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表征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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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征性解释”的释义1

所谓“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是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讨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提出的,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2在卡勒看来,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化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对于作品的解读方法从传统的“鉴赏性解释”演变为现今的“表征性解释”.他说：“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正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它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征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征.”1

所谓“鉴赏性解释”,就是采用“细读”（close reading）方式,通过对作品丰富复杂、精微要妙之处的欣赏和感悟来领略作品的情感意蕴,通过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叙事、修辞、文体、音韵等形式元素的鉴别和分析以把握作品的审美价值；而“表征性解释”则采用“社会政治分析”的方式,依据“社会同一性”的理念,通过社会政治分析去揭示作品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同一关系,它将研究兴趣从作品之内转向了作品之外,聚焦于作品背后的社会政治结构,将不同作品视为显示同一个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可见“表征性解释”的出场提出了一套新的标准和方法,对于衡量文学经典的传统标准提出了挑战,在到底是根据作品本身“杰出的文学价值”,还是凭借作品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政治上的公正性以及为某个少数群体代言来决定文学经典的问题上形成重大的分歧.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学经典之争”让人们发现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关于文学经典,以往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什么是经典”的问题上,实际上在其背后还有一个“谁的经典”的问题,如果说前者关乎文学作品在审美和艺术上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的话,那么,后者则关乎文化权力的博弈和较量,它较之前者无疑更加重要、更加实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以往备受崇奉的文学经典几乎清一色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的（Dead White European Man,简称DWEM）作家之手笔,而把活着的、有色人种的、非欧洲的、女性的作家排除在外,从荷马和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维吉尔、奥维德,到薄伽丘、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高乃依、莫里哀、歌德、席勒,再到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无一例外均为DWEM.不言而喻,这一“经典壁垒”是建立在性别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之上的,它体现着性别、种族、阶级、地缘等等之间文化权力的较量,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可见,所谓“文学经典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权力之争”,特别是当它与种种社会运动和思想潮流风云际会之时,这场“世纪之争”便超出了文学本身,成为一场震动整个社会、波及众多人群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战争.

值此“文学经典之争”方兴未艾之际,出现了三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是认为经典名著从来就不由“杰出的文学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代表的历史语境决定的；二是认为“杰出的文学价值”这一标准的实际应用从来就受到非文学标准的干扰,包括种族的、性别的等种种非文学标准的干扰；三是认为所谓“杰出的文学价值”这个观点本身从来就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它将某种文化利益和目的神化了,将其奉为衡量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1]（P52）可见,现今根据在文化、政治和群体利益方面的代表性来解读作品,或者说根据文化权力的较量来衡量作品,进而求解文学经典的成因的做法非常流行,而卡勒的“表征性解释”一说正可谓应运而生.

二、“表征性解释”的由来

那么,卡勒的“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说所来何由呢?对此他并未作过明示,但从他别处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卡勒就“表征性解释”的另一层意思即“症候式解释”进行了论述,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对文本的阐释,有很多种方法,症候式阐释是其中的一种.通常,症候阐释被赋予消极意义,因为它把文本视为某种症候.如果把某个文本看成 19 世纪阶级斗争的症候,看成社会中意识形态矛盾的症候等即把文本看成某种表征,关注点就会偏离文本本身.[2]

这里必须对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词作一辨析.symptomatic是由名词symptom派生而来的形容词,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征候（或征兆）的、表明的；一是（疾病或机能障碍的）症状的、症状性的等.[3]（P2052）可见,该词意指事物显露出的征候或征兆,或者与疾病或机能障碍相关的症状,因此用作“征候性”、“症候性”,带有一定的消极意义,但由于它又有表明、表示、呈现的意思,所以也作为“表征性”、“象征性”来使用.具体到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词,则既可在中性意义上译为“表征性解释”,又可在消极意义上译为“症候式解释”.因为“症候式解释”一说毕竟不太合乎汉语的用法,仅用于直译,而一般场合则多译为“表征性解释”.从这种使用方式恰恰可以窥见卡勒提出该词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渊源.

