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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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正如文学创作的“井喷”现象一样,文学批评无论是在批评方法、批评队伍、批评形态方面,还是在批评的理性基础、精神内涵、价值观念、审美风格以及功能特征等等方面也开始了真正的“百花齐放”.不过,检视近30年的文学批评,我们发现,现实主义批评始终是发展的主脉,它不仅以其宽厚的气度引领着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的发展,而且还潜在而深刻地规范着新时期文学的进程.无论对这段时期的批评群体进行怎样的代际划分,“现实主义”总是他们从事批评的选择底线和精神公约数.在众多的批评家中,雷达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自1978年发表第一篇批评文章至今,雷达就一直活跃在大陆文坛,并总是有意识地集纳中外文论的有效营养,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及时跟踪当代文学创作.因此,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待雷达的文学批评,我们可大致勾勒近三十年大陆文学的曲折演进轨迹；从雷达的文学批评来透视现实主义文学的命运,我们也可作如下深刻检讨：新时期以来,为什么是现实主义批评而不是其他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主脉它所根植的现实与理论基础在面对西方文论的话语强势是如何调整当下的话语策略的,从而它怎样不断更新自身的存在形态它所依赖的思维方式及其难以规避的意义局限又是什么

一、

今天,无论我们以怎样的眼光与态度回顾过去,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虽然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勇气和信心,但我们仍难实现真正的自由的选择,我们总是受到各种既定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诸多因素制约.具体到雷达其人以及他们一代人对现实主义批评的选择,也无不烙印着历史、时代及文学根深蒂固传统的印痕.

弗洛伊德曾在《摩西与一神教》中说过,“童年”时代的遭遇对作者的一生都会发生潜在而深刻的影响,我们也可以据此认为,批评家在进人文坛之前所接受的文学传统也会根本制约着他对批评方法的爱好与选择.雷达生于1943年,1965年大学毕业,1978年正式开始文学批评.因此,他在20世纪50―80年代所秉承的文学教育就涵括了延安传统以批评推动文学为当下现实服务的实用精神,马列文论的意识形态性即把文学当做一种意识形态符号,把典型还原到他／她所在社会关系总和之中去揭示他／她的意义负载的批评标准,别、车、杜在理论上所倡导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在方法上所展开的文本细读与概念逻辑,在态度上着眼于矛盾纠结或意义重大之处的价值黑洞的批评意识,古典文论所根植的“兴观群怨”之功能、“知人论世”之准则、“直觉感悟”之途径等等批评传统,鲁迅、茅盾和李健吾等所开创的批评的现代转换,以及80年代蜂拥而上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等等,这些也都相应地内化为雷达的批评经验――正是如此丰厚而宏阔的知识储备,才使得雷达在不断变换的文学景观面前,依然敏锐、清醒并准确地把握着文学的发展脉搏,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新现实主义批评”之“现代性诉求”.

