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与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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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元白作为中唐杰出诗人具有强大的创新力,其丰富的诗学思想和诗歌作品对后世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袁枚为代表的诗性灵派乃至胡适倡导的新文学白话革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元白诗派的影响.从元白诗派到胡适首倡新文学白话革命,中经杨万里、派三袁、以袁枚为核心的性灵派,诗歌发展呈现出一种共同趋向,提倡白话与讲究性情是他们在诗歌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革新的突出努力,从而古典诗歌得以向现代转换.

胡适所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话文学史》至中唐元稹、白居易即画上了句号,给后人留下遗憾的同时也给以学术上新的启迪.元白作为中唐杰出诗人具有强大的创新力,其丰富的诗学思想和诗歌作品对后世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新文学“开山人”,胡适认为元和、长庆时代是“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元白作为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决心创造一种新文学.胡适对清代性灵派领袖袁枚的文学见解也极为赞赏：“袁简斋之眼光见地有大过人处,宜其倾倒一世人士也.其论文学,尤有文学革命思想.”胡适首倡文学革命,固然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文学革命”的口号是国外几个留学生“乱谈出来的”也很能说明问题,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胡适吸取传统文学的精华作为创造新文学的养料.对此,胡明先生从创作渊源上揭示了胡适诗歌追求“清顺达意”风格的内在机缘,“这固然与他做诗从学白居步并且终其生未能跳脱白居易、杨万里、袁枚一派诗风的影响有关,无疑也与他所受的英美诗歌,诸如罗伯特•,勃朗宁、托马斯•,哈代、亨利•,朗费罗、阿尔费雷德•,丁尼生等的情绪与技术的熏陶分不开,甚而可以找到庞德等现代意象主义诗人诗歌方法的某些影响.”(《胡适诗存•,前言》)并揭示胡适首倡诗学革命的深刻根源：“‘国故’诗学的理论积储与西方诗歌的新鲜经验武装了胡适的眼光见地,锻炼出了他的历史进化意识,为他后来在新诗学革命的新潮里‘首举义旗’奠下了坚实深厚的基础.”(同上)

如果顺着上述第一条线索,将几个不同时代的代表性诗人贯穿起来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以袁枚为代表的清代性灵派乃至胡适倡导的新文学革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元白诗派的影响.从元白诗派直到胡适首倡新文学革命,中经杨万里、派三袁、以袁枚为核心的性灵派,诗歌发展呈现出一种共同趋向,提倡白话与讲究性情是他们在诗歌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革新所做出的突出努力.

一“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

――元白与袁枚、胡适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袁枚诗作“平易近人,遂为广大教主”,“随园轻俗,差类元白.”不论“轻俗”内含如何,将袁枚与元白联系起来是极具慧眼的.袁枚同时代的人就有这样的认识,袁枚说“人多称余诗学白傅”(《读白太傅集三首序》),亦有人将他比作元才子,“余寓西湖嗽石居,有徽州汪明府见访,等适余外出,未获相见.蒙其题壁云：‘无人不识元才子,今我来寻李谪仙,底事闲云无处捉教侬空荡钓鱼船.’”(《随园诗话》卷三,以下简称为((诗话)))作为独抒性灵的倡导者,袁枚虽然不愿意别人将他等同于元白以遮蔽自己的创作个性,他曾说“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公.”(《自题》)但从其诸多提及元白的字里行间来看,对于把他比作元白还是欣然接受的.

袁枚对白居易的诗坛地位作如是评价：“总其全局而论者,如唐以李、杜、韩、白为大家.”(《诗话》卷三)对白居易的诗歌极为欣赏：“焚香细读香山叟”(《岑溪令李君义堂猥蒙佳赠兼索和章舟中却寄》),“生逢天宝乱离年,妙咏香山《长庆篇》.就使吴儿心木石,也应一读一缠绵.”(《仿元遗山论诗》)论诗评诗亦常以元白为依据,“考据家不可与论诗.或訾余《马嵬》诗曰：‘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当日贵妃不死于长生殿.余笑日：‘白香山《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何曾路过峨眉耶’其人语塞.”(《诗话》卷十三)“人问‘杜陵不喜陶诗,欧公不喜杜诗,何耶’余曰：‘人各有性情.陶诗甘,杜诗苦；欧诗多因,杜诗多创,此其所以不合也.元微之云：‘鸟不走,马不飞,不相能,胡相讥”(《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以下简称《补遗》)有时袁枚以元白自比或代指他人：“已未入翰林,我与君翔步.君学自精醇,我才较跋扈.等庶几砥砺精,元白驰双誉.”(《途中寄金二质夫》)“元郎《秋夕》《清都夜》,都是吟成十六时.似尔一编清似雪,论年还更小微之.”(《题陈梅岑诗卷》)“江左熊观察,当今白傅才.别来才两日,相忆已千回.”(《同桂郎寻春仪征泊舟燕子矶有怀熊蔗泉观察赋诗却寄》)“想送随园到汝前,商量图画与吟笺.画来不若吟来好,元九曾夸白乐天.”(《答人问随园》)“昔张堪临终以妻孥托朱季；元微之病,命家人将诗集交白二十二郎.古人身后拳拳,大概如斯.然吾谓托妻孥易,托文字难.妻孥之计,或十年或二十年,足矣.文字之计,动关百千万年,尚无津涯,非精思诣微,同历苦甘者,畴能任之！”(《童二树诗序》)如此等等,可见袁枚对元白诗情、诗才、交谊充满着钦羡之情.

