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集》学术讨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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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下)2006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在学界引起热烈反响.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学部,樊骏先生被推举为人文哲学学部荣誉学部委员.为表示祝贺,并学习樊骏先生的学术态度与研究方法,推进学术发展,《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在9月20日共同举办了“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研讨会”.众多樊先生在文学所的同事、晚辈以及在京院校现代文学学科的专家代表聚集一堂,回顾、总结樊骏先生的学术道路并对樊先生的学术、学科贡献和道德文章表达深厚的敬意.

文学所所长杨义在开幕词中对樊骏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给予高度评价.称他开创了现代文学的“年鉴学”,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盛赞他在学科建设中扶持后进、甘为人梯的精神及其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学风所起到的表率作用.与会的专家们也基本围绕着学术贡献、学科贡献和人格感召这三个方面对樊骏先生的成就发表意见或感想.

兰州大学中文系吴小美教授主要梳理了樊骏的老舍研究历程.她称樊骏是国内老舍研究的领军人物,在不同时期拓展了老舍研究的新方向.比如,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就迅速提高了老舍研究的起点,使得这位以前被视为“支流”的作家在新时期获得了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研究平行的研究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后来居上.这在新时期现代文学的开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总结樊骏老舍研究的几个基本点在于：一是抓住历史必然,从以往现代文学的政治研究模式回归文学本身,重新发现《骆驼祥子》等作品的艺术价值.二是强调比具体作品研究大得多的整体考察,将作品放人文学史中.三是在文化热的背景下,注重挖掘老舍作品与其文化世界的高度契合.她还特别谈到在80年代中后期老舍研究遇到瓶颈,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樊骏撰写了《认识老舍》这篇代表性论文,在创作史与批评史的结合中认识老舍,把老舍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从学术选择、构建现代文学传统以及历史局限三个方面对樊骏先生的学术工作和历史地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特别指出：樊骏除了在老舍研究中显现出他的史学功底、艺术眼光之外,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学科史和学科评论的撰写与整理上,如何理解樊骏这一自觉选择是解读樊骏学术贡献和精神取向的关键.在钱理群看来,樊骏对学科总结工作的重视源于两个基本判断.首先是对于现代文学价值的基本估价,即认为现代文学本身的丰富与复杂是极为特殊的,像现代文学这样扎根现实与时代的文学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不多见.因此,研究者理应对研究对象、对学科抱有强烈的使命感,这一点在樊骏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钱理群称之为一种“忠于学科”的精神.其次是对学术工作的自觉认识和特殊理解.即将学术工作看成凝聚几代人智慧的“社会化”的精神劳动,而非仅仅是个人的精神成果.因此,及时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指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推动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甚至是中心的环节.学科总结工作包含着三大任务：一是搞清学术传统的来龙去脉,二是总结已有研究的经验教训,三是勾勒未来的研究趋势.这些工作都是保证学科能随时处于清醒、自觉的状态.而樊骏正是自觉承担这一使命的人,因此他所思考的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全局问题,并经常对学科建设发表战略性意见.比如,他曾提出学科成熟的五点要求：具备自觉的文学史观.加强理论素养,界定学科名称、范围,构建不同的学派,端正治学态度.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现实意义和实际针对性的.此外,樊骏不仅是现代文学学科的总结者,他自身同时参与构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可分为精神传统、学术传统两个方面.在思想层面,樊骏主要汲取的是马列主义的资源.在精神资源方面,钱理群强调他受到西方人文精神的影响.在学术认识方面,樊骏以科学工作的标准来衡量现代文学研究,强调研究工作是对真理的寻求、发现和捍卫而不是个人的自我表现,要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和韧性.在创建学科的学术传统方面,樊骏坚持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主义与当代性不可偏废,也就是走历史感与现实感结合的必由之路.最后,钱理群也指出了樊骏思想与研究上的一些局限.在钱理群看来,樊骏虽然强调历史研究要与时代结合,但他自己对时代的理解过于乐观、天真.特别是相对于他对“”前时代的深刻反思,他对于十年代生活、时代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同时,樊先生的知识结构亦有缺陷,这导致他虽然有很强的理论自觉但理论分析所达到的结果仍不够深入,时常在引述过马列的理论后不再继续展开.但总的来说,钱理群认为樊骏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守护者也是现代文学学术传统与精神的代表.