1．“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的批评主旋律.随着新时期文学的不断展开,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对它的总结也被相应地提上议事日程.这种有着特殊意义的“回顾与展望”既是对新时期文学世界性期待的历史评价,也是对当代文学导向.但随着研究者的禀赋、学识、才情及视角的差异,对它的概括也就众议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论者质疑是否存在新时期文学的“主潮”,甚至认为不存在,有的论者则分别提出了“人道主义主潮论”、“现实主义主潮论”、“文明与愚昧冲突主潮论”等等.对此,雷达根据自己十年的批评实践,于1987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新现实主义批评的纲领性论著――《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他认为新时期文学存在着一个原动力和一条生命线,那就是众多的创作主体,呼吸领受了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倦地、焦灼地探求着处身今日世界、如何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即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这就是十年文学所划出的主要轨迹.然后,他又以众多文本为例证,对民族灵魂的主要承担者如妇女、农民、知识分子、改革者等系列形象进行分析,指出他们从接续鲁迅的“国民性”传统,到经济变革使他们共处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之中,再随着1985年“寻根”派的崛起,文化意识自觉又促动着各种文学潮流重铸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并关联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身历其中,雷达不但对新时期文学烂熟于胸,而且他的文学批评也涉猎甚广：政治、经济、道德、法律、伦理、思想、历史、文化等等学科领域,士、农、工、商、学、兵等等系列人物,无不在其视野之中.他继而敏锐地提出了“新现实主义”(实为“新写实”的别名)、“现实主义冲击波”、“朴素现实主义”等等有价值的归纳和命名.但是,不管他的批评重心如何变迁,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民族灵魂”、“发现”、“重铸”总是它们的关 键 词 ,或者说是雷达的批评主题的核心与骨架.对其他文本的解读,其实就是对这个主题在各个意义层面的深入和拓展.从批评角度而言,“文学是人学”,“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既把“人”当做文学的起点与标淮,而且尊重新时期的文学事实,又超越具体的“个人”而达到“大写的人”――民族的高度.假若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我们既可发现各个时期曾被遮蔽的文学真相,新现实主义批评也将相应地在方法、理论、实践等等方面赢得对文学发展的主导权.然而,作为一种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对创作还是批评都影响较大的文学“主潮”,“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也存在着一些难题：一是对“人”的认识.文学既然是“人”学,它从个体的人出发,无论经过怎样的曲折,最终还得回到具体的个人,但在雷达的批评中,对人物的分析在伦理、道德甚至文化层次都有精彩的诠释,却又难以深入到“人”的生命层次.二是雷达更多地把它当做方法论标准而不是理论的原则标准,所以,对于所选择的“现实主义”文本,他慷慨陈词,有理有据；对于“现代派”、“先锋派”以及其他探索性文本则置之勿论.以“所用”代替“能用”,无疑会抑制现实主义批评的“用”的功能.尽管如此,“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仍是雷达为现实主义批评在“批判”、“歌颂”主题之外所开拓的第三种主题即“建设”主题,它对新现实主义批评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2. 谱系性的思维原则.批评的终极在于哲学,文学批评能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和高度,取决于它所依恃的哲学资源所具备的厚度.从历史经验来看,批评与哲学主要有两种联系途径：一种是从哲学出发,把文本当做“解经”的例证；一种是从文本出发,以哲学作为指导思想细读,总结文本的方法、规律及原则,形成理论体系,再指导文学批评.