对于有人非议白居易的行为,袁枚深不以为然,他在(《答蕺园论诗书》中直言：“鄙意以为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鱼之一目,而鱼不乐者,何也目虽贱而真,珠虽贵而伪故也.”对于白居易何等佩服,何等仰慕！袁枚对元白的推崇,与他们相似的才情个性分不开.元稹在当时即有“元才子”称号,史书称他“性锋锐,见事风生”,称白居易“幼聪慧绝人”,“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旧唐书•,白居易元稹合传》)袁枚对诗才非常看重,他说：“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等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蒋心余藏园诗序》)他在当世被誉为“真才子”,并说自己“性通脱,遇繁礼饰貌之人,辄以为苦.”(《补遗》卷三)他厌倦世俗的官场却嗜诗书如命：“戒诗如戒酒,履戒复屡开.又如茹素人,欲炙涎流腮.等江淹才已尽,白傅兴方来.”(《戒诗》)话说得俏皮新颖,也是以白居易自比.从诗歌影响力来看,袁枚和元白也有类似处,元白诗歌在当时极为流行,不仅新进小生“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而且“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甚至波及到海外.正如赵翼所说：“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等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瓯北诗话》卷四)袁枚在当世也是追随者如云：“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补遗》卷五)“余山居五十年,四方投赠之章几至万首.梓其尤者,其底本及余诗无安置所,乃造长廊百余尺而尽糊之壁间,号曰诗城.”(《诗城诗》序)袁枚生前即“名越海邦”,“以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元白与袁枚在同样广泛的 影响力背后理应包含着某种共同的文学趣味与追求.

尽管胡适早年留学海外,接受西方新思潮,然而对于传统文学决不妄自菲薄,他在1915年6月6日的日记中列举辛弃疾的几句自由顿挫的词句后发感慨：“今之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如意,徒见其不通文耳.”他倡导的新文学之根深深扎于祖国的土壤.

胡适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一文中说道：“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深情地赞道：“九世纪的初期――元和长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变动向来都是自然演变出来的,向来没有有意的,自觉的改革.只有这一个时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白居易与元稹,等他们不但在韵文方面做革新的运动,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与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与同时的韩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突出赞扬元白在中唐文学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文学革新的自觉意识.

胡适首次用“文学革命”一词是1915年夏季之后,而文学革命的思想却是长期酝酿的.白居易诗歌是胡适早期启蒙也是最喜欢的读本之一,还是在上海读中国公学期间,胡适因得了脚气病,不得不告假医病,住在瑞兴泰茶叶店里养病,他第一次偶然翻读古体诗歌,忽然感觉很大的兴趣,这其中就包括《白香山诗选》.之后的丁未年(1907)五月,因脚气病复发,于是回家乡养病,在家中住了两个多月,诗歌创作亦有收获：“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励我作诗.在家中和路上我都有诗.这时候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所以我这时期的诗,如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胡适日记》1914年8月2日载有作《弃父行))的经过,“余幼时初学为诗,颇学香山.十六岁闻自里中来者,道族人某家事,深有所感,为作《弃父行》.弃置日久,不复记忆.昨得近仁书,言此人之父已死,因追忆旧作,勉强完成.”本诗表现的是沉重的家庭伦理问题：承受生活重压的老父为了养育子孙,“白头万里经商去”,当他惨淡经营却穷愁潦倒归来之时,落得“子妇相嫌猜”的结局,最终只得“出门老死他乡去”.胡适对传统诗歌用韵不够灵活,而且每句必顿住,不能达曲折之意传宛转顿挫之神表示不满.本诗即采用长短交错的三、三、七句式,灵活多变,如“‘富易交,贵易妻’,不闻富贵父子离”,“掌上珍,今失所,婿不自立母酸楚”,抑扬顿挫,毫不勉强,这正是白居易新乐府中用得最为普遍的句式.以通俗明白的语言,对话的形式,从内容到形式皆深得白居易新乐府之神韵.

