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孟繁华先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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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委等.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主要著作：《1978：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想象的盛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众神狂欢》中文、韩国文版等十余部；与人主编有：《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共和国文学50年》《当代文学关 键 词 》等；主编有：《90年代文存》《先锋写作文丛》《短篇王》《布老虎中篇书系》《2003中篇小说选》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理论、评论200余篇.法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传媒曾发表过对其研究的评论和介绍.获文学奖项多种.现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前沿文化、文学研究.

在当代著名批评家的行列中,孟繁华可谓是一个出色的思想者.除了对当代文学作品给予非常敏捷的反应以外,他对当代文化的研究也是富有深度与创见的.此外,诸如《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共和国文学50年》《当代文学关 键 词 》等著作,奠定了他作为杰出文学史家的地位.

正像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的一样,孟繁华着意于对文学史进行表述,着意于对当下文学现象与作家的评述与反应,然而,因为他长期的学术思维所占领的高度,他更着意于捍卫着世纪之交的文学成就,更着意于面向21世纪的文学与文化,作出自己独到的阐述,发表自己富有文学史家意识的主张.

姜广平：续鸿明在《孟繁华与“新理想主义”》中说你没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数批评家那样将兴趣收缩到学术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活动甚至在文学作品编选和文化批评诸多领域热情和心力.在90年代纷纭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他执著地倡导一种或许被一些人认为迂阔过时的“新理想主义”等在这个无人喝彩的时代里,他依然对文学予以热情而持久的关注.

你当初是如何确立你的这一学术方向的呢?

孟繁华：需要说明的是,续鸿明先生的这一评价显然过高了.与我说来名实难符.当然,他讲这个话的时间距今已经过去快十年了.你知道,十年对我们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十年前,我所接触的学术群体,是一个有学术理想和抱负的群体.那时我们已经不年轻,但对待学术的单纯现在想起来还深怀感动.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学术问题.那个时代学界的风气和学者的情怀让我非常怀念.生活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有一些理想主义情怀是很正常的.应该说,我深受那个时代和周围朋友的影响,我们都有一定的学术期待和抱负.以为自己能做很多的事情.现在想来确实有些不现实.但在一个没有学术理想和抱负的时代,我为自己曾经在那个时代生活过而深感庆幸.尽管当年的自我期许过于浪漫.

姜广平：我认真地读过很多单篇论文,读过你的一些著作,也读过你主编的学术著作和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你的文学努力引领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走向,其成就也是学界所公认的,你能为我们简要地述说一下你的学生术生涯吗?还有,你的最重要的师承是在哪里?

孟繁华：这是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谁也引领不了包括批评在内的文学走向.

我是1978级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一所高校任教.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评论文章.80年代也发表过很多文章,出版过三本书.但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对学术和批评的理解实在太肤浅,甚至还难以进入学术.80年代末,我到北京大学师从谢冕先生做访问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在北大五年的学习,使我有可能接近了文学研究和批评,学术命运的改变是从那时开始的.

应该说,我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谢先生和他主持的“批评家周末”.谢冕先生在1989年秋季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一直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我毕业之后还坚持参加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活动.我喜欢那里纯粹的学术气氛.我协助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等,就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对文学史写作的新探索,出版后得到了学界普遍的好评,至今仍然是硕士、博士论文和其他研究者重要的参考文献.《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是第一次对百年文学做的“经典化”处理,并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文学经典的大讨论.此外,我还协助谢冕先生编辑了“批评家周末”的论文集——《世纪之交的凝望》等.谢冕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不能说我师承了什么,只能说是谢先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那时的文学研究所可以说是精英荟萃.文学所的学术气氛和研究传统非常好.此后十年我就工作在那里.那里有许多我敬佩的同事和朋友.像赵园、汪晖、许明、陈晓明、蒋寅、吕微、黎湘萍、靳大成、陈福民、李洁非、高建平等,他们对学术的尊崇、勤奋和由衷热爱,让我深怀感动和激励.文学研究所也为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环境,我至今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众神狂欢》《1978岁月》《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想象的盛宴》等,都是在文学研究所完成的.2004年,我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在那里任特聘教授.我的学术经历很简单.

姜广平：其实,你还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文学史家.最近,我又重读了你的《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等文章,觉得你在这方面的思考是比较深刻的.但就像克罗齐讲过的,一切历史都只是当代史.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面对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们现在过多的受到了境外叙事方式的影响,文学史家们是在以当下的意识形态、叙事方式去诠释他所面对的文学历史,进而重新对文学史作了演绎与阐释.

