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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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起源于现代主义诗歌,兴盛于现代主义小说,又在散文、戏剧以及留学生文学上有所发展.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作家们都或多或少地收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熏陶,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成为台湾文学界的主流.

关 键 词 ：台湾 现代主义 诗歌 小说 其他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成为台湾文学界的主流.在我看来,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台湾政治上对文学的压制,把“五四”以来大陆的大部分有进步意义的文学作品列为禁书,例如鲁迅、茅盾等大家的作品.与此同时在台湾文学界掀起了“反共文学思潮”,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导致了台湾文学与大陆传统文化的割裂.其次,当时台湾经济全面附庸于西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台湾的经济支持与军事支援,使得台湾开始了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随着西方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对台湾的影响逐渐深入,台湾的作家们开始从西方文学界中借鉴吸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熏陶,正如陈映真所说：“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中绝了,他们就在西洋文学中找传统,模仿西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从事创作.这样说,绝不是批评或嘲笑他们,在社会经济全面附庸于西方的时代,文学艺术不向西方‘一边倒’,才是不可能的.”[1]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诗歌、小说、散文以及戏剧,同时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还发展出了“留学生文学”,是由一些海外的台湾留学生创作的现代主义文学.下文将具体阐述我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认识与感悟.

(一)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滥觞――现代主义诗歌

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纪弦于1953年2月开创《现代诗》诗刊,之后成立“现代派”诗社,并于1956年1月提出了“现代派”的纲领,即“六大纲领”,成为台湾线主义诗歌的先声.之后,台湾文学界先后成立了“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1959年以后“创世纪”对原有期刊进行改版并提出超现实主义,提倡诗歌创作的“世界性”与“纯粹性”,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推向了高峰.之后,现代主义诗人一部分更关注社会现实；一部分则表现出重新与传统沟通的趋势,诗作中传达着诗人对传统的人文情怀与对民族的感怀情调.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诗人有郑愁予、余光中、痖弦.

这里例举郑愁予的诗歌来具体分析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创作.郑愁予的诗歌创作种类繁多、题材丰富富有内涵,他强调诗歌的知性美,“对生命的悲悯,加之对大自然的‘仁和’的体念,使我的‘山水诗’、‘爱情诗’以及‘咏怀诗’,在迥异的艺术形式背后,却沉潜这一个由同一气质蕴成的内层世界.”诚然,每每品读完一篇郑先生的诗作,便被他的“悲悯”与“仁和”之心所打动着,柔和的节奏,真挚的情感,丰厚的意蕴一并浮现于眼前.阅读过的“山水诗”有《寂寞的人坐着看花》、《苦力长城》、《陨石》等；“爱情诗”有《我以这轻歌试探你》；当然读得最多的莫过于“咏怀诗”中的乡愁诗：《想望》、《梦土上》、《归航曲》、《偈》等.

郑先生的乡愁诗弥漫着绵绵不断的对故乡的缱绻思念与离愁,正如《想望》中：

推开窗子

我们生活在海上

窗扉上是八月的岛上的丛荫

但啊,我心想着那天外的

陆地――

再如《偈》中：

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

宁愿是时间石人

诚然,在台湾有很多如郑愁予这般的现代主义诗人,他们在岛屿写作,却心怀大陆,透过茫茫的大海倾诉着自己的无尽思念与追忆,随着郑先生的诗作,思绪也会跟着飘到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怀想着那时的思绪与情感.

(二)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兴盛――现代主义小说

现代诗的出现成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滥觞,而1956年《文学杂志》和1960年《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刊则推动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使得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走向兴盛.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有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黄春明、陈映真等,阅读了大量的作家作品后发现,现代主义小说注重对人内心世界的思考,同时提出了“我是谁”的追问,即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着力于对生命真谛与价值的探讨与追寻.

曾有幸听过白先勇先生的讲座,也一直非常喜欢白先生的作品,这里就他的小说集之一《台北人》为例来分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台北人》由14篇短篇小说组成,主题正好可以引用白先生在书中摘录的刘禹锡的诗作《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台北人》是白先生用以纪念他的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的作品,小说中的时代背景都是围绕国民党战败,不少人跟着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的生活展开,小说中的人物各具特色,几乎成了台北社会的“众生相”[2],包含了台北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有《国葬》中国民党的将军李浩,《游园惊梦》中的贵族夫人窦夫人,《永远的尹雪燕》中的社交界名女尹雪燕,《花桥荣记》中的老板娘,《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帮佣工人王雄,《冬夜》中的知识分子余钦磊教授,《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舞女金大班.《台北人》更可以说是一部中华民国的历史,“《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3]的确,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内战等等国民党的重要事迹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痕迹.

读《台北人》可以深切感受到白先生的悲悯情怀,对人世沧桑变迁的哀叹、历史浮沉败落的惋惜,展开了一幅深刻的历史画卷及台北社会的“众生相”,悲悯之余,更多的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思考,这也正是许多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共通点与相似点.

(三)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其他发展――现代主义散文、戏剧以及留学生文学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散文、戏剧的熏陶与影响不如诗歌和小说那么深远,但依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现代主义散文与戏剧的发展.余光中与白先勇的散文,姚一苇、马森和张晓风的戏剧创作便是很好的例证. 20世纪60年代初,余光中首次提出了“散命”,并且主张现代散文的三要素――弹性、密度和质料,旨明了现代主义散文应该采取中西并包的态度,字字锤炼,句句珠玑,使读者获得一种美的体验与收获.余光中的散文充满了古典意蕴,遣词造句无不匠心独具,每每赏读都是一次身心的提升与丰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散文有《听听那冷雨》、《逍遥游》及最近刚读的《登楼赋》、《蒲公英的岁月》,文章之美、意蕴之深给人一种温暖柔和的轻巧的安慰.正如余先生自己所说,“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箫的甜味,斧形大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与自里行间的,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4]

一直低迷的台湾戏剧创作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暗夜中的掌灯者”[5]――姚一苇,台湾戏剧家马森评价他是台湾戏剧届第一位写出“新戏剧”的人.姚一苇的戏剧着重在于探讨人的生存现状,如何在繁杂浮躁的社会现状中保持真我,与环境、逆境抗衡.姚一苇的代表作《红鼻子》中的主人公对自我、对真我不顾一切地追寻,对逆境的反抗,无形之中给现代社会中高压与生活得不自在的我们一种温暖的力量去追寻自我,找寻自我,回归真我.

对于留学生文学,代表作家有於梨华、张喜国、丛等,他们留学海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与自己民族的文化,又不被海外的文化所认同,失去了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漂泊感与孤寂感油然而生,“既不愿回到统治下的大陆,也不愿去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其实更不愿滞留海外,只因无国可归,无乡课奔,便将就着留下来了.”[6]这样的背景下的留学生,於梨华称之为“无根的一代”,由此创作的文学作品便处处体现了“无根”的特性,对故乡的怀念,对中国民族的热爱,以及现实社会政治的矛盾和眼下的困境成为了留学生文学的主要创作倾向.

注释：

[1]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讨论集》,1978年4月版.

[2]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白先勇文集2》,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3]夏志清,《白先勇论》

[4]余光中,《左手的缪思 后记》

[5]陈映真,《暗夜中的掌灯者》,《联合文学》十三卷八期

[6]赵淑侠,《从留学生文艺到海外知识分子》,《文讯》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