即濡染甬上四先生心学,并由四先生而进入陆子、朱子之学的王应麟,如何最终所成就的是一个以文献考证见长的学术格局?这当然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从学术的训练来讲,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王氏兄弟早年即在其父的指导下修习博学宏词一科,由此进入博涉强记之途.其主要作法是使词科之学系统化,在知识储备即造成博学宏词的博的一方面,形成编题之法,最终造成一种使文史知识系统化、谱系化的学术新方法,其《玉海》编纂即是这样一种学术实践.1其学术的深化,则是由博学而进求笃问、慎思、明辨之功,《困学纪闻》即是其在学术上这种自觉追求的结晶.王氏一生的学术格局,大体如此.这也是他超越一般词科人物的地方.但是从学术背景来讲,是对空谈心性的、不究实学的风气的纠正.此前已有永嘉学派提倡经制之学于前,王应麟文献之学的一个出发点,也在于纠正空疏学风.这一点其学生袁桷于元泰定二年刊刻的《困学纪闻》所作的序中说得很明白.他首先究明为学之宗旨在于理,强调理学对学术的重要性：“世之为学,非止于辞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穷乎道德性命之蕴；理至而辞不达,兹其为害也大矣.”[2]（卷21）这也应该是王应麟的基本学术思想.接着又说：“夫事不烛不足以尽天下之智,物不穷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于史册,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识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业,则曰修辞立诚,而畜德懿德必在夫闻见之广,旁曲通譬,是则经史之外,立凡举例,屈指不能以遽尽也.扬雄氏作《法言》,其意亦有取乎是.”[2]（卷21）这就已经阐述了王氏的治学宗旨与方法,即由性理、义理之学出发,进而尊经、证史、博文.这也可以说是包括袁氏自己在内的深宁学派的基本方法.后来清代乾嘉学派中戴震、凌廷堪、钱大昕等人,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在阐述了上述深宁学术的宗旨后,袁桷进一步指出,王氏的这种治学方法,是有意于纠正当时的流弊：

后千余年,礼部尚书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学,淑于吾徒至溥,然简便日趋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墙背立,滔滔相承,恬不为耻,于是为《困学纪闻》二十卷,具训以警,原其旨要,扬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诸经皆有说,晚岁悉焚弃而独成是书,其语渊源精实,非绎玩味不能解.[2]（卷21）

可见,王应麟的从事于文献搜讨,一是为纠正理学的空疏学风,二是为经世致用.《宋史·儒林列传》王应麟本传记载：“初,应麟登第,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词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3]（P12987-12988）博学宏词科原是入仕成名之途,王氏在其中实践着经世思想.乾道、淳熙之际的永嘉学派,提倡经制之学,以经学为致用之途,也是王氏的学术渊源之一.上引王氏与汤汉朝夕论道,就提到了“永嘉制度”.叶适《温州新修学记》对永嘉制度之学有一个很简核的概括：

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4]（P18）

王氏《困学纪闻》中《天道》、《历数》、《地理》、《汉河渠考》、《历代田制考》、《历代漕引考》等篇,正是制度之学,其治学目的与方法,与永嘉学派十分接近.《困学纪闻》于永嘉学术常有征引,如《诗》引叶氏云：“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魏黄初四年铭云：‘《曹诗》刺远君子,近小人.盖《诗序》至此始行.’”[5]（P72）《春秋》引薛士龙《春秋旨要序》[5]（P126）.《考史》引：“止斋谓：‘本朝名节,自范文正公.议论文章,自欧阳子.道学,自周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殆有天意.’”[5]（P292）

从理学与心学的理路来看,王氏从圣人以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出发,认为“天典民彝,万古一心”[1]（附录,P637）,其征文考献也是与其心学思想不违背的.陆氏究明心即理,吾身即万物,王氏侧重于理与万物,但又将理与万物归结为一身一心,为其博学宏辞、经世致用、征文考献的学术找到了一个德性的根本.这也可以说是“深宁学术”解决尊德性与道问学矛盾的方法.总之,深宁学术与陆氏心学的关系,与明清之际浙东史学与阳明心学的关系颇为相似.这其中显示出来的学术发展上相似的理路,是很值得玩味的.

