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体小看香港文学的跨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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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故事新编体小说,是指以小说的形式对古代文学典籍、神话传说、人物故事等进行的文本改编与重写.古典文本只提供一个框架、一点因由.改编者随意点染,实现不同程度的介入,可注入现代思想意识,可灌输自己的志趣与看法,可借古讽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于不同时代的改编者来说,他们关注的是那些与当下现实能够相互生发、相互阐释的部分.正如Andrew Bennen& Nicholas Royle所言“文学文本决不只是被动诠释、反映特殊时空的意识形态,相反,它们是冲突和差异的发生地,价值和前概念、信念和偏见、知识和社会结构的寓所.所有这些可以清楚阐述历史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构成物,会在其中产生且最后被改变.”

一、

“故事新编”体小说的产生与兴起,与西方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影响直接有关.晚清之际,在西风东渐及翻新之风影响下,有些作家不满传统小说据史而作的套路,将西方的“政治小说、科幻小说和中国传统的小说模式相融合”,赋旧文本以新解.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吴趼人《新石头记》、陆士谔《新水浒》、《新三国》、《新野叟曝言》、陈啸庐《新镜花缘》等小说.这一时期的故事新编体小说多表达作者的政治思想理念,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

二三十年代,鲁迅、郭沫若、施蛰存、老舍等现代作家对此文体作了多方尝试.或是反省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或关注个体命运及其生存处境,或借用弗洛伊德理论探究人的隐秘意识,或是表达政治价值观.

四十年代,“故事新编”在沦陷区上海再度兴起.秋翁（平襟亚）、吕伯攸、吴克勤、吴绮园（吴绮缘）、徐卓呆、危月燕（周楞伽）、蔡夷白等作家创作了大量“故事新编”体小说.这些作品借古讽今,揭露沦陷区的种种丑恶现象,带有明显的海派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故事新编书写在大陆逐步走向式微,直到十年代才再度兴起.而香港文坛在50年代后,故事新编的书写却生生不息.刘以鬯、昆南、陶然、李碧华、西西、也斯、董启章、伊凡、洛谋、陈宝珍等均有涉足.文学创作体现一定时空中的作家情感与文化立场,同时也反映这种立场的时代背景与地域背景.故事新编书写在香港的兴盛与香港特殊的文化空间息息相关.香港作家也斯说“：我们在香港长大,自然习惯了每天看很多份报纸,很早就惯于面对各种不同政治立场,不同程度地受商业化渗染的报刊,以及尝试参照补充、选择比较.”香港作家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习惯于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反省作家置身的香港时空.香港的故事新编也就呈现不同于大陆的新姿态.

二、

论及香港文学,“中西混杂”、“亦中亦西”、“融合传统与现代”几乎成了陈词滥调.究竟香港文学何以能吸收不同的文化养分?又是如何创造性的转化这些文化元素?作者个人的视野如何?怎样形成与香港时空的关联?这些都是有待开拓的课题.

众所周知,香港本是僻处南方一隅的小岛,在经历了一百多年英国殖民统治后,于1997年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这样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进程自然影响到香港文学的发展.香港在战争前已有小市镇,并建有学校,“香港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殖民地时期的”.英国人占领香港后不久便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任何个人及货物均可自由出入.香港比邻大陆,加上晚清以来大陆政治动荡,因此,大量内地人不断涌入相对稳定的香港,其中包括不少作家和文化人,比如对香港文学有开创之功的王韬,以及在辛亥革命前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来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南来香港的时间不同,在香港居留的时间有长有短,政治倾向有左有右,但都为香港文学的发展注入了中国的地域元素.

英人统治香港期间,文化政策较为保守.当新文化运动在大陆轰轰烈烈展开之际,香港却因为本地华人精英的偏好与资助,以及港英政府对华人民族情绪的刻意压制,反倒较好的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许多晚清遗老避居香港,给富商子女教授古文,或开办私塾,甚至在大学开办经学课程.省港大罢工后,殖民地政府主动提倡振兴国粹、整理国故.这种保守的文化政策意在利用传统儒家道德礼教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但也间接地让香港在英国统治期间仍然维持以华人读者为主体,以中文书写为媒介,以中国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空间.

