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报告文学作家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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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报告文学是文学体裁中的“轻骑兵”,它迅速有力地反映现实,以满足当代读者在阅读节奏和信息量方面的要求.杨黎光的报告文学作品,注重新闻性、社会性和真实性,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在选材、写法和语言上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成为中国文学原野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是什么驱使他创作了一部又一部摄人心魄的作品?在繁忙的报人生涯和艰辛的创作过程中,他有着什么样的喜怒哀乐?为此,我们采访了他.

我用自己的笔来记录历史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报告文学创作生涯始于《没有家园的灵魂》,在此之前您写了几部长篇小说,包括1990年出版的《走出迷津》、1992年出版的《大混沌》以及“献给国际反贪年”的《欲壑天网》.请问,您的创作方向由小说转为报告文学,其关键性因素是什么?

杨黎光（以下简称“杨”）：我在1992年来到深圳,当时整个广东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社会、经济都有着一日千里的变化.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是发挥想象的艺术,也就是以作家的眼光来看世界,在粉碎生活后再重新加以塑造,这种形式已经不能更直接、更及时地表现生活和现实,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而报告文学是一种纪实的艺术,它来源于社会,落脚在时代潮流之中.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总能催生一批报告文学.相对于小说来讲,报告文学与时代更贴近,反映社会现实也更加快捷.我认为报告文学更适合我“用自己的笔来纪录历史”的这种追求,所以我选择了这条创作的道路.

我并不是一个追赶时代潮流的作家

记：从1997年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到刚刚荣获“中国报告文学第二届‘正泰杯’大奖”的《惊天铁案》,您都选择了一些造成社会轰动的大案为题材,您选择这些题材是否出于一种新闻工作者的天性?

杨：其实这些案件本身只是报告文学的一部分,我主要是想通过对这些大案、要案主角整个人生的剖析,来反映一些社会现象,包括我本人的一些思考和观点.报告文学不是新闻报道,它对于“时效性”并没有太高要求,而且我并不是一个追赶时代潮流的作家,追赶时代潮流的作家是沉淀不下来的.我写这三部作品,发表时都尽量压在社会炒作之后,避免“追赶潮流”之嫌.报告文学毕竟是一种文学体裁,文学的宗旨是表现人的情感和思想,我希望能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人生,给予读者一些心灵的震撼,把社会悲剧剖析开来放在读者面前.

记：您的作品《惊天铁案》曾得到这样的评价：“以其对非常态下人性迷失的严肃思考与描述,使以批判和反思为核心品格的报告文学写作进入一个更哲理化,又更契合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新境界.”并将您作品的成功归于“写作理念”.请问,您的“写作理念”是什么?

杨：我在这些年的报告文学写作中,无非是在做两件事：一是把社会悲剧剖析开来放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能认识到一些不可重复的教训；二是寻找一种最美好的情感并抒发出来,奉献给读者.我在创作的过程中力图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何谓财富”,二是一旦攫取了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就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王建业、张子强妄图最快、最便捷地攫取财富、满足自己非理性的,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

我希望人人都拥有一个“枕头”

记：您曾提到,您所有的文章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最大的财富?在这么多年写作生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之中,您是否已经找到答案?

杨：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每个人都在经受考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清贫睡不着觉,暴富的人因为暴富睡不着觉,虽然两者有着质的区别,但人最终还是要追求心灵的宁静.因此,我希望人人都拥有一个“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能睡着的“枕头”,我认为,这是人的最大财富.至于我个人嘛,我觉得已经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枕头”,一般情况下,我躺下就能睡着.

人 物 简 介

杨黎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高级记者,现为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兼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