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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日本新思潮派的主要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作品分析,指出芥川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最高美学成就和艺术品位,他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他匠心独运,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经过苦心的雕琢和推敲,艺术构思缜密,文采清新,特别是对人性的刻画入木三分,作品充满思想性,智慧性和艺术感染力.在其文学创作中充满了中国文化的浸润,他的创作主张影响了一批日本乃至世界的优秀文学工作者.
关 键 词 :芥川龙之介,写作风格,帝国主义,化身,欧化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短篇小说的巨匠,在其短短的十二年的创作生涯中,给后世留下了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大量的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他的每一篇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各有特色,这是他在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地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他的文笔典雅俏丽,技巧纯熟,精深洗练,意趣盎然,别具一格.丰富了近代日本文学的历史.为纪念芥川在文学上的成就,在1935年由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宽创立了“芥川文学奖”,直至今天该奖一直是日本奖励优秀青年作家的最高纯文学奖.
一、 芥川与中国的情愫
芥川生于,本姓新原.但因家庭缘故从小被其舅父芥川道章收养,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代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府任土木科长.养父母精通琴棋书画,家庭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芥川自幼就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养父一家的影响下,尤其喜欢中国的古典作品.曾在童年时代他就被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所吸引.他读了很多中国的古典小说,并从中了解到中国.芥川大学时代主攻时髦的英文,但最为拿手的却是汉文.念小学时便读了《水浒传》、《西厢记》.中学时代就读了《聊斋志异》、《金瓶梅》和《三国志》(《三国演义》),并喜欢汉诗.这些不仅使他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修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成了他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情愫”.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乃至艺术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都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自1914年到1927年的文学创作中有12篇是取材于中国.具体有《酒虫》、《仙人》、《奇遇》、《黄粱梦》、《英雄之器》、《杜子春》、《尾生的守信》、《秋山图》、《掉头的故事》、《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女体》.在这12篇作品中,而大多数又取材于《聊斋志异》、《剪灯夜话》等.”[5:53]
芥川涉足文坛之时,正是日本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席卷全国,反自然主义文学蓬勃兴起的时候.小牧近江等人创办的《播种人》杂志让无产阶级文学在日本切实地发展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播种人》不同与以往的社会文学和劳动文学,明确提出反战、反军国主义的口号,旗帜鲜明地支持俄国十月革命,是以文学为中心,具有高度思想性,观念性和政治色彩的进步杂志.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冲击下,芥川以冷静的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各种文学观,在对待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他不像艺术至上者那样完全否认文学的政治价值,他曾说过: “我在气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人生观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7:47]
一九二一年(日本大正十年) 三月十九日,芥川龙之介做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特派员从出发,开始了他四个多月的中国视察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这也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个愿望.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在一种政治上被压迫、军事上被占领、经济上被掠夺,最下层的劳动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当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灾难.芥川来中国的时候正是上海各界反对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统治,纷纷行动起来,“罢工”、“罢市”、“罢课”.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芥川来中国的目的不能不说是政治高于艺术.
芥川可以说是和中国的实体接触比较深的日本作家之一,他来中国旅行的同时还去拜访了一些当时的政治家、学者.在上海见了章炳麟、章太炎和李汉俊,在北京见了胡适等人.当时的中国就象一头沉睡的狮子,正处在一种黎明前的朦胧状态,在和硝烟的恶臭中混杂着悲惨,愤怒民众的呐喊.在这呐喊声中芥川似乎感到了日本知识分子和中国紧密相关的宿命.
二、中国的现实对芥川的启迪
《上海游记》(1921)、《将军》(1922)、《桃太郎》(1924)、《河童》(1927)等作品是作者回国以后所写的游记和短篇小说.作品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芥川心中的中国印象.作者通过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人物和矛盾冲突,非常尖锐地反应了在那一个特定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提出了几十年后人们对战争的思考.在《上海游记》中芥川并没有象很多中外作家那样站出来慷慨陈词地正面批判,而是回避了当时人们所目睹的那个沸沸扬扬、错综复杂的场面,他对二十年代贫困的中国和动乱中的上海没有做任何正面的理论上的评论,作者从人和物入手,通过旧上海的风土人情和所见所闻细腻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芥川很早就偏好超现实的、怪异的东西.同时具有重视形式和格式、拘泥于琐碎小事的生活态度,这自然也对其作品风格形成有所影响,他总是将历史的背景作为其所探索主题或问题的艺术化手段.在文体上他吸收西方小说文学结构样式,平衡了“自我”的“写实”与“虚构”的“创作”之间的矛盾,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文学叙事形式.
由于芥川自幼就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他想像中的中国是那么美好、到处充满诗情画意.可是当他一踏上中国的这片土地,映入他眼帘的却是掠夺、欺压、贫困、肮脏、落后等作者用一双严厉的观察家的眼睛审视着这个被欧化了的上海.他发现在这个列强主导的上海有很多矛盾之处.在“大众公园”〈现黄浦公园〉的门口立着一块看牌,上面写着「中国人与狗不准入内」.在第十二章「西洋」中作者这样写到∶“那个公园很有意思,外国人进去可以,中国人一个都不能进去.而且还叫‘大众公园’命名真是妙极了！”这块让中国人悲愤万分,饱受莫大污辱的牌子,在芥川看来难道就真是“妙极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在这里芥川并没有象很多中外作家那样站出来慷慨陈词地进行正面批判,而是使用了这种辛辣、讽刺、诙谐的方法来激起当时对现实社会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中国老百姓的愤怒、抗争和觉醒.
