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文学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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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文学的初春季节

――从《新花》《芳草》到《千顷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此同时,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也到来了.昭通文学也是伴随着这个季节开始复苏的.但这的确还是初春,是个乍暖还寒的季节.

1979年春,昭通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文艺刊物《新花》.《新花》是以昭通地区群艺馆的名义创办的,得到了昭通文化界的老领导老作家朱君和同志的支持.他是当时文教局的领导.《新花》的编委自然有一个名单,但执行编辑是王显亲与合仿.《新花》的办刊方针是普及和繁荣文艺创作,培养人才.这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思想还在受着很大的束缚.《新花》发表的作品仍以表现工农兵,歌颂社会主义时代,塑造英雄人物为主,但这毕竟是在“”结束以后,所以作品的内容也有了一些新的东西,如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表现师生情,战友情、乃至于描写爱情.刊物发表的作品体裁广泛,诗歌、散文、小说和演唱材料都有.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伤痕文学的潮流,但在《新花》上还难以见到这样的作品,据说夏天敏有一篇类似的作品,但经过编委讨论,顾虑颇多而未予发表.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当中,盐津县的贾书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善于叙述故事,并刻画人物描写环境.他不仅在《新花》上发表小说,也是在省级刊物《边疆文艺》上发表作品最早的昭通作家.王显亲也是一位小说作家,他也在刊物上发表过小说.《新花》还刊登过唐家义改编创作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也可算是昭通的第一.《新花》的主要作者还有吴探林、周天忠、蒋仲文,他们发表的文章主要是评论和杂感.《新花》是改革开放以后,云南省地州一级出版的第一个文艺刊物,在合仿参加的一次省级会议上,省内一些知名的作家诗人都表示了对它的热情关注,并给予稿件.

《新花》是在初春季节昭通文艺界的一块苗圃,虽然它的思想还不解放,但它给全地区广大的文艺爱好者提供了一块创作园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普及创作培养人才的目的.后来成名的作家蒋仲文、夏天敏,那时都还是文学青年,《新花》对他们的创作起步是有很大影响的.《新花》是季刊,只办了五期,到1980年就因各方面的原因停刊了.

《芳草》是继《新花》之后在昭通地区内出现的第二本文艺刊物,它是由盐津县文化馆主办的,当然也得到了县委宣传部和文教科的首肯.《芳草》创办于1979年10月,它的实际主编是贾书伟.《芳草》的办刊方针在它的稿约中作了说明:“把《芳草》办成业余文艺创作队伍成长壮大的练兵园地等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贡献力量.其精神与《新花》是一致的.《芳草》的办刊思想还比较解放一些,它在创刊号上即发表了舒卫(即贾书伟)的讽刺剧《笑逐逆浪》,批判跟随“”的帮派人物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甚至破坏生产破坏文物的倒行逆施.《芳草》1980年第一期还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蓓蕾遇霜摧》,小说叙述一个健康活泼的女中学生彩霞因为父亲写了几首咏物诗被打成,在“”中受到牵连和迫害.这已经是明显的伤痕文学题材了.《芳草》也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

1984年昭通地区召开了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后,昭通文联成立,又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千顷池》.八十年代中期,“伤痕文学”的大潮已在全国席卷而过,进入了反思文学时期,但昭通的作者们仍试图跟上和弥补这两个文学思潮.因此《千顷池》发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品大为增加.周天忠在他的评论《乱花渐欲迷人眼》一文中对《千顷池》创刊―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作了一个颇有深度的综合评述.他说:“人的价值观念的变革意识是《千顷池》短篇小说中最为眩目的当代意识之花.”而“价值观念的变革包括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地位尊严、审美情趣及其评价等方面的变革.”在这一年中,《千顷池》发表了一些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表现力的短篇小说.王显亲的《怪病》批判了陈腐的价值观念及奴性心理.女作家钟文慧的《迟暮的心》通过一位中年女性爱情心理的觉醒表现人对自身价值的意识.蒋仲文的《林七哥啊！》表现社会对小人物的生存价值的漠视,从而表现出“老友由于物伤其类而发出的深沉悲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天敏的《白鸡》.他描写了一个“被旧时代遗弃而又不被新时代所收容的知识份子的悲剧命运,”颇能发人深思.这些小说的创作和发表对昭通文学创作的思想变革与深化产生了深远的转折性的影响.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千顷池》又因“某些外在的原因”而停刊了.昭通文学的乍暖还寒的气候特点再一次表现出来.

