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五四新文学合法性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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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四新文学一直是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并被给予了很高的地位.本文从“合法性”的角度试分析60年代以前五四新文学合法性的建构――由文言与白话之争到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新文学的过程.

关 键 词 :五四新文学,合法性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60年代以前五四新文学合法性的建构经历了从1930年用进化论肯定五四新文学诞生的必然性,发展到用阶级论来论证其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合法性.而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具体的论述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关于“合法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这样写到:“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合法性”这个概念“所突出的问题会影响到权力和权威的基础,以及由掌权者或掌权者的代表所提供的正当性证明”<1>.在现代社会,依赖强权政治取得合法性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统治阶层越来越倾向用意识形态的“软化”策略来争取社会的广泛认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哈贝马斯的“商谈”,都是沿此思路展开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即既定政治秩序的合法律性,只有从一种具有道德内容的程序合理性出发才能取得,这种程序合理性就是他所说的主体间的“商谈”.按此设想,他希望在“民众政治意志”与“统治者统治理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在这一自由、开放、平等的“交往共同体”中展开“政治辩论”,最终通过特定的“商谈程序”将整合后的“民意”上升为政治合法性的规范来源.<2>而要实现这个理想,必备的因素首先涉及到主体是谁的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是开拓公共领域的市民阶层,他们通过在公共领域交换各自对社会的看法.就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来看,充当公共领域的开拓者是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由最初的梁启超利用具有抽象性和散播性的印刷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诸论――特别是所谓“群”与“新民”的观念,到胡适、陈独秀等兴办报纸杂志来表达自己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和文学观念,知识分子利用印刷和小说等形式进行思想的交流,而这种交流的过程可以看作一个“商谈”的过程.因此,知识分子充当“商谈”的主体是合理的.他们利用印刷媒体的优势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使自身获得话语的权利.

其次要获取合法性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种具有道德内容的程序合法性”.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话说这种“道德内容的程序合法性”就是“道德原则”即“建立在一种共同实践的基础上,我在此力图逐步激发和揭示这种共同实践.在这种共同行动中,我们改造了我们的愿望,从而使我们把对愿望的共同改造视为使我在第一地点从事共同实践的原始(动机)的实现.”<3>这种道德原则要求每一位实践话语的参与者都要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变成普遍愿望.而结合五四前后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作为公共领域开拓者和参与者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普遍的愿望是由感时忧国的情绪发展而来的实现民族富强的愿望.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从器物层面开始的,它的第一步就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变革.第二个阶段是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变革.和平改革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促使更多的人走向了暴力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共和政体.但是,崭新的共和国下的民众仍然是封建愚昧式的.正如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所说:“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他指出,即使那些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往往不知道共和是什么,而是满脑子装的都是帝制时代的旧思想.<4>

在这种理性的认识之上,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上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而是从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开始,将思想上的反封建与政治上的制度紧密的结合起来.而后从1917年起,《新青年》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是文学问题,实际上却是代表资产阶级主义思想的陈独秀等人与传统争夺合法性存在的问题.吉登斯说:“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在西方社会中,传统的存留和再造是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5>传统之所以至关重要,在于它可证明后来者的“正统性”和“合乎规律性”,而这正是合法性论证的关键.所以,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性地位得到确立,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希望通过改变话语形式、抨击用文言文支撑的封建文化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地位.他们深信“文言不是适用的工具”,“白话是很合用的工具”.虽然白话取代文言表面看来仅仅只是文学语言形式上的革命,但白话文的制造“负了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责任”,因为“思想依靠语言,犹之乎语言依靠思想,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深邃深密的语言”.<6>因此,当1917年胡适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的角度,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时,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迅速响应.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半农和钱玄同甚至在《新青年》上发表“双簧信”,即由钱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模仿旧文人口吻,将他们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言论加以汇集,然后由刘半农写复信,逐一辩驳,以此来为白话文造势.在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同时,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也注重利用白话文来进行文学创作.通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来扩大白话文的影响力,同时也极力建构以白话文为语言基础的“人的文学”.如鲁迅批判国民性,郭沫若借用女神、凤凰等意象表现“五四”时代昂奋进取的精神等.到了1920年1月,教育部下令各省“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7>.白话文得到国家法令的认可,可见通过印刷媒体的散播,陈独秀等人在与传统的论争中获得了话语权.而1924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学国语文读本》收录鲁迅小说四篇、杂感五则,从叶圣陶小说和郭沫若的诗集中选录作品.可见,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思想也在慢慢的渗透.

当白话文取得合法性的同时,同传统彻底决裂的五四一代中的许多人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机勃勃的政治事件.1925年的“五卅”事件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中国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成就,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在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众组织的活动者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与者.这样的政治实践经历不仅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而为了使这种建立在政治实践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成为一种“合法性信念”,知识分子在文学界发起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将文学与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文学作为一种武器来唤醒民众的革命觉悟.

为了建构符合“革命文学”规范的话语,争夺话语权,在30年代,以马列主义真理来指导文学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宣告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8>,强调思想观念上的正确性、组织上的纪律性,用阶级分析方法等权力化的意识形态批评话语间接的指导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与异己的文学观念展开论争.如左联用阶级论对抗梁秋实强调的“人性的普遍存在性”,瞿秋白用“文学必须用它的政治功用服务”的思想对抗胡秋平的“自由人”,瞿秋白用“大众语”对抗“五四白话”,试图掀起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到了1940年,的《新主义论》,通过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运用阶级论的观点将五四新文学分为前后期.由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落后,在五四后期其地位充其量只是一个参与者,处于领导地位的是无产阶级.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主义的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为了指导40年代以后的文学,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文艺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强调“文艺服从政治”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针,要求革命作家“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1950年政务院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院课程草案,规定在中文系讲授五四后的新文学史.教育部所规定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主义革命的关系”,要求让学生了解“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新文学是新主义文学”,即“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以“大众化(为工农兵)”为方向的、“新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等等.<9>此时,知识分子所宣扬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同中国的政治理念结合在一起.

而为了更好的确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了新文学革命的观念,文艺理论界一方面否定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文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王瑶、何其芳、以群等人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胡适的“形式先于内容,形式决定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他们在内容先于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的理论前提下,认定新文学革命是一场思想内容上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不是语言形式上的白话文运动.在胡适被边缘化的同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瞿秋白等人被拥戴为革命文学的主将.另一方面,极力批判五四新文学的两个缺点:其一,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新文艺的队伍,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构成的,他们倾向革命,同情工农大众,但同时又具有脱离工农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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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指导下和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文学界通过否定五四新文学内部的资产阶级主义因素和强化其缺点来论证五四新文学的内部共产主义的萌芽,从而肯定1919年以后的文学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至此60年代以前五四新文学合法性的建构经历了由文言与白话之争到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新文学的过程.

注释:

<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440页.

<2>[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3-375页.

<3>(德)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4>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3卷3号.

<5>[英]安东尼吉登斯等.《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2-73页.

<6>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7>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8>黄修已.《中国文学史》上卷[M].中山大学出版社,第61-62页.

<9>黄修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页.

<10>武新军.《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关系研究述评》[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8卷第2期,2008年3月,第15页.

<11>.《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

(作者简介:杨莹,湖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2008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