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川》中文学对历史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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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的历史主义的观念中,历史无疑是大于文学的,也就是说,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大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性,然而新历史主义或将这一矛盾关系颠倒过来,强调文学大于历史,把文学注入历史的生命中.”[1]文学与历史这一对语汇,在发展历程中,往往是历史决定了文学,甚至,对于司马迁在《史记》中文学手法的使用,至今还被某些学者诟病,似乎历史一沾上文学的虚构就象美器粘了尘埃,让人想一想都觉得不快.

20世纪90年代,在“匪”题材的小说中,历史和文学的对峙,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虚构成为历史题材的小说、电视剧的最明显的特征.就陕西作家群来说,他们在创作这些题材的作品的时候,都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但是,土匪的形象已经不是传统上的贪婪、狠毒、灭绝人性的角色了,他们往往注重土匪形象的人性深度的开拓.“土匪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残暴气,充满了人情味,性格平和善良,准确的说,贾的匪主要写人性的多面性.”[2]以《白郎》为例,白郎从和尚到英雄,再由英雄到和尚,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历史的观照已经很少了,描写的是现代的作家对于人性的思考和追问.就叶广芩而言,她出身于贵族家世,2001年深入周至,挂职锻炼,作为政府官员考察一个地方的土匪的发迹史,并呕心沥血写出了25万字的《青木川》,那么,在这部她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作品又是如何表现文学对于历史的虚构性的这种虚构完成的作品优势是什么

首先,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充满了文学与历史的冲突的犹疑.她想写一部有关土匪题材的作品,选择了青木川,然后深入生活,并极力在尊重历史的情况下,写出了《青木川》,并且明白说明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现实中的人物,似乎关于历史的尊重要压过文学的虚构之势.从创作动机上看,作者并非是纯文学性的.她非常想用一部作品创造出一个旅游景点.[3]但是,作品中,虚构的手法仍然是比较明显的.原因如下:

第一,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看,《青木川》的土匪的艺术特征不仅不具有历史在场性,反倒添出几分现代性的韵味.她创造出的魏富堂与白朗、五魁、黑娃等都不同,他身上带着更多的追求文明、向往进步的因子,早期的杀伐生活不仅没有泯灭掉魏富堂的人性,相反却隐隐投射给他文明生活的魅力,以至于在后来的人生中,具有前瞻性地发展教育、培育英豪,使青木川比其他地方的文明开化更早,更有人文气息,这种自觉的“这一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作者在艺术上的大胆探索,更是艺术画廊中性格鲜明的“匪”的形象的建构.

第二,在艺术世界的建构上,作者用“空间”的艺术手法,对历史事件和场景进行重新的整合、筛选和重构.一部严格遵守历史单线向前发展规律的文学作品,绝对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为讲述方式的,但是,《青木川》在展示历史的时候并不是按时间顺序,而是以“空间”感展示的.如作品中的第二章,在叙述魏富堂的成长过程中,作品并不是历史性的展开,而是感性的统筹材料.

结婚――发家(做生意)――嫁姐姐――气刘二泉――杀死地区民团团总魏文炳――逃出广坪――广远售烟――冯小羽查王三春的资料――魏富堂在王三春处的土匪的糊涂帐――冯小羽对魏富堂细节教堂的过程的追溯――与朱美人的邂逅――寻找机会血洗佛坪

很明显,这是事件并不是按顺序展开,完全凭借一种感性的叙述方式、个人的筛选和重构来表达这个土匪的发迹史.“空间”艺术手法的使用使得《青木川》形成独特的“视角越界”的表达方法.“视角越界”是指作品的叙述视角从一个人物形象的叙述限制向另一个人物的叙述限制转移的文学现象.一般的来说,由一个人物的叙述视角向另一个人物的叙述视角转移的时候,逻辑原因是很重要的,由了逻辑原因,才能达到表述历史的“真实”的艺术效果.但是《青木川》的视角转移,展开得非常迅捷,直截、简单,比如在第二章第4节,作者借冯小羽的视角展开对王三春的资料的调查,但是,紧接着又用话本式的视角和语调描写魏富堂与朱美人的邂逅.这种视角越界的手法,能够迅速推动故事情节严格按照作家的理性构思展开,为营造合适的文学场景出力,这种手法虽然不太重视历史的真实,但却是能充分表达作家的主观思想的.可以说,在这种“空间”性的视角跳动中,作者叶广芩并不十分关注魏富堂的杀人放火、绑票砸窑等罪行,而是借土匪这个虚拟的目标来折射变动不居的时代思潮和复杂心态.这种艺术的重构进一步悖谬了传统上描写土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传统,使《青木川》在艺术手法上的虚构更加明显.