八十年中期昭通地区的文学刊物又恢复并增加起来了.停刊一年后的《千顷池》改名为《昭通作品》复刊了,昭通县创办了《烟柳》,水富县创办了《滋兰》,彝良县创办了《彝良文艺》.1986年秋天昭通文联主持召开了首届昭通小说笔会,请来了《大西南文学》(即《边疆文学》)的两位编辑审稿.昭通文坛上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似乎真的到来了.

敲门砖确实敲开了门

――昭通文学社团及文学的小报扫描

昭通文学现象形成的过程中,有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就是昭通文学社团的踊跃兴起和文学小报的广泛发行.这个过程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小报的编辑出版多达数十份.这些社团和他们编辑出版的小报不仅营造了浓厚的文学氛围,吸引了成百上千文学爱好者,营造了昭通文学生存发展的土壤,而且的确造就了昭通作家群当中的多位作家诗人.文学青年是文学社团的主体,他们把社团看作探讨创作的家园,把小报作为发表习作锻炼才能的园地.因此参加文学社团的活动令他们热情澎湃,兴奋不已.如果说,文学小报是一块敲门砖,那么他们的确用它敲开了文学之门文坛之门.

在我的记忆中改革开放以后,昭通最早的文学社团是《荒原》文学社和《野草》文学社.1986年成立的《荒原》文学社是由昭通师专、昭通教院的一些教师和其它单位的一些文学爱好者共同组成的.《荒原》文学社从一成立就确立“为人生为社会”的创作思想.那时这一群文友们在一起谈论着文学憧憬着文学,热情洋溢,满怀信心,却没有谁预言二十年后自己就是云南省的著名作家,只是坚定自己要走文学这条路的信心.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今云南省文坛上颇有名气的评论家宋家宏、李骞,著名作家夏天敏、蒋仲文、黄玲、诗人付泽刚都是昔日《荒原》文学社的社员.我也算沾了一小点灵气,写了一些文学评论,出版了一本评论集《走进昭通文学》.《荒原》文学社出版的小报当然就叫《荒原》,我在其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小评论,评夏天敏的小说《秦月楼》.《荒原》报还出过一个诗歌专号,当今云南省著名作家潘灵还在这期上发表过诗作.《野草》文学社是由昭通师专的学生创办的,刊物也叫《野草》,它的成立时间大约比《荒原》文学社还要早一点.它是坚持活动时间最久的一个社团和刊物,它有一茬一茬的学生加入,前面的毕业走了,后面的又接着活动,接着办刊.从《野草》文学社走出一茬一茬的诗人和其它文学爱好者.此外,昭通教育学院学生会在八十年代还创办过文学刊物《红烛》,昭通师专也还有学生办过文学刊物《守望者》.

进入九十年代,昭通文学社团的兴起似雨后春笋,小报的出版发行如山花烂漫.办报的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单一的以社团名义创办发展为多元,有的仍以社团名义创办,有的依托乡政府或乡教办办报.后一种形式创办的小报,第一二版刊登与部门工作相关的文章,第三四版仍是文学作品.这段时间的小报比较有影响的是:王昭荣等人创办的《方寸天地》和《靖安》,吕翼、刘平勇、刘邦坤等人创办的《洒渔河》,王昭荣、沈洋创办的《山风》.昭通师专学生中又出现了《红潮》文学社及小报《红潮》,昭通教院的学生开宏、赵应彪、陈大礼等先后接班创办《拓荒》文学社和《拓荒》小报.此外还有昭通烟厂青年艾焱等创办的《南星》文学社及小报《南星》,由沈洋和杨帆负责编辑工作的《守望民族报》.其后,中国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成立,创办了《黑颈鹤》会刊及其文学副刊《绿色风》.以这份小报作信使,昭通黑颈鹤保护协会蜚声海内外了.还有威信的黎风,丁火创办的《大乌蒙》后改《新扎西》,也一直在办下去,他们常给我寄来小报,起初我还以为这也是几位年轻人办的,后来才得知他们已是中老年人了,这更令我感动不已.