在哲学的庞杂构成中,思维形式是我们检测文学批评的主要参照和标准.假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总 体审视雷达的文学批评,我们会发现,它们不但充满着思维的情趣与智慧,而且还潜意识地形成了它们深层的思维谱系.首先是系统思维原则.因为对任何对象的批评,必须“入乎其内”,对它进行感觉、体验、理解,但在真正地进入批评程序时,又必须“出乎其外”,只有把批评对象置放在它所处身的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才能获得宏阔的视野,既使主体对自身的知识、心智、才能进行调整,重新认识和纠正面临对象的初步印象,又澄清对象在由不同的参照物所规范的差异层次所体现的特征及其关系、功能与变更,这样,主体才能在整体上认识、把握和批评对象,并把它看做一个活的、能动的存在物.所以,雷达无论是在面对一个文学问题,一种文学现象,一部文学作品,甚至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方面,他都把对象作为一个特殊的“质”放到当下的文化环境进行观照,如他对《芙蓉镇》的批评,就是把文本放在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丰富奇情的民俗环境、观念纷纭的文学环境等等之中来审视的；《关于写生存状态的文学》就牵涉到世界哲学和文学、当代的社会现实、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其次是灵感思维的特点.由于灵感思维的发生,总是借助于对象的某一触点及其引起的联想,因而,灵感思维就成为文学批评的第一级基础,它所生成的印象也就从微观、细节、局部方面成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元素.在面对具体的批评对象时,雷达从不是纯理性地把它当做可以任意处置的“物”,而是“设身处地”与之“对话”,这样,对象也就充满了情感,生动、灵气、活泼,洋溢着诗性的智慧.如他认为《大漠祭》充满着“逼真的,灵动的,奇异的生活化描写”,《能不忆蜀葵》是“诗意的乌托邦,残忍的伤心之地”.他在《白鹿原》里“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评论通篇燃烧着不可遏止的.总之,灵感思维使雷达的文学批评充满着浓郁的生命活力,并不因时过境迁而褪去其本色之真,文采之美.再次是辩证逻辑思维原则.如果说,系统思维提供批评的“骨架”,灵感思维提供批评的“元素”的话,那么,辩证逻辑思维则提供批评的“粘合剂”,使之构成一个“整体”.接受美学认学文本是一个空白结构,雷达也认为,文本的任何意义单元都不是静止的,一经发掘,它就失去了再造功能.事实上,情境的每次转换,文本的意义都会重新生成,因此,对对象的认识,也总在不断的变化和深入.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他或者从最熟悉、最大众化的印象人手,进行抽丝剥茧,层层独辟蹊径,最后直达未被发现的事物核心；或者从个人化的生活体验着笔,对文本的种种类像进行比较,最后达到被遮蔽的真像；或者从某一概念出发,通过对人物所负载的涵义进行卸载,最后完成文本意义的还原,等等.如就《传统的创化》来看,他从文学现象与形态可能“复活”展开议论,然后过渡到苗长水对50年代的小说传统包括时空、人物、故事的审美潜力挖掘,接着指出标题的“原型化”、时空的精神化、传统观念的现代转化、美的缺憾化、历史的主体化等等,最后得到“传统的创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它将在问题和创新中不断进展,分析、比较、归纳、演绎等等手法交错运用.当然,在这三种主要思维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在雷达的文学批评中发现审美思维、形象思维、经验思维、情感思维、科学思维等等思维因素,正是因为思维科学的发展并对人文科学渗透,无论从观点、概念、结构以及语言等等来看,雷达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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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下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当下性”作为各门学科的“公共话语”,由于使用者和对象的种种条件、境况与情形差异,它也变得歧义丛生.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当下性”,主要指体现在雷达的文学批评之中的新启蒙、新反思与新理性精神.

