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学的当代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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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新的历史阶段.新中国的文学也因此赋有了不同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某些重要品格.研究这些品格,对于深刻认识新中国的文化精神,深入理解文学在塑造国民的灵魂、表现生活的丰富内涵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

今天,离开1949年那个划时代的年份,已经有了60年的时间跨度.这意味着,“当代文学”已经在时间的跨度上长过了“现代文学”.虽然有学者已经指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因此,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作为一个划分历史时段的界碑也许更准确――因为新中国的文学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里是延安文艺的延续.{1}然而,新中国文艺仍然以比延安文艺更成熟的文学品格、更恢弘的精神气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也因为那些频繁的政治运动给历史留下了更沉痛的教训.这样,在经历了1949―1966的“十七年”、1966―1976的“十年”和1977年以后的“新时期”以后,以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去回顾60年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发现“当代文学”的“当代品格”,就成了新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深刻的政治情结

延安文艺的一个基本品格就是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以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季的诗歌《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等人的歌剧《白毛女》和光未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延安文艺以朴素、激越的风格记录了解放区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光辉历史,开辟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篇章.1949年以后,广大文艺家继承了延安文艺的传统,讴歌新中国,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虽然常常难免图解政策之嫌,但也的确比较成功地开辟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时代――那些性格鲜明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一扫此前文学史上普通人要么浑浑噩噩(例如鲁迅《阿Q正传》)、要么窝窝囊囊(例如老舍的《骆驼祥子》)、要么粗野神秘(例如艾芜的《山峡中》)的灰暗色调(虽然那些作品的文学水准是无可怀疑的),显示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岁月中意气风发、英勇顽强、创造奇迹的精神风貌.无论是梁斌的《红旗谱》里的朱老忠,吴强的《红日》中的石东根,《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孙达得、刘勋苍、栾超家、李勇奇,峻青的《黎明的河边》里的小陈一家,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中的江姐、华子良,还是柳青的《创业史》里的梁生宝,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李的《李双双小传》中的主人公,浩然的《艳阳天》里的萧长春、焦淑红、马老四,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中的主人公等都以自己不同凡响的崇高品德、英雄业绩显示了革命的伟大,同时也显示了民魂的伟大.曾经被鲁迅那一代人批判过的“国民性”在人民战争和和平建设年代里显然得到了根本的改变.空前的民族自豪感、空前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豪情,使得“十七年”文学产生了一批具有长久文学感染力的“红色经典”,并因此在祖国的文学史上占有了独特的位置.

然而,那些讴歌平民英雄的优秀作品又常常因为文艺政策的限制而在深入刻画英雄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方面显得不够丰满,也是明显的缺憾.当年,严家炎在评论《创业史》时指出的问题(“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2})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一方面,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斗争使得作家不能不谨慎小心,因而难免畏首畏尾,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脸谱化”影响也潜在地束缚了作家的思想,使他们普遍在刻画血肉丰满的平民英雄形象方面有所顾忌,不仅不敢写英雄的性格缺点和工作失误,甚至常常不敢写他们的爱情生活.对此,王蒙曾经有过这样的思考:“不论是赵树理还是周立波、康濯,他们总是不像俄罗斯作家那样抒发丰富多彩乃至神奇美妙的内心.中国作家可能写得很幽默、智慧、通俗、激烈、尤其是真实、生动、纯朴,但他们从来不像苏联作家乃至旧俄作家写得那样美,那样丰满.这也许正是苏联文学里充满了幸福、生活、光荣、爱情,而中国的文学作品里净是被骗后的觉醒、翻身后的感恩、识破奸诈与显露忠诚等的缘故吧.”{3}

