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撬动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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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计算了一遍,的确是三十周年.刚刚听到“新人文论丛书”计划再版的消息时,我已经计算过一遍.再版的理由是三十周年纪念,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惊异：三十周年了吗?

我相信这是许多作者的普遍经验：想不起自己第十本著作的标题,但是,第一本著作刻骨铭心.“新人”的称谓表明,这一套丛书均为处女作.记忆之中,李庆西――这套丛书的策划者――是在厦门大学的林荫道上向我陈述这一套丛书的出版设想.当时,不论我口头表态如何踊跃,内心肯定将信将疑：几个初出茅庐的家伙现在可以著书立说了吗?我加盟“新人文论丛书”的著作是《理解与感悟》,书名的风格多少显露出当时的拘谨.

这一套丛书镶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之中,犹如遥远的遗物.三十年渐行渐远,当年的文化性格已经撤离前沿多时.回忆那个时代的写作气氛,没有人考虑如何为图书馆那些落满尘埃的书架添置一册新著,或者谋划教授职称的评聘以及学术业绩竞争.1980年作隐含的雄心是,雄辩地阐释我们置身的社会,同时阐释我们自己.多年的思想禁锢并没有熄灭解放的冲动,社会与自我的双重阐释无疑是“新启蒙”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学院仍在酣睡,芝加哥手册规定的那一套繁文缛节无人问津；1980年作围绕在几个著名的文学杂志周围,文学杂志的巨大发行量负责将这些文字抛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当时的多数作者频繁地使用“生活”、“社会”、“现实”、“历史”这些家族性近义词,并且坚信“现实主义文学”可以充当重塑社会的手术刀；相对地说,另一些作者更为热衷引述康德的学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萨特或者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主体”的观念终于在这些理论背景之下逐渐浮现.不少人心目中,“主体”亦即“自我”,“自我”、“意识流”、“无意识”等等终于将“现代主义文学”引入视野.左面是社会,右面是主体,二者相加的哲学图景不至于多么复杂.所有的古典美学最终无不演变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之后无非是“后现代”乃至“后后现代”,两个轴心之间存在开阔的空间,1980年作纵横驰骋,意气风发.

当然,那个时期的理论交锋此起彼伏,波澜横生,许多论争的严重程度足以和政治指控、撤职乃至监狱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这些理论交锋的善后处理并不困难.围绕两个轴心的诸多观念业已设定,矫正二者的失衡比例是双方降温乃至鸣金收兵的有效策略.始于遏制“主体”、“自我”、“现代主义”的过度膨胀,终于增加“生活”、“社会”、“现实主义”的分量,相似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现代主义是否再现了另一些社会图景?自我的形成以及个人内心是否意味了另一种生活?诸如此类的理论纠缠多半不受欢迎.它们可能扰乱两个轴心的固定分布,制造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结论.

三十年如同白驹过隙,1980年作留下了什么?现在看来,改造社会的文学预期犹如游离了语境的独白,听众早就离席而去.写作《理解与感悟》的时候,我肯定没有料到随后二十多年的历史情节.与许多作者相似,我曾经期望稿纸上的文字承担历史叙事,但是,事与愿违.历史的转身带动的飓风如此强烈,那些无足轻重的观点很快被刮得无影无踪.我不止一次地借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形容历史的转身.播下的是什么,收获的又是什么,辩证法的奥秘再三地让人吃惊.听说某些地方正在组织学生儒冠儒服地祭拜“天地君亲师”,听说某些地方的公职人员热衷于求神拜佛,保佑官运亨通,又听说某些地方的婚礼恢复了八抬大轿的迎亲习俗,恍惚之间我几乎怀疑号称“新启蒙”的1980年代曾经存在过.

相对地说,1980年作似乎更多地提供了自我塑造的轨迹.那个时候开始,写作不仅是一种工作,而且是日常的习惯.反复的思索、辩难、取证、怀疑与释疑,反复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涂改订正,这同时是持续的自我定型.尽管如今远比1980年代博学和成熟,但是,描述《理解与感悟》至今的个人思想史,我会毫不犹豫地认定三十年一脉相承.不言而喻,三十年的自我定型必定会同时收获另一些副产品,例如白发,皱纹,视力下降,腰肌劳损,如此等等.

可以从《理解与感悟》的目录察觉,我对于文学形式的关注始于1980年代.当年的多篇论文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主体、世界与语言之间构成了三角关系.考虑主体与世界如何互动,回避语言的存在只能获取一张粗糙甚至谬误的学术地图.所谓的“语言转向”完成之后,这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当时,“语言”这个概念不怎么流行,更为普遍的称谓是“形式”.由于形式主义曾经是一个政治赋予的贬义概念,因此,文学形式的研究仿佛隐含了尖锐的反叛意味.

