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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的梅光迪是作为一个著名的“反对者”形象出现的.五四时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时代.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一直被人们视为逆潮流而上的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在五四那样一个被外来文化猛烈冲击下变革的时代,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借助西方的知识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本身的思想文化体系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这本身就有一个悖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为了共同的目标进行争辩与努力.
关于“五四”的讨论与反思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在上世纪十年代,在“五四”反思最热的时候,林毓生教授将“五四”与“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后,更是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是在这种中西与新旧混杂的状态下产生的一种矛盾与错位,站在客观的立场上重新看待学衡派的一些观点,反思五四所遮蔽的问题,我们会得到很多新的启示与值得思考的问题.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被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向西方学习,又能够抗拒西方以建立中国的主体性.通过对学衡派梅光迪的论著的阅读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启示.
一、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与“反对者”
梅光迪能够被人们所熟知主要是因为著名的“胡梅之争”,梅光迪与胡适从挚友到渐渐因为文化立场不同而变为文化上的对手.两人对于“文学改革”的问题进行讨论促使后来梅光迪下定决心创办了《学衡》.梅光迪在留学期间师从著名新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璧德,成为中国最早接触与传播新人文主义的学者.梅光迪从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人文、中庸、持正和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崇尚古典主义的自我克制、意念理性中间找到了契合点.学衡派也因此成为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最主要的继承者和信奉者.
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梅光迪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他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论战是因为他不满意改革中激进的作法.在1916年3月19日给胡适的信中,梅光迪说：“将来能稍输入西洋文学智识,而以新眼光批判固有文学,示将来者以津梁,于源足矣.等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Z,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1]从信中就可以看得出,在胡适酝酿文学革命的早期,梅光迪并不是守旧而是态度审慎,希望在中外文化碰撞中找到一种融合的方法.在1916年8月8日,梅光迪就曾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四大纲”即：“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四曰选择白话中之友来源有意义的美术之价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须慎之又慎.”[2]从这个角度来看,胡梅之争客观上对新文化运动有一种制衡的作用.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中就提到了梅光迪对于他开始文学革命的决心的推动作用,胡适在晚年进行整理国故运动就表现出了他对早期传统文化激进态度的一种反思.
梅光迪在留学期间,除了与胡适等就白话文学主张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哲学思想进行辩论外,还发表了一些英文撰写的文章,《我们这一代的任务》《我们对于国家事务应有的态度》《新的中国学者》等.这些文章阐述了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变动的看法,对东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的批评探讨并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些文章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批评家视野的开阔、思想的犀利与深刻.相较而言后期在《学衡》所发表的文章多为义气之言,少了一些思想的深度.梅光迪在《我们这一代的使命》里,他写道：“当代不少伏尔泰主义式的运动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等习惯和传统牢牢地束缚住我们,要摆脱它们的羁绊需要勇气和力量.然而这样又容易导致中正和平之气的丧失――尤其在一个动荡和狂躁的社会环境里；我们凭一时冲动行事,要么陷入对传统文化的卑怯模仿当中,要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他呼吁“我们这一代的崇高使命,就是为当下史无前例的国民危机寻找一条生路――那就是通过对起伏消长,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的调节,达到新旧和谐统一这一最高目的.”[3]从梅光迪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当时全民处于激进状态中,容易对传统文化产生的两种极端做法的担忧,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担忧也是不无道理的.
二、如何对待向西方学习及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如何介绍和吸收西方文化?梅光迪提出了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基本的审慎的态度.他强调“凡治一学,必须有彻底研究,于其发达之历史,各派之比较得失,皆当悉其原委,以极上下古今融会贯通之功,而后能不依傍他人,自具心得,为独立之鉴别批评.”[4]这一点对于五四时期西方思潮的涌入有很大的警示的意义,我们处于急于改变的激进状态中,对于很多西方思潮难以辨明来源产生很多误读,不过这对于当时特殊的大融合时期也可以理解,但是对于今天我们在学术中如何对待西方的一些舶来品,这样一种研究的精神应该说是及其必要的态度.梅光迪反对全盘西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标准 “（一）所介绍者,须其本体有正当之价值,盖西洋近世,为文化极盛时代,宇宙真理,多为古人今人所已发现,后起者每有入世太晚,他人已先得我心之叹.而其本体之价值,当取决于少数贤哲,不当以众人之好尚为归.（二）所介绍者,即已认其本体之价值,当以适用于吾国为断.适用云者,或以其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等或以其为吾国向所缺乏,可截长补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也.”[5]由此可以看出梅光迪主张对于所要引进的西方文化要有彻底的研究,要认识到这个理论的价值与引进中国的意义所在,同时要充分考虑国情与之相符,以审慎的态度有所选择的吸收.
其次,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白话入诗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全然否定文言的价值,否定传统经典古典文学显然是偏激的.梅光迪认为“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以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以锻炼之,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者也.”[6]在此,梅光迪提醒了胡适在文学改革时用白话入诗时一定要注意诗歌的美感,注重美学方面的锤炼.从“五四”以来近百年来的白话诗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二十年代的诸如《女神》中的浪漫诗风,还是四十年代的大众文艺以及五十年代的新民歌运动等情感滥觞诗体的出现,都证实了梅光迪的看法.梅光迪认为“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字亦须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种种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等”[7]文学创作需要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接受古典文化精神的熏染.同时,梅光迪对于诗歌格律音调的强调也与同属新人文主义的新月派的格律诗理论相呼应.对文学传统与文学规律的尊重,使得梅光迪的主张有着超越时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