是的,因为政治的考虑而错误发动的一次次文艺界的批判运动(从上世纪50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反右”等一系列大规模的运动到上世纪60年代的“反修”和长达十年的“”浩劫)从根本上妨碍了“十七年”文学作品达到更高的水准.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常常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文学作品的“人情味”,使得作家们只好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歧途上诚惶诚恐地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一旦政治高压有所减弱,中国作家就会发挥出令人称奇的创造力.例如,1956年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短暂试行,就产生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那样针砭官场时弊、描写理想主义者精神困惑的力作(可以说,此篇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风靡一时的“官场小说”的先导 {4}).郭小川在1957年和1959年写出的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抒情诗《望星空》在开掘革命中的屈辱、抒发一时的迷惘与伤感方面达到了难能可贵的深度,虽然刚刚问世不久就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但《一个和八个》到了1984年还被一批青年电影工作者改编、拍成了影响深远的同名电影,就显示了它非同寻常的生命力.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个和八个》都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可这些佳作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中国文化一向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因此,“文化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目的,文化成就须仰仗政权力量的荫庇方能播扬,文化人――知识阶层怀抱异常强烈的‘经世’意识,‘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5}这一特点,到了现代也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就如同李泽厚曾经指出的那样:“社会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最突出的位置,是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等,也无不围绕这一中心环节而激荡而展开,服从于它,服务于它,关系十分直接.”{6}钱理群也由李泽厚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发现:“我觉得这个特点从近代、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尤其是对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学的兴奋点一直是政治.”{7}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当代文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新时期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以后,还有那么多作家在关心着政治、研究着政治、描写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

首先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及其历史根源的控诉与反思.这样的控诉与反思暴露了政治对亲情与人情的戕害(如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王亚平的小说《神圣的使命》、韩少功的《月兰》)、专制主义策对文化的禁锢、对人心的扭曲(例如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

接着是“改革文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课题:蒋子龙的《开拓者》、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都揭示了政治体制问题对思想解放、经济改革、社会变革的掣肘,写出了改革者因为常常碰壁而苦闷,从而为推动政治改革大声疾呼.

“新潮文学”的产生是现代主义思潮回归,当代文学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标志.但“新潮文学”中就有相当部分是政治题材――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都凝聚了作家对革命的一系列反思,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以象征与荒诞的手法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劣根的思考,其中关于械斗的描写就是由“”武斗的史实触发,{8}马原的小说《零公里处》取材于作家的“”记忆,写出了“”印象中的非理性发现,余华的小说《一九八六年》也通过一个精神病人的自虐揭示了“”伤痕之深,并意味深长对照写出了那些正常人的健忘等这些具有鲜明政治反思意味的作品使中国的“新潮文学”赋有了某些重要的当代特色,它们与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风格作品(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等)在题材方面的迥然不同,一望即知.

“寻根文学”旨在重新认识民族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文学创新的灵感.但阿城的《棋王》、《孩子王》、《树王》都是以“”为背景的,都写出了在“”那个传统文化遭遇劫难的年代里,普通知青、农民在社会底层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写出了政治风暴也摧毁不了的传统文化之根.

“新写实小说”直面现实的琐碎人生烦恼,但其中也有许多名篇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意味――刘恒的《逍遥颂》就来源于作家的“”记忆,刘震云的《头人》、《故乡天下黄花》深刻写出了中国乡村政治的荒唐、黑暗,他的《单位》、《官场》、《官人》也都是讽刺官场的力作,苏童的《之家》意味深长地揭示了性欲与阶级斗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池莉的《你是一条河》记录了一个农村妇女在贫困的乡村挣扎、求生存的生命历程,也足以唤起人们对那些悲惨历史的记忆等

“女性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展示女性在政治风浪中挣扎的体验――铁凝的《玫瑰门》中关于司猗纹在政治运动中努力自保的心理刻画,《棉花垛》中关于不同阶级的女性在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时常常先受到性摧残的揭示,都令人震惊,王安忆的《流逝》、《“”轶事》、《长恨歌》写出了政治对世俗生活的冲击,还有一直保持了世俗情怀的女人们在动荡的年代里对家庭生活、“小资情调”的孜孜以求,林白的《青苔》、徐小斌的《末日的眼光》都记录了自己在“”中隐秘的情感体验,记录了那些青春和生命在政治运动中神秘消失的女性和青年的身影等

