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迓与拒斥:劳伦斯的文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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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劳伦斯的文学阅读、《圣经》接受、文学研究三个方面解读劳伦斯的文学接受行为,以期考察劳伦斯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

劳伦斯的文学阅读范围十分广泛,阅读的内容异常丰富而复杂.在他与吉西钱伯斯亲昵的7年时间以及与弗里达海外漂泊的艰难岁月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两千多年中100多位作家的作品.

在广泛的阅读活动中,劳伦斯不是一味地迎纳所有作家的作品,而是按照自己的审美需要有选择地接受.他钟爱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特洛伊妇女》、华兹华斯的《孤独的收割者》、兰姆的《梦中的孩子》、梭罗的《瓦尔登湖》、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屠格涅夫《父与子》、《罗亭》、易卜生的《罗斯默庄》、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象》、惠特曼的《草叶集》、哈代的小说,视魏尔伦、波德莱尔为自己的星空中两颗最明亮的诗星,喜欢未来主义致力于清除旧的形式和多愁善感,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贝内特等作家则颇有微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老鼠一样,满怀仇恨地在阴影中悄悄地奔跑着,斯特林堡的作品“不自然、生硬,有点粗鄙,还有点笨拙”,“认为贝内特是一位模仿的老手,他写的小说只能是其它作品的翻版.”[1]由此看来,劳伦斯欢迎那些侧重于个体生命当下体验、呈现丰盈的生命力的作品,期待那些展开活生生的生命关系,绽放美丽隽永的自然之花、勇于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的作品,而对那些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刻画稳定的自我、艺术形式呆板的作品抱以拒斥的态度.

劳伦斯不仅迎迓西方两千多年间具有审美主义倾向的文学,拒斥那种张扬理性主义的作品,而且以接受和解构的姿态对待基督圣典《圣经》,原型接受与文本意义解构融于一体.

劳伦斯从小就浸泡在基督教文化里,他主动参加学校的少年宗教组织,经常到校外的主日学校和教会学校去听布道.宗教活动成为劳化斯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构件.正如他在《启示录》中说的,他是在《圣经》的熏陶下长大的.灿烂的圣经意象、圣经语言像生命的精灵成熟、躁动于他的心胸.他接受了《圣经》文学,并以圣经的叙事方式解读世界,选择创造和组合圣经意象建构出真正的艺术摹本.比如《白孔雀》中“悬挂禁果”和“禁果的魅力”两个章回标题均典出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虹》中不仅存在亚当、夏娃、大卫、虹等《圣经》中的意象和类似于诺亚方舟、大卫向上帝献舞等情节,而且整部小说都被置于“犯罪――受难――放逐――新生”这一圣经式叙事框架中,《恋爱中的女人》充满了《圣经》末卷《启示录》色彩,《亚伦的藜杖》使人联想起《圣经出埃及记》中的亚伦以及他的藜杖,小说中里利往患病的亚伦身上擦掉樟脑油使他康复这一细节与上帝对摩西的晓谕极为相似；他的最后一个中篇小说《死去的男人》呈现了一个死去的男人在生育女神庙的女祭司的性爱中获得新生,这与《圣经》中耶稣复活的故事如出一辙.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圣经》神光的烛照与影响,那么,劳伦斯的作品或许难以产生巨大的艺术张力和裂隙.

然而,劳伦斯进入诺丁汉大学之后就开始怀疑基督教,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那么对我来说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宣布：“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死了.战争是所有基督徒的受难地.战争以后,便是坟墓,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了.”[2]在他眼中,《圣经》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都是卓越的古老小说,是一部闪光的生命之书,亚当、夏娃、亚伯拉罕、大卫、约伯、耶稣这些圣经人物都是活生生的,“甚至也是另一个活着的人,他在燃烧的灌木丛中把刻有‘十诫’的石碑推向摩西” [3].在劳伦斯看来,上帝不再是某种抽象观念的存在物,而是活生生的肉身,《圣经》不再是基督文化的圣典,而是一部充满生命活力的小说.所以,他以《圣经》式语言比喻典故来诠释正在土崩瓦解的旧世界和行将就木的基督教会,演绎完美的性爱是生命与精神再生、男女关系和谐、文明与人性返朴归真、人类获得再生的关键这一独特的思想,为同时代人乃至后来者重建了一部血性“圣经”.

文学批评与研究是劳伦斯文学接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他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主要集中于1913年至1929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评价了托马斯曼、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作家作品,讨论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克里夫库尔、库柏、爱伦坡、霍桑、达纳、麦尔维尔、惠特曼等美国早期作家的创作.这些文学评论文章汪洋恣肆,充满诗一般的,它不仅体现了劳伦斯独特的文学思想和批评风格,而且也凸现了劳伦斯的文学接受角度和文学接受标准.

