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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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备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我国著名作家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本土作家.引发了国内媒体的“狂欢”与国外媒体的普遍关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蛙》等作品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其作品亦被译成多种语言,如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莫言的获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与传播而言,具有某种开拓性的作用,对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莫言作品在法国的译介历程简述

从来没有哪个奖项像诺贝尔奖这样影响巨大,一经“”便波及深远,引发热议.莫言获奖后,法国大量主流媒体与文学专刊纷纷撰文发表系列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世界报》（Le Monde）、《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费加罗报（Le Figaro）、法新社（AFP）与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eraire）等一流杂志与媒介.事实上,法国媒体、评论界一向将莫言视作中国当代文学的头号标志性人物.正如中国问题专家皮埃尔·阿斯基（Pierre Haski）曾经表述的那样“莫言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头号人物”,“当今最犀利的文笔之一”.《文学双周刊》认为莫言是一位“令人激动的”、“极为罕见”的作家.《世界报》2012年亦刊文道：“把中国当代小说推上世界文学舞台的这一代作家,从贾平凹到余华,从苏童到阎连科,莫言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毫无疑问,现实与虚构的融合使莫言陶醉其中,他处于中西传统、寓言式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交叉点上.莫言无疑是当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Nils C.Ahl,Le Monde,2012）.法国电视一台报道称：“莫言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国作家之一”（TF1,2012）.

法国,是除中国本土以外,出版莫言作品最多的国家.莫言也是在法国被译介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诸多作品很早即被译介,从1990年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路》（1990）、《筑路》（1993）、《十三步》（1995）、《酒国》（2000）、《丰乳肥臀》（2004）、《铁孩》（2004）、《檀香刑》（2006）、《生死疲劳》（2009）、《蛙》（2011）、直至2012年的《牛以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等.莫言多部作品的法语译者、普罗旺斯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汉学家诺埃尔·杜特莱这样评价道：“莫言的作品内容丰富,中国当下社会中的诸多主题——例如社会关系、腐败、传统的印记等等,他都给予关注,表现出了人类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莫言总是在尝试不同的写作风格.比如,《酒国》像是一本侦探小说,《丰乳肥臀》是一部宏大的史诗般的小说,足可以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媲美；《檀香刑》有民间戏曲的印记；《蛙》的最后一部则是一出有萨特风格的戏剧等”（《欧洲时报》,2012）.法国媒体与公众把莫言誉为“拉伯雷”式的作家,从媒体与专家的普遍赞誉中,可见莫言作品在法国受欢迎的广泛程度.

从1990年开始,莫言在法兰西的译介差不多已走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他的作品在法兰西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有着与在中国不一样的解读.事实上,“一个作家,要开拓自己的传播空间,在另一个国家延续自己的生命,只有依靠翻译这一途径,借助翻译,让自己的作品为他国的读者阅读、理解与接受.一个作家在异域能否真正产生影响,特别是产生持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自己的形象”.借助于翻译,作家与作品才能在异域的空间中得到艺术生命的延续与形象的树立.而形象的确立与艺术生命的再现需要读者的参与才能实现.正如萨特说过的那样,“在写作行动中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有时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同样的,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认为：“艺术作品的历史性不仅存在与他的再现或表现的功能中,也必然存在于它产生的影响中；在生产美学和再现美学的封闭圈中把握文学事实,此举剥夺了文学的一个维面,而这个维面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和社会功能,又有着必然的和内在的联系,这就是作品产生影响的维面和它的接受维面.文学首先面对的是读者.”在下文中,我们拟通过法国主要媒体在不同视阙下对莫言作品的评价,来具体考察在法兰西的文化语境下,莫言作品的形象与特点是如何被翻译与塑造的,其人其作品又经历了怎样的接受与解读.

二、莫言在法兰西语境中的多重解读

1 “莫言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强大的写作能力,以及独创又多元的写作风格”

莫言独特多样而又大胆自由的艺术表现方式、魔幻现实糅合的写作手法与民族性多元化的语言特色,对法国读者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吸引力.总体说来,对于莫言的写作艺术,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奖词中有如下的总结,概括了异域读者眼中莫言最令人欣赏的文学特色：“莫言的小说杂糅幻想与现实,历史与社会视角,莫言创造的世界之复杂性令人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同时他又在中国古老文学与口头传统中找到新的出发点.”