决定王应麟平生治学、仕宦、文学评论与创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他作为南宋后期的词学大家的身份.词学源于六朝博学属辞的文学传统,某种意义上说是汉魏抒情言志文学传统的一种变质,是文学士族化、进而王权化的一种表现.至唐代科举、制科多试诗赋之体、辞章之艺,可以说是文学的基本形式.南宋专设博学宏词科,形成以朝廷应用文体为专门修习、考试及应用对象的词科之学,简称词学.[6]王应麟“以词科起家,文学为两宋大家之殿”[1]（王存善《四明文献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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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指南》的一大贡献是考述南宋词科的渊源.根据王应麟的叙述,博学宏词科原为唐制,为进士考试之外的补充性选人制度,唐制主要试赋、论、诗三篇,所以韩愈认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7]（P166）,也就是说其考试的内容与进士科差不多.除博学宏词外,还有“文辞清丽”、“藻思清华”、“文经邦国”等多种名目.北宋绍圣初,议者征引唐代词学诸科制度立宏词科.这是因为北宋文坛主要是盛行古文,朝廷应用文体写作的人才培养处于不规范的状态,所以有宏词科之设.绍圣宏词科所立试格十条,所试文体有章、表、赋、颂、箴、铭、诫论、露布、檄书、序记.从中可以看出其所试文体与唐代博学宏词科有很大的不同,与北宋的进士科也不一样.其中除赋、颂之外,都是应用性的文体.但词科真正发达,在选举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还是在南宋时期.据王应麟《词学指南序》,绍兴三年,以博学宏词为名,试文凡十二体,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1]（P384）

唐代的词学诸制科与进士科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主要是诗、赋、论等文体.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与进士科也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更加突出词藻的因素,以六朝骈俪为文学之旨归,与唐人一般的文学创作重视情性宗旨不同,对唐代诗赋骈文的藻丽风气有一定的影响.北宋绍圣的宏词科考试,则已是应用性文体,已不试诗.其中只有赋、颂两体还算是纯文学文体,但主要的功能也是歌功颂德、润饰鸿业.南宋博学宏词科完全是朝廷应用文体的考试,连赋都不试了,与进士科的侧重纯文学文体的考试迥为两途.这种不同,可能是造成南宋文学与北宋文学不同的重要原因.南宋文章中四六之风更加盛行而古文相对衰落,应用性文体发达而纯文学性散文写作衰落的这种情况,从王应麟等一批词科文人的写作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词科实为南宋文科考试的最高级别,应试者基本上都为进士科中试后在仕途上有阅历的人员.如王应麟十九岁中进士,三十七岁中博学宏词科.词科录取的人员少,中试者可以直接进入朝廷的馆阁,如王应麟在考中博学宏词科后,即召为太学博士,不久擢秘书郎,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为宋末掌制诏诰的主要人物.由此可见词科中试者在南宋士林中的地位.名相周必大,名儒吕祖谦、真德秀,著名的文学家三洪兄弟（洪遵、洪适、洪迈）,都是由词科出身.词科以博学善属文为主要内容,属于士林荣选.久而久之,修习词科成为南宋时代比进士考试更高级的一种学习科目,而应试词学也成了一部分士人修学的项目.王应麟出身词科世家,其父王撝曾应博学宏词科,落选后发誓培养其二子应试,亲为教授,并且借用周必大、傅内翰、番易三洪等词科名家的藏书.王应麟后又在婺州“从王埜受学,习宏词科”.王埜与真德秀都是当时的词科大家,“初,真文忠从傅伯寿为词科,埜与文忠相后先,源绪精密”.[1]（附录张大昌《王深宁先生年谱》,P581-582）这其间,他又得到曾经从真德秀、吕祖谦受词科的徐凤的指点.从这里可以看出,南宋时期,词科已成学者间传承有序的一门学问.这一现象,治南宋文学者似未予充分的注意.我们可以说,词科是南宋学术文章重要进修之途,其对当时学风、文风的影响,实非鲜少.王应麟之以擅长词科文体,而被称当时的文学大家,被推为“两宋大家之殿”,正可见词科写作在南宋文学中的地位.

