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为书籍的洁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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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觉要著作：

《人生的道路》（文学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

《洁泯文学评论选》（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

《当代文学的社会蜒历史批评》（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

《今天将会过去》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出版的散文集有：

《人面狮身》

《眼睛》

《人间风景》

《读而未竟》

《晨昏断想录》

《风雨故旧录》

洁泯叔叔晚年愈发地秃顶.他一如既往,仍将左侧几缕银发,齐整地横梳在右侧.他的前额因而显得短了几分.

这就是洁泯的个性,他为人处事的操守.

父亲与洁泯相识六、七十年了.平日里,他们交往很是淡泊.但每次风雨过后,相谈总能推心置腹.我想,这大概因为他们年青时都是“三联人”,又同是爱书者吧.当然,还有彼此心照不宣的信任.

2006年11月13日,洁泯叔因患癌症不治谢世.父亲痛惜地说：“又走了一位与书相伴终生的人!”

在父亲的老友中,有好几位像洁泯叔一样,与书相伴了近七十年.但其中的洁泯有所不同,他因角色的几度转换,关注书的视角更为多样；又因他自学的勤奋刻苦,对书的研究也更为深层.

十六岁时,洁泯在上海考入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从一个渴望读书但买不起书的贫困失学少年,成为能够与书朝夕为伴的卖书人.使他眩目不止的是,在书店中见到不少著名学者和作家：茅盾、张仲实、沈志远、陶行知、胡愈之、钱俊瑞等他们正在写着、编着各种各样的书,或是主持着各类风格的刊物.他贪婪地读着他们写的、编的书刊.在这文化氛围浓郁的光亮世界里,他找到了自己可以一生交付的事业,在精神上也逐渐走向富有,两年后,他以“张弛”、“扈邑巴”等笔名,进入现代诗坛.再过两年,他的作家作品评论和文艺论文发表在多家进步报刊上.二十岁刚出头的洁泯,心甘情愿地服务于读者,同时也体味了书评人的甘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多年月,洁泯都在上海与书业同行并肩战斗.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为了抵制文化摧残的高压,为了迎接中国黎明的到来,他们共同肩负着“作书人”、“运书人”、“护书人”和“藏书人”的多重任务.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出版,洁泯和店员们沿街设摊叫卖.这段将爱书与爱国融为一体的生活,曾使青年洁泯心潮澎湃.抗战胜利时,“生活”在全国的五十多个分店都已被查封.遵照韬奋先生的遗愿,洁泯跟着先行的几位出版界兄长,在上海恢复生活书店.他们连日走访作家,凭着“生活”的声誉,很快得到一批书稿和译稿.其中多部世界文学名著的译著,由上海“生活”首次印刷出版.10月初,生活书店突然屹立于大上海.洁泯自豪地站在马路对面,望着书店的雄姿,仿佛看到韬奋先生从书店缓缓走出,向大家高兴地招手.他不觉泪水盈眶.当读者潮水般涌进店内,听到声声热诚的祝贺,他的心顷刻被暖流温热.他想,作者和读者真是书店最宝贵的生命线呢!

这种切身感受,是每个老三联人共有的,是如梭岁月洗不尽的.洁泯在“三联”前后十五年.以后虽然离开,但心系依然.晚年,他每次来上海都要做两件事,一是在福州路上走一走,听自己沉重的脚步敲打出历史的回响；二是与三联老友团聚,在理解他的这个群体,舒展自己的“恋书情结”.只要听说洁泯来了,十岁的白发老人、老太就是坐着轮椅,也要赶来看他.他们紧紧拥抱,用力握手,无话不说.大概因为洁泯精神特别好吧,大家一时忘记了他是个病人,不停地向他发问,他也有问必答.他们的话题大多围绕着书,特别是当前的出书人、卖书人和买书人,以及成为社会热点的写书人,特别是与书相关的改革现状和前景.问答之间,抒发着书界老人彼此的关切和共同的忧思.

洁泯叔虽不苟言笑,但不动声色的言语中,时时迸出幽默的火花.当他板着脸,眼睛瞪得大大的,用极为严肃的口吻,谈及书界某件不平之事,某个不正之人,要予以评说时,老友们知道,他必有惊人之语,马上报以会心之笑.过后,呼应总是极为热烈的.于是,侃侃而谈的他更加兴致勃勃.他的心理年龄仿佛一下年轻一二十岁.此时,全屋人都如入自由欢畅之境.谈与听成了莫大的享受.如此情景,今日已极为少见,令我这晚辈羡慕不已.

