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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第一次文代会结束以后,《文艺报》于1949年9月25日出版,隶属于中国文联（后归作协）.当时,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主要的工作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制定、发布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包括对一些关系到文艺“路线”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的阐释.第二是总结一个时期文学创作、文艺思想的成绩和问题,需要发扬和纠正的.这是领导文学运动的主要方法.第三个是直接领导全国性的文学运动,特别是50年代以来文学批判运动,或者叫“文艺思想斗争”.（1）《文艺报》就在这样的重要工作范畴之内承担着自己的任务.大致上就是：主要承担着反映全国文艺界的状况,宣传、阐述在文艺上的方针、政策,并批评当前文艺创作,讨论文艺问题等任务.这也许是作为处于该位置的《文艺报》所必须承担的功能.
在今天看来,对新创刊的《文艺报》来说,1949年前后的苏联刊物最具有参考价值,而这也是后来成为主编的丁玲等作家访问苏联重点考察的内容之一.从意识形态具体到文学体制,再具体到办报理念和期刊样式,这些框架就构成了《文艺报》最初启动的标准.基于国情,最初的《文艺报》并没有能够如苏联《文学报》那样广泛涉及除刊发苏联文学界活动的消息、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文章外的关于艺术、科学、经济、道德教育、国际生活、法律、体育等方面的评论及外国文学作品.《文学报》是一个大范围的报刊,是与苏维埃政权与苏联人生活联系紧密的媒介,而不是单单的文学评论性质的刊物.《文艺报》从某种程度上看仅仅是学习了《文学报》中重要的一块即发布文学界活动的消息、文学作品、文学评论这一功能.
如果从大的方面理解,《文艺报》所接受的可能是如西蒙诺夫所说的《文学报》的四大任务：“表现一切新的前进的事物；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对一切妨碍新事物的东西进行斗争；将走向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各国成就介绍给苏联人.”（2）在今天看来,《文艺报》受这“四大任务”的影响很大,并把这一理念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创了《文艺报》最初几年的面目.尽管在后来《文艺报》处在中国文艺政策的多次变更之中而身不由己,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深受影响的痕迹,并对新中国的文学体制起到自己的作用.
1949年刚创刊的《文艺报》在一定范围之内接受了这些理念并开辟专栏承接各时期的重要文学事件的参与：以极主要的力量注视文学政策的方向并以此为基准关心新中国的文学创作的发展状况；鼓励与批评本国出版的众多文学阵地（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大力关心高校文学教育与文艺理论研究以及高校教材的编写；重视全民性与组织性并加强与群众的文学交流,等等.这些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文艺报》在特定时期的身份,反之,这一身份也不可避免地要求《文艺报》以能够呈现出特征的栏目来相得益彰.而在这一部分的栏目中,“社论”无疑很值得分析.
无论是《文艺报》为代表的中国刊物,还是以《文学报》、《真理报》为代表的苏联刊物,社论都是最高规格的言论表现.该言论代表着编辑部的立场,并由此引申出编辑部立场背后的大立场.所以对《文艺报》来说,其论题与论点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传播者还是接受者都是很大的.“社论的论题是针对当前的重大事件、重大典型和重大问题发言的,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导向性和指导性.”（3）基于这样的特征,我们就可以通过《文艺报》考察这一系列“重大”的现象并分析其动向,这是媒介之于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作为所要考察的是作为一个栏目的存在,《文艺报》社论到底如何体现十七年文学体制的特征.
二、
1953年3月19日的苏联《文学报》发表社论《作家的神圣职责》,在这篇社论中提到：“苏联文学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最崇高的任务,就是为我们当代人,为子孙后代塑造出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最伟大的天才――不朽的斯大林的宏伟而丰满的形象.”这本是一个关于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和如何塑造典型人物的文学问题,基本上属于创作原则与创作方法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畴之内的讨论.平心而论,这样的论点在当时来说并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原则,甚至说没有超出当时比较有争议的关于教条主义等的论争,从表述的内容来看也没有多少关于题材问题和典型人物问题建设性的建议.但就是这样的一篇社论,使得赫鲁晓夫看到后大为光火,对《文学报》严加斥责,甚至责令对这篇社论的执笔者西蒙诺夫给予撤职处分.究其原因,这篇令领导人震怒的社论主要是因为仍用过去的旧调门对“伟大领袖”大加歌颂,而此时的苏联政坛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清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尽管此时的政治环境与文学环境比较宽松,这篇社论却触动了高层的神经,出现了文学讨论范围之外的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借此说明苏联《文学报》为代表的刊物在发展过程中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这样的事例在中国的《文艺报》身上也屡见不鲜甚至更为明显.纵观十七年的《文艺报》,在这一点上所受到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法回避的：文学向来无法脱离政治,文学类刊物的社论也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这就是体制的特征之一：从来没有可以超脱的文学社论.这可以算做一个总的特征.
从传播学上来看,社论（Editorials）,尤其是篇幅大的社论几乎可以看做报刊的灵魂,这样说的理由是社论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读者对问题、信息、舆论等当下重要情况的理解与判断.这是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到我国十七年的文学体制之内,《文艺报》社论则毫无疑问代表最强大的政治属性即直接代表党和国家的言论.
