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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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最近大家对于“新”的讨论开始多起来了.如何认识新世纪的文学?大家都感到情况和90年代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在全球化以及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这是在两个层面上的变革,一个是高端话语,即对世界秩序的参与,改变了中国现代性设定的历史发展的道路.一个是低端话语,即普通人希望获得财富,希望有自己的梦想的实现,这构成了日常生活的深刻变化.这两个层面的变革很大程度上让我们超越了现代性未完成的焦虑,超越了“五四”以来设定的现代性的想象,我们从“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超越和冲击也给新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新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我们需要从多重维度来把握,所以今天我们对新的讨论,主要是从(1)新时期、后新时期和新的分期;(2)新的表征;(3)知识的生产和文学的观念这三个维度来谈.下面就请大家各抒己见.

新时期,后新时期,新

李祖德:“新”这样一个概念的提出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也涉及到我们如何观察当下的文学景观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后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差异性和断裂性都明显存在.如果说“后新时期文学”是用来描述90年代当代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学状况的一个概念的话,那么“后”则同时表明了90年代文学对80年代文学的承续与超越.到了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内部的市场化和资本全球化过程已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结构已基本定型.在新的社会文化状况下,“新”与“后新时期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历史关系呢?我觉得总体上讲,相比“后新时期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差异性,“新”与“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延续性和断裂性可能要更为复杂一些.从“新时期”到“后新时期”,是中国当代文学超越80年代现代性的一个过程.而新”则是在继“后新时期文学”的基础上,继续超越80年代的现代性的一个过程.

师力斌:其实,文学史分期无疑是一种权宜之计.文学既不存在所谓的断裂,更不曾停滞.即使是“”那样的荒漠化时期,仍然有所谓“地下文学”或“手抄本”等种种遗迹被发掘出来.在中国,文学事实上是一条不断流动的河.对文学进行史的分期首先是一种拦河筑坝式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并非无关紧要,正如前两年曹文轩老师等对“当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挽留一样,概念为我们揭示出事实的某些含义.比如有出版社已经在搞《二十一大系》.新时期、后新时期、新,这三个概念,无论引起过或正在引起怎样的争论,总是能向我们描述“”后文学,乃至“五四”新文学以来文学的特征.而这中间,我更注重“新”的提法.首先它指向一个与旧世纪大不相同的背景.同时,它也预示了当下文学与新时期、后新时期,乃至旧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新的问题发言.可以说,文学的处境,文学的功能,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文学的评价机制等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断裂在80年代末就开始了,王朔的出现是一个标志.80年代是新的开端,这在新世纪之前可能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人们还看不太清楚.

张颐武:十年前,人文精神大讨论,一些对于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的知识分子焦虑于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是否会出现一个社会崩溃的“旷野上的废墟”,认为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中国持一种衰世观.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到中国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中有了无法取代的位置;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新新中国”正在崛起,而那些对中国发展持悲观的预言也不攻自破了.这是一个从衰世到盛世的转换,这种转换是它从个人精神解放到经济解放,是不及物的解放.这一变化是意外的发生的,超出了新时期文学的想像.

赖洪波:是这样的.不过在我看来,从“新时期文学”到“后新时期文学”再到“新”,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断裂.其中,“后新时期文学”与“新”之间的联系更是紧密.在90年代后期影响文学的许多因素,诸如,文学的市场化、网络、影视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和冲击,都在90年始凸显,这些问题很难说在新世纪就有了新的突破.甚至包括对商业化、市场化的批判,从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到不久前张炜发表的《精神的背景》,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相当类同的道德化倾向.在90年代初期,人们对1992年以来蓬勃发展的商业文化最初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由此带来“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对商业文化简单地采取强烈地道德化批判是很多人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很多人已经开始借用新的理论资源来审视这些对象,把商业化和消费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来批判了,这从大家对“文化研究”持续不断的热情上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道德批判是站在一个价值的高端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则像法兰克福或者伯明翰的前辈一样主动站在学院的“边缘位置”来发言了.这其实已经是一种适应,一种对在商业化和消费主义大潮中“批评者”文化位置的适应.


