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近现代留日作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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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留日运动起始于1896年.自战争开始,中国再也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从而被迫开始了现代性的历程.20世纪中国大批有志青年纷纷涌向日本,及至辛亥革命前的十余年间,留日学生最多的年份竟达万人,成为世界留学史上的奇观.湖南作为近代以来文化最活跃的省份,在留日热潮中不落人后,留日运动走在了全国前列.在湖南的留日学生中,有一批作家,从留学目的角度考察,他们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类:辛亥革命前的留日作家多半是革命家,他们以开展反清革命为大业,文学创作只是他们革命大业中的一部分,对于他们的创作,从艺术审美的角度也许可以看到很多的不足,但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后的留日作家有着更加自觉的文学意识,或者是留学后由于对文学的兴趣而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或者是留日前已经从事文学创作,是为提高文学创作水平而东渡扶桑.这些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或文艺活动,为湖南乃至中国20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

辛亥革命前湖南留日作家主要有黄兴杨守仁、杨度、欧阳予倩、陈天华、刘揆一、杨昌济、宋教仁、唐群英、宁调元、杨树达、章士钊、向恺然等.这些留日作家都能诗善文,都有诗文传世,他们的创作成为近代湖南文学的重要篇章.

这时期的湖南留日作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他们的创作都充满强烈的反帝反封色彩.由于对现实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他们急切要求改变,要翻封建统治,反对列强入侵,追求平等.这批湖南留日作家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把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感受写成文学作品,所以这时期的创作多以抒发爱国热情,表达革命之志为主要内容.如杨守仁(字笃生)留学日本后形成反清革命思想,曾回国参与策划长沙起义,最后还因对时局失望而蹈海.他曾以“湖南之湖南人”的笔名出版一本充满反帝反封爱国的《新湖南》,在书中他探索着中国和湖南的发展道路,认为只有摧枯拉朽的“破坏”,才能出现新生的湖南,才能出现新生的中国.文章汪洋浩瀚,极富感染力:“轰轰烈烈哉,破坏之前途也;葱葱茏茏哉,破坏之结果也;熊熊灼灼哉,破坏之光明也;纷纷郁郁哉,破坏之景象也.夷羊在牧,吾以破坏为威凤之翔于天;旱魃行灾,吾以破坏为神龙垂于海.西人有恒言曰:列国文明皆从流血购来.柏雷亚曰:自由犹树也,溉之以虐政府之血,而后生长焉.吾亦曰:未来之湖南犹树也,溉之以顽官劣绅劬民瘁士之血,而后生长焉.”

杨度的诗作《湖南少年歌》抒写湖南人对祖国、对民族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全诗气势恢宏,又充满深情,是湖南近代文学的佳作之一:

一些湖南留日学生还撰写通俗小册子,以文字为武器,向腐败的清王朝宣战.措词激烈,通俗易懂,流传甚广,影响巨大.

另外,一些湖南留日学生于学习之余还编辑发行各种政治书刊,向国内灌输新思想、新知识.1902年冬,湖南留学生杨毓麟、黄兴、梁焕彝、周家树、陈范等创刊《湖南游学译编》,后扩充为“湖南编译社”,“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以译述为主,兼刊论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近代历史和社会现状,痛陈民族危机,探求救国之道.湖南留日学生宁调元等还创办了《洞庭波》杂志,用极其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了革命的宗旨,极大地推广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这时期的湖南留日作家都迫切地希望祖国早日富强,他们多数具有革命志士、政治活动家等身份,他们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如陈天华,杨守仁,宁调元),有的成为革命后共和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刘揆一),有的是民国初年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如唐群英),有的为立宪运动首脑(如杨度).文学对他们来讲,更多的是思想启蒙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他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帮手.所以文学往往被他们当作“余兴”或“余业”.而真正把文学当作事业来经营,为文学而倾注主要心血的前期湖南留日作家有两个――向恺然和欧阳予倩.

向恺然1907年和1913年两次赴日留学,第二次留日期间创作章回体长篇小说《留东外史》.《留东外史》所写都是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颇受读者欢迎,随后续写了《留东外史补》、《留东新史》、《留东艳史》系列小说.此后还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如《江湖大侠传》、《江湖小侠传》、《江湖怪异传》、《霍元甲传》、《艳塔记》、《铁血英雄传》等,另有武术著作《拳术》、《拳术见闻》、《拳师言行录》等出版.与赵焕亭一时以“南向北赵”相呼应于武侠小说界.

欧阳予倩13岁时留学日本,在当时日本文明新剧盛行的氛围中,加入当时留日学生在日本组织的文艺团体春柳社,成为骨干成员,参与演出《黑奴吁天录》和《热血》等文明新戏.1910年回国后又与陆镜若先后组织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演出鼓吹革命反对封建的新剧.20年代之后,主要精力转向话剧和戏曲的创作、研究,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从事戏剧艺术和创作活动.欧阳予倩的作品与时代脉搏相通,且话剧中含有戏曲精华,戏曲中蕴有话剧特色,为中国的民族演剧艺术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即使是全心投入文学创作的向恺然和欧阳予倩,他们的作品同样也充满强烈的反帝反封的色彩.如向恺然的武侠小说中,往往以推翻满清政府,抵抗外族入侵作为故事的背景,像《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大刀王五和霍元甲那样扬我国威的武坛英雄在他作品中出现很多.欧阳予倩剧作中,反封建专制,争取人性解放的主题得到反复表现.话剧《桃花扇》是对古典同名戏曲的改编, 话剧本删去了抗战时期过分影射时局的部分,突出了正义与邪恶,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思想斗争.

