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生长点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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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它诞生之日起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历程,尤其是在进入“拨乱反正”的８０年代以后,它以一系列学术空白的填补、一波又一波创新思潮的冲击以及一大批学术著作和研究新人的涌现,构成了自己的基本学科特色.这个新时期出现的研究新人不仅在本学科范围内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建树,而且他们的思想学术活动也往往波及整个知识界和文化界,成为中国思想界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比起８０年代的这种壮丽与辉煌,进入９０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一方面固然在扎实稳健地向前探索和推进,但另一方面从总体上却不免显露出某种水波不兴、陈陈相因、思维滞后、方法陈旧的迹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一学科的未来前景和格局会是怎样?面对新世纪的种种新问题新挑战它还能焕发出新的活力、作出新的回应吗?带着种种的困惑,也带着殷殷的希冀,９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浙扛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风景秀丽的浙江师大校园联合召开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长春、杭州等地２０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５０多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各抒己见,就社会转型时期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兴衰存亡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一场生动活泼而又不定于一尊的讨论.整个会议的论题集中,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与包容性,因而与会者人人都有话可说.讨论的气氛宽松自由而又紧凑活泼,一些来不及在会上发言的代表会后也提交了书面发言稿.谈到这次会议的意义,资深学者孙玉石先生的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他说,“这个会议开得非常及时,既充满了诱惑力,也充满了学术魅力.在我看来,这次‘金华会议’很可能将载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册”.

一、寻找学术生长点,必须从反思学科现状入手

经常反思学科历史与现状,及时清理学科现有格局,是一个学科持续不断地保持自己青春活力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为此,王保生（《文学评论》编辑部）在会议一开始时便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正在走向成熟,一代中年学人对提升学科品位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这一学科仍比较兴旺,稿源极为丰富,但思维方式、研究视角的重复也比较普遍,多数研究者似乎在旧的研究格局里徘徊,难以找到新的突破口.比起８０年代研究者对作家作品的新见迭出、锐意创新,９０年代以来的研究出现了更大的困境,需要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深入反思.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极富潜力与活力的学科,但如何进一步发展?在我看来首先是要做到一个“通”字.“通”也就是融通、畅通、通气.不仅要古今贯通,而且要与其他学科、与当代文学贯通,从而构筑“大现代文学”的概念.其次,对现代文学进行文化学、文献学的整理积累也很重要.现代文学是隔代的,有些材料正处在消失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收集材料,把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给编撰完备、客观的通史做准备.

不少与会代表对本学科研究中的史料积累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严家炎（北京大学）建议在正式讨论生长点以前继续开展一些学科的普查工作,也就是搜集五四以来的各种作家作品及相关资料,编纂各式各样的大系、索引和提要,以便为今后的研究打下更结实的基础.如钱理群主编的“沦陷区文学大系”、孙玉石正在搜集编撰的全国重要报纸文艺副刊的目录等,意义都极为重大,而且有些还需要全国各地同行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合作.孙玉石（北京大学）也认为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已出版的几套新文学大系,除第一个十年的以外,其他都还缺乏必要的权威性.他自己在进行报纸副刊目录的整理工作当中既常常有一些新发现,也时时遭遇一些具体的困难,进展相当缓慢.因此,他呼吁大家在史料整理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如何冷静估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处的现状?对此,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提出,讨论生长点应该从对研究现状的反思和检讨出发,因为我们学科２０年来是个膨胀了的学科,它以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而在社会上成了一门“显学”,研究者对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的批判或是褒扬甚至会一时间轰动社会；然而在当今时代里它是日趋边缘化了.温儒敏（北京大学）也承认,与人文学术研究整体性的不景气状况相关,现代文学学科目前正处在一个比较沉闷的时期,也许是因为以前太热烈了,现在反倒沉寂下来,恢复了它的常态,但也许未必是常态.我们研究生长点问题首先就必须正视这样的困境.