“元白”并称始于当世,元白友谊堪称佳话.白居易称元稹“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与元九书》)可见元白友谊之深厚,诗歌唱和之频繁.直到1955年11月,胡适为怀念最可爱的朋友丁在君,作《哭丁在君》,并注明“用元微之别白乐天诗的原韵”,跋中说道：“此二诗用元微之别白乐天两绝句原韵.民国二十年八月,丁在君(文江)在秦皇岛曾用此二诗的原韵,作两首绝句寄给我.”“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他死在长沙.我追想四年半之前他怀念我的诗,仍用原韵作诗追哭他.微之原诗不在《元氏长庆集》中,仅见于《祭微之文》中.这两首诗是在君和我最爱朗诵的,我附录在这里.”不仅以元白的友谊来自比,而且诗作也是元白常用的次韵形式――尽管胡适一辈子反感作诗用和韵这种形式.

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诗歌的创新价值

许学夷说：“元和诸公所长,正在于变.”信代中期,随着社会空前的变革与转型,文学也发生巨大的变革,叶燮说：“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百家唐诗序》)唐诗继李杜出现空前的辉煌之后,就存在如何突破和创新的难题.在中唐诗歌变革大潮中元白以巨大的勇气和惊人的创造力对诗歌加以革新,使传统诗歌呈现出崭新的面目,为唐诗第二个高峰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白居易联系元稹,特别提出：“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既有理论指导,亦有创作实绩,开展得轰轰烈烈；标志中唐诗变的“元和体”,即与元白的创作和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袁枚说“唐代诗原中晚佳.”(《仿元遗山论诗》)所谓佳者主要还是从新变的角度来说的.他曾如此评价元白的创新：“阮亭《池北偶谈》笑元、白作诗,未尝窥盛唐门户.此论甚谬.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独树一帜者,正为其不袭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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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枚之前,以“三袁”为代表的明代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也极为注重诗文的创新价值,袁宏道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倾向不以为然,他在《叙小修诗》中说道：“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他在为江进之《雪涛阁集》所作序中又说道：“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布也.”这种对诗文创作持“代有升降”,“各极其变”的观点,切中时弊,颇得要领.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誉之为“很像近代人所讲的话”,“和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差不多”.

不过,在诗变观方面,与派三袁相比较,袁枚的相关论述显得更为丰富明确,对胡适的影响也更大.胡适在谈到“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的思想时承认“固然是达尔文以来进化论的影响”,“但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袁氏三弟兄,等清朝乾隆时代的诗人袁枚、赵翼也都有这种见解,大概都颇受了三袁的思想的影响.我当时不曾读袁中郎弟兄的集子,但很爱读《随园集》中讨论诗的变迁的文章.”(《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16年胡适作《答梅觐庄――白话诗》宣传白话诗的好处,即引用袁枚的话：“袁随园说得好：‘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天下哪有这等蠢才,不爱活泼泼的美人,却去抱冷冰冰的冢中枯骨”(7月22记).1915年7月12记中有一条“记袁随园论文学”,并记其论文论诗之语若干则,其中包括《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宗伯论诗书》(论艳体)、《答施兰坨论诗书》(论唐宋诗)、《答施兰第二书》 (论宋诗)、《答程蕺园论诗书》、《与洪稚存论诗书》等,认为皆可资参考.上述数篇体现出袁枚重要诗学思想,其中较为突出的即是诗变观.“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答沈大宗伯论诗书》)袁枚认为时代不同,作品理应不同,他在《与孙之秀才书》中说：“唐、宋之不能为秦、汉,犹汉、秦之不能为三代也.”这实际上含蕴着胡适后来提出的“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之萌芽.,对于当时诗坛上以考据为诗的风气,袁枚同样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学习古人应为我所用,做到吐故纳新,“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著我》)“方知文字本天机,若要出新先吐故.”(《考据之学莫盛于宋以后而近为尤余厌之戏仿太白嘲鲁儒一首》)袁枚在《与稚存论诗书》中以历史的眼光和形象的比喻阐明创新在继承中的重要性,针对洪亮吉学杜而类杜,袁枚认为“无论仪神袭貌,终嫌似是而非”.师古固然必要,创新更是必然的,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性情与才华,他纵观唐宋名家的一条创作经验即是学杜而不失自己的面目.