诚如莫言作品的主要法译者杜特莱所言,“莫言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强大的写作能力,以及独创又多元的写作风格”.《世界报》亦撰文写到“莫言的语言感情丰富”,“莫言是位糅合了真实、虚幻、趣味性等特点的作家.他的作品构造复杂,人物难以捉摸,叙事暧昧含糊.这就是为什么莫言不担心审查的原因（《丰乳肥臀》除外,未通过最终二审）.他善于使用隐喻等”（Nils C.Ahl,Le Monde,2012）.“莫言在写作中加人大量山东农村的寓言故事、民谣、小调、乡村谚语,既丰富了作品内容,又给小说蒙上了其特有的中国韵味”.在莫言身上,多样丰富的写作与叙事风格、极具乡土特色的大胆的表达方式得到了异域读者的接受与认可.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也发表专文,对莫言在中国语境中的成长与创作做了分析,指出“中国一直对西方伟大的文学作品敞开着大门.莫言阅读了大量的名家作品：巴尔扎克、普鲁斯特、左拉、司汤达、莫泊桑、新小说、米歇尔·图尔尼埃.正是因为借鉴了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莫言才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现实与虚幻的糅合使他沉醉.然而,他的本意并非复制西方小说而是构想出真实反映中国的故事.同时,莫言运用讲故事与寓言的写作手法来规避严苛的审查制度.”（Bruno Corty,Le Figaro,2012） 事实上,法国的媒体对莫言一直非常关注,一方面,他们从对审查制度的规避的角度来看莫言非同一般的叙述手法,另一方面则对莫言神奇的讲故事能力大加赞赏：“《生死疲劳》显示出莫言的聪明之处,它看去不是一本政治小说,而是一个神奇故事,让人以孩童惊叹不已的心态来阅读,一个男子五次投胎转世、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Frederic Joignot,Le Monde magazine 3,2009）莫言作品另一位主要法译者、汉学家尚德兰在评价莫言的作品《铁孩》时也特别强调这一点：“时而残酷,时而温情,或带有色彩等透过孩子的眼睛,世界被描绘的像在一部巨大的诗篇里,没有成人的面具、戒备和卑劣等为法国读者提供了一把解读莫言的叙述天才和诗意世界的隐秘的钥匙”.（Mo Yan,2004,封底）

对于莫言的写作特色与风格的形成,法国媒体普遍认为与其成长经历相关.2009年《世界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莫言1955年出生于中国东部山东省一个农民家庭,原名管谟业,由于不得不于12岁离开学校去工作.痛苦的童年生活给他的写作带来很多灵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社会中腐化、堕落、独生子女政策和农村生活问题的文章.莫言本人说过‘饥饿与孤独是我写作的两大源泉’”.“在博览了大量外国作家的作品后,莫言打开了创作思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图尔尼埃、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使莫言找到了以寓言、神话作为艺术题材及自由的写作方式,从而避开了的审查”.该文还称,“莫言以具有讽刺意味、反传统、拉伯雷式富有色彩的文笔,创作了十部长篇、二十部中篇和几十篇短篇小说,获得多项中、外文学奖.目前在文学界里,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的呼声很高.”（Frederic Joignot,Le Monde magazine 3,2009）.

杜特莱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在《新观察家》上撰文：“在莫言身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最开始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多亏了军队他才能够上学,但没能进大学.这给予他做的写作事业许多真实性的经历,然而对于一位伟大的作家来说这些还是不够的.他也看了许多世界文学大师的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比如福克纳,马尔克斯,俄罗斯作家等等.他的笔触扎根于山东农村与所有他接触的东西中.他跟我说他在每本书中都尝试新的写作形式,确实,这使得他的文风在中国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性.”（Noel Dutrait,Le Nouvel Observateur,2012）杜特莱认为莫言独一无二的特性,还在于他的“无限的大胆”.在某种意义上,法国译家和评者看重的是莫言大胆地糅合了众家之长,用最出人意料的方式,用最本土的语言表达,展现中国的现实.各种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对他来说只是趁手的工具而已.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手法,有世界文学的特点又不失民族性.深深吸引着异域的读者,为其作品拓展了双重的阅读空间.

2.莫言笔下的人物,是“世界性的”

审美视野的融合与读者审美期待的相契,是文学作品吸引读者的关键.从目前发表的一些媒体评论看,法国读者在文学审美视阙融合方面对莫言的作品有着特别的期待.法国读者在莫言的作品中能够找到符合他们审美传统的多种元素,进而与作品产生共鸣.事实上,在不同地域,同一部文学作品会被给予不同的解读,这是受文学历史与审美传统等因素所影响而形成的.在法国这片崇尚自由,深具文学传统的国度上,法国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读者对莫言作品进行了丰富且多层次的解读与诠释.