魏薇:既然强调断裂,所以我才觉得“新世纪”这个概念在广泛使用之前更需要辨析一下.它指的就是从公元2000年开始的21世纪吗?千僖年它是一个耶稣-弥赛亚意义上的基督教的时间概念,再加上当代文学中已经有了“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这样的提法与文学发展预期,所以它是早已经在物理时间的基础上添加了许多文化时间和心理时间的意义的一个概念.那么“新世纪”这个概念也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也就是说,“新世纪”更多的是人们心理、文化建构出来的一种想象和一幅图景.所以对于“新”的讨论,应该先分清哪些情况是确实出现了的,哪些是还不明晰的,哪些是预言期待的,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判断“新世纪”作为一种分期是否成立以及它与“新时期”、“后新时期”的关系.

刘稀元: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在世界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雄心和取得的实绩,确实给新世纪的小说带来了新的气质.我觉得如果把1978年到1989年算作一个时期,1989年到2000年算作一个时期,2000年到现在算作一个时期的话,这三个时期仿佛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第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里,一种带有启蒙色彩的,倾向于民族国家总体性构建的,呼唤中国性的愿望是十分浓厚的.它充满了希望的色彩,尽管是以一种批判的面貌出现.而第二个时期的文学是以解构总体性为主导的,充满着悲观的、暗淡的色彩,甚至是浓厚的世纪末情绪.而第三个时期是文学则仿佛是在前一个否定的基础上的又一次否定.这一时期既批判反思了前两个时期的问题,又吸收了优长,既重新表现出希望,又持一种谨慎务实的态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民族国家”与“雄心”的重新复苏.从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到一频道的“帝王系列”,到描写秦国军队的大型纪录片《铁血军团》,包括张艺谋的电影《英雄》,是以对历史的重新叙述表达今人的寄托.近年开始出现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电影、记录片,也反映出这样的情绪.

史静:我们现在讨论的新世纪和新时期、后新时期的分期其实也是在讨论新的生成问题.因为新的分期不是自明的,文学分期也不可能有一个目的论式的前景.它毕竟还有至少五年时间来展开自己,生成自己嘛.这就决定了这是一个文学实践和批评实践意义很强的概念,是一个创生性的概念.它有待我们去发现它、去生成它、去实践它.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一些对新分期的讨论是不是会在很大程度上规定新的图景或前景,还是一个未知的事情.因为好多问题有的时候跳出来看可能会更客观一些,文学发展到某一阶段就会是自明的,不用争论的,而我们因为现在就存在于新的创生和实践中,所以总结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这让我想到了一度非常热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处在当代文学那个特定的阶段的人写的当代文学史和现在我们离开那个特定的时候再去写的文学史显然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时间和事件本来是无秩序的,现在我们要分期,就是要给它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是想像的一种秩序,其中反映了对历史和文学理解的一种可能性,也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含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分期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更加地谨慎.我们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给文学实践以时间,也给批评实践以时间,让它轮廓更清晰起来.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新的生成虽然是以新文学的解体和终结为前提的,从各个方面超越了新文学的话语构架和文学制度,但它的生成也恰恰是建立在这一历史规定性上,因为和新文学的断裂而更显其延续的意义.日本有个宣扬日莲宗佛法的“创价学会”影响很大,我是觉得它的名字里“创价”两个字实在好.但愿新也是一个不断“创价”的过程熏因为它毕竟现在还只是一个雏形.

张冲:我更愿意从一种微观的维度来谈这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十七年文学”、“十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以及“新”.“新”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传奇小说、历史小说、休闲小说、畅销杂志、纯艺术小说等多种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使文学真正进入了大众的狂欢之中,市民性、休闲性、消费性的文学占据了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消费文学的主要目的也发生了变化,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目的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痞子文学等与精英话语密切相关的文学潮流也不再占据消费的主导地位.在新里,消闲、轻松、无历史感的“尿不湿”的一代成了引领的一代.