而那些一直为人瞩目的历史小说――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刘斯奋的《白门柳》到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康熙大帝》,更是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其中不仅还原了历史上政治斗争的残酷,也体现了作家在研究历史、还原历史时的聚焦点:那些政治人物的奋斗历程可歌可泣,他们的远大抱负、坚韧意志、过人谋略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与同样根深蒂固的“官场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常常纠缠不清等

谈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评论界常常概括的潮流是世俗化,固然不错.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仍然产生了以张承志的《心灵史》那样讴歌人民反抗暴政的名篇,产生了以王跃文的《国画》、李佩甫的《羊的门》、阎真的《沧浪之水》为代表的暴露官场腐败的“官场小说”,产生了以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谈歌的《大厂》、阎连科的《丁庄梦》、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为代表的反映尖锐社会矛盾的力作等这些作品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仍然足以表明: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高涨的世俗化浪潮并没有抹去中国社会上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影响.有的社会矛盾甚至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而变得更加突出了.

由此可见,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在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7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折腾以后,中国作家痛定思痛,完成了从政治工具到政治悲剧的反思者、政治改革的推动者的角色转换.当代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政治问题的许多独到思考常常具有发人深省的思想史意义.尽管如此,还应该看到的是,延安文艺的传统并没有终结.当代文学中仍然不乏讴歌社会主义“主旋律”的作品――从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柯云路的《新星》那样讴歌改革家的作品到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的小说《射天狼》那样歌颂当代军魂的作品,从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石钟山的《燃烧的岁月》、都梁的《亮剑》那样唤起人们对革命战争历史回忆、挥洒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到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省委书记》那样弘扬败正气、激起了广泛社会反响的作品,还有刘醒龙的《村支书》、《凤凰琴》那样以悲凉的笔触刻画底层人在艰难环境中恪尽职守的咏叹调等这些“正气歌”仍然响彻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同时,比起“十七年”的那些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作品,新时期的这些“主旋律”作品在敢于暴露社会问题、敢于刻画英雄人物的复杂情感方面又显然有了更加真切的成熟品格和更加苍凉的格调.这些作品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折射出了社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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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文学与其他文学思潮的彼此激荡、彼此辉映、彼此消长,是新时期文学区别于“十七年”文学的一大特色.

绚丽的文化景观

当代文学的另一大特色是展示了绚丽多彩的本土文化景观.

现代文学中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民俗画卷――鲁迅的《社戏》、周作人的《乌蓬船》、郁达夫的《迟桂花》、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断魂》、施蛰存的《上元灯》等都描绘了没有被乱世毁灭的、有着深厚民间文化情调的世俗生活.这些作品,散发着淳朴、清新、古色古香的温馨气息,与那些刻画病态的灵魂、破败的生活、喧嚣的氛围的作品形成了颇有意味的鲜明对照.

当代文学继承了现代文学的这一传统.

在“十七年”文学中,有许多作品在讴歌革命进程、塑造英雄形象时,也常常会为淳朴、清新的风俗画、人情味留下不小的空间――小说创作方面,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风云初记》、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梁斌的《红旗谱》中,都有对当时农村淳朴民风、人情世故、年节民俗的生动描写.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对广州都市生活场景的描写也相当引人入胜.戏剧方面,老舍的《茶馆》已经成为描绘老北京历史变迁的当代经典.诗歌创作方面,闻捷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更以对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的精彩描绘而饮誉一时.