每次看到这群白发苍苍的出版人,我都想起他们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模样,感叹岁月的无情.

记得上中小学时,洁泯叔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当时的人文社,是中国最权威的国家级文学出版社.我最爱读的,就是这个出版社出的书.先后在人文社担任社长、总编的,是知名作家和学者冯雪峰、王任叔（巴人）、楼适夷等.从1951年建社到五十年代中期,是人文社的“黄金时代”.当时洁泯负责出版部工作.我还记得,《鲁迅全集》和聂绀弩编注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四大名著首次出版后,读者争相抢购的热烈情景.后来,我还读了它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和中外许多作家的选集、专集,以及泰戈尔的全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的多卷集.人文版的书,滋养了建国入学的我们这代人.上大学后,指定选读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都是由人文社最初出版的,至今仍在出版下去,并被读书界公认为范本.

记得每次我因买不到这些书,求助于洁泯叔时,他都露出自豪欣慰的微笑――读者爱一个出版社的书,这是多大的福气啊!我知道,每本书从书稿到成书的每个环节,都是出版物最后完成的重要一环.洁泯把自己人生的“黄金时代”献给了人文社的“黄金时代”.他力求版面设计的精美大方,保证印制的及时,材料的节省,调度的合理,不时提出改进的方略,以缩短出书过程.渐渐,他成为驾驭自如的管理老手.每当我得到一本人文社的新书,爱不释手地闻着它油墨的芳香,我都在想：这里也有洁泯叔的一份心血呢!

但是,五十年代末以后,洁泯叔就不那么快活了.他虽被任命为人文社的副社长、副总编,但他的老领导冯雪峰、王任叔（巴人）,以及好友聂绀弩,都先后落难.由于运动迭起,批判不停,整日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许多好的出版设想无法变成规划,只能暂寝其事.他至今深感遗憾的,是五十年代末拟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古代大作家文集”.当时开出的名单,计有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苏轼、辛弃疾、陆游、关汉卿、曹雪芹、龚自珍等,打算每本个人文集除加标点外,一律加注,还要附上历代研究者的文目,并有相当水平的序言.选本要充分展示古代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真正闪耀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灿烂之光.可惜,这个动议夭折了.

心灵经受重创的洁泯,在“”结束两三年后,重又焕发了青春.令他憎恶的那个“单调、畸形、痛苦、荒漠的世界”被否定了.他的眉头终于舒展.1978年春,他由北京图书馆参考部主任任上,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我当文学编辑的头些年,洁泯叔还在文学所副所长、所长的任上,兼着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评论》的主编.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批评的中心,担当掌舵人之一,身与心都难以轻松.但此刻,他心中的爱书之火重又熊熊燃起.他知道,依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能够为书作一些过去应当作却又做不成的事情了.于是我看到,洁泯叔的身影,不仅在中国读书出版界活跃起来,而且,他的角色及其影响,与父亲出版界的友人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他从对出版物外在的编印管理,进入了写书人的精神世界,研究起了书籍内在的“灵魂”.并且,他还是这种研究的一位重要组织者.他参与有益于书业和文学新生的一切活动：为十七年错判的文艺“毒草”平反,为打入“文艺黑线”的作家翻案,为冲出“禁区”的文学新秀编书、写序,为一批老作家梳理创作成就等他的文学评论集《人生的道路》和论文《论艾芜创作道路》等,是“”结束后最早面世的一批理论著作之一,有过不小的影响.其中如《关于“向前看文艺”》等文,直到2006年还被收入新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由此可见它的代表性.

