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歌久不作――抗战文学的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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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着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内容并显示了抗战精神的抗战文学,具有跨越历史、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但聆听历史遥远回声,其永存人民心中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悲壮之曲仍然使人荡气回肠.然而,本应留在中华儿女记忆中的这种气壮山河之歌却很少唱了,今日文坛,虽有少数有识之士仍在高歌抗战精神,可反响寥寥,回音低落,时下许多有意无意消解抗战精神的文艺却风靡一时,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毋庸置疑,用现代审美眼光去审视抗战文学,的确能够发现抗战文学存在着艺术经典上的缺失和高标准艺术鉴赏欠缺的问题,但抗战文学所呈现的抗战精神于我们民族文化、民族素质的提升是一股不能小觑的动力.所谓抗战精神,主要有三：一是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个人感情服从民族国家利益,个人感性的东西要化为整体的理性行动；二是悲壮精神,面对强敌,面对民族的苦难,血战到底永不屈的悲壮精神；三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表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抗战文学正是对上述抗战精神的形象显现.本文对抗战文学的当代思考是针对当下喧嚣于消费时代文坛中的与抗战精神相背的诸多现象：凸显个人小感受,疏离政治,疏离工农,谀世媚俗,娱乐至上,游戏人生等等.

抗战精神在抗战时期是反抗日本侵略的精神.国难当头,一切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每个人都必须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在当今,发扬抗战精神,就是指一切要以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奋发向上,开拓进取.抗战文学是抗战精神的载体.过去,抗战文学把激励民众投身抗战的使命推向了极致,通过文学形式使民众的个人情感倾向国家、民族利益的情感.在战争面前,不管个人的小感受怎样,只能把个人的情感收纳于抗战大环境之中,让个人情感服从于民族情感.抗战文学所呈现出的这种抗战精神也为当代中国不少人士所推崇和发扬,并产生了不少的优秀作家与作品.但是,当下强势的商品化发展使文学生产过于娱乐化,从而使文坛读物出现低俗的情势.一种对抗战精神总体背离的现象不断出现,诸如曾惊世骇俗的“下半身写作”,对红色文学经典的戏拟和解构等等.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个体写作无疑有它风行的时代性.长期以来,文学关注整体精神远远超过关注个体与作为个性化的感觉和身体.前者常常因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优势,压抑、忽略甚至取消了后者.作为个体感性价值思考的个体写作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特别是在全球化及多元文化展示的背景之下.但我们要思考的是类似“下半身写作”的内容该不该提倡文学担负着提高民族素质的任务,如果庸俗媚世之现象在文坛上大肆渲染,不仅是对抗战精神的一种反叛,更是对民族崇高精神和灵魂的忽略.如果说在抗战时期对抗战精神的忽略是一种背叛民族利益的背时行为,那么时下对抗战精神的忽略仍然是逆民族发展潮流而动的背时行为.因为它忽略了对民族之魂的追求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提高民族素质,需要积极向上、关注国家整体发展的抗战精神,这是关系到民族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因而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联系抗战精神,提高整个民族素质,我们认为更应该重视理性思考和强调时代使命感,或者说“形而上”的内容更重要,而不是“跟着感觉走”,沉湎于淡化理性的个人小感受.