《文学评论》的王信研究员针对钱理群指出的樊骏之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樊骏的文章不等于其全部的思想,樊先生的为文风格是不打擦边球,不说似是而非的话,因此,一些不适合公开发表的话或者不成熟的思考他就不会放在文章里.这正是他自我要求严格的一方面.

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谈到民国时期曾有学者呼吁学术界应该有“学术”,即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以推进学术的发展,而樊骏先生在现代文学界扮演的就是类似“学术”的角色.但陈平原遗憾的是樊骏在学术上有“洁癖”,具体反映就是他在自己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将大量写于80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而陈平原认为那些曾收入《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的早期文章其实更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文学所现代室的张中良研究员从治学的两种品格人手分析樊骏的学术品格.在他看来,治学可分为郭沫若式的和闻一多式的,前者是发散型的,偏于通识,后者偏于专家,更显得精深,而樊骏先生属于后一类.樊先生的选择学科评论为主要工作与他所在的文学所占据的特殊位置有关,即文学所作为国家级科研机构承担着统筹学术工作的战略性职责,而樊先生正是在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内真正履行了这样的职责.随着今后研究工作中的“课题制”逐渐推广,有能力、有意愿思考全局性问题的学者将越来越少.

文学所现代室的程凯在书面发言中认为,收入《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文章,围绕的都是当年学科发展中引起激烈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根源于时代变化所造成的新观念、理论与传统历史解释之间的错位,它们的出现具有普遍性.同时,文章进一步提出,“时代”是理解樊骏先生研究工作的关 键 词 ,也是他塑造自己研究感觉的一个关 键 词 .从樊骏先生一系列具体的作家研究(老舍、罗淑、高长虹)中可以看出他如何从把握总体性的时代潮流作为问题背景,选择那些虽在潮流边缘然而更清晰地反映了时代动向的作家,以他们的经验、选择、命运来揭示那个“时代”的必然性.他以看上去传统,但实际上很值得重新估价和挖掘
的研究方法超越了或左或右的政治命题所带来的对历史的简化和遮蔽.这对今天青年一代的研究者来说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清华大学中文系解志熙教授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樊骏先生的贡献作出了高度的赞扬.他称樊骏作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学科的贡献有非文字所能形容之处.他特别指出樊骏在现代文学学会工作、学科点的建设、关注提携青年学者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家炎教授在对樊骏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之余也希望未来有能够继承樊骏先生的工作的人,承担起总结和规划现代文学研究整体态势的任务.同时,他对现代文学研究中过于强烈的“当代性”意识表示担心,强调宁可更多地“为学术而学术”也不要过分的“当代性”.因为从学术出发恰恰对回应现实最有好处.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远东副教授则称目前有两种学术存在,一种是纪念碑式的,另一种是空气式的.而樊骏属于后一种,他不是以炫目的著作而是以具体而繁琐的工作默默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今天学术空气日渐令人窒息的情况下樊骏的意义反而越发凸显出来.

更多的与会者从自己亲身经验出发描述了樊骏先生高尚的品格、严肃的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并表达自己的敬意和感激.像陈平原、文学所的何西来都提到了樊骏对自己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的批评与鞭策,这些批评至今让当事者感觉受益无穷.而特别赶来参加会议的文学所的朱寨先生用三个词概括了他对樊骏先生的认识：最认真的人、最透明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文学所的赵稀方研究员提出樊骏的道德力量有三方面的来源：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刘福春研究员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从认真、宽容、理解、谦虚、平等、自由、坦诚、团结这八个方面勾勒了樊骏的品德风范,并谈到他的表率作用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人并塑造了文学所和现代室的风气、环境,这些都让与会者深受感动与教育.

最后,文学所副所长刘跃进研究员做了总结性发言,盛赞樊骏先生热爱、献身学术的精神和强烈的学科意识,足以成为后来者的楷模.大家一致认为像樊骏这样的老一辈学者的襟怀、操守、学术品格和眼光是文学所和现代文学研究界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价值需要我们不断重新看待和挖掘,并使之发扬光大.

(程　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