新的表征

师力斌:首先,新文学的表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文学极度边缘化了.很少人再看什么文学,大家都看广告,看图像,上网,发手机短信.在阅读图像的时代,文学的地位与上一个世纪有了根本的不同.书店里卖的多是各类考试指导,教材,商业手册,发财指南,以及美容,住宅,轿车等时尚杂志,哪有什么文学?北京大学是诗歌的中心,但校内买不到《诗刊》和《星星》这两个国内最有名的诗歌杂志.放在80年代,这是不可想像的.所以王晓明先生最近在一次座谈中谈到,他由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最主要的动因,就是研究文学解答不了理解中国的现状这样的基本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文学衰落了.文学在市场的层面上取得了胜利.每年以文学面目出现的读物,成千上万.更不用谈网上、地下的各种无名写作.文学的面貌更加混杂,文学消亡的哀叹与文学市场的繁荣并存,网络写作与纸媒写作各显神通,名作家老作家和青春写作并驾齐驱,上半身与下半身分庭抗礼,酷评、学院批评与各式批评泥沙俱下.文学既衰败又繁荣,既庸俗又高雅,既曲高和寡又前呼后拥.文学悖论式的现状是新重要的特征.它源于对社会文化的转型和一种理解的复杂性.

李祖德:在这样一个文学边缘、文学悖论化的新世纪,新的另外一个表征应该是,我们对主体性的想象和确认表现出的一些新的方式.比如,在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里面,我们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如何对自身进行文化定位等等问题,写作者、读者、批评者对于“新”都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想像.在这些想象当中,有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想像,有关于当今社会结构中底层或者弱势群体的想像,有关于女性作者利用对于身体的叙述而展开的对自身身份的一种新的想像,也有所谓“80年代后”写作者关于青春、自我等情感和经验的想像性的另类表达,等等.这一切,都和“新世纪”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状况所体现出的新模式密切相关.在关于底层的叙述中,从90年代的《分享艰难》到前不久关于国企改革的小说《那儿》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世纪”,关于“底层”的叙述行为似乎在为“底层”寻找一种的新的关于“主体性”的想像和解释.那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左派想像的作为社会前进动力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仍没有摆脱“五四”的模式.但是,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和无产阶级就与此不同.“打工文学”透露出这样一些问题:“打工文学”以及一些相关的影视作品展现出的一些“感伤”的主题.“感伤”,作为一个问题,从价值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表征,或者就是一种“症候”.从文学史上看,在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尤其是资本主义崛起的时代,“感伤”总会出现,在美国文学史上就是这样.“打工文学”中所透露出来的种种“挫折感”、“失败感”等等情绪往往支撑的是另外一些新的想象、梦想和,而不仅仅是这些情绪本身,表达的是一种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认同与梦想,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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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我们可以看到“感动”与“伤感”并不能对这些文学和社会的“症候”提出深刻的疑问和质询.那么,他们的主体性又在哪里呢?

师力斌:打工文学是我近来思考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把打工者想象成一个应该受大家保护的弱势群体,其实这是对这个人数众多,成员复杂,情况多样的群体的一种固化、板结化的看法.其实“打工者”这个概念并不是很科学严密,所以大家在使用中就把这个概念固定在农民工这样一个范畴里了.我们恰恰应该思考打工者中的分化的问题.他们里面其实可以分高级的打工者,比如白领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农民工.但大家使用它的时候习惯把它就放在农民工身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立场,同情弱者的心理.其实左派文学研究者都有一些这种倾向.这还是新文学的一种立场.其实,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就写了劳工问题,认为是对当时单纯只有恋爱等题材的问题的突破.当时的作家很注重劳工的状况,现在左派也还是这样.但他们忽略的恰恰是:打工不仅仅是一个弱势的,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也有很大的活力.打工文学也是新很重要的一个表征,它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阶层的人会越来越多.

