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上海文学的几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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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1943年的年头回眸过去的一年,1942年上海文学的惨淡境况令人不胜唏嘘.“孤岛”沦陷后,上海的文学中心地位随之下降.1942年的上海文坛虽有诸多努力,但一年下来,文学的面貌依然乏善可陈：通俗文学领地中除《小说月报》与《万象》可圈可点外,《乐观》与《万象十日刊》已经停刊.虽说《古今》、《杂志》的先后创（复）刊显示出了新文学的复苏气象,但其敌伪背景却令其一时间难以获得普通读者的认可.年底创刊的《大众》以“永久的人性”为标榜给读者带来一些亮色,却仍旧改变不了岁末年终文坛盘点时的冷清孤寂.相比之下,1943年的上海文坛显然热闹许多.刚进入1月份,便有喜事临门,年前被日寇抓捕的周楞枷不仅重获自由,还为读者贡献了一份新刊《万岁》.新年的“开门红”预示了1943年上海文坛的喧闹,随着《紫罗兰》、《风雨谈》、《人间》、《春秋》、《天地》、《天下》、《文协》等10余种文学期刊的相继创刊,上海文学的面孔不再苍白,沉寂了一年的上海文学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

1943年初的上海文坛,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古今》一周年纪念专号的出版.从初期的惨淡经营到获得读者认同,《古今》创办人朱朴与编辑周黎庵颇为欣慰.为了答谢诸位朋友的支持,继续扩大《古今》的影响,朱朴与周黎庵于1943年3月推出96页的《古今》周年纪念特大号,篇幅比平时足足多了两倍.

纪念号上除了汪精卫、周佛海、赵叔雍等伪政府官员的文章外,北平、南京与上海等地的文人雅士也珠玉纷投,瞿兑之的《〈宇宙风〉与〈古今〉》、谢兴尧的《〈逸经〉与〈古今〉》、纪果庵的《〈古今〉与我》、徐一士的《〈古今〉一周纪念赘言》、文载道的《借古话今》、予且的《我与〈古今〉》、冯和仪的《〈古今〉印象记》与柳存仁的《年年有个三月三》等佳文纷呈,共同搭建起为《古今》祝寿的欢乐舞台,一时间很是热闹.众人在文中回顾了《古今》创刊一年的种种表现,对《古今》的文学追求进行了诸多褒扬.瞿兑之认为《古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谢兴尧则认为《古今》“扫除滥调,独创新格,故能得大多数之同情爱护,而为士林之精神食量.”众人固有为《古今》捧场之意,但作为学者名流、行家里手,其评价却大抵中肯实在,并无多少虚夸之词.

以上所提及的诸位作者再加上梁鸿志、龙沐勋、周作人、沈启无、陶亢德、黄裳等,基本上就是《古今》的写作班底.端详《古今》作者群,发现若干大小汉奸厕身其间,则不免令人尴尬.事实上,《古今》作为纯文艺刊物,并非汪伪当局的政治文化宣传工具.剔除《古今》中或显或隐的汉奸言论与媚日文字,《古今》指涉现实政治的文字并不多.否则就不会有人说《古今》“偏重于风土人情、文献掌故”多“怀古感旧、谈狐说鬼”了.撇开复杂的政治因素与道德谴责,回到文学场域中品评《古今》,不难发现置身于1940年代初通俗文学喧哗声浪中的《古今》,是一种独异的存在.作为一份严肃冷静的高雅读物,其“格调高古、掷地作金石之声”,是上海沦陷时期惟一不与通俗文学合流的文学期刊,其谈古论今的小品文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表现出了“高蹈”的文学姿态,传承的乃是五四“言志派”散文的文学观念,这使其成为1943年初五四新文学在上海沦陷区延续的重要血脉.

在《古今》一周年纪念特大号出版后的一个月里,《风雨谈》、《人间》的相继创刊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古今》成功的启示.时人认为《风雨谈》、《人间》等期刊的瓣香乃在《古今》可谓一语中的.尽管《古今》的政治背景遭人诟病,但其有别于鸳蝴派的文学趣味使其在上海沦陷区的文学期刊中独标一格,渐成为一种类型.其发行量从创刊号时的1500份已增之纪念号时的近4000份,远非其他刊物可比.但即便如此,与发行3万份的《万象》相比,仍有天壤之别.这说明：专走高雅文学路线固然狂狷,但阳春白雪往往曲高和寡,要想扩大销量还得另辟蹊径.