作为贯穿新白话文学史的主要话题――启蒙,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新时期,既如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评价,一半一以贯之,一半变动不居.从雷达的文学批评来看,他在总体上还是依循“五四”时期的“提倡,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启蒙大纲而展开对新时期文学的启蒙批判的.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启蒙运动都是新时期文学启蒙的深在资源,但雷达的文学批评却更关注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作为“民族灵魂”的代征――“人”的启蒙课题.从启蒙对象而言,雷达主要关注的是由于“计划一商品一市场”的经济形态转换,从“”的恶梦中惊醒,既身受“‘左’倾理性”的桎梏,也伸张着权利和的强烈诉求、惶惑,跨着现代化的门槛却找不到位置和归属的妇女、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寄托着类似思考和困惑的其他人物如存妮、章永麟、冯幺爸以及庄之蝶、池大为之类.从启蒙的支点而言,与一些学者所大力提倡的“自由主义”不同的是,雷达认为,自由确实是“人”的解放的前提,但人总是处在现实之中,受各种关系的规约和限定,因此,这种状况就先在地决定了自由的空洞性,因此,他主张从实践出发,以实践为中介,主体与对象通过双向的对话与交流互相改造,在实践中实现“人”的“内在的”与“外在的”系统和谐,如他对改革者形象就体现出衷心的价值期待.从启蒙的动力而言,启蒙本来是一种十分理性化的行为,形而下的“机制”却把启蒙的动力源还原到生命本能――“原欲”,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断裂带,与之相比,雷达更倾向于对马斯洛的“生命的满足需要”在批评中的展开,通过对批评对象的概括与研究,他认为当下真正推动启蒙的应该是“人”的生存本能.从启蒙的预设来看,与“启蒙是达到‘人’相对于现实束缚的解放”相比,雷达更强调的是“人”处身于当下条件的建构.雷达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思考并投身于贯穿新白话文学史的核心话题――启蒙,所以有很强的针对性,不仅看到启蒙所存在的诸多盲点和问题,它所遭遇的现实尴尬与危机,它在当下亟须调整与更新的必要性,也从批评角度作过多种尝试.然而,由于理论的零散叙述、表现的实用性、很多方面的点到即止和后来的注意力转移,他的“启蒙论”并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审美反思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它既包括质疑、批判、否定等常规质素,也包括在此基础上的有限肯定质素.就雷达的文学批评所涉及的审美反思范围而言,可以说是方方面面.一是对文学表现对象的反思.自从“禁区”被破除之后,文学的想象得到最大解放,各种题材与主题层出不穷,在生活的万花筒面前,文学该怎 样选择自己的表现对象雷达通过对文本的具体评述和现象概括,主张文学应表现中国人的“当代生活、命运或意识”,在《关于小说创作的若干思考》、《从生存相到生活化》、《论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等等论文中,他既大力肯定文学对剧烈变动的现实直接接触,面对涌现的“问题”展开自己的审美观照,也认为文学无论是表现风俗、民情还是别的,最终还是以人为中心,表现人的境遇、情感与思考；既认为文学在免除对意识形态的过度承担时,也要警惕被市场经济的洪水淹没；在肯定文学的人文价值之时,也质疑抽去传统、仅靠道义支持的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人的觉醒与反封建的主题是否会被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巨大诱惑抹去等他以自己的批评实践期待：该怎样建构当下的文学对象的生态系统二是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反思.作为站在文学前沿的批评家,雷达最先感受着新时期文学如荒诞、变形、非逻辑联想、超感觉之类形式变化,显然,这种对外国文学技巧的“挪用”,事实上酝酿着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在《演变中的小说观念》、《在挣脱“席勒化”的路上》、《对文化背景和哲学意识的渴望》等篇章中,他由表及里,对典型创造的共性、个性以及与文学体裁适应性的绝对化,对人物意识活动深层的发掘、限制叙事、多义主题以及艺术思维结构的扩展、多样性主体等等“现实主义艺术形态的更新”,以理论探讨为目的,以具体文本为参照,考察现实主义表现传统在当下的实践与可能.追根溯源,与大多数人热衷于纯粹的理念逻辑不同的是,雷达联系同期的创作实践认为,这种既保存“写实优势”、又激荡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精神的、特异的中国产物更应该是“创作主体意识强化”的收获.在《主体意识的强化》、《论创作主体的多样化趋势》系列批评中,雷达吸收了80年代关于“文学主体性”论争的有益成果并以之为批评之“镜”,观照这时期繁复多变的创作实际,对文学创作的“瓶颈”――作家的主体性着力尤多.与刘再复所主张的创作是作家的“自我实现”相比,雷达也从批评实践总结出“创作主体”,从被动的“我”到能动的“我”,从“共我”到“自我”,从自足的主体到充满矛盾的主体的变化图景,并在创作实践上体现出对“当代意识”追求与对独特的审美方式的寻找两大趋势.三是对文学批评的本体反思.在长期的批评活动中,雷达既遭受过读者、作者甚至批评者的“二等公民”的误解,但这些也促使他从批评的实践角度来对批评进行理论思考：什么是文学批评在《铸造自己的评论世界》一文中,他尝试着对自己的批评实践进行系统概括：批评家既要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又要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才、情”；既要永远热爱并拥抱人生和艺术,保持清新锐利的感觉、有弹性的思想和反馈的迅速,又要积极主动地投入作品世界,探测和发掘它的深刻底蕴；批评既需要树立主体的情感之真与文本的意义之真、道德之善、文采之美的准则,也需要与理性的动力；批评的实质在于各种因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等等.总之,雷达的文学反思一方面紧密联系着当代理论动态并及时反馈给文学创作,这种反思由于来自具体的批评实践,所以问题意识与针对性都很强；但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反思总是持守着“中和”意识,所以对某些问题的尖锐性、迫切性和当下性的反思又并不彻底.