张颐武:你说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打工阶级在不断壮大,他们大量涌入城市,积极地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其实他们也是一群有梦想的阶层,怀着对成功美好的向往.他打工还是想成为中产阶级,这和《那儿》所描写的倾向还是不一样的.这段时间《文艺争鸣》、《文艺报》就推出很多有关打工文学的报道,发了很多有关打工文学这方面的文章.其实这种打工文学的内涵还是被中等收入者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一套.他们对中产阶级的生活还是怀有很大的艳羡,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其实是完全接受的.你可以发现《佛山文艺》里面的诗歌、小说对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恰恰是认同的.

师力斌:就对打工者的想像而言,人文知识分子――比如曹征路这样的教授,还有左翼色彩的小说――比如刘庆邦写的《卧底》等一系列矿工主题的小说,都用悲悯的眼光来看待关于打工者的一切.从这一点上看,人文知识分子传统还是有延续性的,他们还真是想要回到鲁迅的“怒气其不幸、哀其不争”的主题上去了.王晓明的《在新的意识形态笼罩下》为什么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什么要研究成为了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黑格尔式的“这一个”的所谓特殊的“中国问题”?他就是要把视角转向了劳苦大众,重新在叙述中建构一群启蒙的众生.这样启蒙对象生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也就生成了.历史就一下子在“新的意识形态”这个框架里重新回到了“五四”――主题明确、重点突出,现实问题则反而成了模糊不清的背景性的影子.

李祖德:打工文学其实是和中产阶级的目标是一样的,又羡慕又悲愤,比如很多打工歌曲所反映的,都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展望和憧憬.接下来我可不可以想谈一下“80后”的“青春写作”?其实“青春写作”也和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有巨大的差异.在我们以往关于“青春”的叙述中,“青春”总是和“革命”、“理想”、“诗歌”、“热血”、“爱情”等等现代性符码联系在一起的,而在“80后”的写作中,“青春”已经有了另外一些符号,比如“性”、“吸毒”、“暴力”、“残酷”、“压抑”等等后现代文化符码.这些“青春”符码更多的是来自一种都市感觉,而非乡村经验,它们改写或者替换了我们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诸多文学体验和文化经验.这些都说明,在“新”中,我们对于自我主体性的想象与认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这种文学状况,一方面和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形态相关,另一方面也和在全球化时代,这个国家和社会在全球范围的战略选择,以及对内的意识形态调整密切相关.

师力斌:近来我正好遇到一个“青春写作”的国际化的例子.在《世界文学》上有一个日本女作者金原瞳的小说《裂舌》.它的内容有很多关于乱交、吸毒等方面的内容,但依然被平静地接受下来――安然无恙,没有遭到什么道德方面的抨击.我认为首先在学院里我们已经不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谈论文学作品了,而是完全从艺术形式的角度去分析了.我们都还记得以前的文学研究中总是少不了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与国家有关的道德主体参与进来,像《关连长》那样的例子就是如此.但现在道德问题已经被文学讨论排除在外了.我们可以看到,“青春写作”与国家的那种从群体伦理到个人伦理的认同和驯服的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这种青春已经不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那种尚还把意识形态当成荷尔蒙快感来源的青春.反而更接近金原瞳这样的由全球化的毒品流行网络带来的多巴胺式的快感.

张冲:这本书我看过,也给学生讲过,我主要是让我的学生写一个《身体政治和青少年写作》的文章.这篇小说是金原瞳19岁写的,在日本获了大奖.我的日本学生和我分析说,因为这一代人――恰恰就是郭敬明这一代人――他们没有历史感和父辈的工作压力,空虚本身成了他的追求.不能简单地用道德去判断,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包括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就表示特别喜欢看郭敬明这代人的小说,所以,从一个受众角度来说,亚文化就是这一代人要接受的.在这样一个物化和充满压力的社会,这样一个大的消费群体,变得毫无历史感,也无沉重感――这是社会给他们造成的巨大的阴影.