《风雨谈》从创刊号便开始连载予且的《迷离》、谭维翰的《夜阑人静》等通俗小说,显示了对《古今》文学观的超越.《风雨谈》虽不具有《古今》特立独行的文学品格,却比《古今》更善于审时度势,其雅俗兼容与各种文学体裁并包的文学姿态令其市场大开,终至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沦陷区最惹人注目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倚仗太平印刷公司的雄厚财力,柳雨生如鱼得水,《风雨谈》一出版便是156页的32开本.不久便集结了一批南北名家如周作人、沈启无、周越然、纪果庵、谭正璧、谭维翰、潘予且、周黎庵、陶亢德、苏青等.与《古今》相比,《风雨谈》的作者阵容庞大许多.众多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在为“稻粱谋”的同时,也在《风雨谈》上找到了展示自我的平台,1943年的上海文坛从此增添了许多欢腾.在未来的两年多时间里,苏青的《结婚十年》、许地山的《玉官》、柳雨生的《怀乡记》、文载道的《风土小记》、周作人的《苦口甘心》、废名的《废名诗抄》、朱湘的《燕子》、卞之琳的《半岛》以及一些重要评论如谭正璧的《论苏青与张爱玲》等名篇将先后问世.《风雨谈》为此刻文坛留下的巨大身影使得日后的文学史家在考察这个阶段的上海文学时不得不频频回首.四十五年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收录期刊276种,沦陷区只有两种,《风雨谈》名列其中,这是柳雨生在1943年未曾料到的.

同月创刊的《人间》声势显然不及《风雨谈》浩大,主编吴易生既无日本人撑腰,与北平作家又不似柳雨生交厚,但能推出126页的16开本,其文学雄心却胜过《风雨谈》一筹.《人间》的文学取向较接近于《古今》,不同的是,它以散文为主兼载小说、剧本、诗歌与评论.其作者多为《古今》、《风雨谈》上经常露面的沪上名家,做足官瘾的创造社元老张资平也开始重操旧业执笔为文,北平作家只有周作人,此外则还有龚冰庐、陈大悲、章克标、傅彦长、胡兰成、林微音一干人等.尽管《人间》在世上只逗留了半载光阴,但其在1943年里驶过的文学之轮却在人间留下了辙痕.

二、

《紫罗兰》于1943年4月复刊,表明了与上述期刊不同的文学选择,显示了1943年上海文学的又一面孔.主编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老将,也是通俗文学期刊的编辑大家,享誉一时的《半月》、《紫罗兰》、《紫兰花片》、《乐观》均出自周瘦鹃之手.1940年代的血雨腥风令人不寒而栗,一年前《乐观》的无疾而终,让周瘦鹃黯然神伤,平静安稳的创作环境何处能够觅得?作为职业作家,摆弄文字是其谋生的一种手段,文学创作既是娱人也是自娱,在坚守“趣味”的同时他们并未无视残酷现实,用文学带给生活在苦难时代的人们些许安慰,本就是他们的文学理想.于是,在爱好文艺的出版商林振俊的怂恿下,周瘦鹃欣然出马.复刊后的《紫罗兰》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周瘦鹃在复刊伊始便申明了刊物倾向：“文学与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列,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并存”.此种思想意趣显然有别于以往鸳蝴派的“趣味”,反映了鸳蝴派作家顺应时代潮流,追求文学现代化的努力,但作为一份在老派读者心中具有很大影响的通俗文学期刊,《紫罗兰》不会轻易放弃原有的读者市场,主张新旧调和坚持新旧并举的策略显示了周瘦鹃精明的商业头脑与市场意识.《紫罗兰》的与时俱进以及兼容并蓄获得了成功,刊物周围不仅云集了当时诸多通俗小说名家徐卓呆、顾明道、范烟桥、郑逸梅、程小青、秦瘦鸥、胡山源等,创作出1940年代脍炙人口的诸多长篇如秦瘦鸥的《新秋海棠》、程小青的《》、胡山源的《龙女》、朱瘦菊的《金银花》、《新歇浦潮》等,还凝聚了一批年轻女性作家如张爱玲、施济美、汤雪华、程育真、俞绍明、周玲、练元秀等.与鸳蝴派老作家多写通俗小说不同,这批年轻的女性作家创作的多是新文艺作品,如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施济美的《永久的蜜月》、汤雪华的《死灰》等.周瘦鹃是有眼光的,1940年代上海文坛女性作家群体的出现,他与《紫罗兰》功不可没.《紫罗兰》的成功转型影响深远,既拢住了一大批通俗小说大家,又培育了一批新文学的后起之秀,并依靠她们的创作实绩牢牢地抓住了新旧读者市场.

