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儒、道两家不同的神话方式其文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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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道互补及其对立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根基.儒、道两家思想对于上古神话不同的阐释方式也表现出两家思想的对立互补状态：重现世的儒家思想使神话历史化,重虚空的道家思想则使神话文学化.这两种不同的阐释方式对于中国古代文学风格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关 键 词 ：现实；想象；历史化；文学化

作者简介：万婕（1980-）,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现任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中图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1-0242-02

泱泱中华,三千年的文明古国留下了无数的文化瑰宝,中国古代文学可谓是其中的精华.在文艺一体混融的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如同世界其它文学一样,其起点可以说就是从初民的神话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上古神话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面貌,不像其他民族的古老神话有较完整的史诗留存,中华民族的上古神话中没有完整和系统的叙述,而是散乱记录在各类古代典籍中.加之漫长的历史遗误和历代文士有意的修饰或是删改,很多内容今天看来更是相互抵牾,而且仅仅是只言片语.但在这些流传的记录中,还是可以看到很有趣的阐释现象.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根基的儒、道两家的学者们在对神话的阐释态度上可以说既是对立的,又有他们互补和相通的地方.这些阐释方式对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的形成具有不同的推动力.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录了鲁哀公问孔子传说中的一足兽夔的事情,孔子的回答把“夔一足”讲成“夔非一足也”,“夔有一,足”,称尧“使为乐正”.[1]而在古代神话巫术典籍《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则是这样记载的：“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2]《山海经》记录的神话很明显是比较古老的,夔是神话中一个只有一只脚的奇异怪兽,然而通过孔子的解释,它摇身一变成了人.当然,在孔子的时代也有多种解释的可能,他也许是受自古流传的《尚书》的影响.《尚书尧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3]《尚书》里有这样的记录可能是由于在原神话中,黄帝以夔的皮做了鼓,敲起来声震四海,夔作为可制鼓皮的怪物与乐器有关,这层与音乐的关系使它的形象在流传中慢慢演变成了尧的乐官.但在《尚书》里并没有说夔长什么样,是不是人,从而回避了对怪异形象的具体描述.孔子由《尚书》中的记录出发,把怪物解释成人完全是可以的.

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比如《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了一则孔门师生问答：“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亦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5]这就把一个本来充满了神秘意味的黄帝传说“合理”地装扮成了实实在在的史实.又如汪继培辑本《尸子》卷下载子贡请教孔子：“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解释为：“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6]在孔子的解释中,神话中的四张脸天神就顺理成章地变成古代史中善治四方的人王了.

孔子的解释表明了他对这种怪异之事的基本态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这一条注曰：“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谢氏曰：‘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 [4] 这大概就是孔子把一只脚的怪兽说成人的原因：非理之正.这里突出表明了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对中国上古神话所持的态度：理智而现实的“不语”状态.

且不论这些后世对孔子言行的记录是否属实,但它们都明确表示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们不断改造神话,使之历史化的努力.儒家思想这种改造神话的特点与孔子重视实践理性的礼乐之道关系密切.孔子思想的核心在于“仁－礼－乐”三者的关系.在三者中,“仁”为中心,因为“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秩序是建立在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子之爱基础上的.这种亲子之爱即是“仁”的根本,只有唤起了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这种“仁”并使之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这才能有效地维护“礼”的体制,社会就可以和谐发展.孔子通过以“仁”释“礼”把宗教神学巫术等外在支配内化为个人的伦理要求.同时,孔子看到“乐”,因此他很重视“乐”的作用,常“礼”、“乐”并称,要通过“乐”使“仁”渗入个体人格,从而维护他所看重的周礼之制.由此可知,孔子十分重视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和谐.现实中已然存在的神话传说只有将它们转化为合情合理的史实才能避免将世人导向混乱和虚无,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儒家思想中理想的人伦基础和世界秩序.因此孔子身体力行地将神话改为历史.有鉴于先师的做法,儒家后学也多讲经世致用,依据实用经验改造神话,使之成为历史.