史静:“80后”写作和个人化写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时尚形态都有了全新的方向和可能性.在这样一个市场化和消费化异常发达的时代,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观念已经深刻侵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主导了人的文学享乐观念.人们不再重视灵魂的启蒙,而更加注重感官的满足,注重即刻的、现实的感性的体验,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观念.而“80后”是最敢于消费的一代人.因此他们的创作符合了生长于消费时代的这一代人.“80后”写作群体是新中一种新的文学写作主体.“80后”作家带来了新的写作观念和写作对象.在他们身上折射出来当下文化生产的特征.写作的对象和精神和以前也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产生了新的意义.这是一个多重话语和叙述的时代.同时网络媒介和影视媒介的普及也使得人们的思想很快得以表达,政治怨愤你可以说,作为文学替代品的影视文化也可以抚慰你的因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差异而带来的心灵的创伤.比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虽然主人公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民众,但由于有一个比较豁达和善良的心,也过着随遇而安的幸福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根本找不到启蒙的位置,张大民的弟弟读大学和他买暖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大众文化对于新文学话语文化中心位置进行了全面的替代和超越,承担了对“新新中国”的想象.而影像时代的到来.由大脑的运作转向了感官和视觉的直接满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像万花筒一样炫目的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处境恐怕是新最明显的表征吧.

赖洪波:“新”这个内涵庞大的命名使我们很难对其特征进行梳理.与“新时期”与“后新时期”文学相比,它的变化更多的体现在某些方面程度的“加强”上.首先,文学市场化的程度加强了.例如,“80后”的写作,首先是取得市场上的成功,才有了文坛的注意和追捧;第二,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以前看到一句戏言,说现在全中国就张艺谋一个人在看小说.虽然是戏言,但是我觉得一方面道出了“纯文学”的衰落,另一方面说明文学与影视艺术之间密切地联姻.现在许多小说重新回到“故事”,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成为小说家关注的中心.如格非的《人面桃花》,余华的新作《兄弟》,在对故事性的追求上已经与大众文学没有太大的区别.故事性的增强为作品与叙事性强的影视艺术联姻铺平了道路.第三,文学的娱乐休闲性大大增强.追求“形式”高度“纯文学”影响力缩小在“文学圈”,而大众更喜欢娱乐性的文学作品,如海岩的“爱情”加“案情”的小说受欢迎.

张冲:总的来说,我认为,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并存,文学的娱乐功能与其他社会功能同等重要,知识生产和经济生产互相推动,文学商品化和商品文学化等现象并存,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构成了新的显著特征.

知识的生产和文学的观念

魏薇: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人类心灵世界的一种反映,它必然受到整个历史文化现实与精神现实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它始终不能脱离大的文化场域来单独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世纪的文学,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商品化市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还有就是与媒介的关系空前密切.具体说来,市场和媒介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作家“明星化”.如果说新时期的作家们被文学爱好者高举簇拥,多少还起着心灵导师、精神偶像的作用,那么从王朔开始,作家被“包装”“炒作”,尽力制造其“名人效应”,就渐渐加入了市场考量的意味.有种说法是,“类型文学”眼下已取代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我认为这与其说明了文学种类的多元化,不如说反映了文学市场的成熟与发展.像科幻、魔幻、恐怖、武侠等是从题材内容上划分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文学新样式的出现,它们与媒介的迅猛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比如作为“手机文学”代表的“短信小说”最近就很火,一部4200字的《城外》就卖了18万,而另一个著名短信戴鹏飞的《谁让你爱上洋葱的》也被广泛宣传.还有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特别是最近新兴的“博客文学”,都是媒介革命带来的新产物.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李祖德:我觉得魏薇说的“类型化”这个概念很重要.“类型化”一方面可以说明“新”的一种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为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方式.这个概念可以改变我们以往的文学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可以超越“纯文学”和“通俗文学”这样的一个具有等级制的评价体系.“类型化”有可能使我们不再纠缠于文学的“纯”与“不纯”,或者“雅”与“俗”的问题.