1992年,王晓明等人有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艺术变形,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1995年,钱中文经过长期的理论思考并综合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也撰文倡议建立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并审视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包容新思维与新感性的“新理性精神”山.其中,文学批评所处的上承理论创新、下接创作世态的特殊位置表明,它不仅是新理性精神的形而上基础,而且也是新理性精神实践化的丰富、生动、翔实的质态.摊开雷达三十年的文学批评,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事文学批评伊始,他就对这种文学的“新理性战略”展开了曲折想象和不倦探索.

新时期以来,他从批评实践人手,对文学人性进行全面巡视.在《废墟上的精魂》、《心灵的挣扎》、《独特性：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等等文章中,雷达戴着“人性”的,看它们在时代的坩埚中打熬,这里有田小娥以“性”为武器所展开的善、恶、邪的性格汇演,情抱朴在爱、欲、生、死、罪、罚上以自我克制、自我修养、自我否定、自我忏悔、自我牺牲的灵魂拯救,卢森无处不在的荒谬感、虚无感、厌烦感与觉醒、怀疑、反叛意识的交错等等,雷达从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里发掘出如此繁复的性格层面,绝非炫耀式的博览或猎奇,他通过对这些“性格”的道德审判与精神拷问,既窥测它们的内在依据和形成条件,也厘清它们的成分比例和趋势.因此,面对那些具有多重人格的形象,雷达并不以个人趣味和好恶来臧否,而是以血性、良知、诚实、公平、正义感等等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及其当代社会“公德”标准来“是非”,他既从“好人”身上离析出“坏”的品质,也从“恶人”的灵魂里敲打出“善”的闪念,并对处于不同情境下的性格质素进行重新阐释.而他所进行的这一切努力,都寄望于文学能为我们的当下生存提供多样性的精神资源.所以,他在《评航鹰的道德》、《日常性、思考性与精神资源》《关于文学的思想深度的探讨》等等篇章中,直接发出“对精神文明的呼唤”.这种“现代的精神文明”既超越了物质文明的束缚,又具备对人的世俗关怀；既吸取传统文化和东方智慧的精华,又宽容地兼收“他者”的人性化观念；既穿透历史的深度胸怀又承担着现实的清醒意识；既追问什么是今天的道德价值,什么是美的人生、什么是合理的、进步的生活方式,又思考平凡、琐碎、庸俗的现实所磨蚀的人文理想等雷达试图以批评之笔,引导着文学向上的精神取向,从而熏陶出中国人健全的人格并挺立于世界之林.当然,雷达这种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为文学所设计的运作规划,一方面可能符合大众的主流期望并引起他们的广泛共鸣,王文与钱文无疑是这种心态的主要代征；另一方面也可能给读者和作家的想象力戴上“镣铐”,当他们被先验的规范文学的取值维度,“呈现的矛盾性及其艰难选择”之景观就可能被同化,文学又还有何神秘、诱惑与希望可言

“现代性”本是一个既开放又内在对立的词语,我们从上述三个层面来评价雷达的文学批评,是想以之为关节,粗略地描述他的新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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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四”时期,面对着近代中国因闭关锁国而导致落后挨打的惨遇,鲁迅曾疾呼“拿来主义”.然而,无论是在“五四”还是“新时期”,由于历史过度地反弹,“拿来主义”被单向过程化而缺乏辩证地反思.对此,刘士林曾在文艺学、美学及相关学科的“方法论”20周年纪念专门谈 到,它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天真地以为西方新理论可以“全部”拿来并可以超越；二是对“拿来主义”负面影响注意不够,这就导致学术界盲目的跟风、崇拜并逐渐弱化独立思考、创造、建构与创新的精神生产力②.应该承认,在新时期能够达到这种科学、理性的反思高度是个难题,就雷达的文学批评而言,就像谢冕为“朦胧诗”辩护一样,“先不忙着下结论,而是多观察,看看,听听,想想”,主张为新生事物留取发展的空间.作为一个批评家,一方面,他在广泛阅读各类新译的“方法论”丛书时,对文学的敏锐使他深刻理解传统批评方法的局限及批评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历史的纠缠及已有的文学经验与知识储备,使他很难完全认同文学批评的“全盘西化”论.所以,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他采取了有限的“拿来主义”,既赞同尽可能地方法“输入”,又反对全盘搬用.这种保守与矛盾,是对当时因过度热衷于方法理论的“创新”而忽视文学“批评”实践的一种“纠枉”,并潜意识地贯通着上述的反思精神.然而,这种保守与矛盾所内存的疑虑,也很可能妨碍负重着传统阴影之庞然大物的新现实主义批评自我更生的力度与步伐.

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方法论热”,批评界曾有过不同的选择,既有以某一种方法作为批评之“本”,对它的理论精细研究,然后以之为标准与条件来裁量“当代文学”.也有把“方法”与古代文论嫁接,附会出这些批评方法乃是“回归本土”,所以,当代文学批评的根本在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有的“硬译”西方文论的概念和术语来寻求与当代文学共鸣等如果说,雷达对如何“拿来”还存在着“犹豫”的话,对于如何“选择”则旗帜鲜明,即以新现实主义批评为“体”,以西方当代文学批评方法为“用”.以新现实主义批评方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批评的根柢,在此基础上,雷达也跟进现实主义创作的开放性,努力把各种批评方法的艺术空间与自己的批评经验进行磨合,既锤炼着它们面对当代文学的耐性与中国化的可能性,也考验着自己对新现实主义批评的把握程度和新现实主义批评与当代文学的互动趋势.