当然,作为英属殖民地和国际性的自由港,香港也肯定受到西方的影响.开埠之后,欧西等各国人士来往香港,自然为香港带来西方文化元素.英语长时间是香港唯一的语言.掌握英语一般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收入也较高.因此从实用出发,香港人在殖民统治的早期就注重英语教育.香港很早就有英文中学,有些英文中学设有英国文学课程,香港大学中文系还设有翻译课程.五十年代的“绿背文化”意在推动反共文化,但受其资助的今日世界出版社曾翻译出版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二三十年代由施蜇存、穆时英、刘呐鸥等大陆作家创作的现代派小说在香港很容易找到,承其余绪的刘以鬯、马博良等上海作家来港后,以报刊杂志为阵地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并进行创作实验.可以说,在华人社会中,香港是可以无限制的接触到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地方.这跟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文学受西方影响的时有中断不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提高,香港出现了一批留学西方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学贯中西,推动香港文化紧跟世界文化思潮.这些因素使香港文学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的多方面影响.

以上种种,使香港成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城市.中西、雅俗、新旧在此并不必然成为对抗性的存在.这跟大陆、台湾几度对传统文化的大加挞伐不同,也与大陆、台湾对西方文学态度的时有反复不一样.香港文学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成分,也汲取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养分,并且紧扣香港百多年来作为中国特殊一隅之命运与遭际.从地域的角度看,这便是一种跨地域性.中国古典文学、民初以来的通俗文学、大陆现代文学、西方文学,都是香港作家的文化养分.

三、

香港的故事新编者大多数是现代派作家,深受欧美现代主义以降的文艺思潮影响.西方现代派作家对古希腊以降的古典之作的翻新改造,给香港作家如何化故为新提供了范本.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将神话与小说结合,以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的一日游荡对应奥德修斯的海外十年漂泊,神话中的英雄变成了卑微的现代人.还有如卡夫卡的《波塞冬》、《普罗米修斯》、《塞壬的沉默》颠覆了神或英雄史观,体现出对神话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对中国素材的借用,或许更能触动香港作家的中国文化心弦. 故事新编自1950年代始就是香港颇为流行的一种文类,许多文学作品改编自中国古典戏曲、历史传说以及西方文学,既有向西方现代文学名著借镜,亦有承继中国古典题材转化而来,糅合多种文化而显示出“跨地域性”色彩.香港故事新编繁盛,本文不能穷举,只择取若干文本,期待能以此一窥其化故为新、兼取中西的理路.

曹聚仁的《李柏新梦》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小说改编自美国小说家欧文的《李柏大梦》,写一个中国老头李柏一睡三十年,醒来发觉中国已历经种种政治变化,由此对中国诸多不可思议的政治乱象提出质疑.这篇小说借用了异域小说的题材和写法,也可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南柯一梦的痕迹,甚至夹杂晚清故事新编小说论说政治的气息.

对西方文学或文化题材的直接套用,还有洛谋在新世纪创作的《创世纪》.作品的标题来自圣经,人物也取名叫亚当、夏娃,但故事却完全发生于现代社会.圣经中,上帝创造了光、创造了天和地、创造了动物和人类,与此结构对应的是现代社会的一对陌生男女在七日内发生的接近、上床、争吵、分手的过程,向我们呈现出现代人的堕落.