到了新时期,在“伤痕文学”方兴未艾之际,汪曾祺那清新、醇厚的《受戒》、《大淖记事》和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的发表激活了作家们的文化记忆.接着,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黑骏马》、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邓友梅的《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王安忆的《长恨歌》、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以及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马丽华的《藏北游历》等为代表的富于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大散文”等纷纷问世,影响所及,在一批“60后”、“70后”作家的笔下也结出了硕果――例如迟子建的《原始风景》、《额尔古纳河右岸》、红柯的《跃马天山》、毕飞宇的《青衣》、朱文颖的《水姻缘》等这些作品,有的表达了作家的“怀旧”之情,有的寄托了作家的“寻根”理想,也有的凝聚了作家(尤其是在青年作家那里)对历史文化深厚底蕴的冷静思考.而无论是“怀旧”,还是“寻根”,都显示了民间文化的深厚魅力.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食家》.小说写出了苏州美食文化的深厚,还写出了政治风暴对那美食文化的冲击.但风暴过后,还是美食文化的复兴.这样的主题揭示了政治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政治风暴的猛烈可以禁锢民间文化于一时,可根深叶茂的民间文化终将在政治风暴过后赢得民心、再创辉煌.

与这些美好的风俗画紧密相联的,是那些弘扬传统文化精神的作品.在经历过“”“批孔”的野火烧灼以后,儒家文化精神在新时期文学中悄然回归:李的《黄河东流去》讴歌了民间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共度时艰的乡情、亲情,赞美了那深深扎根在普通百姓心中的仁义道德,汪曾祺的《岁寒三友》为仗义的友情谱写了动人的赞歌,贾平凹的《天狗》礼赞了一个普通农民淳朴的灵魂,郑义的《老井》是一曲舍己奉公、自强不息的生命壮歌,陈忠实的《白鹿原》塑造了在乱世中顽强坚守儒家文化传统的农民形象等这些作品与思想界的“新儒家”思潮彼此激荡,也成为新世纪阅读经典的热潮里《论语》重新风靡的先声.

与儒家精神回归相伴的,还有道家文化精神的复兴:贾平凹以“静虚村主”自称,他的《商州初录》、《浮躁》都表达了以静虚精神去超越浮躁的理想,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则通过描绘普通百姓朴素、淡泊、热爱自然、远离狂热的生活揭示了在“”中仍然深深植根在百姓心中的道家精神,王蒙的《狂欢的季节》回顾了在“”中当“逍遥派”,养鸡、学烹饪、打的平淡生活,写出了乱世中的超脱,那其实也是无数普通人曾经有过的生命体验,韩少功回归当年插队的乡村,过起了朴素的农家生活,写出了妙趣横生的笔记《山南水北》,安妮宝贝的《莲花》表达了更年轻的一代人在远离尘嚣的旅途中返璞归真的心声等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春风一旦重回神州,就必然会唤醒我们民族文化中酷爱自由、朴素、逍遥的历史记忆.

此外,还有佛家文化精神的重返: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泰山长老关于“宗教以道德为本”和“只有痛苦与幸福的因果循环,才造就了丰富的人生”的谈论给主人公的启迪,写出了佛家智慧的感召力,汪曾祺的《受戒》写活了乡村和尚亦僧亦俗的有趣生活,范小青的《瑞云》讲述了普通苏州百姓因为信佛而心安、行善的故事,她的《还俗》通过讲述还俗尼姑在世事浮沉中气定神闲,“和不还俗也差不多”,而一直事佛的尼姑则常常难免世事烦扰的故事,揭示了“心即是佛”的禅理,贾平凹的《烟》则借助佛家关于“古赖耶识”的智慧表达了对物质不灭、精神亦不灭的玄远顿悟,马丽华的长篇散文《西行阿里》则以气象万千的笔墨描绘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等这些作品多侧面描绘了佛家文化回归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图景.