在新时期十年（1976－1986）的中国当代文学运动中,理论思维开始摆脱“左”的教条主义束缚,象不自由的鸟儿重展双翅.洁泯期盼中国的文艺理论批评界和他主编的《文学评论》,都能“依着生活之树而生长”,“保持葱绿的颜色”,在多元的、自由的、的和谐氛围中,激发昂扬之气.然而,中国文坛又几度出现复杂局面,不仅各种思潮涌动,也暗生派系纷争.只要有风吹草动,一些人总是心有余悸.洁泯为此心焦又心忧.我听他在座谈会上批评某一时期的一些做法时,举过两个例子,一个是评论界对某青年作家的小说责之颇严,但在私下持不同看法的人却不是个别的,只因当时气氛不好,无法公诸于世.结果无非是这小说内在的艺术和思想结构不能得到充分揭示,受损的不止是小说作者,主要的倒在文学本身.另一个例子,是某一文学理论新观点或新命题提出了,文章作者常常对是否发表踌躇再三,刊物编辑也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怕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恼怒、嘲笑和驳斥,甚至围攻.所以发表之初,无不惴惴然.洁泯激动地说,在学术讨论中,应当允许反批评,“真理决不会在压服中产生”.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倒是“顾及全篇”和“顾及全人”之法,“是原则性和宽容精神相结合的一种科学态度”.他说的这些话,浸润着自己的人生体验,挥洒着自己的思想,是从心中涌出的,谈锋自然比平日要显得犀利一些.

洁泯是《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的主编,他的导言《在沉思中探索》,全面概述了文学理论界这几年的新气象、新进展、新问题.没有理论的功底和丰富的信息,难以完成这篇导言.同时,他还担任着《文学新论系列丛书》的主编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会的副主任.在他领导下,由文学研究所主持,组织全国高校和社科研究单位近四百位专业人员,编纂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他是整套书的副主编,并亲自主编了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争论、社团资料丛书》（甲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为甲、乙、丙三种丛书,总计两百余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项宏伟的基本建设,被列入国家重点社科科研项目.自1982年起,由全国十余家出版社陆续出版.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第一套大规模、较为完整、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资料,既抢救了严重散失的资料,又填补了某些资料的空白.对纠正某些研究的失实和偏颇,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它都是各大图书馆、文科大学和文学研究单位必藏之书.

洁泯为这些书的问世,投入了不少精力,花费了许多心血.每当他亲手编选或参予编写的新书问世,他就会大大地松一口气,因大功终于告成而欣喜、心安.他喜欢编这样的书,一直想象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名编辑赵家璧那样,“着重于久远,蓄意于流传”,把编书、出书当作是一种积累文化、传布文化,创造性进行精神生产的过程.他说,一个出版社,只有出版了若干套可以经久不衰保留下来的丛书,才算是真正具备了积累文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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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一身轻”时,洁泯在孤寂中开掘自己的潜能,终于进入写作的快意境界.他人生的感悟太多,许多人物故事又久埋于心,不吐不快.七十岁后,他相继出版了《当代文学的社会――历史的批评》、《今天将会过去》等评论集,和《人间风景》、《读而未竟》、《人面狮身》、《风雨故旧录》、《晨昏断想录》等散文随笔集,是位高龄高产的“写书人”.

我爱读洁泯叔晚年写的精短书评.虽为数不多,但文辞优美,一语中的,字里行间张扬着个性.像是他的生命之火在闪动,心灵之声在飞扬.他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评罗孚编的《聂绀弩诗全编》,评《李健吾文学评论集》等,都堪称精短书评的佳作.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借书评所作的真诚忏悔.为当年参与对王任叔（巴人）的批判,他深感痛苦和愧疚.在评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山树”一章时,他写道：

“我每读到这一段时,便引起了我的不愉快的沉思.我曾经被不可见的手去摇撼过别人,一阵旋风,将我相识的朋友卷进了旋涡里,那不可见的风摇撼着所有的人,一致地要把那人屈曲.我呢,也不例外,跟着叫喊,我的心头有时起伏着一种矛盾等尽管一面是呐喊,一面却藏着难以言宣的痛苦.”

古人说,“悔过而智慧生”,洁泯因悔还生勇.不是每人都能如此.

洁泯的随笔散文多写友情亲情之贵,独处思索之乐,常寄沉痛于悠闲,述坎坷于谈笑.但另有一篇很特别的《独语》,气势如屈原的《天问》,最终使我不得不信服他确是一位诗人,且有磅礴浪漫的诗情.

洁泯认为,“在纷乱的世态中保持自己清醒的个性”,“不盲从”、“不羡荣华”,“不事权贵”,“不作应声虫”,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个性.他也以此来度人和律己.在近三十年风云起伏的当代文坛,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那份清白.

洁泯本名许觉民.苏州人.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把上海当作“第二故乡”,视三联书店为“母校”.2005年,《光明日报》记者称他是“八十五岁的‘年轻人’”.洁泯欣然一笑.

2006年12月6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