莫言小说最初的译者之一西尔维,甘迪尔（Sylvie Gentil）在《世界报》撰文,对莫言作品所能引起的读者反应做了分析,指出“在他的作品中融合了性与酷刑的场景,战争的摧残,莫言都用一种拉伯雷式的粗犷方式进行处理.他也从描述中找到快感,如一场屠杀的盛宴”.译者杜特莱对此深有同感,他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莫言是个食魔：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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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审美方面,法国对莫言作品的普遍接受可从《丰乳肥臀》这本书的畅销中得到证实.《丰乳肥臀》的法译本在法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根据法国某文化网站2007年的统计数据,这本小说位居当年读者浏览最多作品的第二位.2000年翻译出版的《酒国》与2004年面世的法译本《丰乳肥臀》是莫言在法国最令人感兴趣的作品,为莫言争取到了广泛的读者.国内有学者的研究指出：在法国读者看来,莫言作品之所以得到法国读者的认同,产生影响,是因为莫言的作品具有某些法国文学的特质,他们在莫言对历史的思考和描述方式中还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作家拉伯雷的影子.在法国,拉伯雷被认为是民间诙谐文化和荒诞讽刺文学的代表,而在《丰乳肥臀》这幅令人目眩的中国历史画卷中,莫言具有创造性的、气质磅礴、澎湃的语言,讽刺夸张的描写,民间故事的风格,对荒谬现象的有力批判都不禁令法国评论者联想到拉伯雷的《巨人传》.不论是与马尔克斯的心有灵犀,还是与拉伯雷的气质相通,莫言在《丰乳肥臀》中表现出的思想特质和文学特质都特别能引起法国读者的共鸣,激发他们的文学亲近感.

勒夫费尔曾经指出“翻译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强加于他的.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从如上法国读者对作品的解读评价中可以看出,受法国小说传统影响的拉伯雷式的怪诞粗鄙、大胆多变的风格与写法被法国读者广泛接受,在中国规避审查、抵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某些影射性的特点在法兰西的语境中被放大,产生了基于误读之上的某种接受与共鸣. 3 直面历史,“莫言有敢于触及中国当代社会最尖锐问题的勇气”

阅读作品,进入中国历史与现实,是法国读者接受中国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莫言的作品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法国读者特别期待透过莫言作品对中国文化、社会、政治增进了解.莫言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经讲过：“我获奖主要因为我作品的文学素质,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文化和民族风情,同时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族群的局限”.莫言“作为老百姓”的文学观、以小见大,试图用真实自由的笔触从刻画底层人民普通百姓的生活来展现了中国的文化、社会、民族、政治画面,这些因素确实强烈地吸引着异域的读者与大众.

译者杜特莱对记者这样说过：“莫言的作品内容丰富,中国当下社会中的诸多主题——例如社会关系、腐败、传统的印记等等,他都给予关注,表现出了人类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他补充道：“莫言有敢于触及中国当代社会最尖锐问题的勇气.而他总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和写作这些问题.这就使他获得了一种独立的身份：他既不是异议人士,也并非作家,而是一位深植于社会与人民中间的独立作家”（《欧洲时报》,2012）.重要电视媒体法国电视一台的评价与杜特莱的看法相当一致,认为“通过他现实主义的甚至有些粗野的笔触,莫言描绘了在中国发生的突然的变革,从共产主义中国前的日本侵略时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和其他的共产主义风暴时期”.

确实,法国读者、媒体与专家对莫言现实主义的笔触,对其作品中投射出的个人命运、社会困境、历史悲剧与人性的沉沦等内容尤其关注与看重.法国汉学家、翻译家何碧玉认为,莫言的《红高粱》之所以成为无可争议的杰作,是因为它的风格的感官性和惊人的力度,同时也因为它对农村和中国历史的全新呈现（Isabelle Rabut,2004）.在尼尔斯看来,“《丰乳肥臀》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在他的母亲怀中恋着母亲的直到成年的故事.但是故事刻画了整个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Nils C.Ahl,Le Monde,2012）《世界报一周刊》于2009年刊发的《在共产主义中国的一位拉伯雷式作家的非凡传奇》一文更是直接：“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将残酷混合着夸张,以超现实主义来表现可怕的现实,讲述中国乡村社会自建国以来50年间的变迁.”文章称：“莫言将读者带入那些饥饿农民的脑子里,倾听那些不能表达出来的反叛言语,诲人不倦的村干部之间,荒谬的对话妙语如珠,可以让人感觉到恐惧的来临.在阅读这本书时,可以了解中国集体化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