中国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与博大精深的精神文化在当代文学中交相辉映,体现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强劲势头.这些风俗画卷和精神文化内核以相当淳厚的风格实现了对于文学中政治主题的超越,构成了当代文学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部分.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浸透了传统魅力的作品是与另一部分深刻反思民族文化痼疾的作品并存的.当代作家中,不乏继承“五四”批判精神的作家.白桦在《啊,古老的航道！》中对传统圆滑处世哲学的批判,韩少功在《回声》中对浑浑噩噩人生的反思、在《爸爸爸》中对蒙昧、残忍劣根的否定,高晓声在《李顺大造屋》中对顺从品质的叹息,贾平凹在《山镇夜店》中对奴性的针砭、在《古堡》中对“人言可畏”的抨击,周梅森在《沉沦的土地》中对阶级斗争与利益之争错综交织的真切展示,莫言的《枯河》对奴性的针砭,周大新的《家族》对手足之间“窝里斗”的遒劲刻画,苏童的《黑风景》对乡邻之间麻木情感、奴性心态的暴露等这些作品仍然能使我们感到“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时代强音没有过时.尤其是在“”过后的废墟上,如何驱除“”的寒雾,怎样重建精神家园,已经成为长期困扰着思想界、而且愈见十分迫切的严峻课题.

还需要强调的是,当代作家的“怀旧”心态、“寻根”不是通常所说的文化保守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事实上,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民族都高涨起了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浪潮――就如同美国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的那样:“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治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充斥着‘日本和日本人理论’.”{9}以这样的眼光去看现代中国的文学民族化运动、看“拉美文学爆炸”、直至看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黑人文化复兴运动,{10}都不难发现,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其实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多元化格局的必然抉择.这意味着,多元文化已成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在多元文化彼此激荡的年代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相碰撞与融合已经催生了新的文学景观.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融为了一体,他的小说因此具有了鲜明的个性,张承志将艾特玛托夫的中亚风情、海明威的“硬汉子精神”与自己的知青体验、回族文化背景化作了《金牧场》、《心灵史》那样气壮山河的“美文”,韩少功将楚文化氛围与米兰昆德拉的“词典体”写作熔于一炉,写出了《马桥词典》、《暗示》那样的智慧之作,贾平凹从中国古典诗文中汲取了古朴和空灵,又从拉美文学借得了魔幻笔法,于不断求新求变中写出了既有浓郁乡土气息又有丰富现代感的《浮躁》和《高老庄》,莫言师法福克纳、马尔克斯的现代手法,也继承了李商隐的朦胧意境,因此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那样如梦如幻的奇异之作,马原把庄子的智慧、霍桑的神秘与自己在西藏的探险经历杂糅在一起,写出了立意警辟、哲思隽永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等因此,中国当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才没有沦落为亦步亦趋的模仿,对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也才没有退步到复古的地步.既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又融入了当代异域新潮的影响,当代文学中的本土文化画卷才显得清新、醇厚、气象万千.

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被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11}

自觉的汉语意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是现代汉语的产生和不断更新.

许多当代作家都有非常强烈的汉语意识.

在“十七年”文学中,因为延安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限定,追求朴素的文风成为主要的时尚.就像赵树理的小说,追求故事的通俗易懂,语言也尽量符合农民的胃口,多有俗语、歇后语和方言土语,因而很有乡土气息.周立波也擅长使用方言土语,因为“方言土语是广泛流传于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12}李也谈到过自己的小说语言诀窍:“在运用语言技巧上,我首先是学民间戏曲说唱的流畅和明快等学习群众形象的语言,富有哲理味道的语言等不只是记录,还要学习他们的对仗精巧,学习音节铿锵的内在旋律.”{13}尽管如此,可“十七年”文学仍然显得比延安文艺要丰富、成熟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家们在努力学习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经验时在“提高”上下了功夫.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孙犁就以《荷花淀》那样的“诗化小说”继承了鲁迅的“抒情的方法,叙述和白描的手法”.{14}而他从小就读过的《红楼梦》更使他一直擅长以诗化的风格描绘形形色色的女性的命运.孙犁上承《红楼梦》、《聊斋志异》的典雅、鲁迅的抒情风格,下启刘绍棠、贾平凹的清新、古朴,{15}在当代文学语言典雅、诗化传统的形成方面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李从小就读过《史记》、《古文观止》、《唐诗合解》,并在后来成功以后说:“读了这些东西的确还有些帮助,特别是在文字的简练上.”{16}另一方面,延安文艺与“五四”精神和西方文学传统也常有幽然相通之处.延安鲁艺就开有“名著选读”课,由周立波主讲.其中主要内容为外国文学名著.{17}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受到了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影响,也广为人知.柳青在陕北深入生活时也读了英文版的《悲惨世界》,并深受影响.{18}孙犁在中学里也读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包括法国作家纪德的《田园交响乐》.{19}诗歌方面,诗人郭小川、贺敬之也都在将古典文学遗产化入当代诗歌创作方面有成功的探索:郭小川创造的“新辞赋体”明显受到古代辞赋的影响,显得气势恢弘、壮丽(例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他的叙事长诗《将军三部曲》则多处借鉴了元曲小令的句式,具有精致、婉约的风格.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成功尝试了以七言古风为主要句式的诗风,也显得气势非凡.这些范例都足以表明:“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已在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开辟了将古典文学遗产与大众文学融合的新路.