王应麟的《词科指南》是一个练习与写作词科文体的指导手册,涉及的都是具体的写作问题.词科文体都是应用性的,不同于个体的言志抒情,也不以写景状物见长,不强调个性化的风格.文学的本质在于个体的情志与独特的审美体验的表达,所谓“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8]（P907）.文学艺术的成功,往往在于上述个体情志与审美体验表现上的不断创新,在于陌生化效果,所以诸如想象之奇特、构思之新颖、题材之开拓、思想之深刻等,都是文学作品成功的条件.词科文体则首先在内容上是有限制的,并且在思想上服从一种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文学以真实为生命,而词科之类的代替王言、揄扬王命、润饰鸿业的文章,则不能不使用古今不变、千篇一律的雅颂词汇,这也是词科文体与文学精神的根本矛盾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要求王应麟在论述词科文体时表现多么深刻的、独特的文学思想.

《词科指南》基本上是一个文章学的著作,着重于写作上具体的文体规范与语言表达这两个层面.但王氏通过追溯词科渊源,征引古今文章理论,表达了他对词科文体存在的弊病的反思.在《词学指南序》的最后,王应麟援用朱熹的话,指出了词科写作上的问题,表达了对词科文体写作的基本看法：

盖是科之设,绍圣 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式始备,科目虽袭唐旧,而所试文则异矣.朱文公谓是科习谄谀夸大之辞,竞骈俪刻雕之巧,当稍更文体,以深厚简严为主.然则学者必涵咏六经之文,以培其本.[1]（P384） 唐宋词学本沿六朝博学属文之统,大弘骈俪之风,所以藻饰雕刻是其基本特点,朱熹所批评的谄谀夸大、骈俪雕刻的弊端是这种文体在写作中不可避免的.当时人对词科文体的批评也多来自这方面.所谓“稍更文体,以深厚简严为主”,并非取消词科文体与生俱来的那些功能以让它服从于纯文学的精神,而是在文学的真实性与词科的虚夸作风之间略作折中,让词科作者在写作上尽量保持一种政治上的良知与理性.在这种情况下,词科的写作,显然是对一个人的政治品格与道德理性的考验.这的确是改革词科文体的根本之途,也可以说是来自理学家对词科的干预.深受理学、心学影响的王应麟,就是代表了词科写作的这种倾向,他的词科文体之所以在当代获得名声,被视为两宋文学的正宗,除了博学与鸿词两方面的超人造诣外,发挥理学家的政治良知,也是使其获得文学价值的原因之一.

王应麟改革词科文本写作困境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涵咏六经之文,以培其本”.这里所继承的当然是传统的宗经思想.王氏在文学评论中,对刘勰《文心雕龙》引述最多,其宗经思想当然也是直接来自刘勰.同时宗经也是古文家的基本思想,甚至诗人如黄庭坚也具有经学根本的诗学思想.但对词科文体的写作来讲,宗经又有其特殊的意义.“以培其本”之所谓本,在词科写作中有两层,一是德性之本,亦即理学一派的干预,尤其是像真德秀这样以理学家而兼词学大家的人物的引导,要求词学家在词科写作中表现出政治良知与道德理性；另一层则是文章之本,即从经典中汲取文章的材料,即古人常说的“融经铸典”.准备应试博学宏词科,必须熟读经、史、子、集方面的经典,其中经书尤为重要.《词学指南》的《编题》、《编文》两篇,都是以经、史为主要的取材对象.经典不仅是写作的词源,同时也是文章的典范,可供取法.《词科指南·语忌》引赵茂实、王景文诸家之说,具体地展示了以六经为本的观点：