在某种意义上,对不少读者而言,读莫言的作品,是看中国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被遮蔽了的黑暗面.《费加罗报》有文章指出：“借助魔幻与隐喻,作家抨击了官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流弊.他找到了他的路.在1993年,他出版了几部巨作,譬如《酒国》,在作品中他戏仿侦探小说的写法,用完全拉伯雷式的手法虚构出出孩的非法交易,展现出如黑社会般的党的干部兴奋到死的丑态.”（Bruno Corty,Le Figaro,2012）.

莫言本人曾说过：“我承认,小说中涉及到领导的‘土改’‘’‘改革开放’,我都是站在超越阶级的角度去写的.等我想以具体的人为出发点去理解并解释历史.”皮埃尔·阿斯基认为莫言是一个停留在辽阔的“灰色地带”的作家,这也是很大一部分中国文化创作的特点,即远离主流意识形态中心,但并不与其决裂,既不吹捧附和也不全盘否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思想自由与创作自由.他认为莫言的笔名虽然取“莫要多言”的意义,但作家并非缄默不语,恰恰相反,莫言认为“作家是政治家天然的敌人”,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要揭示人民所经受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不是以人民的代言人的身份,而是以千千万万人民中的一员的身份发出个人的声音.

在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法国,对于莫言作品在社会与人性层面的解读展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世界报》曾刊发社论,作者强调指出：“这些出生于1919年五四革命后的作家丰富了中国文学,颠覆了中国延续了千年的旧文学传统.他们并非某一种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而是‘更关注个体’.在这方面莫言非常突出.‘个体’对于莫言来说,是被困在荒谬矛盾的政策螺旋中的人物,例如《蛙》中的堕胎助产士,作品批判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异化现象；再如《生死疲劳》中被迫害的土地所有者,故事展现了中国五十年间农村土地革命的喧嚣历史.”（Brice Pedroletti,Le Monde,2012）有评论者在具有政治倾向性的网站上对阅读莫言作品的必要性做了阐发：“在作品中,莫言经常用辛辣的幽默笔触,抨击中国制度的各种问题,如任人唯亲、腐败问题、官僚主义等.”“莫言时而被比作拉美派别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时而被比作‘拉伯雷’式作家,为了了解今日之中国,大量阅读莫言的作品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严酷制度下被视若草芥的小人物、普通个体的痛苦遭遇”.（Pierre Haski,Rue 89,2012）

从以上这些评论中,不难看出,法国读者对莫言小说的接受,看重的是莫言作品对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的反思,对社会问题比如不公正现象深刻的批判,对现实黑暗处的揭露.钱林森教授在《中国文学在法国》一书中,特别提到“当代中国和世界复杂多变的政治文化形势,使法国对中国文学的关照不可能采用单一的视角.而二次大战后来自中、西方的各种频繁的政治干预、特别是我国文学自身在创作和研究方面所形成的非文学模式,又不能不使法国和西方的中国现代研究者产生一种非文学的影响.如果说,很少从纯文学的角度考察文学是法国汉学界几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研究所形成的一个传统,那么这一传统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似乎表现得更突出了.”“部分译者和批评者把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的‘晴雨表’,欣赏现当代文学为了了解中国社会动向的政治、社会资料”.看来,这一接受因素至今仍然产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莫言的作品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多角度地扩展着法国读者对中国文化、历史、政治与社会的认知,丰富与加深了法国大众对中国社会等各方面的了解.与此同时,莫言等当代作家的系列作品也在不断修正着法国社会与大众对中国形象与社会的片面认识,进而促进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沟通.

三、结语

通过如上简要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翻译赋予了莫言作品新的生命,丰富、拓展并延伸了他作品的艺术价值,使得这部作品在异域的土壤上开出了绚烂的花.事实上,莫言作品在异域的不同解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其作品在原语国所忽略的方面,进而开启其作品在原语国被重新审视、解读与阐释的可能.另一方面,莫言的作品在被译介到法国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某种具有误读性的接受与解读过程.但不能不承认,莫言“无限大胆的”的写作历险、颇具颠覆性、甚至“粗野”的语言特色,拉伯雷般、福克纳式的糅合幻想与现实,历史与社会视角的犀利辛辣的手笔,以及其作品对社会对政治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揭示,引发了法国读者对其作品的广泛认可,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