托马斯曼与劳伦斯属于同时代作家.从思想渊源上看,两人都以叔本华、瓦格纳和尼采为自己精神上的导师.从文学创作实践上来说,他们以现代心理分析技巧和象征手法赋形了生存之思.因此,在20世纪德国作家中,劳伦斯首选了托马斯曼为评论对象,1913年,他写出了《德国式作品：托马斯曼》一文.这篇文章首先肯定了托马斯曼是最声名卓著的德国小说家,与亨利希曼、华塞尔曼齐名,接着具体阐释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认为该小说“表现了一个人物,一种氛围,一种不健全的想象力”,由此得出结论,“托马斯曼是福楼拜病的最后一位忧心忡忡的受害者”,他的作品形式虽然优美,但是内容陈旧,作品没有一点“活生生的事物所具有的节奏”.[4]

哈代是劳伦斯受惠最多的作家.在怨怼工业文明,呈现荒原意识,叩问生命存在,向往如诗如画的乡村等等方面,劳伦斯直接继承了哈代的传统,接受了哈代的思想,我们在劳伦斯的小说和诗歌都可以看到哈代的影子.不仅如此,1914年,劳伦斯还写出了《托马斯哈代研究》一书.在《托马斯哈代研究》中,劳伦斯非常钦佩哈代对事物相互关系的深刻洞察力,认为哈下的众多的“个人”不仅反对“社会”,而且也反对难理解的自然界的可怕的行为,不仅反对一整套人的道德,而且也反对自然界或生活本身许许多多的、难以理解的高深莫测的是非善恶.在劳伦斯看来,这些是哈代小说的惊人之处,它们给小说以美.

高尔斯华绥是劳伦斯的文学前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其《福尔赛世家》因卓越的叙事艺术而荣膺1932诺贝尔文学奖.劳伦斯独特的文学才华没有被高尔斯华绥理解和承认,认为他的作品经受不难时间的考验,即使有一点光彩,也脆如玻璃.对劳伦斯来说,他也不愿接受高尔斯华绥的创作风格,在许多地方,劳伦斯都反复强调自己不想也不愿象高尔斯华绥那样写作,表示自己要从最接近的前辈作家的权威中挣脱出来.在《论高尔斯华绥》一文中,劳伦斯以作品对读者真挚而生机勃勃的情感产生何种影响为评价标准,分析评判了《福尔赛世家》中的人物及其人物之间的关系,认为该作是一部了不起的讽剌小说,创作热情真诚,技巧纯熟.但是,劳伦斯又认为高尔斯华绥在揭示神秘的社会生物方面没有足够的讽剌勇气,在处理人物的方面令人脸红,并指出高尔斯华绥的后期小说一派商业气,故事虚弱,人物没有血肉,情感虚假,整个作品充满着廉价的玩世不恭主义和“恢复”哲学的感伤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阅读了大量的19世纪美国文学作品,并于1917年8月至1919年2月间,写了12篇文艺随笔,1923年以《美国经典文学研究》之名在美国结集出版.这组文艺随笔采取文学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解读“美国经典文学”,另一方面处处关注欧洲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在他看来,“美国的旧经典著作则令人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感知,这就是从旧的灵魂向新的灵魂的过渡,新的取代旧的.”富兰克林克、里夫库尔、库柏、爱伦坡、霍桑、惠特曼等作家的作品呈现了新与旧撕咬、搏斗的过程.在劳伦斯眼里,富里克林用“节制”、“沉默”、“秩序”、“决断”、“勘俭”、“中庸”、“正义”之类的美德樊篱把野性的生命封锁起来；克里夫库尔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殚精竭虑地追随印第安人和野蛮人那种在黑暗中感知式的生活,使自己的心智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他一回到法国,就做一个优秀的商人,一切都以物质主义结束；库柏的“皮袜子”小说构成了“某种美国的《奥德赛》”,纳蒂班波则是其中的奥德修斯,其作品反映了新旧灵魂的交战；他认为爱伦坡是一个敢于闯入可怕的人类灵魂地狱的冒险家,并发出了灭亡的恐怖与警告之声,但他又认为爱伦坡的风格机械呆板,从不用生命的观点观察事物,几乎总是用物质的、暴力的、科学的观点看待问题.他称赞霍桑的《红字》是最完的美国艺术品,是所有文学中最伟大的寓言之一,其原因在于《红字》表现了美国人“最致命的缺限――双重性,即的自我欲消灭一种道德,可理智上却还死死地依恋着它”,认为《红字》的全部含义就是理智的自我与血性自我的势不两立[5].他特别推崇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他说：“惠特曼这位大诗人,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等没有哪个诗人像惠特曼一样闯入原始生命的荒漠中.”并且认为惠特曼“第一个跳出来去粉碎所谓人的灵魂高于优于人的肉体的旧道德观念”,[5]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要给人的血性施行大变革.尽管惠特曼的诗歌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他认为惠特曼的启示令人激动.

综上,劳伦斯的文学接受是以反理性、反科学、追求审美主义的面目出现的.究其这种接受行为的缘由,一方面是因为丰富的审美主义文化为劳伦斯的接受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因为劳伦斯身处工业文明发达的英国社会,亲眼目睹了现代工业文明不仅破坏了大自然的优美和谐宁静,而且扭曲和异化了人性,现代理性主义急剧扩张,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生动关系.在劳伦斯眼中,现代西方文明只剩下一片苍白荒凉的精神意识,从而需要有一种与现代工业文明、理性文明相对抗的血性文学.需要与可能相契合,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在现实条件下产生的共鸣,劳伦斯有意识地从审美主义文化中寻找资源.再者,文学的接受行为还受制于接受者的“前理解”,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言：“我们之所以将某事理解为某事,其解释基点建立在先有、先见与先概念之上,解释决不是一种对显现于我们面前事物的没有先决因素的领悟”.[6]这种前理包含着解读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文化素养和文学能力.劳伦斯的文学接受行为,正是这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他的血性哲学,他一生呵护与苦苦求索的生命――本能――直觉的永恒与完美的关系的文学能力,左右了劳伦斯的接受视角和接受方式.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一个作家而言,文学接受与文学创作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审美主义式的文学接受方式促使劳伦斯在构建自身的文学世界时,超越语言网罗的自然,现身和领会“经验和考验那作为它与存在关联方式的转变的自身” [7]以及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沉思现代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