赵茂实曰：南塘谓自《六经》、左氏、《国语》外至西汉而止.又说某料子不曾杂晋、唐而下草料.[1]（P399）

王景文曰：“文章根本皆在六经,非惟义理也.而机杼、物采、规模、制度无不具备者.”张安国出《考古图》,其品目百二十有八,曰：“是当为记,于经乎何取?”景文曰：“宜用《顾命》.”游庐山讫事,将裒所历序之,曰：“何以?”景文曰：“当用《禹贡》.” [1]（P399）

宋代经学发达,文章家对于经典,不仅重视其思想,同时借鉴其艺术,包括修辞、章句之法以及审美风格等.苏轼常举《檀弓》为写作之典范,即是一例.《困学纪闻》卷十七《评文》：“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5]（P328）王应麟精通经学,识其理而明其文,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体会.他强调深厚简严的风格,主张涵咏六经以培其本,在词科文体的创作方面具有革新的性质.

词科是南宋当代的应用文体,学者们熟悉体制与一般的写作技巧,并且有当代作家的文章为典范.王应麟编著《词学指南》,是为了革除其弊,提高写作的质量.除了提出六经为本的观点外,该著还用大量的篇幅追溯词科文体的源流演变,在学术方法上,显然受到《文心雕龙》的启发.而王氏在学术上征文考献的功力,也在这里起到了作用.所以《词学指南》的一大学术价值,就是考察各种相关文体的源流.如其对“制”、“箴”类文体的渊源的追溯：

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为制,汉因之,下书有四,而制书次之.颜师古谓为制度之命.唐王言有七,其二曰“制书”,大除授用之.学士初入院,试制书批答,有三篇.[1]（P407）

箴者,谏诲之辞,若箴之疗疾,故名箴.《盘庚》：“无伏小人之攸箴.”庭燎：“因以箴之.”等唐进士亦或试箴.显庆四年试《贡士箴》、开元十四年《考功箴》、广德三年《辕门箴》、建中三年《学官箴》.[1]（P483）

王氏追溯文体渊源,其功用不仅在学术的考证,更是为了提高词科文体的地位,带有复古的性质.王应麟晚年作《浚仪遗民自志》时,自叙撰写词科文章的经历说：“再入翰苑,三入掖垣,制稿凡四十五卷,才弱,文不逮古也.” [1]（附录,P635）这说明他并不将翰苑、掖垣的文章视为一种应用之文,而是追求它的文学价值.而复古思想,正是其造成这种文学价值的一个因素.

王应麟的词科文章,以博学宏词为体、深厚简严为法,不徒逞博闻辞藻.其代皇帝所拟《科举诏》中说：

爰自以文设科,视古寝异,然经术词章,所以觇济时之蕴,徒文乎哉!学问粹而器识宏,其文浑厚雅正,实用于是乎见.[1]（P57）

他的文章中最能体现博学宏词之体、深厚简严之法的,当推《周山川记》、《汉百官朝会殿记》、《唐七学记》、《天禧编御集序》等篇.其铺叙形容,善用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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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肇分,有浮而清,有沈而奥.卷石之积,结为巍巍,云蒸雨霈,万物育焉.勺水之积,融为浩浩,源迤流衍,万物润焉.

圣人有作,廼封廼濬,廼刊廼涤,肇称明祀,为民祈禠.若封禅于黄,望秩于虞,旅祭于禹,维见可观.然风后受图,九州始布,山海有《经》,为篇十三,图牒犹未详也.苍姬开统,宪章稽古.以地图知山川之数,职于司书；以地图辨山川之名物,职于大司徒；以九州图知山川之阻,职于司险.天下之图,职方逌掌.其山镇曰会稽、衡、华,曰沂、岱岳及医无闾、霍、常.其大川曰三江、江、汉,曰荥、雒、淮、泗,曰河、泲、曰泾、曰汭,及漳、滹池、呕夷.又有山师、川师掌其名,山虞、川衡掌其守.艮兼兑丽,目击掌运,抑犹以为略也.[1]（P10）

就其铺叙形容之处,可见词笔之宏丽,而征文考献能见博雅简严,辞章明而能融.开出后来清儒考据一派的文体,如孙星衍、凌廷堪、孙诒让等人的考据文章,正属于这一派.其基本的特点是融考据与辞章为一道.