四、

昆南《地的门》出版于1961年,是一部带有神魔色彩的实验小说.小说一开头便引出有关“后羿射日”的神话,然后一连留下九页空白,用以代表后羿射落的九个太阳.中间杂有大段大段报章摘录和卦象拼贴,营造出焦虑不安的气息.后羿的英雄事迹与香港苦闷文学青年叶文海的徒劳构成对比.神话中的后弈射下九个太阳造福人类.小说中的叶文海只用石块掷死了爱情,天上仍有九个四方的月亮压在他头上.叶文海以“射月者”的形象自许,但这现代的后羿无法射下如国家、家庭、社会、因袭、抱负、友情、宗教、教育、科学等构成压力的九个月亮.最终因飙电单车失事而丧命.死后还得忍受别人对他的指指点点.《地的门》显示出与西方文学的多重联系,比如西方现代小说对神话的运用,还有“伍尔芙式诗意的独白,有仿似杜斯柏索斯而不同其语气的新闻剪接,有加缪的薛西弗斯哲学,最后跳舞的一场或许还有搜索一代和愤怒青年的影子”.然而亦可见出鲁迅式“故事新编”借文本重构对人生存在的诗性反思和对个体生命的关切.对五四以来关怀社会人生的文学传统也有曲折的传承.

《地的门》以香港现代意识来驱遣古代素材,把传说中国与现代香港交叠并置.从中可以读出香港时空下的社会情态和生命体验以及作者对此进行的深沉思考,古喻今讽中隐含着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批判/爱意.《地的门》可视为香港故事新编的一种路向.循此理路者尚有也斯的《玉杯》、《养龙人师门》以及董启章的《少年神农》等.《玉杯》据穆王传说铺衍而成,表达的是现代人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对强权的反思,也是以此反观香港的社会等级制度.小说写作于70年代,其时去世,结束.大陆的伤痕文学多从写实的角度批判、控诉.也斯另辟蹊径,从神话寓言引伸出对绝对权力的反思.《养龙人师门》取材自中国古代神话,但其情节却来自香港现实生活.通过精通驯龙技术的师门在养龙过程中遭遇的层层阻碍,可读出世态炎凉、官僚作风、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倾轧等种种荒谬的现代都市经验.《少年神农》中,叙述者“我”出入古代和今日香港的历史,从而串起古代的神农和当代香港一个药剂科的研究生.古代的神农尝百草而不死.当代的“神农”,致力于环境保护,却因为误食大陆的有毒青菜而生命垂危.古代神农生命顽强,但不死使生命变成不堪忍受的重负.小说读来能触发多方位的思考,从环保主题直至人类生存中的背谬.

五、

在香港小说中,把传统爱情故事新编,并注入新意的,实不乏作品.这类“故事新编”创造性地运用各种现代技法,如内心独白、变换叙述角度、时空转换、意识流等,把现代人的恋爱观植入传统民间传说和历史文本的故事框架内,通过经典重写,来拷问当下人性和社会.

刘绍铭的《烈女》,改编自《醒世恒言》之《陈多寿生死夫妻》.作者超越了原作的道德叙事,不再将朱多福塑造成恪守妇道的烈女,而是将其改写为受左右主动挑逗陈多寿的普通女人,对传统“礼教吃人”作了一次反讽,显示出现代人对性的思考.

刘以鬯以现代心理学的眼光重读古籍,锐意创新.在《蛇》、《蜘蛛精》、《寺内》等故事新编小说中着力开掘人的“内在真实”.《蛇》用现代心理学重新演绎《白蛇传》故事.许仙年少时被蛇咬伤,从此杯弓蛇影、疑神疑鬼.多疑的许仙误把贤妻当蛇妖,传说中蛇妖白素贞饮雄黄酒现出原身,盗仙草救夫只不过是许仙的一场梦.《蜘蛛精》取材于《西游记》.一向坐怀不乱的唐僧面对香艳的蜘蛛精不由心慌意乱.他紧闭双眼,反复告诫自己：“她是妖怪不是美女”,但终于把持不住,败下阵来.小说在书写性的同时也在探究人性.既肯定了人的生理本能的合理性,又表现了人性的脆弱.《寺内》改编自《西厢记》.小说淡化了伦理道德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而突出不同人物的隐秘心理.比如莺莺送别张生后,对张生的渴望和思念在梦中绵延不绝；张生面对莺莺的香味后晚上在梦中的浮想联翩；和尚们对莺莺的隐秘迷恋等.小说最精彩的是老夫人因莺莺“每夜都去西厢狂欢以荒唐”而严加责罚后,晚上做了一个荒唐的梦.在梦中,老夫人与一个年轻男子云雨缠绵.由此,那个荒唐梦泄露了老夫人潜意识中的,并使责罚“蒙上一层薄薄的仇视青春而行性的雾霭了”.刘以鬯的创作与三十年上海的心理分析派有着深切的契合,但又超越了穆时英、施蛰存等对现代主义吸收的褊狭视野.在艺术手法上,它的故事新编彰显了诗化风格,被称为“东方诗化的意识流手法”.