袁枚的一些重要诗学主张令胡适倾倒,诚如胡明先生所指出的：“胡适的一大套文学革命、诗学革命的基础理论都是从袁枚那里搬来的,他的好一些新诗法则的具体提法都是仿效了袁枚的口吻声调.”(《胡适诗存•,前言》)胡适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发展观,以历史的眼光论证文学革命是其必然,其《文学改良刍议》第二条即是“不摹仿古人”,他说：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

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

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

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

也.等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

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胡适认为社会在进化,决不能认为文学古胜于今,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再次重申：

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

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日一时代有一时代

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

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

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

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

学.(《新青年》第三卷第3期)如果说上述文字体现胡适文学史的宏观视野,那么在微观创作方面,胡适也极为注意不落俗套不步后尘,1914年7月7记载有“吾近来作诗,颇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言语之中透露出“颇能独立”的快意.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一首《沁园春》(誓诗)值得我们关注,从4月13日到26日十余天前后修改十余次,在日记中有五个版本出现,显示出急切的创新心理,如第三稿下阕有：“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等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到第四、五稿将“定不”二句更换为“更文不师韩,诗休学杜”,“要不师汉魏,不师唐宋”,这种“不师”对象的变更,表明胡适要在多个文学领域不摹仿古人的决心,最后两句“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的誓言,体现作为青年人变革文学的血气方刚.

三“文字者,文学之器也”

――白话的表达功能

同为新文学革命的积极倡导者,钱玄同就将白居易的新乐府看成为白话之作,他在《尝试集序》中说道：“以前用白话作韵文的,却也不少,等白话韵文,也曾兴盛过来,像那汉魏的乐府歌谣,白居易的新乐府,等可见用白话做韵文,是极平常的事.”1915年8月4日,胡适日记有“读香山诗琐记”一篇,认为白诗真率而详尽,通俗而质白,尤能不事雕琢粉饰,其新乐府中的《上阳人》、《折臂翁》、《道州民》、《缚戎人》、《西凉伎》、《杜陵叟》、《缭绫》、《卖炭翁》、(《盐商妇》等都是上乘之作.胡适认为像《道州民》这样的诗是“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的典范.此外,他对白氏(《自望秦赴五松驿马上偶睡睡觉成吟》、《游悟真寺诗》不用气力而成佳篇极为欣赏.

作为性灵派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于元白诗歌语言的创新给予充分的肯定：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等元、

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等坦易者,

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

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瓯北诗话》卷四)与韩孟诗派相比较,赵翼更为欣赏元白诗派以口头语表现眼前真实情景的坦易风格.作为性灵派的核心人物,袁枚对白居易诗歌平易语言的创造有知音之赏：“白傅改诗,不留一字.今读其诗,平平无异.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言,此妙谁探！”(《续诗品三十二首•,灭迹》)“周元公云：‘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余读公诗云：‘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然则元公之言信矣.”(《诗话》卷六)认为白诗的平易来自艰辛并非草率而就,“思苦言甘”――只有饱尝创作甘苦之后才会有如此肺腑之言,他所提出的“意深词浅”是一种很高的审美境界.

在袁枚之前的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就曾提出和白居易相似的主张,袁宏道自称他的诗“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主张写“自己胸臆流出”的诗文,“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叙小修诗》)“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周作人在谈到中国文学的变迁时就认为派“三袁”的主张对胡适产生重要影响,“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派的思想和主张了.”这样的判断与周氏的个人文学趣味有关,不一定完全令人信服,但胡适确实在诗歌创作的某些方面对派――尤其是袁宏道给予肯定,1916年9月5记中载有胡适发“惊世骇俗之言”：“明诗正传,不在七子,亦不在复社诸人,乃在唐伯虎、王阳明一派.等‘派’袁宏道之流亦承此绪.”并亟称袁宏道《西湖》、《偶见白发》被人视为鄙俗的白话诗.

袁枚认为自然流畅的语言最为优美,“诗能沁人心脾,便是佳诗,不必名家老手也”,“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补遗》卷二),“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诗话》卷三)在他看来,“家常话入诗最妙”(《补遗》卷一),“诗有天籁最妙”(《补遗》卷五).这样的语言风格也贯穿在袁枚整个诗歌创作过程中.

白话的运用是胡适新文学革命长期思考的一个中心,是新文学革命成败的关键.对此,胡适倡导最力,贡献巨大.1915年胡适在寄赠友人的诗篇中就表达“诗国革命”的途径和决心,“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 人英.愿共谬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虽然题为“戏和”,实质上谈的是重大而严肃的话题――诗国革命要从“作诗如作文”入手.1916年8月19日,胡适在写给朱经农的信中,就将新文学的要点归结为“八事”,前五项都属形式要素：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须讲求文法.数月后他撰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送交《留美学生季报》和《新青年》发表时,次序有了大的改变,把“须言之有物”放在首位,把“不避俗字俗语”一条放在最后.这是他出于策略上考虑的有意安排,“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等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逼上梁山》)