到了“”中,《诗词》的空前风行使得古体诗创作也空前普及:1976年“四五”运动中产生的由广大业余作者创作的《天安门诗抄》中,古体诗词就占有了相当的比重.这一现象昭示了在当代,古典诗歌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旧体诗”的创作仍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到了新时期,追求古朴、典雅的文风因为孙犁的复出、汪曾祺的成功而再度蔚然成风.孙犁不仅反复强调学习、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遗产,还以风格古朴的《芸斋小说》唤起了读者对传统“笔记小说”的记忆.

汪曾祺曾经说过:“语言是小说的本体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他还特别谈到:应该讲究“文气”,因为“语言的奥秘,说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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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则特别强调了“母语”和“美文”的意义:因为在“母语”中有“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的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他才因为“汉语那变幻无尽的表现力和包容力”而“正式滋生了一种祖国意识”.他相信:“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22}他的小说,充满,音乐感、色彩感都非常强,有“诗化小说”之誉,又因为回荡着理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而不同于汪曾祺清新、古朴的“诗化小说”.

随着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文艺思潮的引进,文学语言的创新意识空前高涨.在个性解放、标新立异的时尚中,“新潮文学”(包括“后朦胧诗”{23}和“新潮小说”)语言的狂欢之风也在打开了语言实验大门的同时,猛烈冲击了语言的秩序.随着“反传统”激进思潮的高涨,文学语言的晦涩和粗鄙之风在一部分文学青年中流行了开来.那晦涩之风显然是对西方晦涩文风的生硬模仿,而那党同伐异、满口脏话的粗鄙之风则体现了“唯我独尊”的扭曲心态.另一方面,随着世俗化浪潮的迅猛发展,玩世不恭的油腔滑调乃至“恶搞”之风也在文坛上扩散开来.就像韩少功指出过的当代语言的退化和腐变现象那样:“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更多表现为鄙俗化倾向,表现为市井腔等它诱发油滑、散漫、贪婪、媚俗的语气和表情,总是倾心于金钱,以时代的新的权势中心为最大的词根等它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的血温和神圣的光彩,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意义等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他因为“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诗经》”而感慨.他也寄希望于语言的“寻根”:“当一切都行将被主流文明无情地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心的时候,唯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24}虽然这样的批判之声在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一度产生了相当规模的回声,但语言的退化和腐变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与世俗化浪潮相伴而生的精神危机与人文素质下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忧虑.当代文学的语言创新如何走出一条继往开来的道路,文学语言的狂欢怎样绕开媚俗的暗礁,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文学的声誉.尤其是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文化开始产生国际影响、全球兴起了“汉语热”的今天,如何发扬汉语的魅力,如何继续谱写现代汉语的辉煌,已经成为相当紧迫的问题.