抗战文学联系抗战现实就是用文学形式提倡悲壮精神,激励广大民众对抗战充满积极态度,保持渴望光明、追求胜利的信心,并建立崇高的人生价值观.然而,时下文坛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戏拟红色经典.有杂志刊出小说《沙家浜》,把地下党员、英雄人物阿庆嫂“戏说”成“风流成性”的女人,新四军指导员英雄人物郭建光面对新四军十七名伤病员被杀被抓居然束手无策,倒是草包司令胡传魁领着人把日军炮楼炸飞了.这种戏说红色经典是商业时代时尚文学的产物,以产生快感为目的.对革命英雄的这种戏拟,也是对抗战文学精神的一种解构.消解其长期存在于文坛的一种崇高的人生价值观念,从而使昔日的人生价值观发生本质的变化.当前不少大学生从戏说“白毛女”中可以得出人生的一种选择：白毛女真傻,黄世仁是大款,为什么不嫁给他而要死守穷鬼大春呢诸如此类戏拟红色文学经典是消费文化的一种时髦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大众审美的一种狂欢追逐,反映了文学经典面临着价值失落的危机.另一方面,学界对戏拟经典的关注也显示其希望经典回位的愿望.红色经典固然有它的时代局限：夸张地拔高英雄人物的形象,消解个性要求的内容等.但它毕竟体现了民族英雄主义和崇高的理想追求等人类灵魂伟大的正面价值,是具有抗战精神的文学.红色经典的时代语境在时下已逐渐消失,其代表正面价值的精神是否也应该抛弃这个问题正如抗战年月已过去而抗战精神不能抛弃一样,不仅不弃,还要发扬光大.文学表现国家意识形态立场,历史的崇高意识及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是不能在大众审美的狂欢追逐中消退的.如果整个民族一味追逐那种消费主义文化体验,沉醉于娱乐戏说之中,陷身于靡靡之音氛围里,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是绝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抗战文学坚持联系现实,表现的往往是政治上的重大问题(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日战争),着力于政治的重大问题是抗战精神的表现.可是,时下的文学萌生了一种倾向,似乎同政治越疏远越时髦,表现出推崇形式,热衷“语言迷宫”,自恋成癖,自顾自地倾诉个人小苦恼、小悲欢、小情趣、小.这种过分专注于个人的狭小生活圈、专注于描写个人世界中的琐屑感受,将个人从公共社会领域中抽空出来,从重大政治问题中疏离出来,所表现出的个人感受于大众而言无疑是浅显而苍白的.无可非议,题材多样化是正常的,但对文学作品大多疏离政治则不正常了.文学关注政治的重大问题的能力越弱,其公共领域的影响越小,这在抗战时期曾展开的“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中得到了印证.现在我们常说文学边缘化了,为什么一般认为主要是市场经济影响和其它艺术样式的挤压.但恐怕文学很少去反映当前社会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近来有人提倡文学要“再政治化”.当代文坛的“小说”之所以很畅销,是因为它着力表现了当前社会的重大政治问题：反对腐败.这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政治问题.从长而论,这也是关系着我们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对抗战文学反思中,我们提倡当代文学主导上要反映政治重大问题,要大力提倡文学关注政治,这并非意味着文学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和意识形态的拙劣图解.文学之为文学者,是因其具有审美特质,“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八股”当时就令人生厌,不会对抗战产生大的作用,更不能流传于后世,现在当然不能搞“新八股”.我们要注重的是政治与艺术的结合,不能把文学关注政治作为降低艺术要求的借口.遗憾的是,近年来关注政治的一些作品,艺术上不那么成功.就以小说而言,存在粗鄙化毛病,情节结构套式,人物刻画粗鄙,思想深度不够.有人将此情节模式戏称为“六个一”：一个清官、一群腐败分子、一个向上无限延伸的关系网、一个(或几个)女人、一场正与邪的斗争、一个光芒万丈的结果.此外,小说中流露出的“青天”意识也使这些作家的思想显得肤浅.

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后,工农兵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逐步受到广大作家的普遍关注.到“”时期是大写工农兵、只写工农兵了,并且是拔高了的高大全式的工农兵,这种思想又导致了题材的单一和封闭,同样违背了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改革开放以后,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复归,题材的禁区被打破,中国文学出现了可喜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时下文坛的状况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在进行艺术探索的名义下,有作家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公开声称文学不再为社会负责或负有为人民说话的责任.时下文学创作的题材五花八门,看似十分多样,实则又走向了某种程度的单一,背离了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这种单一表现在：写历史,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家族秘史；写现实,大多是在官场、商场、情场中寻找媚俗的噱头.在形形色色的文学题材中,时下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却少有作家去关心,去表现.当今中国,普通工人、农民无疑仍然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真正表现广阔的工厂、农村生活,真正反映工人、农民等普通百姓的文学作品却少见.毋庸讳言,在今天的工厂和农村,已难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初那种动人心魄的剧变,但我们的文学艺术却不可因此将广阔的工厂和农村遗忘.可以说,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就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我们要发扬抗战文学关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去表现工厂、农村中的生活,不要忘记作家的社会责任.

抗战时期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时期,战争的烈火锻炼了全中国人民,也造就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华北的辽阔平原,从太行山区到东海之滨,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广大文艺工作者也用笔作刀,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剧本和小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凶残,讴歌抗日军民不屈的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既有黄钟大吕式的慷慨悲壮,也有如涓涓细流的悲情倾诉,一股凛然正气力透纸背.老舍先生写于40年代的《四世同堂》,通过对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市民苦难生活的描写,深切地表现了我们的古都民众如何在国破家亡之际遭受的屈辱和灾难,表现了不愿做顺民的中国人在痛苦的煎熬和牺牲中磨练斗志,经历了精神上的蜕变,这是一部民族苦难史,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觉醒史,是我们民族永不屈服的斗争史.这类优秀的作品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人遗忘,它有着警醒、鼓舞人心的艺术魅力.

历史翻到新的一页,我们国家已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时期,我们要满腔热情地谱写新时代的华彩篇章,要有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雄壮动听的乐曲,同时也要有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卓绝的战斗的乐章.我们现在唱起《国歌》,仍然会热血奔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发出战斗的吼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千秋万代繁荣昌盛,必须居安思危,尽管我们现在处于与田汉写《义勇军进行曲》时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是这首抗战中鼓舞人心的歌曲,新中国成立时成为代国歌,后来又成为正式国歌,说明它仍然有着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我们既要有金戈铁马唱大风式的雄壮之曲,也要有悲壮感人的醒世之作.抗战胜利了,解放战争胜利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在克服种种困难中前进,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为鼓舞各民族人民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成团结而和谐的社会,抗战文学的那种以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为重的精神,那种奋发向上、英勇牺牲的精神仍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壮歌还必须唱响,精神的风帆还必须长扬.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重庆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