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较为详细地记述文学革命的发动过程及思考的重点.1915年9月,胡适提出了“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方案,引发出后来做白话诗的尝试.到了1916年,是他和当时留学的几位朋友也是论敌争辩最激烈也最有效果的时期.他意识到中国文学问题的实质在于“有文而无质”,突出对作为表达工具的文字形式加以改革的重要性：

他们都不明白“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

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旧皮囊装不得新

酒,是西方的老话.我们也有“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的古话.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

工具不适用,如何能达意表情

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

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

史只是一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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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

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

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

僵化了,必须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

革命”.胡适断言欧洲各国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体现出深邃的文学史眼光.“我到此时才把中国文学史看明白了,才认清了中国俗话文学是中国的正统文学,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的.我到此时才敢正式承认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那么,从中国古代文学来看,以白话作诗有没有成功的范例胡适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就可以举来作证.然而,为何白话诗长期没有得到包括胡适朋友们在内的承认呢他认为一是白话诗的数量少,二是偶然为之,没有用全力去做,更没有自觉的去做.鉴于此,他觉得白居易的诗歌是自觉为之,更值得重视.1915年8月3记载,胡适读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就给以极高的评价：“此文学史上极有关系之文也”,“唐代之实际的文学,当以老杜与香山为泰斗.惟老杜则随所感所遇而为之,不期然而然.盖老杜天才,仪态万方,无所不能,未必有意为实际的文学.若香山则有意于‘扶起’‘诗道之崩坏’.其毕生精力所注,与其名世不朽之望,都在此种文字.”

1916年7月6记胡适追记《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列出白话的诸多优点：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可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

1916年8月4记记录胡适作《再答叔永》：“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在胡适看来诗歌语言决不是纯粹的技巧,它牵涉到文风问题,文与质、言与意密不可分一“到琢句雕辞意已卑”.“许多人只认得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等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尝试集》自序)这是透过文字表象看到骨子的真知灼见,是对元白以来倡导诗歌白话语言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提升.

语言的平易往往和审美的“真”联系在一起,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力主务去陈词滥调,他说：“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这可用沈兼士的一首小诗来形象概括：“草香树色冷泉丑石都自有真趣,妙处恰如白话诗.”(《真》)这种“真”,是一种真香真色散发出芬芳气息的清新,是一种不加雕饰的天然美.

这里牵涉到对待民歌的态度,通俗明白自然离不开民歌语言,因为它是活水源头.陈寅恪说：“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等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袁宏道主动向当时流行于吴语区的民歌学习,他说：“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伯修》)他认为这些民歌,“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叙小修诗》)袁枚则说：“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诗话》卷二)胡适认为古人语言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还是在他进入中国公学不久,因病告假而读完一册古诗,才知道诗歌原来是这样的自由,他熟背的第一首诗是《木兰辞》,第二首是《饮马长城窟行》,第三是《古诗十九首》,前两首为民歌,后者为无名氏文人诗,但是从民歌化来的,具有浓郁的民歌情调.因为白话的运用,诗歌的叙事功能得到增强.元白的新乐府带有明显的叙事特征,新乐府中普遍带有诗序,以便交代背景；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被赵翼誉为千古绝作,与元稹的《连昌宫词》成为叙事名篇.袁枚的《萍乡纪事》、《归家即事》以通俗的语言,交代详尽,具有元、白以诗代文的功能.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也喜欢用诗序,以增强诗歌的叙事性,如胡适的《老鸦》、《你莫忘记》,陈衡哲的((人家说我发了痴》等.胡适作于1919年4月18日的《送任叔永回四川》,为一首长篇送别诗,以回忆的形式,大量的生活细节,娓娓叙来.

四“情感者,文学之灵魂”

――有关“性情”种种

新文学的另一积极倡导者刘半农以真情为标杆,将白居易与袁枚联系在一起作为正面的例子加以倡导,他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一文中说道：

袁枚《随园诗话》有曰：“须知有性情, 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等”可见作

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

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

《国风》是中国最真的诗――“变雅”勉

强亦可算得――以其能为野老征夫游女怨妇

写照,描摹得十分真切也,后来只有陶渊明

白香山二人,可算真正诗家.以老陶能于自

然界中见到真处,老白能于社会现象中见到

真处,均有绝大本领,绝非他人所能及.(《新

青年》第三卷第5期)我们确实能在白居易诗歌中看到真情.白居易非常注重诗歌的感情,以(《与元九书))中的一段话最为概括也最为著名：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