我当然听说过,一个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曾经将1980年代的某个年份命名为“语言年”.如今看来,这种模仿行政号召的学术指令多少有些可笑.这同时证明,当年关注这个话题的人并非少数.然而,我的记忆之中,多数人倾向于将“语言”的研究纳入表现论的范畴.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文学形式,亦即研究如何更为精确地表现作家的内心景象.这与我的聚焦点存在距离.我的兴趣无疑包含了英美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重大启示――尤其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风格,能指与所指、横组合与纵组合、共时与历时等一批术语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模型.许多人没有耐心――也可能没有信心――进入这个理论模型长途跋涉,因此,结构主义存放于终点的一个结论往往遭到了忽视：并非主体操纵语言；相反,恰恰是语言构造了主体.语言是一个自足自律的体系结构,主体不过是语言牢笼之中的一个囚徒.考察个人意识的构造可以证明,种种社会知识必须借助语言体系习得,否则,所谓的主体空无一物――犹如一台没有安装电脑软件的裸机.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引申结构如何支配主体,二者的主从关系进一步隐喻了社会对于个人的控制.结构主义者的心目中,庞大的社会结构坚固地矗立于地平线,存在主义主张的个人自由不过是某种廉价的幻觉.显然,这是与表现论南辕北辙的另一种思想方向.无法理解结构主义对于语言体系的敬畏,也无法理解结构主义之后的各种观念,包括那些瓦解了结构主义基本设想的观念.在我看来,结构主义的提出以及结构主义遭受的种种批判共同汇聚为一个极具潜力的理论空间. 康德关于“审美不涉利害”的观点曾经在1980年代得到了再三的复述.但是,更多纠缠我的毋宁是结构主义出示的理论图景.如果语言体系仅仅源于一个神秘的结构,既拒绝历史的干预同时又拒绝干预历史,那么,废寝忘食的文学写作无非向这个结构致敬或者效忠；这个神秘的结构完美地现形之际,亦即文学写作终结之时.为语言而写作如同为艺术而艺术的变种.置身于跃跃欲试的1980年代,这个命题与我卷入文学的初衷不符.尽管已经充分意识到语言的特殊意义,但是,历史积聚了如此之多的疑问之后,我始终没有决心把阐释社会与阐释自己的意图改换为阐释语言.

结构主义带来的广泛辩论恢复了语言的历史性质.米哈伊尔巴赫金、雅克德里达这些强大的对手站在不同的立场分别发现了结构主义的破绽,甚至一度是结构主义信徒的罗兰巴特也反出了山门.尽管如此,这些思想家不再轻蔑地认定语言是主体与世界之间的透明隔层,可以视而不见；相反,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语言是一种主动的塑造.从命名、修辞、语法系统到各种叙述话语,语言决定历史如何显现；语言结构与历史结构之间存在隐秘的互动,语言可以充当意识形态的修复工具,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的腐蚀剂；可以把这种符号想像为建筑材料,语言构筑了所有社会成员的精神家园.这种认识不仅持久地延续了我聚焦文学形式的兴趣,而且打开了另一个进入历史的特殊通道.后来,我为语言和历史交汇的领域找到了一个命名：意义生产.

我们不仅生存于纯粹的物质空间.物质不仅是物质,物质时常摆脱了自然属性而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戒指表示婚姻,十字架指代基督教,梅花隐喻了高洁,乌鸦被视为不祥,巍峨的宫殿联系着皇权,江湖山水被解读为抛弃功名.置身于意义的空间,物质既是构筑日常环境的材料,同时又承担了某种意义表述的符号.一块石头是一堵墙壁的地基,同时还可以显示坚固和稳重――我称之为物质的意义附加值：“增添一幢房子或者一辆汽车多少改变了这个世界,增添一种意义又何尝不是?日常生活范围内,各种意义决定了社会成员的辨识、理解、好恶、价值评估、关注区域以及喜怒哀乐.等从春花秋月、小桥流水到狼烟烽火、金戈铁马,从游轮、飞机、名牌真皮挎包到电视机、牛仔裤、移动,许多物体始于使用价值,继而在象征领域功成名就――这意味了意义表述的逐渐明朗、定型.”

当然,大多数社会成员远为熟悉和尊重物质生产,指导物质生产的工科知识享有崇高的声望；相形之下,意义生产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赋予意义或者解读意义的人文学科知识――宗教学、美学、民俗学乃至精神分析学――通常门可罗雀.尽管如此,意义生产的规模仍然持续地以几何级数扩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拥有了发达的大众传媒之后.而且,如同物质生产领域的财富争夺,意义生产领域的激烈较量毫不逊色.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常见的较量主题.首先,符号的占有与财富的占有异曲同工.显赫人物的特征之一显现为巨大的符号占有量.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庞大的底层群体默默无闻甚至销声匿迹；相反,各个领域的明星人物竞相抢占大众传媒的版面,垄断符号的表述.现今,符号占有量的多寡与权力、声望、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借用布迪厄的术语,明星人物的符号占有意味着文化资本的掌控.这是主宰舆论、领导时尚潮流的前提.某些时候,符号占有量甚至可以直接兑换为经济利益,例如,娱乐明星或者体育明星担任企业的广告代言获得高额收益.