不难看出,卡勒所说“症候式解释”与晚近国外学术理论中的流行概念“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不无关系.1“症候式阅读”一说是阿尔都塞的首创,意思是,无论在理论的还是文学的文本中,总是隐含着某些空白、沉默、脱节和疏漏,因此阅读必须从这些“症候”入手,去发掘和解密这些文本背后隐秘的、缺场的、被掩盖的东西,去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从而发挥阅读的生产性和建构性.阿尔都塞说：“所谓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等在新的阅读方法中,第二篇文章从第一篇文章的‘失误’中表现出来.”[4]（P21）下面这段话不妨看作是对以上论述的注解： 在某些时候,在某些表现出征候的地方,这种沉默本身在论述中突然出现,并且迫使这种论述不自觉地像闪电一样产生出真正的但是在字面上却是看不见的理论上的缺陷：有些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似乎包含在思想的必然性之中,有些判断由于错误的论证,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可以在理性面前开拓的领域消失了.单纯的字面上的阅读在论证中只能看到论述的连续性.只有采用‘征候读法’才能使这些空白显示出来,才能从文字表述中辨别出沉默的表述等[4]（P94）

可见阿尔都塞所说的“症候”是指文本中无意识地暴露出来的思想的隐身、理论的缺失、言说的沉默和表达的脱节,而这些空缺和脱漏恰恰将深层次的更大问题呈现在反思面前,对其进行症候式的阅读乃是发现和把握更大问题的入口和起点.譬如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从中发现了在“劳动”问题的表述上存在的沉默、缺失和脱漏,而这导致了这些理论无意识地但又是意识形态地在劳动力买卖、剩余价值生产等实质性问题上的失语,马克思在查验和诊断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些“症候”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概念、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阿尔都塞使用的“症候”概念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和拉康.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人的无意识中的本能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就会以梦、呓语、失误等“症候”表现出来,被称作“白日梦”的文艺创作也是这种“症候”之一.拉康则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纳入了语言学的框架,在他看来,如果说意识是能指的话,那么无意识就是所指；如果说症候是能指的话,那么本能就是所指.因此,“症候”构成了无意识的一种隐喻和表征,精神分析就是通过“症候”对本能做出修辞性的解释.阿尔都塞沿用了“症候”概念,借鉴了精神分析学的结构性类比的方法,将其运用于社会理论之中,认为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就类似弗洛伊德所说梦的显意与隐意的关系,或拉康所说符号界与实在界的关系,这就将意识与无意识、症候与的结构性关系延伸到了社会理论领域.这种“延伸”使得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消除了弗洛伊德所说“症候”的病理学意义,但也正由于这种“延伸”,使得“症候”这一概念仍不脱固有的消极意味.

“症候式阅读”作为一种批判性的阅读活动最值得重视的是它将发现阅读对象的空缺和疏漏作为把握和解决更大问题的契机,这就显示了一种生产性,阿尔都塞将其提高到认识的生产性层面来加以肯定,他说：“必须彻底改变关于认识的观念,屏弃看和直接阅读的反映的神话并把认识看作是生产.”[4]（P15）他还进一步确认,生产不仅是发现,而且是改变.“生产这个词表面上意味着把隐藏的东西表现出来,而实际上意味着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存在的东西.”[4]（P2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不仅高度赞赏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所作的“症候式阅读”,而且主张对马克思本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可逐一地进行“症候式阅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对于对象的反思,从而不仅“看见”对象,而且“改变”对象.不用说,这里所说的“生产”已是一种建构、创新、开拓,已是一种知识增长,一种认识深化了.

三、“表征性解释”的正解

让我们再回到乔纳森·卡勒.卡勒所说“表征性解释”也具有显著的生产性和建构性,但他是从阿尔都塞又向前发展了.卡勒的进展有两点,一是他更多在正面意义上使用symptom这一概念,翻译过来就是更多用作“表征”、“象征”、“表象”、“现象”之意,同理,他使用的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词更多应理解为正面的“表征性解释”,而不是消极意义上的“症候式解释”.如果说阿尔都塞是将文本中那些语焉不详和存而不论之处视为“症候”,从对它的解读中生产性地发现更大问题的话,卡勒则是将文本本身看成一种“表征”,解读它对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象征意义,从而发挥其积极的生产性和建构性.二是卡勒提出“表征性解释”,是用对外部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取代了阿尔都塞式“症候式阅读”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反思,实现了文本解读的“向外转”.卡勒屡屡在“表征”的意义上确认文本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同一性联系,指出文本是从社会同一性派生出来的,从而成为社会同一性的表现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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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按指表征性解释）涉及从解读文本（仔细解读）到社会政治分析的转移.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1]（P54）

如果说在拉康和阿尔都塞那里“症候式阅读”一说还属于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营垒的话,那么,卡勒的“表征性解释”则已经走向了社会学.