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

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微及豚鱼,幽

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

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在白居易看来,诗歌能够打动人首先在于其感情,它如同植物的根,扎得深才能枝繁叶茂.然而,白居易笔下的“情”包含着丰富的内含,是有层级之分的.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因事立题的讽谕诗,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诗,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感伤诗,一百韵至两韵的杂律诗.当然都与感情相关,但是他最看重的还是第一类讽谕诗,体现其兼济之志,其宣言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篇无定字,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新乐府序》)这就是后来胡适归纳的“有所为而为之者”诗歌,胡适将这样的文学主张表述为“文学是为人生作的,不是无所为的,是为救人救世作的.”这种感情的酝酿和发动与中唐现实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相关,白居易说道：

仆尝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

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

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

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

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

递进闻于上.(《与元九书》)元稹也同样说到自己早期触发诗歌冲动的是德宗年间种种混乱不堪的现实,“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叙诗寄乐天书》)虽然各种场景皆能触发他的诗思,和白居易一样,他还是有所区别对待,在《进诗状》中把自己的诗大体分为两大类：“自古风诗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颇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道人之采；自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或因友朋戏投,或因悲欢自遣.”前者属“有所为而为者”,后者为“无所为而为者”,孰轻孰重,元稹心中非常清楚.

如果说元和长庆的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那么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则是这一文学革新时代最耀眼的闪光点.元白的文学自觉表现在有理论作为指导,元和四年,元稹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其序云：“予友李公垂赠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作为中唐新乐府运动揭幕的宣言,体现出元稹对新乐府的鲜明立场――乐府诗要做到“不虚为文”,尤其是要反映时代生活,敢于批判现实；所谓“病时之尤急者”,即敢于表现时代热点问题,决不回避矛盾.白居易的《新乐府序》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强调诗歌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对于南朝梁陈那些嘲风雪弄花草的诗歌,他持否定态度,“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足以见出元白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急迫心情.元白对诗歌感情“有所为”一面的强调与中唐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关,具有明显振衰救弊的意识,此“情”体现出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与铁肩担道义的精神.

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崛起于乾隆盛世,伴随着经济繁荣,文学思想界呈现出如下局面：一方面诗歌领域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创作上效法盛唐,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说”倡导融经义入诗,以儒典考据、发挥义理为诗旨；另一方面晚明的反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得以抬头.袁枚倡导“性情”是以“格调派”和“肌理说”为对立面的,带有较浓的个性解放色彩.

袁枚高举“性情”这面中心旗帜,批评当时“错把抄书当作诗”等不正常现象：“天涯有客太痴,错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诗话》卷一)将抄书与性灵、性情与格律对举,具有明显的针对性.袁枚认为情是活泼泼的,“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补遗》卷一)诗歌是个人性情的自然流露,没有崇高、庄严,却让你感到亲切,赏心悦目.

袁枚强调诗歌要有真情实感,“诗有情至语,写出活现者.”(《诗话》卷十)他说：“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批评时人“浮慕诗名而强为之,既离性情,又乏机灵.”(《钱沙先生诗序》)他认为人的性情各异,不应以时代划分诗歌的高下,不应将诗勉强分为唐宋：“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诗话》卷六)对于诗中普遍存在的情景关系,袁枚更看重情的作用：“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我道：景虽好,一过目而已忘,情果真诗,未来于心而不释.孔子所云：‘兴观群怨’四字,惟言情者居其三.若写景,则不过‘可以观’一句而已.”(《补遗》卷十)正如上述文字,为了增强说服力,袁枚常引孔子等圣贤的话作为立论的依据,又如“圣人编诗,先《国风》而后《雅》、《颂》,何也以《国风》近性情故也”(《补遗》卷二).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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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枚诗歌创作中,有一些属于“有所为而为”的优秀诗篇,感情沉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如《苦灾行》、((捕蝗曲》、《捕蝗歌》、((征漕叹》、《南漕叹》等,表现民生疾苦,深得元白新乐府之精髓.如其(《捕蝗曲》：

亟捕蝗！亟捕蝗！沭阳已作三年荒,水

荒犹有稻,蝗荒将无梁.焚以桑柴火,买以

柳叶筐.儿童敲竹枝,老叟围山冈.风吹县

官面似漆,太阳赫赫烧衣裳.折枝探谷虑损德,

惟有杀汝为吉祥.我闻苛政猛于虎,蠢吏虐

于蝗；等贪如羊,如虎而翼兮,如云之南翔.