意义生产领域的另一个症结点是解释权的归属.解释是意义生产的监控.不论是经典的名言、服装款式还是街头雕塑、食品包装,各种符号的意义表述必须配备一定的解释保驾护航.如果龙袍被解读为财富,如果松竹梅岁寒三友被解读为农业大学种植专业的标识,那么,正确的解释必须依据文化成规给予矫正.许多人心目中,脱缰的意义生产如同野马一样危险.当见仁见智的各种观点相持不下的时候,解释者往往联合各种外部的权力系统――例如皇权,或者宗教权力――一锤定音.中国古代拥有大批皓首穷经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捍卫古代经典解释权的学术队伍；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圣经的解释权由修道院的僧侣把持.现代阐释学放宽了解释权限的掌握范围,这种文化多少加剧了解释的无政府状态.从《诗经》的“关关雎鸠”、著名政治家的家庭合影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各种再解读蜂拥而至,形成了意义的大幅度增殖.“文化研究”可以视为现代阐释学背景造就的学术运动.“文化研究”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大型文本给予解读,许多结论颠覆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固定解释.这些事实表明,争夺解释权的复杂性及其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符号占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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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显然从属于意义生产领域.考察物质生产的层面,作家不过是联合出版社将某些文字符号印刷于纸张之上；然而,文学对于意义生产的神奇贡献与这些可怜的物质产生了极为悬殊的对比.我曾经如此描述：

虚构的文学从来不提供面包和钢铁,也不向这个世界真正地输送人口.文学之中出现了一条街道,一间店铺,几个人物,这一切并非如实记录――文学表明的是这一切具有什么意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罢,“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也罢,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也罢,鲁迅的《狂人日记》也罢,文学不仅仅是一些所见所闻,认识几张陌生的脸,而是进一步告知这一切现象背后隐藏了何种意义.

可以预料,几乎所有的人都要追问一个后续问题：如此神奇的意义生产又有什么用?这些意义能够替士兵挡住飞来的,还是降低工厂里的劳动强度?一个实用主义的世界,这种问题永远具有强大的合法性.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提起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观点：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文学能够在武器与物质制造的剧情之中扮演什么角色?理屈词穷之际,许多人只能将康德式的论断改造为宗教般的热忱：真正的文学信仰可以不考虑世俗的功利回报.

必须承认,一首诗或者一篇小说曾经改变某些个人的命运,然而,文学的意义从未大规模地转换为物质力量――不论这种物质力量是指坦克大炮还是指巨额财富.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表明,意义空间的生活值得悉心体验.无论是自由、快乐还是压抑与愤怒,意义空间的生活纹理远比物质空间细致,意义空间的驰骋范围远为广阔,反抗远为尖锐和激进.物质空间的解放尚未实现的时候,意义的空间可以提前制造内心的解放.这是我对于文学保持基本乐观的理由：“文学从未退出这个世界的意义生产.文学话语并未剥离出这个世界；文学话语的价值在于,阻断常识对于世界的例行解释,赋予众多事物别一种意义.从押韵、格律,到隐喻、象征以及各种叙述模式,文学将世界从庸常的意义之中拯救出来了.”

当然,只能有限地信任“内心的解放”这种观念.这是美学式的阿Q精神吗?某些始终为革命摇旗呐喊的思想家曾经担心,廉价的美学安慰可能削弱义无反顾的行动.另一些时候,所谓“内心的解放”仅仅沦为大众传媒上演的节目.大众传媒进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传媒事件往往被夸张为真实的社会事件.对于许多人说来,互联网上寻欢作乐或者发过牢骚之后就有理由睡一个安稳觉了.没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社会学,这种“内心的解放”能够成为全面解放的前奏吗?

我无法理所当然地肯定.

在我看来,文学只能是一种无声的积累,而且,没有人知道这种积累记录于何处.改造了某种文化基因的?重塑一种“新感性”?沉淀于神秘的无意识?也许,一切积累迟早会浮出水面,并且在社会历史的剧烈化合之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但是,没有人可以预料这种化合的时间与地点,至少我不再企图预料.写作是一种可以撬动世界的劳动――如果说,这是《理解与感悟》出版之际的强烈信念,那么,三十年之后我已经明白,这个信念的完成遥遥无期,而遥遥无期才是不懈地写作实践的真正理由.

南帆：《意义生产、符号秩序与文学的突围》,上海,《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

南帆：《文学的意义生产与接受：六个问题》,福州,《东南学术》2010年第6期.

南帆：《意义生产、符号秩序与文学的突围》,上海,《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