但是,这种“向外转”的动向并不是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在经历了20世纪初以来以文本、语言、结构为本体的形式主义文论占据王座的时代之后,人们对于转向社会学方法的“表征性解释”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将其视为一种偏离、过激和极端,这也就是该概念中“表征”经常被消极地解作“症候”的原因之所在.卡勒对于这一现状作了以下描述：“通常,症候阐释被赋予消极意义,因为它把文本视为某种症候.如果把某个文本看成 19 世纪阶级斗争的症候,看成社会中意识形态矛盾的症候等即把文本看成某种表征,关注点就会偏离文本本身.”卡勒并不认同这种意见,他以自己多年前关于福楼拜评论的一书为例说明,在“表征性解释”与“鉴赏性解释”两种解读模式之间完全可以取得某种平衡和协调.他说,该书原先是探讨小说写作规律的,并没有打算对具体小说进行表征性解读,后来听从出版商的建议,在诗学与诠释学之间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增加了表征性解读的章节,促进了读者对于福楼拜小说的阅读.他觉得这样做不失为明智之举,“这种折衷办法是非常实际的,或许也是明智的,这样更多的人会对这本书产生兴趣”,为此,卡勒肯定“表征性解释”的必要性,认为“做文学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有能让你着迷的想法”.[2] 卡勒进一步指出,这种“表征性解释”是一种“过度解读”、一种“偏激”的解读,他回顾以往对于这种“过度解读”的支持,声明“我今天仍然认为‘过度解读’有必要性”[2].卡勒指的是1990年在剑桥大学“丹纳讲座”上他与艾柯、罗蒂两人围绕“解释与过度解释”所进行的一场争论.卡勒反对借批评“过度诠释”来限制人们对文本做出各抒己见的诠释,本来这种诠释是可以激励凭借好奇心进行探索、凭借创造冲动获得新发现的.他主张应该让人们尽量多地思考一些问题,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尽可能远的地方.他在提交给讲座的《为“过度诠释”一辩》中指出：“‘过度’诠释要比‘稳健温和’的诠释更为有趣、对人类智识的发展更有价值.没有哪个对‘过度诠释’毫无兴趣的人能够创造出如此富于诠释争议性、如此富有活力的小说与人物来.”[5]（P119）不过卡勒也指出,“过度解读”要避免与“过度进食”之类负面理解联系起来,它通常是指“通过非常规的方法和视角,阐述文本中隐含的,或者读者引申出来的意义”.他进一步解释说：“有趣的解读是能够提出一些文本并不鼓励读者去思考的问题,而不是顺着作者的意图去阅读和解释预先设定的问题.”[2]

这样看来,“过度解读”触及的恰恰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在理念、旨趣和方法上的根本性歧异了.众所周知,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派生出来而又消解了文学研究,甚至反过来收编了文学研究,这就大大改变了文学研究的生存状态,从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文学教授恰恰在做与文学毫不相干的研究,他们所做的更多地属于文化研究,这种非常规的、非预设的、引申的解读便成为一种“过度解读”.卡勒指出了它的种种表现,一是它会专注于种种文化现象,譬如电影、连环漫画、哈利·波特等,同时它也会关注历史话题、文化话题、妇女解放、社会动乱等.二是在研究某个文学个案时,会要求阅读大量相关的其他学科的资料,譬如要理解某部小说对时间的处理方式,可能需要阅读历史文献、哲学理论,了解其他语境中时间的处理方式.他可能研究某个特定的文化话题,但其资料却又是非文学的.总之,如果说以往的文本解读惯用的是“细读”（close reading）的话,那么,现今采用的则是“粗读”（distant reading）,例如通过定量分析来统计某一年份的整个文学产出,研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小说类别,考察某一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翻译、阅读、模仿的情形等等.它关注的是文学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于某个特定文本的深入研究,它把小说中的人物看成一个群体,退到背景位置,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从新的视角审视人物,不再考虑主题,不再考虑对某个人物的看法,不再考虑人物及其伴侣的出生地和归宿地.以上种种套路和方法往往被人归为“文学社会学”.[2]而这一切都已突破了原先文学研究的框范,显现了开阔的生长性空间.