还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执掌王言,身当末劫,忧国深衷,俶焉如捣,全祖望云：“试观先生在两制时晨夕所草词命,犹思挽既涣之人心,读之令人泪下.”[1]（附录,P574）如《赐文天祥诏》： 卿倡义旅以卫王室,秉忠忱以济时艰.爰咨常伯之英,趣膺制阃之寄.将士用命,遂汛扫于虏氛,精神折冲,益振扬于胜气.孔嘉体国之志,亟奏攘夷之勋.元戎先行,周邦咸喜,载加锡赉,式示眷怀.[1]（P79）

又如《勉谕陈宜中诏》：

吾惟艰难之时,卿以忠义之忱,扶持宗社,一日去位,吾如失左右手.惠然肯来,再登右揆,用景祐明相茂典,以遂谦冲之美.国事日棘,人心易摇,非卿谁与镇安?羽书狎至,诸将出师,非卿谁与指授?岂可以辞避之小节,忽安危之大计?俟边境肃清,国势底定,然后从容就养志之乐可也.今何如时,而欲辞位?趣承涣命,以副具瞻.[1]（P80）

两文虽代王言,但推诚置腹之处未必不是王应麟自己的心声吐露.读后确实能起到感发人心的作用.至于修辞之简严有法,措辞得当,用事有章,见出其在语言表达上的深厚的功力.

王应麟虽然从小修习词学,以词科出身,但他并没有满足于做一个执掌王言的词臣.他之所以在宋元之际的学术开出“深宁学派”,自有更高远的学术追求,在学术上形成渊综广博、慎思明辨的特点.其治学的范围,则是贯通四部.在文学方面,他虽以词科特长,但对古今文学的源流演变也多所究明.《困学纪闻》于诗、骚及历代文章涉及甚多,除他自己的论学之言外,对唐宋两代学者的文论征引纂富,采择甚精,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研究唐宋文论的渊薮.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如《诗》类中：

鹤林吴氏《论诗》曰：“兴之体足以感发人之善心.毛氏自《关雎》而下,总百十六篇,首系之兴：《风》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颂》二.注曰：‘兴也.’而比赋不称焉,盖谓赋直而兴微,比显而兴隐也.朱氏又于其间增补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兴者四十八条,且曰：‘《关雎》,兴诗也,而兼于比；《绿衣》,比诗也,而兼于兴；《 弁》一诗,而兴、比、赋兼之.’则析议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文心雕龙》曰：“毛公述传,独标兴体,以比显而兴隐.”鹤林之言,本于此.[5]（P55）

此条是关于《诗经》赋、比、兴问题的重要资料.又如卷十七《评文》：“汪彦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为一家,而稍与经分.’”[5]（P321）此条也涉及文学史上的重要内容,即文章之义的自觉化,文与经分.又如关于杨万里诗学渊源的论述：“诚斋始学江西,既而学五字律于后山,学七字绝句于半山,最后学绝句于唐人.”[5]（P343）此条实据杨万里《诚斋荆溪集序》：“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9]（P3260）王氏采于《困学纪闻》,有助于其流传.