在《上海游记》第四章「第一瞥」(下)中作者这样描写到:“英国水兵连的大兵在舞厅门口因为喝醉酒而打落卖花老太婆的花篮,老太婆嘴里一边叨咕着什么一边捡着玫瑰花,就在这时水兵们用脚践踏着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玫瑰等我马上站起身,我们的脚下也点点滴滴地踏着零乱的玫瑰,我向门口走去等”在这里作者首先把卖花老太婆遭到英国水兵欺辱的一个场景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英国水兵――象征欧洲人的群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欺负一个中国的老弱贫穷的老百姓,被他打落在地上的美丽的玫瑰花――象征美好的东西,可以任意地被践踏.随之是东洋人等作者本人作为一个东洋人他并没有掩饰或袒护自己的民族.而是通过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人物和矛盾冲突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在那一个特定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中国现实社会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面貌.
据增田涉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过:“芥川写的游记中讲了很多中国的坏话,在中国评价很不好.但那是介绍者(翻译者)的作法不当,本来是不该急切地介绍那些东西的.我想让中国的青年更多读芥川的作品,所以打算今后再译一些” [6:236].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的青年并没有真正地懂得芥川“坏话”的含义,他想通过自己的翻译让中国青年更多地了解芥川的写作方法.
如果读过芥川从中国旅行归来三年后所写的短篇小说《桃太郎》(《サンデ日》1924.7.1)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作者的意图.桃太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化身.关于这一点,日本作家桑原三郎写到:“芥川的《桃太郎》所隐喻的是横行霸道的侵略者在鬼岛上进行了非人道的烧、杀、掠、抢之后,鬼们奋起报复,使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种坐落不安、无法摆脱的地步.这个结果正说明了这是一篇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末路的短篇小说.”[3]
从以上作品中不难发现作者利用取材于各个领域这一手段,用近代人的思想巧妙、合理地剖析、解释了现实和人生中存在的问题.能创作出具有这样主题的小说正说明芥川目睹了当时中国社会被日本经济、军事侵略下的一个严峻的现实,同时也了解了章炳麟等中国知识分子对待日本的态度.《桃太郎》、《将军》、《河童》等作品可以说是芥川到中国旅行后的新思考,当然也不排除芥川当时受到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说法.中国的这次旅行改变了芥川头脑中的中国古典的传统意象,使他对中国有了一个全新的真实的认识.
三、 芥川的文艺理论观点
芥川有着丰厚的历史知识和高深的古典文学素养.他一直追求东西方的文艺精神和技法来营造自己独特的新的艺术世界.从而选择了历史小说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武士、平民、盗贼、乞丐,以及狐狸、天狗、鬼怪等等,作者以这种表现形式来追求精神的革命,从而发现人与生命的目的是相契合的.如《罗生门》、《鼻子》、《芋粥》、《地狱变》、《莽从中》、《六个宫姬》等一系列小说,正像叶渭渠先生所说:“它们大多采用历史上奇异的,超自然的事件,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面对地狱般的现实,不断复苏野性的生命,顽强地挣扎着继续生存所展现的野性美.”[4:162]芥川是要借助历史的舞台来展现现代的事,并非憧憬昔日的事,对现实和人生进行理性的揭露予以思考.用自身设定的主题并使之成为艺术化的手段,将不便直接讲出的社会状态或异常的事件写成小说,来再现今天发生的事,将历史的事件寓意化,通过历史人物、事件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
每个作家的思想都具有时代的特质,并受个人的境遇和阶级的制约.同样每个作家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也受到时代,阶级和历史的制约.芥川生活在时代的不安下接触到许多不合理的实际,自然地流露出对社会上利己主义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的现实不满,感到周围的现实都充满不调和.作者一生都在研究“美与丑,善与恶”的矛盾,芥川认为只有文学才能包容人生的美与丑、善与恶的所有矛盾,也只有文学才能完成美,而且是永恒性的美,这是不容回避的.所以必须正视周围的一切丑恶,通过丑恶去理解善美,理解了善美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丑恶,这是一对不可分的矛盾体.也就是说丑是美的本源,愈是理解丑,就愈能理解、追求美的存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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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意义.芥川深刻剖析人的心里状态,将下层不幸的人的悲欢离合,通过其作品进行充分的哲理化的艺术加工,再把生活中的现实折射出来,并注入新的生命,给今人以借鉴和反省.不过他虽然努力去寻找时代和社会的病根,但却没有力量去解决现实的丑恶问题,于是企图调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从现实中寻找理想的可能性,企图从艺术中拂去不调和的人生.他出于对资本主义体制,道德和现代社会的种种束缚不满,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一定的兴趣.正像叶渭渠先生所说:“但他的世界观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合理主义的基础,对于社会和人生采取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的态度.可以说芥川的人生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中庸之道来统一的自由意志与宿命的矛盾.”[4:166]这种矛盾从芥川的后期创作中可以发现,其创作思想上从对人生的解释、批判、追求、不安转为对人生、社会的不满和憎恶以及对前途毁灭的意识.这也正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最终无法自拔.
总之,芥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都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这其中蕴藏着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侵润是不可忽视的.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他的文艺主张,并影响了一代日本乃至世界的文学创作者,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理论家和作家,为整个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