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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反抗的妇女形象成了《 陌上桑》中的采桑女秦罗敷的形象定位,更有论者独具慧眼 ,从秦罗敷的夸夫,推出“这是一出喜剧”,于是“英雄主义”、“乐观主义”成了喜剧形象的附属品.然而,恐怕论者不曾注意到喜剧的故事,喜剧的人物 ,乃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背景发生了转换的结果,也就是文化变迁的结果.
一、罗敷的文学身份
从诗歌艺术性的内在意蕴来考察,我认为,罗敷应该是一个艺术化的民间采桑女.
首先,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即使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也不只是写实、写史,不是对生活的照搬照录,像镜子一样反射生活.正如鲁迅所说,人物形象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那么秦罗敷这个人物形象为什么不能认为是杂取多个合成一个呢?尽管现实中的农家女子往往是衣衫褴褛的.既然社会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就有权利享受.衣着华丽不是贵妇人的专利,生产者的农家女更应该拥有它.所以,给一个采桑女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正反映了劳动人民热爱美、追求美的良好愿望.人民需要他们行列中有罗敷这样的人物,他们用诗歌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歌唱者把罗敷看作自己生活中的一员,体现了民歌特有的风韵.诗歌开篇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句中以“我”字表明叙述者与女主人公的关系.叙述者与诗中人物合为一体,流露出对所写人物的由衷喜爱和自豪.作者似乎在说：我们的罗敷多么招人喜爱,她的品貌举世无双,多么值得歌唱, 请大家听听她的故事吧.这样的语气和口吻,使我们感到,把罗敷看作民间采桑女,是非常切合诗的韵致和精神的.
其次,我们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诗歌的文化背景.一般认为,罗敷的故事原型引自崔豹的《古今注》.《古今注》云：“陌上桑者,出自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 王仁后为赵王家令, 罗敷出采桑于陌上, 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 赵王乃止”.有人认为这个故事逐渐演化,“赵王”演变成“使君”,“赵王”家令演变成“专城居”的太守.但我们读《陌上桑》会发现,歌词内容与崔说不符,而且作为“王仁妻”的秦罗敷在《孔雀东南飞》中又出现,焦母为儿子再娶的也是“秦罗敷”,显然跟《陌上桑》中的秦罗敷不是同一个人.研究者多认为汉诗中的“秦罗敷”已经不是具体的一个人,而是当时“美女”的代称.那么,《陌上桑》也就不是一首纪实性的诗,它带有明显的虚构性.也就是说,“罗敷”是一个艺术化的文学符号.
二、“桑林”爱情与文学道德
《陌上桑》并不是一篇孤立的作品,要从产生这一作品的深远的文化背景来解释.我们先从诗题《陌上桑》所设定的故事场所——“桑林”说起.中国古代,以男耕女织为分工.“女织”从广义上说,也包括采桑养蚕.桑林在野外,活动比较自由,桑叶茂盛,又容易隐蔽,所以在男女之大防还不很严厉的时代,桑林实是极好的幽会场所.自然而然,桑林便不断出现于爱情诗篇中.这在《诗经》中已经很普遍.可以说,在《诗经》的时代,桑林已经有了特殊的象征意味,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个文学的“桑林”.《诗经》时代的桑林是一个张扬个性、寄托情思、表达自由爱情的场所.
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自由自在的桑林爱情遭到了否定.于是,在文学的“桑林”中,开始产生完全不同的故事.最有名的,便是秋胡戏妻故事.西汉刘向《列女传》记载：鲁国人秋胡,娶妻五日,离家游宦,身致高位,五年乃归.将至家,见一美妇人采桑于路旁,便下车调戏,遭到采桑女的断然拒绝.回家后,与妻相见,发现原来就是那采桑女.其妻鄙夷丈夫的为人,竟投河死.乐府中有《秋胡行》一题,就是后人有感于这一传说而作.这种故事与《诗经》所歌唱的纯真爱情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样我们就能得出结论：汉代的“桑林”,已经不同于《诗经》时代的“桑林”,文学中的道德说教的主题,开始压倒了自由爱情的主题.可以看出,《陌上桑》显然是从这一故事或直接从《秋胡行》演化而来的,在歌颂女子智慧、忠贞的同时,又在暗中说教.宣扬封建哲学、礼教,这就是汉代文学作品中坚守的文学道德.然而,不管是在《诗经》中的最初的采桑女形象,还是在秋胡故事中的采桑女 ,在桑林中演绎的故事是否具有情和爱 ,大多最终都是以悲剧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