二、拓展思路,从不同视角寻找学术生长点

“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与会代表更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畅所欲言,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与主张.严家炎谈到,不能一提到生长点就立刻认定是要去重新开辟什么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领域、提出闻所未闻的新话题,其实,已有的、即使哪怕是很熟的研究对象,也仍然是有新的问题可供挖掘、新的意义可供揭示的.譬如说鲁迅的后期思想的研究就是一个薄弱环节,事实上鲁迅后期还是有挣扎有彷徨,还是在继续着对庸众和国民性的批判,对于苏联、对于革命等问题也仍然在用独立的眼光进行不断的观察、分析与解剖,而且在不同的年份里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此,钱理群（北京大学）深表赞同,他认为,在那些支撑现代文学大厦的重要作家作品上还有许多“生长点”有待我们去开发.他也举鲁迅为例,指出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研究得过深过广已经无话可说,而是研究得很不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探讨.世纪之交在报刊上、网络上以及出版界出现了一个“鲁迅热”,这一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重要的当代文化现象,值得人们去认真探讨.其他方面如鲁迅的后期杂文和小说、鲁迅与左翼知识分子的关系、鲁迅与现代报刊的关系、以及在论争中涉及的关于“宽容”、关于“复仇”、关于“爱”与“憎”等等,都可以结合新的时代语境运用新的理论视野和新的角度对其重新作出理解和阐释.王嘉良（浙江师范大学）也认为,从以往的研究现状看,从“老话题”中寻找生长点不唯可能,而且非常必要.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引进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构成对陈旧研究模式的冲击,不断提出新鲜话题,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今天回过头去看,许多话题仅仅只是“提出”,并没有充分展开,更谈不上深入论证.例如,对学术名著、文学史的重评、重写的问题,便是当时人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它同样关乎现代文学大厦的建构或重构；但对这一话题,似乎也是“提出”重于论证,尤其缺少学理性论证,倒是排名次、定座位、问卷调查等媒体炒作热闹过一阵子,如此这般得出的“定评”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对于像这样严肃的学术问题,学界应该做出学理性回应,以“穷其究竟”的姿态求得文学史上重大问题的基本共识.有意义的“老话题”是不怕重复做的,也许正是从这里可以发现新的学术空间.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则强调指出,年轻一代应该有勇气对以前一些我们做过的题目进行重做,并对以前那些人们以为不言自明的概念、范畴和理论预设进行更深层次的重新清理.如果我们没有造就出具备这份勇气与能力的人才,那么,“生长点”确实是个问题.

但求新求变毕竟是与会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不少代表在自己日常思考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议、主张和想法,并引起了一定的回应与共鸣.朱德发（山东师范大学）认为,经典文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的源头活水,只有重新解读经典文本,并从中重新发现创意、重新开掘史识、重新评估其意义和价值,才是重写现代文学史之关键所在.而这种经典解读应该是一种“还原释读”,它既可以拨正过去文本解读中产生的种种误解或制造的不少谎言,又能够纠正多年来只热衷宏观考析而忽视微观探索所造成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粗疏空泛.朱寿桐（浙江师范大学）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生长点的思考可以从现代文学中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现象着手,而这些现象恰恰又充盈着社团流派的运作.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普遍对垒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作家不期盼着以社团来运作.我们现在的社团与流派研究混淆在一起,不利于从理论上弄清文学社团运作的文学史意义.黄曼君（华中师范大学）主张要用多元开放的、综合的眼光来开掘本学科的生长点,注意从形象史、心态史、语言史、形式史、女性主义文学史、阅读史、文学关系史、中西文学关系比较史、文学制度史等等方面来研究、描述文学史,避免单一、僵化和绝对化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加以糅合,力图在诗、思、史的结合中寻找生长点的思路.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也强调了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认为既然我们无法人为地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那么所谓“生长点”也就只能是从我们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实践中去找寻.研究对象是相对固定的,但研究者观照的角度可以是多样的；研究对象是共同的,但不同学者却可以有多样性的意义阐释；对同样的研究对象,可以由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来昭示其不同的价值侧面.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则以一个儿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重申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对儿童文学的巨大支撑和带动,还呼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引进儿童视点与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研究视角,并认为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着相当广阔的研究天地,很可能具有相当大的理论价值.因此,重视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学科互动关系,将可能在各自领域内拓展出更加宽广的学术生长空间.