社论的数量与规模也是判断某刊物在体制内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
以下是《文艺报》1949－1966的社论数量统计：
不难看出,数量偏少是《文艺报》社论的一大特征.在统计整个十七年的社论数量时,发现除却1952年是10篇之外,其余每一年度的数量都是个位数.这不是一家全国性的媒体所应有的社论数量.究其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文艺报》社论并没有能够做到如上所言的广泛选材,尽管有一系列的原因,但这一事实决定了《文艺报》社论只出现在极其重大的“大事件”出现的时候才会以各种形态出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纪念十月革命等.相反,个人的、日常的但带有重大现象性的事件则基本上没有被关注过.第二,重要的全国性的政策、领导人指示等出台时,相应的社论会发挥舆论的功效.这一类社论往往是表达媒介的本身的倾向,号召社会的响应、肃清零散思想等需要.而事实上,这一功能往往属于《人民日报》等,而《文艺报》仅仅是能够代表文艺界,如代表广大文艺工作者配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等.这样一来圈子往往缩小,而数量也必然相应减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长久以来,《文艺报》受苏联《文学报》等的影响,开辟了言论性的专栏,如苏联《文学报》中的一些专栏,在功能上往往不逊于“社论”这样的专门言论版,这些言论直接具备社论的特征,能够代表编辑部甚至――言论的导向的统一性与规定性导致了绝大多数讨论、辩论都直接成为社论.受这样的影响,《文艺报》中的众多的专栏如专论、特辑、编者按、编辑部的话等直接就可以取代社论,另外当时体制内一些特征性的形式如重大号召、重要决议、领导讲话、会议总结、甚至其他媒体的社论都可以视为社论.如此,若是把这些内容都考虑进去,十七年《文艺报》的“社论”在数量上并不少,在影响力上也足够引起重视.
这也是我们所认为的不能单独割裂研究《文艺报》社论的原因.从文学史上的价值来看,单纯的社论所产生的影响力是远没有一些经典的评论与决议来得大,甚至我们从这些社论中更多看见的是常规的、应景式的形式和内容,而带有真正的文学史上重要观点的或者是标志性的表述并不多.这也是苏联媒介带给我们的影响之一：我们所熟知的有关苏联文艺政策、思潮重大变动的经典性评论也基本上没有出现在《文学报》的社论中.
三、
这是从社论的选材与数量规模上来研究社论的一个角度.然而需要探讨的远不止这些――有关社论的题材的一些重要指标仍然解释着文学体制的特征.
以1955年为例,该年度的《文艺报》开展了铺天盖地式的对胡风的批判,并随着胡风事件的升级,开辟了整刊的批判形式.但该年度的社论只有两篇：1955年第9、10合期：《认真学习中国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为增强文学艺术事业的党性而斗争》,1955年第24期：《掀起文学艺术创作的》.数量至少令人吃惊,同时也只是在其中无法回避地提及并评论了当年度的“大事件”,而真正形成胡风事件批判浪潮的远不是这两篇社论.“麻雀解剖”式的批判使得社论对胡风事件的评价没有丝毫的政策之外的内容和超乎统一的评论基调之外的观点.这无疑显示了《文艺报》社论存在的生存状态.
另外一个例子：
1957年《文艺报》社论统计：
《争取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第1期）
《新的革命的洗礼》（第7期）
《反对文艺队伍中的右倾思想》（第13期）
《更坚决、更深入地开展反斗争》（第16期）
《为了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百年大计》（第26期）
《从刘绍棠的堕落中吸取教训》（第28期）
《改造思想,繁荣创作的关键》（第29期）
《四十年光荣的道路》（第30期）
《东风压倒西风》（第40期）
1957年是十七年《文艺报》中社论数量相当多的年份,也是社论中体现了一年中文艺政策变化比较明显的一年.第一期和第七期的社论还延续着1956年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10期）、《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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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5;极因素发挥出来》（第18期）的导向,而1957年第13期的社论则开始“风云突变”,在时间上完全呼应了1957年6月8日在党内指示的反击“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变”.4）这也许就是《文艺报》的“负面与揭露式”评论的唯一可以选择的姿态.苏联19大之后的文艺政策变化也具备一定的特征性,1952年11月30日苏联《真理报》社论《文学批评的战斗任务》（5）和同年度11月29日苏联《文学报》社论《作家的思想武器》（6）都对苏共19大的“历史性”的决议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一些典型的负面状况：
然而在我们文学巨大的成就背后,如果看不到它发展中的最大缺点,那就不对了.马林科夫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在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过：许多作家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仍然不够高.
――《文学批评的战斗任务》
马林科夫同志指出,由于对思想工作的领导不够以及对于这种工作的内容缺乏监督,书籍、报纸和杂志中以及科学机关和其他思想工作机关的工作中,常常发现严重的错误和偏差. ――《作家的思想武器》
这是对新政权内部出现的“落后的、负面的”现象的揭露性评论.而对于“敌对”现象则是这样评论的：
绝对不应当忘记我们的敌人正在设法传播、制造和煽动各种不健康的情绪企图从思想上来来腐蚀我们社会中不仅坚定的分子.
――《作家的思想武器》
这样的表达方式在与也成为《文艺报》总结优点与缺点的时候的基本论调：
我们的批评工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曾经因为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和对新生力量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而给我们的创作和文学批评造成很大的损失；同时,也就便利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来散布反动的影响,毒害我们的事业.（《掀起文学艺术创作的》1955年《文艺报》第24期社论）
当然,相关的特征还涉及社论的写作者的问题――不同作者的语言形式、写作结构以及自觉与被动的态度,受苏联的影响,甚至最重要的作者本人,都是社论的特征之一.但这些无疑都无法逃避整个体制的覆盖,一些特征基本上是可以料想到的：例如早在1941年5月15日,就在《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中说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这种对社论作者“高规格”的要求完全规定了后来十七年的《文艺报》包括社论在内的评论文章作者的要求.
注释：
（1）洪子诚：《问题与方法》, 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第199页.
（2）刘白羽：《访问〈文学报〉》,《文艺报》1950年11月10日出版.
（3）胡文龙、秦、涂光晋《新闻评论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