多元的创作格局

“五四”运动开辟了文学多元化的新格局.这一格局到了延安文艺时期发生了变化――文艺明显向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倾斜.在现代文学上盛况空前的批判现实主义热潮(以鲁迅的《祝福》、《药》、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为代表)、浪漫主义思潮(以郁达夫的《沉沦》、《迟桂花》、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为代表)、现代主义浪潮(以鲁迅的《狂人日记》、“新感觉派”小说和“九叶诗派”为代表)在延安难以得到继续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中国和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结盟,民族化、大众化的革命通俗文艺与苏联的革命文艺在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基础上碰撞在了一起,一批既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又明显吸收了苏联文学影响的优秀作品(例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当然也打上了革命的色彩.“革命现实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创作主流.虽然革命的年代已经融入了历史的云烟之中,那个年代里产生的“红色经典”依然在上世纪90年代重新放射出了夺目的光芒,就足以表明革命文学、“革命现实主义”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精神意义.“时代多变,但精神却常常岿然不变.在‘红色经典’中,我们不就可以从那些革命英雄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感受到古老的‘大同’理想,从他们的英雄业绩中感受到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从他们不怕牺牲的凛然正气中感受到‘舍身取义’的传统气概么的确,在‘红色经典’与传统文化之间,是存在着深厚的精神联系的.”{25}另一方面,肩负人生的重任,关注现实的问题,为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呐喊,这既是贯穿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艺”的一条精神红线,也是从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到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都恪守的文学精神.

“革命现实主义”必然会赋有理想主义的气质,因此,“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成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方法.具有鲜明理想主义色彩的诗词{26}和“大跃进民歌”{27}的问世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提供了范本.就像郭沫若在1958年指出的那样:“不管是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只要是革命的就是好的.革命的浪漫主义,那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和现实主义结合了,诗歌可能更多地发挥这种风格.革命的现实主义,那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和浪漫主义结合了,小说可能更多地发挥这种风格.”{28}这样的创作方法一方面鼓荡起了那个年代许多作家的革命,使他们写出了既真实地记录了革命斗争历程,又洋溢着坚定革命信念和高昂革命豪情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革命文学繁荣的时期,另一方面,又因为这样的创作方法被定于一尊,也产生了不少风格浮夸的失败之作.文艺界频繁的“整风”运动更使许多作家渐渐丧失了创新的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幽灵并没有因为“革命浪漫主义”的干扰而销声匿迹.在1956年文艺界一度高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热潮中产生的“干预生活”作品(以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耿简的《爬在旗竿上的人》、李国文的《改选》等暴露现实问题的作品为代表)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悄然回归的证明.虽然经过“反右”,这些作品遭到了粗暴的批判,但就在“反右”开始不久,杜鹏程发表的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仍然暴露了工程队副队长梁建对工作不负责任、追求的只是把自己“放在工程局长的位置上”,羡慕别人“爬得快”、“抖得很”的官迷心态,使人很容易会联想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刘世吾.也就在“反右”过后不久的1958年,赵树理仍然发表了他的“问题小说”名篇《“锻炼锻炼”》,“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29}闪烁出针砭时弊的锋芒.这些作品虽然在那个年代是凤毛麟角,但毕竟与“革命浪漫主义”保持了距离,而显示了批判的风骨.此外,散文方面,姚雪垠发表于1956年的《惠泉吃茶记》也讽刺了人们盲从、迷信,不相信自己的感觉的奇怪现象,言近旨远,今天读来仍不过时.邓拓于1961年至1962年间写的杂文《燕山夜话》也常常具有明显的现实感,其中的《说大话的故事》、《王道和霸道》、《放下即实地》、《主观和虚心》、《智谋是可靠的吗》等文尖锐地讽喻“50年代末、60年代初,说大话,放空炮,不走群众路线,凭主观意志办事,违背客观规律等不良倾向”,{30}实在难能可贵.诗歌方面,蔡其矫也是在1958年发表了《雾中汉水》、《川江号子》那些记录了纤夫的艰辛、底层的悲号,同时也寄寓了自己压抑心情的力作.{31}这些作品,虽然常常一问世就遭到了粗暴的抨击,虽然在“十七年”文学的格局中显得十分薄弱,但还是都延续了文学批判现实的传统.今天看来,它们都是那个年代里文心没有昏睡、良心没有沉沦的证明.到了新时期伊始的1979年,那些当年被打成“”作家的“异端”之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重放的鲜花》为题重新出版,《燕山夜话》也由北京出版社重印出版,显示了在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异端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蔡其矫给予了晚辈诗人舒婷以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并将她推上了当代诗坛,也显示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异端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32}