安得今冬雪花大如席,入土三尺俱消亡毋

若长平一坑四十万,腥闻于天徒惨伤.蝗兮

蝗兮去此乡,东海之外兮草茫茫,无尔仇兮

尔乐何央毋餐民之苗叶兮,宁食吾之肺肠.本诗作于乾隆八年(1743),袁枚时为江苏沭阳县 令,旱灾之后又出现蝗灾,百姓遭殃,苦不堪言.作为县令,袁枚带领百姓投入捕蝗战斗,并作此诗.由本诗使人联想到白居易著名的《新乐府》五十首,其中就有一篇名为《捕蝗》,并注有“刺长吏也”字样.袁枚对灾情的严重关注,对百姓生活的焦虑,并与揭露蠢吏苛政联系在一起,显示与白居易新乐府精神的一脉相承.形式上以三三七句式开头及“安得”句式的运用,通俗明白而又细致传神的语言,都是在继承白居易新乐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

毕竟这类诗作在袁枚数量巨大的诗集中所占比重较小,在其诗话中也缺少很好的理论表述.值得关注的倒是元白一些遭到后人诟病的诗在袁枚这儿得到正名.

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所

见之狭也！尝作书难之云：“《关雎》为《国风》

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亦存郑、卫,

公何独不选次回诗”沈亦无以答也.唐李

飞讥元、白诗“纤艳不逞,为名教罪人”.卒

之千载而下,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飞.(《诗

话》卷一)

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

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

男女.等宋儒责白傅杭州诗忆妓者多,忆

民者少.然则文王“寤寐求之”,至于“辗转

反侧”,何以不忆王季、太王而忆淑女耶孔

子于陈蔡,何以不思鲁君而思及门弟子耶

(《答蕺园论诗书》)元稹当年声明自己创作艳诗百余首,其目的在于“有以干教化者”,其实是以传统的诗教观来为自己的艳诗作辩护.与元稹相比较,袁枚显得更直接大胆,他拿圣贤作为依据,动辄孔子如何,《关雎》如何,于是就敢于直言不讳：“有目必,有口必好味.戒之使不然,口目成虚器.”(《陶渊明有饮酒二十首余天性不饮故反之作不饮酒二十首》)具有明显的反叛传统意味.

作为性灵派的核心人物,袁枚所提出的“性灵”从内涵来看主要是指性情,但是并不能与性情划等号,他在《钱沙先生诗序》中提到：“今人浮慕诗名而强为之,既离性情,又乏灵机,转不若野氓击辕相杵,犹应风雅矣.”可见,性灵包含“‘胜情”与“灵机”两方面的内容,二者应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

在追求诗歌灵动方面,袁枚受到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启发最多,清尚谓“子才学杨诚斋而参以白傅”(《三家诗话》),胡明先生指出：“直接启迪袁枚诗.‘性灵’的应该算是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袁枚.‘性灵’的基调便是来自杨万里.”杨万里主张“活法”,追求诗的意趣神色,讲究用笔的透脱灵动,这些都使袁枚心领神会.袁枚将杨万里的一些重要见解作为论诗的根据：

杨诚斋日,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

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

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予深

爱其言.”(《诗话》卷一)

诗空谈格调,不主性情,杨诚斋道是钝

根人所为.(《补遗》卷九)――杨诚斋的“性灵”主张成为了袁枚对抗“格调说”的有力武器.

杨万里作诗具有活泼的思绪和透脱的胸怀,他说：“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和李天麟》)他以“活法”作诗,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面目,“至于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九)“生擒活捉力都任”(项安世《平巷悔稿》卷五).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称赞道：“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脞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这种特征在杨万里诗歌题材中以表现自然景物的诗最为明显,对于自然,杨万里作细致的观察,新颖的体验,以明白晓畅的语言作生动逼真的表现,因而在他笔下的山水景物别具一格,如“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桂源铺》)所写不是死板的景物,而是人化的自然,极富生命的活力；诗人的兴趣不在于简单描摹景物,而是捕捉景物动态的富有情趣的一刹那――因奔腾受阻而喧闹,最终喷泻而出欢快流走.没有奇奥生僻的字句,皆为白话的语言,却并不平淡,使人感到盎然生机,不仅显得谐趣,还包含着哲理的启迪.“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于人人平常习见的景物中发现情趣,以明白如话清新活泼的语言加以表现,极富新鲜感.可见,杨万里笔下的山水草木与人性相通,因而充满着生机和灵性.

这种真率洒脱清新如话的风格正是袁枚所极为叹赏和追求的.我们可在袁枚描写自然风光的作品中见其清润秀脱、活机盎然的审美追求.

凄凄芳草遍春潭,深远无入绿更酣.

何处一声清磬响,断峰西去有茅庵.

――《春日杂诗》之四一、二句以清新自然的语言描绘出浓郁的春意：草之碧,潭之清,春之静；三、四句以清脆悠扬的磬音及断峰边的茅庵平添了几分生机和野趣.

月明如水浸沙堤,堤上游行一杖携.