赖洪波:现在人们已经不谈“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文学分类,而直接从“文学类型”上划分“文学”了.这说明人们对什么是“文学”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也就是“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通俗/大众文学”的膨胀.不谈“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分,并不是说二者已经完全融合,而是“通俗文学”在这个时代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类型”的角度来划分文学,其实是“通俗文学”的一贯思路.早在近代的“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发展中,人们就把“通俗文学”基本划分为言情、侦探、社会和科幻等几大类.所以“类型文学”的看法实际上表征了“通俗/大众”文学的繁荣.在新世纪,文学观念上的嬗变不应该看成是文学的“危机”,因为在这样观念更迭中也往往包含着许多新生的机会,这也是我们关注“新”的意义之一吧.

史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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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关心的是“新”是否给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概念.这是我们对文学概念及其与之相关的整个知识体系的重新思考.“纯文学终结论”、“新文学终结论”,还有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的终结论”我认为都是对文学知识体系的重新思考.新世纪的文学站在一个怎样的理论资源上?新的知识结构和范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对这些文学的回答都还不能给予我们什么清晰的印象,至少不能令我满意.

师力斌:“新”这一能指,包含着更多样化的诉求.读者不会在意你是不是文学,什么是文学,他只关心阅读和快感.文学是商品.这是观念之一种.它只表明了人们对于“什么是文学”问题的淡漠.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方面在改变.比如文学的功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会放弃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诗教”还是“诗乐”?这样的争论会长时间的存在,李陀先生关于纯文学的焦虑即是明证.这可以说是基于一种“五四”新文学观念的惯性,比如像茅盾先生当年所说的,文学是“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现在似乎又回来了.写作主体,或者说“作家”的含义也有了根本改变.由王朔的“码字儿”,到“XX制造”,尤其是网络的大量涌现,冲击了原有体制中作家的特殊身份.接受的观念也有极大变化.木子美现象已经表明了身体写作相当的合法性,也检验了市场的承受能力.这与鸳蝴派是完全不同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可以发现,文学资源甚至整个文坛,并不构成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没有人在乎你文学在那里搞什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学才是新,哪些是新特有的?甚至会有这样的问题,哪些是文学?网络写作算文学吗?各种流行的面目模糊界限不清的软性读物,算是文学吗?也许,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模糊,本身就标明了新的印记.

魏薇:前面说过,文学是不同历史文化场域的产物,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期,文学必然负载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所以我觉得“文学”只是一个内涵无比丰富、外延无限广大的“能指”,它的“所指”是不断变化、不拘一格的.用“纯文学”、“新文学”来指称所谓的文学“本质”和“职责”,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权力运作;而慨叹今日的文学已经“江河日下”、“娱乐成风”,也是因为对文学的角色有了先在的限定.就我而言,文学的角色、功能和地位应当是变动不居的,其动因就是整个社会文化场域的转变,这是文学表现的大舞台.

张冲: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重新思考文学是什么?新文学的使命是否终结?文学的本质是否发生改变?文学史应该如何研究当下的新?这些关于文学的论断是否会对我们今天来重新阐释和预测新世纪新文学有所帮助?

张颐武:今天我们的讨论接触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其中提出来供思考的问题比我们能够回答的更为丰富和复杂.“新”目前已经变成了当下文学讨论的中心的观念,如何深入地思考这一概念本身的作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想,这个概念既是一个分期方面的概念,也是一个理论性的概念,它对于我们把握当下的文化和文学是非常有用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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