这种理智化的改造方式固然有稳固思想的作用,但也有其负面影响.首先,这种改造神话的极端做法为后世的文学阐释做了不佳的表率.为了伦理教化的需要可以不顾事实,曲解文意,蓄意捏造,形成许多虚假的阐释作风.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后世儒学大家们对孔子推崇备至的文学盛典《诗经》的曲解.比如,《毛诗序》认为《国风周南》中的三篇写男女情爱和劳动欢愉的诗歌《关雎》、《卷耳》、《》分别表现的是“后妃之德”、“后妃之志”、“后妃之美”,与原诗意旨相距很远.对于《卫风氓》,《诗序》解释为：“《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熹《诗集传》也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7]其二,“不语怪、力、乱、神”的评判标准使得文学家们语言的经营手段趋于古板,思想僵化保守,合于礼义却缺少韵味,丧失了很多想象的空间,虽然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却没有了灵动的思想和飞逸的,限制了文学的趣味性和多样的表现力.

然而,道家思想在神话阐释方面与儒家的不同,使得文学中的想象要素得以回归.这一点在《庄子》中表现得最明显.

《庄子》一书中含有寓言故事二百多则,其中有大量对神话的改编.比如,《山海经西山经》记载：“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 [8]古代神话中这个面目不清的神仙帝江,被庄子改造成了《应帝王》中的“浑沌”：“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9]故事中的“倏”和“忽”都暗示了存在时光的短暂,是不长久的状态,正是这种不长久的妄为之举使“浑沌”这个看似不正常的正常状态送了命.在这里,庄子把神话加工为寓言,用以证明道家“顺物自然”的典型的“无为”思想.

又如《山海经中山经》有“姑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10]《庄子逍遥游》则将它改头换面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11]这是在形象地描述“逍遥无为”的思想.合乎了大道自然,便如藐姑射山上的神人,无人无我,顺其自然,然后便能够普天下万物皆为自我,达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样,还有河神和海神的神话在《庄子秋水》中被改为河伯“望洋兴叹”,是为了说明拘于一隅则不识大道的道理.

虽然《庄子》书中用了很多神话传说,但道家思想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种神话思维.它与儒学一样,同样是一种理性的思维,只是比之儒学更抽象.老子和庄子都视“道”为宇宙根本.老子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12]庄子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长于上古而不为老.”[13]这些对“道”的描述都表现出抽象神秘的性质,因而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可道,非常道.”[14]“道”的不可言说,使道家学说具有神秘色彩.“道”作为万物根本,其呈现方式即是自然的状态,因而道家一向重视自然的达成.老庄思想的审美诉求也追寻自然、无为、虚静的状态.

在《庄子》一书中大量对神话的运用的根本目的在于说明道家思想,因此变神话为寓言,神话只是作为论道的载体,这一点和儒学使神话历史化以顺乎自家学说的基点是一致的.但是道家学说固有的神秘特点,使得用神话本身作为例子来说明更为有利,更能体现“道”的无形但又无处不在的神秘特质.对于不可言说之物采用直接说明的方式显然行不通,而用性质类似的模糊却形象的语言来说明则可以达到一种“意在言外”的效果.因此,道家对待神话没有走上历史化的道路,而是采用了文学的想象语言来进行侧面描述、暗示道家思想中“道”的状态和特点.无怪《庄子》一书不仅改编固有神话,而且创造新神话,比如《逍遥游》开篇对鲲鹏的一大段极富想象力的描写就是如此：“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15]由此,道家后学们也多喜对神话和奇闻的搜罗.汉代刘安所编的《淮南子》就是个典型,很多著名的上古神话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等赖此书留存于世.

道家思想对神话的阐释在语言运用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庄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魅力正是来自于它诙诡谲怪的艺术想象和浪漫色彩.书中语言汪洋自肆,描写惟妙惟肖,深得历代文学家青睐.古往今来著名的文人学士都从中汲取了文学创作的灵感,比如唐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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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这一特点放开了文学的想象力,带给文艺发展无穷的活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对文学描写奇诡怪诞风格的偏好.这种怪诞风格发展到极致便晦涩不明,往往引起历代复古运动中又用儒学的敦厚来校正文风的现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清静自然的道家境界正是艺术的至境,后世很多学《庄子》的人却走上了奇诡文风,刻意追求文字奇奥或是比喻形象的怪诞,这其实是有违庄子的学术初衷的.

总而言之,儒道精神的对立和互补在神话阐释上的体现――现实的历史化和想象的文学化,体现了它们对于世界的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共同促成了中国古典美学趣味的形成,并成为推动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