惹得家僮没寻处,夜深孤坐断桥西.

――((湖上杂诗》之二月光如水笼罩着湖面与沙堤,水天相接,浩渺无边,构成妙不可言的意境；在凄迷的氛围里,孤坐断桥西的家僮却正焦急地盼着主人的出现,从而构成了一幅极富情趣的月下夜游图.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诗歌创作的渊源关系来看,杨万里的诗风与元白诗派亦具有某种相关联性,杨万里对白诗颇为倾倒：“每读乐天诗,一读一回好.少时不知爱,知爱今已老.初哦殊欢欣,熟味忽烦恼.多方遣外累,半已动中抱.等”(《读白氏长庆集》)翁方纲即说：“诚斋之诗,上规白傅.”(《石洲诗话》卷四)

在20世纪初新旧交替时代,胡适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新文学内在价值的认识显示出前人无法比拟的阔大视野与恢弘气度,“吾以为文学在当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世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1916年胡适日记,7月13日追记)他认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皆属“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学.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条原则,其中首条即是“言之有物”,对“物”的内含作了两方面的阐发,其一是“情感”,另一即是“思想”：

《诗序》日：“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

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

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

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

肉而已.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

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

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

而益贵也.等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

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

啼感觉,亦何足取哉.他认为文学缺少情感与思想,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徒有丽富俏之外表而已.

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得到了陈独秀强有力的 呼应,陈独秀新文学“三建设”的主张即是：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论》),三者皆指向实实在在的社会人生.从此,新文学革命如燎原之势不可阻挡.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对新文学内含的思考更系统也更具理性色彩.1915年8月3日胡适日记载有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后有感而发,将文学分为“理想主义”和“实际主义”两大派,对于什么是“实际主义”,他做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实际主义者,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以为文者,所以写真,纪实,昭信,状物,而不可苟者也.是故其为文也,即物而状之,即事而纪之；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非则非.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采地黄者》、(《宿紫阁山北村》、((观刈麦》等诗,继承杜甫“三吏”“三别”优良传统,皆属于记事状物之真者,是实际之文学的代表.同年8月18记有一篇为《论“文学”》,将文学划分为“有所为而为之者”和“无所为而为之者”,对于前者的定义是：“有所为而为之者,或以讽谕,或以规谏,或以感事,或以淑世,如杜之《北征》、(《兵车行》、《石壕吏》诸篇,白之《秦中吟》、《新乐府》,皆是也.”可见,胡适对有关诗歌的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思考.

在胡适等人的倡导下,新文学涌现出一些尤为感人的“救人救世”诗作.胡适(《你莫忘记》在爱国与“指望快快亡国”冲突中感情显得分外痛苦、沉重,周作人的(《两个扫雪人》为两个平凡辛勤的扫雪人塑像,刘半农的《游香山纪事》对民生疾苦的强烈关注,与元白新乐府精神一脉相承,俞平伯的(《春水》在情与景不和谐的对比中显示出下层生活的艰辛与冷酷,沈尹默的《耕牛》反映农家失去耕牛而陷入绝境,使人想到元稹的古题乐府《田家词》,沈兼士《山中杂诗》写赤膊小孩因天气凉而“满筐果子卖不出”之无奈,令人心酸.这是特殊历史时期对元白新乐府写实精神的一次发扬光大.

胡适对待较为私人化的言情诗持宽容而绝不放纵的态度.1915年8月4日,胡适日记有“读香山诗琐记”一篇,将白居易两首长诗《长恨歌》、《琵琶行》相比较,认为后者为胜,因为“《长恨歌》中劣句极多”,列举的是“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认为“几不能卒读”,而《琵琶行》就避免这样的毛病.八月二十日作《临江仙》词,其序云：“诗中绮语,非病也.绮语之病,非亵则露,两者俱失之.吾国近世绮语之诗,皆色诗耳,皆淫词耳,情云乎哉今之言诗界革命者,矫枉过正,强为壮语,虚而无当,则妄言而已矣.”既反对“淫词”亦不赞成“强为壮语”,体现出胡适成熟的文学思想.

这一时期,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重要宣言,其中有对人性作合乎情理的阐发：“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然而,他又强调“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具有“灵肉二重的生活”,“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既反对禁欲也反对纵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元白、袁枚以来的诗传统作理论上的矫正.

由此可见,元白处在李杜将唐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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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三“记袁随园论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②钱钟书《谈艺录》(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06页.

③《尝试集》自序,Ⅸ新青年》第六卷第5期.

④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⑤胡适《四十自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⑥胡适《尝试后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⑦许学夷《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页.

③《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一,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⑨《新青年》第四卷第2期.

⑩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11)胡明《袁枚诗学述论》,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85页.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