除此以外,不少与会学者还就学术生长点问题的某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陈坚（浙江大学）强调了话剧与戏曲研究中的现代意识,钱理群、汪应果（南京大学）都提出了如何确立“现代汉语文学”概念、加强对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等问题,后者指出,在２１世纪,国际间文化冲突愈趋尖锐,把海外华人文学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我们制定新世纪的文化战略,以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保持立于不败之地.王文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呼吁思想方式与知识结构更新的重要,认为我们应该学会从经济的活力里获得感悟与激励,因为我们以前熟悉的仅仅与政治结合的文化形态已经具有了全新的乃至怪异的形态,对此仅仅感到陌生感和恐惧显然是不行的.张福贵（吉林大学）主张应该调整研究者的历史心理,完成现代文学史的“考古学过程”,注重从思想的事实返回到原初的事实之中进行判断,因此他认为,现代文学史所面临的是文学史哲学的全部问题,即重新确立和选择事实与思想,清楚“伪事实”和“伪文本”.孔范今（山东大学）则强调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知识积累与素养问题,主张自足的、个性的、科学的学术以及各种研究方式和研究姿态之间的兼容并包、互相配合.

在研究方法和路径方面,与会专家之间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杨义主张将现代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加以贯通,使得中国现代文学进一步经典化.温儒敏对当前比较流行的从思想史切入文学史研究的方式表示了质疑,骆寒超（浙江师范大学）则强调文学研究还是要讲究“功夫在诗内”,要更多地从诗歌和文学本身为立足点来寻找生长点,而不是从外部去寻找.他认为,诗歌继承传统（包括外来传统与民族传统）问题,诗歌形式诸如格律、色彩、语言、音响、节奏等等,自由诗和格律诗的关系等,这些问题过去似乎搞通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搞通,由于研究不在“诗内”,讲了不少空话,甚至产生理论上的混乱.钱理群、赵园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思想、文化和社会语境之间展开对话的重要性,主张以学术的方式回应与介入当代中国问题,前者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必须与当代现实生活保持一种有机的联系,因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问题”只能来自于（或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而对问题的学术性的解决,则应该是学理的,更带根本性的思考与研究.这是我们学科的生命力所在,决不可掉以轻心.赵园则对文学研究与当代中国之间回应和对话能力的缺乏进行了批评,并深有感慨地说,中国现在面临这么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这些年来的一些重大讨论中却几乎很少能听到来自我们学科的声音,那么这样一个学科有何活力可言呢?范家进（浙江师范大学）对此深有同感,他谈到,作为更年青一代的、尤其是生活在地方社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他对人文学术研究如何更深入地汲取本土资源、如何更扎实地体现本土关怀与底层关怀表示极大的关注；在研究取向上,他主张在重视文本细读、注重作家个案研究的同时,还应该勇于直面日趋变化的全球化语境,注意从“文化研究”这类综合性理论范式中接受营养与启迪,避免思维方式的停滞与僵化.

三、注重学术规范,勇于生命承担

在社会体制转型日益加剧、知识更新节奏日趋紧张的今天,学术界整体上治学心态的浮躁、学术规范的匮乏,也是许多与会者共同论及的一个问题.对此,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了治学者的生命承担问题.他认为,文学研究有五大学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现代文学研究必须承担起自己,在以后的文学发展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因为你不去承担,就会被别的学科挤掉.在外国文学、古代文学以至当代文学面前,现代文学都会面临压力,但所有的压力也都能构成新的生长点.在老一辈现代文学专家开辟的格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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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少与会者对当今大学体制下人文学科的萎缩、中文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献身学术精神的淡薄表示了忧虑,认为这是一个关乎学科未来生存格局的重大问题,不能不引起学科内外人士的普遍重视.温儒敏介绍了北大文科生源选择专业志愿上的重大变化,各省高考文科状元纷纷选择金融、法律作为自己的专业,在校园里说起自己是学中文的不再理直气壮,今年我们系最有学问的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多数是从别的专业硬转过来的.能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坚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生实在太少了.他对年轻人的某些功利性做法虽然表示同情,但还是强调既然选择了学术,就应该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发表观点要深思熟虑,出书要严谨.吴福辉、赵园、刘纳,龙泉明等也都对当今研究生队伍的现状及不同年龄研究群体之间的代际延续问题表示了深切关注,不约而同地呼吁学术界要加强对年青学人的发现、扶植与培养,以便这个学科薪火相传、代不乏人.

（浙江师范大学王嘉良、范越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