湖南留日作家创作中的这种强烈反帝反封色彩,首先来自于他们的留日背景.中国人留学日本是在甲午战争失败的痛苦中开始的.当中国留学生一踏上日本的国土,日本朝野上下一改甲午战争之前对中国人的恭敬,反而以极其鄙夷的态度来对待离乡背井求学于此的中国留学生,这种民族歧视使中国留学生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这更进一步激发起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热情.当满怀一腔爱国热血的青年学成归国后,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国却是满目疮痍,腐败黑暗,于是,他们把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立刻转化成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另外,以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之湘楚文化也对这些留日学生产生了影响(2).陈独秀曾谈到“湖南精神”:“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九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不足的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队.”(3) 湖南留日学生的这些革命者继承湖湘精神,为祖国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为唤醒国人而蹈海投江,刘道一组织萍浏醴起义失败被捕,他视死如归,狱中题诗道:“大地方兴三字狱,但期吾道不终孤.舍身此曰吾何惜,救世中天志已虚.去国齐夷注孤竹,对床风雨误高梧.海山珍居原鸽翼,莫作天涯寄弟书”.(4)这都是“湖南精神”的体现.

(二)

辛亥革命后到30年代留学日本的主要湖南作家主要有成仿吾、李六如、白薇、易君左、田汉、钱歌川、孙良工、刘大杰、黎烈文、蔡仪、周扬、谢冰莹、魏猛克等.

相对于辛亥革命前的留日作家而言,这时期的留日作家有着更加自觉的文学意识.他们不是以日本为革命摇篮,而是真正求学的地方.这批留日作家在留学中系统研修文学,广泛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对文学之美有深刻的体会,把五四运动中追求的“自我”、“个性”融凝在文学创作或名著的体验当中.文学成了他们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不再是作为一种附庸.这时期的湖南留学日本作家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田汉、白薇的剧作,钱歌川、易君左、黎烈文、谢冰莹的散文,孙良工、刘大杰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作家是田汉,他对中国现代戏剧借鉴国外戏剧经验、传统戏曲改革和推动中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时期湖南留日作家中还出现了两位优秀的女作家――白薇和谢冰莹.白薇1918年逃婚来到日本,在日期间广泛研读西方文学名著和日本当代作家作品,并开始文学创作.1926年回国后加入“创造社”后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30年代初加入“左联”.20年代中到30年代中的十余年是她的创作黄金期,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全面发展,而以戏剧成就最高.她在话剧创作上的历史地位可与小说创作上的丁玲相比,代表性的作品是剧作《苏雯》(1926,三幕剧)、《琳丽》(1926,三幕诗剧)、《打出幽灵塔》(1928,三幕四场剧)、小说《炸弹与征鸟》(1928,长篇)、《悲剧生活》(1936,自传体长篇)等.

谢冰莹,20世纪30年代她两度留学日本.1931年留学日本,很快因参加“9.18”活动而被遣送回国.1935年再次赴日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师从本间久雄,但1936年4月日方怀疑她参与左翼活动将其,出狱后回国.她一生创作甚丰,有小说、散文、儿童文学作品等计60多种.代表性的作品有《女兵自传》(1936),《新从军日记》(1938),《在日本狱中》(1942)等.

两位女作家早期创作大都取材自身经历,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尤其是表现走出家庭,自由独立的青年女子的种种情感纠葛,这点受到了日本自然主义的影响.其中以白薇的长篇《悲剧生涯》(1936)最为典型.与诗人杨骚的失败恋情给她心灵以巨创,这部自传性作品主要取材于作者与杨骚的恋爱经历.但在后期,她们的创作文风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谢冰莹的创作,不再局限于的情感纠葛和自己的恋爱体验,而是放眼社会的弱小阶层,描写他们的苦难,创作中明显带上了阶级意识.这种变化,一方面有留日期间日本的启蒙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给她们的感染,更多的是在民族危难中,作家创作自身的成熟和发展.

这批留日作家不仅文学创作成就斐然,而且大多对文学的有关理论有自己的思考,将自己的创作实践加以理论的升华,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内涵.成仿吾和周扬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有论者评价成仿吾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历史功绩:“他对初期新文学的实际批评产生过大的影响,也因为其批评理论与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显现着与当时浪漫派思潮的驳杂性,如果要梳理20年代文学批评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是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派批评这条线索,成仿吾无疑是重要的环节.”(5)对于周扬,有论者概括道:“事实上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周扬作为的文艺政策的主要发言人,他的理论批评直接与政治联络而极大地左右着文坛的趋向.从周扬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变迁,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逐渐建构起一些基本的批评原理、概念与方法,并日益作为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诸多论争中形成影响巨大的权力话语.”(6)另外,田汉的戏剧理论与戏曲改革理论、钱歌川的文学翻译理论、孙良工的文学鉴赏理论、刘大杰的文学发展史理论都在各自的领域、是必不可少的章节.

湖南留日作家的创作大都符合主流文学的热情,能够体现中国新文学发展方向,即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且体现了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辛亥革命后的湖南留日作家虽然没有像革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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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留日作家那样强烈的革命目的性,但他们的作品却显示了进步文学的强大生命力.当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湖南留日作家们大都积极参与了民族解放斗争,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文学健康稳定的发展,保证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方向.

注释:

(1)杨度:《湖南少年歌》,《新民丛报》1903年.

(2)巫瑞书:《湘鄂川(渝)黔边界始祖神话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3) 陈独秀:《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新青年》1920年.

(4)刘道一:《狱中题诗》,见政协湘潭市委员会编:《刘道一烈士》,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5)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6)张炯等主编:《中国文学通史》第7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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