王氏自己对文学史的一些重要现象也有过研究,如对两晋玄言诗流变的看法：

《文心雕龙》谓江左篇制,溺乎玄风.《续晋阳秋》曰：“正始中,王、何好庄老,至过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孙绰转相祖尚,而诗骚之体尽矣.”愚谓：东晋玄虚之习,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5]（P274）

玄言入诗,虽滥觞于正始,成形于永嘉之末,但玄言诗风成为诗坛之主流,则在东晋.王氏先引《文心雕龙》之说,又引《续晋阳秋》之说,从其按语来看,是认可刘勰的观点的.王氏论文,于《文心雕龙》征引最多,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史上,应该有独特的地位,这一点值得专门研究.1再如其对唐以诗取士的记载：

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韩文公荐刘述古,谓举于礼部者,其诗无与为比.[5]（P337）

稍早于王氏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已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0]（P147）王氏此论似受严氏影响,但确举试律诗代表作并引韩愈关于礼部试诗的叙述,显示其熟于典制的学术功力.今人关于唐代科举试诗与诗歌创作繁荣的关系,研究最多,而严、王之论,实启其绪也.又如其对北宋《文选》学之兴废的记述,也是有关于选学史的一条重要资料：

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5]（P325）

据王应麟的看法,《文选》一书是唐代作家精读的文学典籍,甚至形成专门的选学,五代南唐仍盛,其风沿至北宋,到熙、丰年间才因王安石新学而废.陆游《老学庵笔记》也有关于北宋选学兴废的记载,与王氏之说略异：“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11]（P100）陆氏于选学之衰不表同情.而王氏则颇为推崇选学,这也反映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倾向,与邃于词学有关.文选本来就是唐宋词学最重要的经典.《文选》学的盛衰,是关系北宋文学演变的重要问题.陆、王的记述,也应该是研究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文献.

王氏论学论文,多祖述两宋前哲.唐宋诸大家之外,对理学家诗文多有关注,而于朱熹尤为推崇.其《兰皋集跋》至称朱诗为“中兴冠冕”：

晦翁言诗以三百五篇为根本,翁诗为中兴冠冕,岂刿目 心有意于诗哉,本深而末茂,实大而华荣.竹洲亦然,节行事业之外,诗文超逸绝尘,宜凤毛之世美也.[1]（附录,P641）

以道德事业为根本,文章为枝叶,是两宋古文家流的基本看法,而所谓“超逸绝尘”则是黄庭坚的常语,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王氏论文常沿两宋诸大家之绪论.《阆风集序》一文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的诗学思想：

读《虞书》赓歌,可以见诗之雅正,读《夏书》五子之歌,可以见诗之变风变雅,世道隆污不同,而诗之正变亦异.然天典民彝之正,万古一心也.士生斯世,岂不欲以和平之声鸣国家之盛?时不虞氏也,遇合不皋陶也.于是《离骚》兴焉,佹诗作焉.曰指九天以为正,曰弟子勉学,天不忘也.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一心之唐虞,岂与世变俱化哉?此陶靖节、杜少陵所以卓然为诗人之冠冕,而谢灵运、王维之流不足数也.论诗者观其大节而已.[1]（附录,P637） 王氏这番话,论其渊源,出于《毛诗·大序》以王道盛衰论诗风正变之论,可以说是宋儒论诗的一般见解.但他说“天典民彝之正,万古一心”,是带有心学色彩的.朱熹论屈原作品的伦理价值时,也说它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12]（目录,P2）.可见这是理学家的一种文学价值论.但王氏的说法更多体现心学家的文学本体论.他的基本理论是认为存在着一个能够体现天典民彝的万世相同的人心,这与陆九渊思想是一致的.他在为心学家杨简所作的《慈湖书院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尝谓儒以道得民,师以贤得民,师言贤不言道,身即道也.万古一道,万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时,风雨霜露,地载神气,风霆流形,无一物非仁,则清明虚静,天地万物为一体.[1]（P29）