1943年值得一提的通俗文学期刊还有8月份创刊的《春秋》.《春秋》的编辑人陈蝶衣与周瘦鹃一样,都是鸳蝴派文学期刊的老编辑,有着丰富的编辑经验.两个月前为财务问题与老板平襟亚闹翻,愤而离开《万象》编辑部.离开了苦心经营两年的《万象》,陈蝶衣心有不甘,在冯宝善的邀请下毅然东山再起.陈蝶衣在《万象》时代就注重新旧文学的融合,使其成为此前上海最受欢迎的文学期刊.此番卷土重来,《万象》时代的老朋友与《万象》的编辑思路显然是陈蝶衣最重要的财富.《春秋》承袭了《万象》的编辑特色,注重知识介绍,并辟有《史地常识》、《风俗猎奇》、《科学研究》、《地方通讯》等栏目,在多个领域展开与社会的互动,旨在赢得各方面读者,这反映出40年代上海的商业性期刊的共性：在坚持文学趣味的同时注重文学的市场定位.《春秋》的文学创作与《紫罗兰》相似,作者群基本一致,由写通俗文学为主的老作家与写新文学作品的青年女作家组成.《春秋》“不谈政治,不言哲理,不作大言之炎炎,惟为小言之詹詹”的思想立场是其保护色,许多非沦陷区作家如茅盾、老舍、沈从文、何其芳、李金发等陆续出现于《春秋》,令上海读者耳目一新.在1943年8月以后的两年里,胡山源的《罔两》、张恨水的《世外群龙传》、茅盾的《老鼠》、巴金的《灯》、老舍的《过年》、冰心的《清宵之忆》成为时人的一份精神食粮,在带给上海读者精神慰藉的同时,也提升了这一时期上海文学的品位.

三、

对新文学作家而言,1943年上海文学界最值得书写的事件当属7月间通俗文学期刊《万象》的“变声”.自1941年7月创办以来,《万象》的事业蒸蒸日上,3万份的销售量令其他期刊望尘莫及,此时已是上海文坛通俗文学的老大.陈蝶衣时的《万象》虽有丁谛、施济美、程育真等青年作家出没,但主要是包天笑、张恨水、平襟亚、孙了红、范烟桥、徐卓呆等通俗文学作家的阵地.1942年底《万象》接连推出两期“通俗文学专号”,积极开展通俗文学运动,对五四以来长期遭新文学打压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了高度评价,不无以通俗文学为旗帜统一中国的新旧文学之意.

1943年柯灵接替陈蝶衣主编《万象》,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此前,上海文学的话语权要么控制在亲日文人手上,要么掌握在鸳蝴派文人手上,新文学迫切需要自己的阵地.柯灵主编《万象》后,及时调整《万象》的编辑方针,《万象》的文学倾向从重“趣味”的通俗文学转移到品位较高的新文学创作.作为一个老编辑人,柯灵在编辑《世纪风》、《浅草》等纯文学期刊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与那些读者层次较高的文学副刊不同,《万象》3万多的读者涉及各个阶层,为了照顾这些读者的兴趣爱好与欣赏水平,《万象》版面焕然一新：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游记、书评、戏剧、电影、美术、科学小品,各种栏目应有尽有；此外还辟有“书画插页”、“作家书简”、“万象闲话”、“文艺短讯”等栏目,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新闻性相得益彰,令读者大增.借助此种编辑策略,《万象》既增加了销量,又有效地帮助了新文学的传播,还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对话与交融,为市民文学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元素.

《万象》“变声”后,汪伪作家不再露面,通俗文学作家也渐渐转移,一批新文学作家开始汇集,有沉默多时的王统照、耿济之、师陀、唐、傅雷等成名作家,有张爱玲、沈寂、郑定文、石琪等文坛新人,也有时在外地的沈从文、施蛰存、叶绍钧等作家.新文学史上的一些名篇,小说如张爱玲的《心经》、《连环套》,师陀的《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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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文学期刊蜂拥而起,以不同的政治面貌与文学理念打开了创作的僵局.或严肃或活泼的文学面孔、或高雅或通俗的文学姿态,为上海文坛奉献了一道道丰盛大餐,也显示了上海文学的新的发展态势：言说的不自由使文学不再承担“启蒙”与“救亡”的沉重使命,剥离了民族国家意识后,文学获得了对日常生活与人性的思考自由.对文学世俗性的认同使“五四”以来的新旧文学之争渐渐平息,新旧文学共生共容的态势已经形成,这为张爱玲、苏青等人铺设了锦绣前程,上海文学即将迎来它的辉煌顶点.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06JSDZW003）；淮阴师范学院青年优秀人才扶持计划课题《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生产》（06QNZC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