四、“表征性解释”的折中

相信人们在阅读卡勒时,不会不对这一点留下深刻印象：他一边在理论上标新立异,一边又在考虑如何在新异与传统之间谋求某种平衡和协调,总是在寻找一种折中办法、一条中庸之道.卡勒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揭晓了这一宗旨：

介绍理论比较好的办法是讨论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有的主张等但不要把一个“学派”置于另一个“学派”的对立面；等如果把当代理论作为相互对立的研究方法或阐释方法,就会使理论失去许多其本身的趣味和力量,这种趣味和力量是来自它对常识的大范围的挑战,来自它对意义的产生和主体的创造的探讨.[1]（前言,P1）

这种折中的、持中的思想方法在他处理“表征性解释”与“鉴赏性解释”、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以及文学经典问题等诸多关系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卡勒认为：“从原则上说,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不必一定要存在什么矛盾.”[1]（P50）文化研究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介入文学作品的解读,一度引起了恪守传统阅读习惯的人们的顾虑,担心这样一来是否会把学生从经典著作中拉走了.卡勒认为,事情正好相反,毋宁说这恰恰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譬如说,如今对于莎士比亚的解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更活跃,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想象得出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用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历史的以及解构主义的词汇去解读莎士比亚.不仅如此,这样做也将大学课堂上开设的文学课程大大拓宽了,以往遭到忽视甚至歧视的关于女性、种族、族裔以及后殖民等方面的文化研究被增补到教学内容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迄今为止文化研究的发展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1]（P50-51）.

与之相关,“表征性解释”与“鉴赏性解释”也并非水火不容.在卡勒看来,虽然习惯上“鉴赏性解释”与文学研究攸关,而“表征性解释”与文化研究相连,但实际上这两种解读模式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双方都适用,不妨鱼掌兼得.他这样说：“仔细解读非文学作品并不意味着要对它做出美学的评价,而对文学作品提出文化方面的问题也不说明这部作品就只是一份某个阶段的记录文件.”[1]（P56-57）也就是说,对于非文学作品也可以进行“细读”,对于文学作品也可以在文化层面上进行考量.

卡勒将这一理念运用到文学理论的建构之中,将其视为值得推崇和褒奖的新原则.2010年3月,他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以“韦勒克文学理论奖”评委会主席的身份作了题为“理论在当下的痕迹”的演讲,对于近年来美国文学理论界堪获这一殊荣的优秀著作进行评点,指出像弗莱什（William Flesch）《应得的惩罚》（Comeuppance）这样的著作让文学理论领域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该书采用“进化生物学”这一新潮理论,论证了读者对于小说和叙事学的兴趣植根于人们天生秉有的道德偏好之中,求解了那些宣扬劝善惩恶之类道德观念的文学作品何以使人获得快乐的原因,并将这种求证凝练为一以贯之且简明扼要的理论框架.卡勒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这看上去是一次进化理论与文学理论传统颇具创意的联姻.”[6]总之,卡勒力图说明,对于在文化研究中涌现的“表征性解释”仅仅表示不屑一顾和拒之于千里之外是草率的,合理的途径在于重视“表征性解释”与“鉴赏性解释”的相互依存关系,倡导二者之间的互补互惠和共存共荣,并在此基础上推助文学理论的复兴.

总之,卡勒的文学理论很时新,譬如他对“表征性解释”及其相关概念的阐释和运用,甚至显得前卫和激进,但他的学术风格越到后来则越趋于持中和圆融,如上所述,他力求在创新与守成、现代与传统两极之间寻求一种恰到好处的中点和接口.如果更多地从积极方面去理解,那么,这种折中主义和中庸之道分明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这与卡勒本人的学养和兴趣爱好有关,即便在文化研究盛行的当下,他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于文学经典难以释怀的留恋和眷顾,他这样告白：“我非常钟情于文学经典,部分原因是我在花时间阅读别人认为值得阅读的作品.等我最近研究抒情诗歌,选取的文本均是经典诗歌.有人可能热衷于发现无名杰作,但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2]然而,说到底,这还是规律使然,任何矫枉过正,都只能在冲破成规旧习的桎梏之际一时生效,而对于长期的学术生产、理论建构和知识增长来说,传承创新才是人间正道.而这一点,卡勒是懂的.

参 考 文 献

[1] 乔纳森·卡勒. 文学理论,李平译[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 乔纳森·卡勒. 文学理论的现状与趋势——乔纳森·卡勒教授访谈录,何成洲译[J]. 南京大学学报,2012,（2）.

[3] 陆谷孙. 英汉大词典·第二版[Z].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 路易·阿尔都塞等. 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M]. 北京：编译出版社,2001.

[5] 安贝托·艾柯等. 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C]. 北京：三联书店,2005.

[6] 乔纳森·卡勒. 理论在当下的痕迹,周慧译[J]. 外国文学,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