李碧华继承了“鸳鸯蝴蝶派”的言情传统,但又每每在言情中加上新意以作卖点.《青蛇》把原本宣传忠孝节义的《白蛇传》故事改编成一个勾引的故事,同性恋、异性恋、三角恋、四角恋纠缠不清.小说最后写到小青要把传统白蛇故事的“真相”写出,寄到香港最出名的《东方日报》刊登,请编辑支付稿费,把这个故事的荒诞性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小说中小青更以后设式的叙述做事后检讨,对自己与白素贞的爱情经历大加戏谑嘲讽,彻底解构了传说中的爱情神话.同样解构爱情神话的还有《梁山伯自白书》与其姊妹篇《祝英台自白书》.梁山伯的自白中,袒露了他与英台同居一室时的偷窥和的煎熬.十八相送后,他认定英台成了囊中之物,遂左延右宕迟迟不去探望英台,并且心底下早藏了秘密娶个小星的念头.英台的自白更令人大跌眼镜.她送给山伯的定情之物玉蝴蝶不过是满满一抽屉中的一个.她在求学期间就和师生们纵情声色,玩累了想择木而栖.她抛弃了山伯,嫁给有钱有势的马文才,并历数了不嫁他的理由：不忠、不守时、有疾病.最后,英台断然否认,“你既然公开为爱你的臭面子而死,不是为我殉情,我也只好否认,我根本没有去南山祭你,遑论有哭坟、投坟,及化为蝴蝶的事!”间的工于心计、各怀鬼胎取代了梁祝化蝶中凄美纯净的爱情.其它如《潘金莲之前生今生》、《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霸王别姬》、《诱僧》等也多是从中国文化和文学资源中衍化出爱欲纠缠的故事,书写的背后隐藏着人性的本质,也包含了对时事和政治的投射.

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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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故事新编体小说在香港的繁盛不是偶然的.香港孤岛式的地理政治环境使香港作家纷纷越出香港去寻找新的审美空间.“运用神话、传说、童话与民间故事来创作,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有意地越出香港的都市环境,通过非现实的题材来实现对现实的在精神地理上的跨越,进而从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获取的文本中去形成与本土经验的关联,展开新的创作空间.”

同时,华夷杂处、中西交汇,使香港能包容异己,从而摆脱单一意识形态的影响,获得一种较为难得的超脱位置.深受中西文化孕育的香港作家将目光投向远古的历史文化时空时,便能用香港大都会的观念和视点挑战中西古老的价值观,在故事新编的改写寓言中,凝聚着香港人的复杂情感和现实讽喻.也斯有诗《西洋画素描班》：“总是那巨大的头颅向我们皱眉,有声音说：这是现实,你们的责任是去临摹；/这是中心,你们的视线得向这儿集焦./但事情逐渐没有那么稳当了,我梦见/那头颅也在犹豫地顾盼,有许多观看的/角度：临摹的手在摸索,眼睛望见模糊的边界”.越过模糊的边界之后是什么呢?香港时空的故事新编或是答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