王应麟引述的杨简的思想,正是“天典民彝,万古一心”的具体阐释.王应麟将之与儒家风雅正变的诗学思想结合在一起,是心学思想影响文艺观的一个例子.另外,由于身当宋室沦亡的遭乱之世,他对变风与《离骚》、佹诗有不同的认识.不同于宋儒普遍贬抑《离骚》,认为其愤世忌俗、扬才露己,他肯定《离骚》、佹诗以及杜甫、陶渊明的诗歌,与《大序》之肯定国士变风变雅之作的看法是接近的,同时他又用“天典民彝之正、万古一心”来阐释诗道,并且将之概括为“大节”,并以此评价古代诗人的高下,认为谢灵运、王维但写山水之美,唯重个人情性之放逸,不如陶、杜虽处变风、变雅之世,但其中体现天典民彝.他的诗作,据张骁飞新编点校的《四明文献集》,仅存七首.其五古《悼袁进士镛诗》写袁镛抗敌死节,家人投山下溺水而死的忠节之事.另一五古《东山诗》写上虞东山,不作泛泛游览之词,称美谢安,寄托作者感慨时事、期望拯济时艰之才的用意.七古《九里庙》则写唐大历中吴刺史为民开陂,民报以世世箫鼓祭祀.总的来看,都是以风教为旨的.这与他在《阆风集序》中强调诗与世道的关系,论诗人重其大节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从《阆风集》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应麟论诗,是以陶、杜为标准的,其《困学纪闻·评诗》一篇中,除宋代诗人外,古代诗人中涉及最多就是陶诗与杜诗.这与黄庭坚的推崇陶、杜是一脉相承的.其于北宋诗则于黄诗最为推崇,《困学纪闻·诗评》评曰：

山谷诗,晚岁所得尤深.鹤山称其以草木文章,发帝杼机；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5]（P341）

他引魏了翁的评论,认为黄诗能深入天理人心.这种观点,理学家论文的色彩还是很明显的.可见王氏在文艺思想上,基本上属于理学一派的.南宋理学家一派,不仅传承关洛之学,对于曾在北宋末被禁抑的以苏、黄为代表的元祐文学,也是一直视为正学的.所以王应麟的文学思想,与元祐诸家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自黄庭坚做诗重视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又提倡多用经史语,后来江西诗派传承其宗旨,宋代诗文在熔经铸典、崇尚使事艺术方面比唐人有进一步的发展,由此促使了宋代注释本朝人诗文集的风气.其中任渊的《山谷内集注》、《后山诗注》更是专以搜寻词语出处为务,并引孙莘老评黄、陈诗“无两字无来历”[13]（P1）的看法.王氏《困学纪闻·评诗》中着重提到的李璧《王荆公诗注》,也是宋人诗注中的代表性著作.甚至以阐发独得的诗学宗旨为内容的严羽《沧浪诗话》,于“诗辨”、“诗体”、“诗法”、“诗评”之外,专列“考证”一篇,多考古诗修辞之出处与文字之讹异.王应麟也是宋代文学研究中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其《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及《玉海》、《词学指南》等书,可以说是两宋文学考证的集成者,对后来文学研究上的考据方法有直接的推激作用.但他承宋代义理之学传统,其征引考据中寓有宗旨.其《评诗》、《评文》两卷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前人的诗文的章句搜寻出处,并点评其用事、修辞之工,而在内容与风格等方面则较少涉及.其中的一个宗旨就强调以经史为文学作品的根本：

《新安吏》“仆射如父兄”,《汝坟》之诗曰：“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此诗近之.山谷所谓“论诗未觉国风远”. [5]（P330-331）

韩文公诗“离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陆王碑》“平涂不过七百”,而不知“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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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正》：“九月荣鞠.”东坡诗云：“黄花候秋节,远自《夏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司马公《春帖子》：“候雁来归北,寒鱼陟负冰.”亦用《夏小正》.[5]（P341）

山谷诗：“金石在波中,仰看万物流.”出《孟子注》：“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5]（P346）

以上诸条,为杜、韩、苏、黄诸家诗句指出经史方面的出处,包括纠正前注之误.既显示王氏的博闻,体现其根柢经史的治学思想,同时也是以诸大家为证据,强调诗文须多用经史之语的创作观点的体现.

王氏诗评有时候也涉及艺术鉴赏,如：

王俭四言,颇有子建、渊明余风.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鸿雁来翔.寥寥清景,蔼蔼微霜.草木摇落,幽兰独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畅旨酒,亦饱徽猷.有来斯悦,无远不柔.” [5]（P338）

后山《挽司马公》云：“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与老杜“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嘘”,字若轻而实重.[5]（P341）

都见精到之处.但是王氏论艺主要还是文献家、词科家的眼光,注重修辞悦泽、用事精工等因素.