第三,《青木川》的文学虚构性还表现在对于土匪的历史性的思考上.

在文学传统上,对土匪性格的歹毒的刻画早已有之,很多作家在现代文明观念的影响下,也进一步拓宽描写渠道,有的写土匪的情爱,有的写土匪人生的两难选择,叶广芩描写的魏富堂是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审视他.描写不同历史经历给他造就的命运,以及历史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审视下的变幻给个人生命的重创.可以说,《青木川》对于土匪魏富堂的塑造从来就不是空泛或盲目的,它在完成“匪”的塑造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关注魏的歹毒和反叛,作者似乎更重视他的对于文明的建构和追求上.也就是说,魏富堂既有“匪”的贪婪毒辣的一面,也有追求文明、开化仁义的温情.甚至,对于土匪重视教育、强调文明、修桥补路、机敏诡变,作者还十分肯赏.甚至,在小说前后对照形成的主题思想来看,无论是描写“匪”的性格的善与恶的哪一个侧面,都可以看出商业社会中的价值观的变迁才是作者真正关注的目标.土匪本身并不是作家最终表现的终极,而是把土匪当成社会现实的一种媒介和载体.――一切以前坚定的信念,在商品意识的消解中都要价值重估.

那么,这种文学对历史的虚构,在艺术表达上有哪些优势呢

第一,通过传奇式的土匪生活的描写,细致深刻地考察了当下的世态人情和社会状态.《青木川》虽然起兆就是叶广芩对土匪生活的关注,[4]但是,《青木川》不仅仅是一部写土匪的书,她的写作重点是当下的世态人情,社会状态,40年代参与革命的英雄渐趋没落,90年代崛起的商业意识,使原来的“革命果实”面临被“复辟”的危险,50年代饱受冤枉的革命者到了90年代个个沉默陨落,而土匪的后代却终于为土匪建墓碑、架令牌等,生活的玄机被一双莫名其妙的手拨动,谁也不知道,下一张历史展开的画卷会是怎样的场景.作者的文笔在开开合合、反反复复的乍阴乍阳,而作者的幽默和睿智在世态变幻、人情迁移的历史中绽露无遗.

第二,文学的虚构使《青木川》这部描写地方土匪的历史不仅充满阅读张力,而且富有思想深度.据作者说,魏富堂的两个老婆是不远村庄的一对姐妹,但是作者移花接木,将之身份挪至西安的进士之家.这种虚构,一下子使平凡的历史插上了神奇的翅膀,使作品充满了诡异的神秘,成为促使阅读行为的内驱力.这种写法在作品中随处可见(比如对于许忠德老汉的塑造),于是才把一部平常生活历史变成了一只身着五彩霞衣的凤凰,飞环往复于作者和读者中,为作品的成功作了有利的铺垫.另外,这部描写土匪的著作,以冯明的回访青木川作为描写的线索,纷纷涉及到考古专家、作家土改时的第二代子孙等众多人物形象.这种文章结构,从第一层上看,作者似乎在写一个很老套的“回乡”故事,但是再深层挖掘则不难发现,其第一次和第二次在青木川的经历,无疑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描写过程.

第三,《青木川》中文学虚构手法的使用,充分凸显了意识形态在历史语境中的变迁和游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识形态历来是历史的主要声音,而《青木川》把历史浓缩,细腻地展示中国意识形态在不同的价值观的影响下所遭遇的尴尬.早期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在当下的商业浪潮中退出历史,而留下来的只是早一辈人生虚无的一段记忆.

第四,文学对于历史虚构的优势,还表现在现代商业经济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撕扯和征服上.这才是《青木川》写作的极致.作家可以不顾土匪的形象是否饱满,可以不予理会思想是否前后一致,甚至连世态人情表达得是否准确也并不在乎,但是,她不能忘掉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的价值观念对于传统文化的拆解、撕扯、征服和践踏.她让“红头发”卖假文物,她让刘小猪找政府的麻烦,她让魏富堂的外孙上耶鲁大学,她让冯明(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代表)因受不了刺激犯心脏病等这些怪诞的现象,作者不动声色的娓娓道来,实际上,是椎心彻骨地质问:这种商业经济真的能代替传统上的价值观念吗不遗余力的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做得对吗等这才是一个文人的“立言”,一个作家的清醒的思想,真正的精英阶层的思考,而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质疑完全是通过文学对历史的虚构才实现的.

叶广芩的《青木川》还有一个现实的实用性,就是把故事写得好看,让世人了解青木川,以求用文学的手法推动青木川的经济建设.据说,现在的青木川已经游人如织,天翻地覆,达到了预期的创作目的,但是,如果仅仅为了看传奇故事而忽略了《青木川》的内层精髓,无疑是明珠暗投,买椟还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