说起文学社团的活动,我们会立刻想“沙龙”这个词,但是“沙龙”对于昭通的文学社团来说,太高雅了,太优越了,处在贫瘠的滇东北高原上、古老的昭通城里的文学社团没有那么悠闲而雅致的享受.他们的活动或在某位同仁的斗室里,或在校园里的石桌子边,或在小河边的草地上,或在山坡上的小树林里,喝杯白开水,嚼几颗炒碗豆,固然也有诗情画意,但却也艰苦得可以.他们办的报纸,刚起步时有的不仅是手绘手写复印发行,而且还是社员凑钱付诸印刷,渐渐发展成铅印有的还是得自己凑钱.王昭荣的《方寸天地》就是这样,开头那几期手抄报,现在可作艺术品收藏了.小报的发行更为费劲,他们常常是背着一摞报纸,想好发行对象,走上门去送给人家,还要笑容可掬地说:“XX老师,请你给予指导！”实在谦恭得可以.谁能想到昭通作家就是这么走出来的.现在昭通文坛上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吕翼,刘平勇、王昭荣、沈洋、刘邦坤等,都有了自己的小说集或散文集出版,他们都在一些大型刊物上发表了作品.回顾起他们办小报的历程,真是甘苦备尝,但却可以对得起自己的初衷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化,条件的改善,昭通的文学社团和文学小报已经退潮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还在继续发行.但那一段历史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昭通作家诗人的趣味闲话

中国近代思想家大学者梁启超主张人的生活是要有趣味的,做事情也是要讲究趣味的.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不过,他对趣味作了界定.他认为,如果做一件事,起初有趣,而结果会引来无趣,那就不是他主张的趣味.他还举例说:赌钱有趣吗输了便无趣了,抽烟有趣吗身体拖垮便无趣了,做官有趣吗丢了官便无趣了.因此,必须要自始自终都令人感到有趣的事,那才是他主张的趣味.他认为艺术活动和做学问都是符合他所主张的趣味原则的.文学创作是艺术活动的一种,自然也就符合梁启超主张的趣味了.

细观昭通作家的某些言行,颇能符合梁启超主张的趣味.试举昭通作家的几例闲话为证,看看他们对文学的趣味浓度何如

曾令云曾多次在文学界的会上提到他对文学创作的痴迷,打趣说:“我就像那些吸烟的人一样,上瘾了,丢不掉了,就好这一口了.”正因为有了对文学创作的这种痴迷,才激励他辛勤创作,夜以继日,甚至通宵达旦的写作.仅只十多年的时间,他完成并出版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长达数百万字.诗人麦芒说:“诗人等于疯子+傻子”其入迷的程度也是和小说家差不多的.樊忠慰干脆就把他的第二本诗集命名为《精神病日记》,为麦芒的话作了实证.

夏天敏获鲁迅文学奖以后,连连在国内大型杂志上发表作品,有不少人认为他本来就是有写作天赋的.其实不然,夏天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自己早年在某单位工作时,常向外投稿,然而累试累败.收发室的同志一收到他的信函,摸一摸,厚厚的一迭,便知是退稿,于是放大声音喊:“夏天敏！你的稿费来了！”如此的奚落,夏天敏遭遇的可不止一次,然而他并不气馁,还是坚持写下去,最后终于成功了.当然,坚持需要毅力,但如没有兴趣的支撑,恐怕毅力也早磨损光了.怪不得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又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郭沫若说:“天才在于勤奋,知识在于积累.”我想,天赋也许就是趣味加上思考与坚持.

谈到坚持,我记得邹长铭说过一句话.他说是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听那位十五岁就出名的天才作家刘绍棠说的.他说:“搞创作就是要守着你那一亩二分自留地不断挖下去.”我反复琢磨,这话的意思是否包括两层:第一层意思是说,你要很留意自己身边的生活,不断地观察研究分析,就可能发现有价值的题材,第二层意思是说,要对你的题材进行深入的分析开掘,才能写出思想深刻的有社会意义的作品.邹长铭的创作大体是遵循着这句话去进行的.他的系列小说《墨宝》、《水鬼》、《驿道》之类都写临江镇及其周边农村的故事,说白了也就是以金沙江边的巧家县的生活环境和人物为原型来进行艺术加工创作的.

谈到对创作的追求,蒋仲文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创作中要善于“找到自我”.起初,我对“找到自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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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趣味,不懈的坚持,独特的追求构成了昭通作家共同的创作体会和审美情趣,并获得了成功.看来这些趣味闲话,也还不仅只是闲话.

我们中学时的文学梦

――忆童话歌舞剧《两只小蜜蜂》的

创作演出

大凡青年人总是有梦的,只不过各人的梦不尽相同.在物资非常丰富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想青年人的梦一定是五彩缤纷美不胜收.有梦才会充满活力,有梦生活才会有憧憬和希望,有梦才会鼓舞人为园梦而奋斗拼搏.我们的中学时代也有自己的梦,但我们那时的梦,在物质的追求方面其想像力是贫乏的,或者说不敢有所奢望,但却并不缺乏精神上的想象与追求.我们几个对文学有浓厚兴趣的同学在读高中时就梦想着将来要成为作家或诗人,梦想着自己的小说集或诗集展开美丽的翅膀飞到读者中去.不过我们将自己的梦想藏在心里,而在行动上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努力.