正因为具备这样两种经验意识,所以即使处身在新时期的“方法论热”之中,面对眼花缭乱却又引人入胜的西方批评景观,雷达并未迷失心性,一方面他坚守着新现实主义批评方法的基本立场,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如承认人和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力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再现／表现世界,强调人类理性、实证与判断的力量,重视包括人在内的环境存在的作用,把人看作“社会动物”等等.所以他的批评总是指向典型、性格刻画、情节、语言、环境、风格等等方面.但是,雷达又并不故步自封,他敏锐地、开放地呼吸着这些“新批评”之风,对它们的理论化、体系化和片面地深刻化表示出相当的理解,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他每每于对它们心领神会之时有选择地吸纳.

检视雷达的文学批评,他的兴趣与涉猎极为广泛,就对西方的文学批评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他对80年代影响广泛的诸种方法都有过深刻体验.不过,由于他的阅读一非外文原著,而是经过译者的意图性选择,翻译的曲笔与改造等等条件限制,使雷达艰难“设身处地”研究一种批评方法的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实用范围以及弊端等等.二者他毕竟是一个拿“方法”来批评当代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的实践家,而非一个进行纯粹理论思辨的学究,所以他不以深入和发掘一种批评方法的内在机制见长,而以对它的各种规则进行丰富的自我体验取胜.三是这些批评方法是作为“器”而“用”的,所以当雷达把它们“挪用”到当代文学的身上时,会因“条件反射”而产生极大的思维反弹力量,甚至修正新现实主义批评的部分程序,但雷达却力除它们的非理性基础而恪守着各自的理性传统.所以,雷达的文学批评经常有“方法”的灵光掠过,但又期待着我们理解这种雷达式的“机智、厚重与轻灵”.如《模式与活力》就通过对贾平凹近十年的小说创作考察,认为贾氏的创作始终存在着一个以指向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道德品格、意识情感的不倦探索为总目标,以女性作为“中介”,以农村男女的性爱为轴心,以社会变革作为原动力,以中世纪的笔记小说作为自己的艺术范型之“模式”,这里无疑借鉴了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对童话的功能和叙事结构模式研究,以及巴尔特的“层次论”和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等等结构主义批评的影响,《灵性激活历史》、《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揭露了历史真实与话语叙述之间的想象性、权力性、诠释性之关系,烙印着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墨痕.《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对“生命强力崇拜”、余占鳌和戴凤莲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之分析也意味着“神话―原型”批评在当下中国的置换与变形.《吴若增小说印象》对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想象和补叙.《<厚土>的意味、文体及其它》、《奔向自由》既跟踪着“新批评”式的“细读”,努力文本中复杂、绵密的语义群,但又“时时返顾作家、其他文本及历史、道德诸因素,常常信步跨出本体论的疆界,亨有相对的自由”③.在其他的许多篇章中,雷达还表现了对叙事学、形式主义美学、巴赫金的“对话”与“复调”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等等方面的丰富的知识修养.在当代的文化镜像中,为着新现实主义批评能不断取得突破,雷达既不忽视传统批评诗学如鉴赏、评点的妙处,又积极寻求西方批评方法的理论支持.尽管如此,他的批评文章却根本没有生搬硬套概念、术语之嫌.当然,雷达在对这些批评方法拓“新”之时,又可能增加它们因文化培遇变换而进行原义理解的难度,甚至为“所用”而重构它们的义域.

三、

总之,在长期的批评活动中,雷达依靠智慧、勤奋与才情,紧密地跟踪着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曲折发展,不仅对重要作品、作家及文学现象与思潮予以及时的评论,而且对文学批评在批评主题、批评思维、批评标准与批评的开放精神等等方面进行上述自觉的思考.同时,他又批判地继承着新白话文学的批评遗产,并紧密结合西方当代文论与新时期文学批评实践,努力建构一种既不同于“五四”批判现实主义批评,也不同于“十七年”颂歌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批评的、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批评即“新现实主义批评”.但是,他的批评毕竟又是面对文学的直接“实践”,如果要成为一种真正完整的“批评体系”,则仍需要把这些“实践”进行彻底的、形而上的理论化、学术化和系统化,雷达曾多次说过并在长期地准备着“要对自己的文学批评进行宏观的学理总结”,如此,则让我们相信并期待着新现实主义批评体系最后的“封顶工程”能及早圆满地完成!

[注释]

①钱中文：《钱中文文集》,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01－351页.

②刘士林：《“方法论”的回顾和反思》,人民日报《文论天地》,2005年11月3日.

③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任东华,兰州大学文学院,文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