由此可见,“十七年”文学在创作手法上呈现出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彼此融合的基本特征,同时,批判现实主义作为支流也常常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承“五四”批判现实主义和“延安文艺”中批判现实主义(以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为代表)的传统,下启“”“地下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以毕汝协的《九级浪》、靳凡的《公开的情书》为代表),并最终汇入新时期批判现实主义复兴的大潮中.

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思潮的回归也是在“”的“地下文学”中.介绍西方社会思潮与文艺作品的“灰皮书”、“黄皮书”(其中就有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经典《局外人》、《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等)在“”中已经悄然流行于许多青年中,并对他们的创作远离“十七年文学”的“主旋律”起到了启蒙的作用.{33}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舒婷等人都是在“”中开始写作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的.他们那些“地下诗歌”上承现代诗歌史上闻一多、卞之琳、艾青、穆旦的现代主义传统,下启新时期“朦胧诗”的现代主义汹涌浪潮.此外,北岛写于“”中的小说《波动》也弥漫着浓厚的“世纪末”情绪,上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遥相呼应,下与新时期的“新潮小说”紧密相联系.

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格局就这样经由曲折的历史脉络,与现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幽然相通.

新时期思想解放,文学创作进入了大繁荣的历史阶段.

一方面,批判现实主义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再创辉煌,另一方面,浪漫主义也呈现出壮丽的气象――既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金牧场》那样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名篇,也有以汪曾祺的《受戒》、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我的光》、莫言的《红高粱》那样洋溢着浓厚的“文化寻根”氛围的浪漫主义佳作,还有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那样回荡着深邃的生命之思、灵魂之问的浪漫玄想的厚重之作,又一方面,现代主义也在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从《夜的眼》到《杂色》)、马原的“寓言小说”(如《冈底斯的诱惑》、《零公里处》)、刘索拉的“黑色幽默”小说(《你别无选择》)、徐星的存在主义小说(《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荒诞小说”(《爸爸爸》)等“新潮文学”名篇的推波助澜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了颠峰状态.

耐人寻味的是,多元化格局中一直根深叶茂的,还是现实主义思潮.除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样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以外,继“新潮文学”崛起的“新写实小说”再度显示了作家们关注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命运的胸怀――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刘震云的《头人》、《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之家》是“新乡土小说”的重要收获,刘震云的《新兵连》写下了“另类”的“军旅文学”,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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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小说”之后,是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从刘醒龙的《凤凰琴》到谈歌的《大厂》、何申的《穷县》、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继续谱写着关注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命运的新篇.再接下来,就是世纪之交的“底层关怀”思潮了――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罗伟章的《我们的路》、贾平凹的《高兴》等都仍然在忧患民生、为民请命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上前进.由此可见,就像批判现实主义是现代文学30年中的主流一样,到了新时期,它依然是文学多元化格局中声势最浩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元.这一现象,值得研究.它至少昭示我们:无论时代怎么变,中国作家忧患民生、为民请命的襟怀不变,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中国作家关注现实、针砭时弊的目光不变.同时,新的文学思维,新的创作手法,也在努力开辟新的文学园地的进程中,渐渐融入了现实主义的主流,使现实主义在不断吸纳文学新潮的过程中嬗变、出新.这正好再次应证了法国评论家罗杰加洛蒂关于“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论断:“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34}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