只要你有心,机会总是有的.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昭一中学生会宣传部下面有个校刊编辑部.编辑部集中了高中学生当中的几个语文尖子,其中有秦仲权、彭先和和我.编辑部每两周给学校编排出几大块黑板报,每逢节日还要编排出一大版用毛笔缮写的墙报.学校分配了一间小屋给校刊编辑部作办公室.那一间设备简陋的斗室便是我们谈天说地写诗作文抒发感情驰骋想像的天地.1955年暑假,学校领导下发了一个通知,要在1956年新年到来之际举行一次全校性的文艺会演,提倡学生自编自演节目,同时希望校刊编辑部的同学能写出几个剧本来供同学们排练演出.于是我们便自告奋勇地分头下去写作,写出初稿来大家共同讨论修改.结果彭先和写出了话剧《田家贵的病》,我写出了童话歌舞剧《两只小蜜蜂》.

我平常除阅读小说外,也读一些剧本,并且注意观看戏剧演出,从中受到一些启发.于是,我想写一个童话歌舞剧,载歌载舞,生动活泼,人格化的小动物和植物,很适合青少年的欣赏兴趣.于是我就开始写作,没多长时间,我的剧本初稿便形成了,并且定名为《两只小蜜蜂》.歌舞剧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春天的花园里一群勤劳的蜜蜂正忙碌着采花酿蜜,他们歌唱着劳动着.然而其中有两只小蜜蜂(小七妹和小八妹)贪玩好耍不爱劳动.在他们逃避劳动的过程中受到了象征坏人的大黄蜂的引诱,教唆他们不要劳动离开集体到处去玩,结果他俩险些被大黄蜂杀死吃掉.经过小蜜蜂群体的奋勇战斗和其它动植物朋友的帮助,他们终于打败了大黄蜂消灭了大黄蜂,救出了自己的小七妹和小八妹.这两只小蜜蜂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从此以后不再贪玩好耍离开集体,和大家一起辛勤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剧中的角色除了八只小蜜蜂和大黄蜂之外,还有红青蜓、蓝青蜓、花蝴蝶、白蝴蝶、树公公、小燕子,还有玫瑰花、蔷薇花、狮子花、喇叭花等,通称花姐妹们.剧本初稿完成后,经过我和秦仲权、彭先和三个人集体讨论后作了一些修改便定稿了.于是便以我们三个人集体创作的名义发表在校刊上.秦仲权为其中的歌词谱写了曲子,便带领一群初中的女同学排练起来.其后从1955-1956年,这个童话歌舞剧在昭通的舞台演出过多场,在鲁甸也演出过一场.舞台演出的效果真是丰富有趣生动活泼多姿多彩,颇受欢迎.1956年夏天,云南人民出版社两位编辑来昭通组稿召开座谈会,伍正之校长在会上把我们这个童话歌舞剧推荐给了出版社的同志.出版社的同志看后就人物性格和剧末战斗的处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但因我们学习任务紧,艺术功力也还不够,故未能继续修改送审.

童话歌舞剧《两只小蜜蜂》的创作和演出,大大激发了我的文学兴趣,激发了我的想象力,给我带来了成功的喜悦,奠定了我要走文学之路的思想基础.这个剧的主题:热爱劳动,热爱集体,远离坏人,既符合当时的思想教育,在今天也未必就没有现实意义.如今,饰演《两只小蜜蜂》剧中角色的那些小姑娘们都已经是老太婆了,但她们一定记得当年演出那精彩而热烈的场面.

岁月沧桑,《两只小蜜蜂》的作者们各有自己的坎坷经历.从昆明师院(即云师大)中文系毕业的秦仲权曾在60年代初因宣讲小说《红岩》而走红昆明市,可是“”期间却又被投入牢房达一年之久.彭先和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在期间也受到了隔离审查.据彭先和讲,他们俩在“”中被和审查,其罪名之一都是因为写作了大毒草《两只小蜜蜂》.而我这个执笔写作者因为没有他俩名气大又生活工作在小县城倒还没有人知道把这株“大毒草”挂在我的头上.

青年时期埋藏在心底的梦就像一颗种子,春天到来时,它就会发芽生长.秦仲权、彭先和在“”以后又在昆明合作主编昭通校友联谊会在大型杂志《友声》.鉴于上面那些原因从1957年算起到1979年我在文学创作方面搁笔20多年.从1979年起我才又开始文学写作,写作发表了一些文学评论和文学作品,不惑之年又开始了自己的园梦之旅.