前面说过,王应麟的诗作贯穿着教化的思想,其中一些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境界：

十里青松接翠微,梵王宫殿白云飞.钟声出岫客初到,月色满庭僧未归.偶有闲情依净土,竟无尘虑渎天机.明朝尚有登高兴,千仞岗头一振衣.（《天童寺》）[1]（附录,P633）

湖草青青湖水平,酒航西渡入空明.月波夜静银浮镜,霞屿春深锦作屏.丞相祠前唯古柏,读书台上但啼莺.年年谢豹花开日,犹有游人作伴行.（《东钱湖》）[1]（附录,P634） 两诗风格清新雅润,修辞悦泽,注重炼境之美.就格调来看,与中晚唐的作风接近,受到南宋末流行的理学诗风、江湖派诗风的影响,但不似理学之枯淡,也不似江湖之野逸,具有清腴之美.后来元代诗风多宗法唐风,王氏有限的几首古近体诗,似乎也透露了宋元之际诗风转变的消息.

本文对王应麟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方面的成就略作窥论,未免挂一漏万.但通过这一番探讨,我们对深宁学术与乾道、淳熙之间学术的渊源关系有所明晰.王氏在尊德性与道问学问题上融洽陆氏心学、朱氏理学与永嘉事功经制之学以及东莱吕氏的文献之学数端之间的矛盾,形成渊综广博、尊闻、慎思、明辨的风格.论文同时对其由心学的德性之学发展出文史考证之学的理路,也做了一些考察,进一步明确了王氏学术作为浙东学术的特点.在文学方面,王氏以德性之学、经世之学来济当代词科之学卑弱、阿谀的文体,使其词科文章具有博学宏词、深厚简严的风格,对清代考据家的文体发生一定的影响.而其诗文评方面,其基本的文学思想,是沿承唐宋古文家一统,其在古人方面,于刘勰征引最多；于当代文家,则多宗述朱氏.其文学思想受到陆氏心学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整体看来,王氏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文学文献方面,这里还包括本文未曾论及的《汉书·艺文志考证》.限于学力,本文所依据的文献局限于王氏著述,未能揽其全部,对于王氏与宋元之际及后来明清时代浙东学术的整体关系,尚未做全面的探讨.

参 考 文 献

[1] 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外二种）,张骁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丛刊本.

[3] 脱脱等：《宋史》第3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叶适：《水心先生文集》第3册,上海涵芬楼借乌程刘氏嘉业堂臧明黎谅刊黑口本景印本.

[5] 王应麟：《困学纪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 钱志熙：《唐宋“词学”考论》,载《中华国学研究》（创刊号）2008年第1期.

[7]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萧子显：《南齐书》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2.

[9] 杨万里：《杨万里集校笺》第6册,辛更儒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1] 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 黄庭坚：《黄山谷诗集》,任渊注,上海：世界书局,1936.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Academic Ideas of WANG Ying-lin and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

QIAN Zhi-xi

（Chines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ynthesising different schools, WANG Ying-lin starts from the category of “respect for virtue” and “way to knowledge”, expounds the academic relation of Qian and Chun Schools of South So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of his thought and academic structure reflects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appeal for literature review after thought pesk of Qian and Chun Schools. This indirectly decides his achievements in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literary critici and literary textual critici. His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academic study of Ci and stylistics of the former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onvergence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prose and verse in Qing dynasty, deserves entirely studying.

Key words： WANG Ying-lin； respect for virtue； way to knowledge； Xin Xue； philology

1 关于王应麟的文献学方法及其在学术史的意义,可参考钱茂伟《王应麟学术评传》第四章《王应麟的学术风格》的有关论述.

1 关于王应麟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可参看汪春泓：《王应麟与文心雕龙》,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