被冷落了的一种艺术形式

――谈谈昭通的话剧歌剧演出

兼评廖天云的话剧《风水宝地》

当人们谈论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时,常常忘记了当代文学四大体裁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的戏剧创作,忘记了昭通还有几位颇有成就的戏剧作家和他们那曾经搬上舞台演出的作品.

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它属于综合艺术,因为它是文学剧本和表演艺术的结合.但就剧本而言,它仍是文学.而且人们常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它是戏剧演出能否获得成功的基础.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观看和欣赏戏剧演出是接受思想教育和艺术薰陶的最为直观的一种形式.现在电影和电视艺术冲谈甚至取代了舞台剧的演出.但是,从过去曾经多次观赏过舞台戏剧演出的一个观众的感受来说,直接观看舞台上的戏剧演出,那种近距离的直观的亲切的感受又不完全是电影电视艺术所能取代的.而且如果你能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参与戏剧演出活动,亲身体验一把,那你就会觉得这种艺术创造活动是十分有意义的,很能满足当代人重在参与的意识.

话剧和歌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传入中国的艺术形式.与传统的中国戏曲相比,话剧没有唱腔只有对白,歌剧虽有歌唱但也不是中国戏曲那种定型的成套的唱腔,而是音乐家根据剧情和歌词创作的歌曲.现代话剧歌剧的剧情多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舞台布景也更为逼真,因此它们更能为不熟悉戏曲表演的观众所接受.因此在二十世纪话剧歌剧艺术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象郭沫若、老舍、曹禺、田汉、欧阳予倩、陈白尘、贺敬之等著名的剧作家,出现了由他们创作的一大批经典的剧本.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昭一中,那时升学和就业的压力没有现在这样大,当然也还没有英特网,学生们有较多的时间从事社会活动和艺术活动.我刚上初中时就观看过高中同学演出的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等.在抗美援朝时期,昭一中学生排演的《刘胡兰》向社会卖票公演,一个星期的演出,场场满座,将卖票的收入用于捐献给抗美援朝购买飞机大炮(这是当时的说法,代指武器).我们上高中时,一个年级两个班的学生就能排练演出一台话剧.我还记得我们这个年级排练演出过反特故事话剧《海滨激战》,而另一个年级两个班的同学则排练演出过曹禺的话剧《曹雨》.我能写出童话歌舞剧《两只小蜜蜂》与观看这些戏剧演出所受的影响是有关系的.直到现在我仍然愿意观看舞台剧的演出,也喜欢读一些文学剧本.“”结束以后我饶有兴味地读过上海剧作家宗福先创作的话剧剧本《千无声处》,观看过昭通地区文工团演出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我更希望能够看到昭通剧作家自己创作并演出的剧本.

昭通戏剧作家当中,有两位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是蒋仲文先生,另一位是永善的廖天云先生.对于蒋仲文先生的作品,我读得较多的是他的小说和散文.我知道他的一些话剧作品,如《墙倒》、《补天》,揭示现代人在商品经济中的一些心理变化,但我没读过剧本.对于廖天云先生的作品,我有幸观看过他的大型话剧《风水宝地》搬上昭通舞台演出,那是1996年的事.

《风水宝地》取材于昭通本地农村的生活,写的是余、黄两家人为争夺一块坟地而展开的争斗.这块坟地被阴阳先生判定为“风水宝地”,认为哪家得到这块宝地把去世的老人葬在这里,儿孙将会升官发财,因此斗争愈演愈烈.这是戏剧冲突之一,本剧戏剧冲突的第二条线索是:乡长兄弟拉起的建筑队偷工减料毁了希望工程.两条线索相交织,就使得本剧的矛盾冲突比较复杂,而现实的针对性也增强了.本剧批判的着力点在于:农村的封建迷信思想和以权谋私的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了产生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和社会发展前进的绊脚石.这也就是本剧的主题.本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表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意识和现实利益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占有权力的成了许多人的精神毒瘤.除了题材的现实性、主题的深刻性以外,作者还引入了昭通当地的傩文化,通过傩戏的歌舞表演,通过它的唱词,把人生的无奈与荒唐作了一番幽默讽刺.这就使本剧的地方特色和民俗特色十分鲜明了.

在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人们的浮躁情绪上升的现代社会,能够安静地坐下来读读中长篇小说的人,在文学圈子之外已经不多了.如果能将昭通的戏剧家的剧作搬上舞台让观众在轻松的休闲中感受生活,接受教育,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责任编辑 杨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