孟繁华：谢谢你的美意,但难以接受你的指认.“出色的文学史家”在当下非常稀少,尤其在当代文学史领域.我只能说在研究中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方向.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当代中国作家心态,出版时命名为《梦幻与宿命》.后来协助谢冕老师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到社科院文学所后参加《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撰写,2004年和程光炜先生一起编写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这样,也就有人认为我是一个文学史家.但我认为自己只能说是一个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因为毕竟还有几本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著作及一些文章. 你说的很对,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和变化,确实与罗兰·巴特、福柯等西方学者思想和理论的影响有关,事实的确如此.比如,在洪子诚、陈思和的文学史出版之前,国内关于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已经有了近70部,还不算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其他著作.我在参加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座谈会上曾说,不是当代文学史太多了,而是一样或相同的文学史太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复杂,也不是说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缺乏智慧或才华.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法都是相同的.一样的方法面对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肯定会选择大致相同的材料、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因此,从洪子诚、陈思和的文学史开始,首先是方法论和文学史观念的变化.当然,此前曾有一个较为漫长的积累和准备.比如,80年代关于当代文学是否能够写史的争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等等,都为后来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观念的改变做了准备.因此,罗兰·巴特的叙事学理论和富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进入中国后,开启了文学史家们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当然,关于历史书写的虚构与真实的问题,早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就曾经表达过.只不过没有引起当代文学史家们的注意.是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文学史观念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面貌.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姜广平：我刚刚完成了与刘醒龙的对话,在我读完他的《圣天门口》以后,我觉得我们对于时代的认知可能要有所改变.过去,我们太注重以1949年为界去划分一些文学时期.我觉得,政治形态,过去太多的影响了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划分.其实从社会形态上讲,1949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也可能是文学史的叙述所要面对的尴尬.

孟繁华：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演变发展的文学的诠释.政治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依据,没有这个依据,文学史就没有合法性.在当代中国,这不止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一个领域的问题.但你说“从社会形态上讲,1949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显”,可能是需要讨论的.1949年就是社会形态变化的界限,因为是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但面对文学的时候,1949并不是一个明显的界限.因为观念形态的领域,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截然发生变化.即便发生变化也是缓慢的、渐进的.过去文学史的划分,是从1949年进入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但当代文学不是空穴来风,它一定有一个发生或转变的过程,不然就不能说清楚.因此,后来新的文学史或是要讲转折的过程,或是将当代文学的发生延伸到1942年《讲话》的发表.当代文学是延安文学的放大,是局部经验在全国的放大,是战时经验在和平时期的放大.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目前的情况有了相当大的突破或改变.

姜广平：但学界仍然在此前诞生了非常优秀的文学史.譬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这两位大师的著作,你是如何评价的?特别是后者在大陆的解禁,你觉得其意义何在?而我们对前者,对我们自己的大师,曾经又是那样不公正过.学术作为政治的奴婢,实在是令人扼腕的.

孟繁华：你说的很对.我认为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不仅是现代文学史的奠基之作,而且也是一部史实兼备、才华横溢的文学史著作.他坚实的古代文学修养和文学史的驾驭能力,构建了中国最初的现代文学史的框架.这本文学史著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影响非常深远,它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没有成为过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现代文学史,就没有当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最初的范型.王瑶先生的文学史曾遭遇过不公正的对待,但经典是不能被埋没的.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介绍到大陆之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特别是掀起了大陆研究、阅读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的热潮.夏志清的钩沉确有文学史的功绩.但我认为他对“话语讲述的年代”和“讲述话语的年代”缺乏自觉.在国将不国、民族危亡的时代,如何定义文学的功能是需要讨论的.这也正如“鸳鸯蝴蝶派”、“礼拜六”、“红玫瑰”等不能进入文学史叙述主流一样.在那个时代,当然要更高地肯定鲁、郭、茅、巴、老、曹的功绩.现实关怀不是考量一个作家唯一的尺度,但没有现实关怀的作家一定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所以,我认为夏志清先生钩沉的三位作家只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不是大家.但他的文学史对我们如何评价“非主流”作家还是有一定启发的.

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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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对.我现在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2007年第三期的《小说选刊》又发表了我的另一篇文章《当下文学：期待的和看到的》.我坚持了上述观点.两篇文章都在,这里不必重复.我的观点主要是受到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的启发.他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的中文版序中,谈到他对文学的看法.他说,如果文学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还要那么尖锐地批评日本的现代文学?大意吧.同样的道理,大众文学或大众文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阅读和消费的主流,还有人坚持纯正或严肃的文学写作,本身就应该支持.更何况,我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当然这是指“高端”的文学创作.我们评价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段的文学,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而不是其他.

姜广平：然而,在你评析2005年的中篇小说里,我则又发现了你的立场的转换.你在那篇《经典终结时代的文学——2005年的中篇小说》里说：通俗文化成为当下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其围困和渗透.文化精英决绝的面孔正为谦和所替代；而一些通俗文化的生产者,在民间聚敛了文化资本之后,也转向了文化精英身份的塑造.身份的转换和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文化、文学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可能,更多的精英作家为了生存,转向了通俗文化的生产,然而,那些通俗文化的生产者们,可能由于骨子里的媚俗成份,决定了他们的转身既不可能,也非常艰难. 孟繁华：当然,这样评价当下文学,并不是说我对整体状况没有保留或看法.任何立论都是要有所牺牲或挂一漏万.但我的基本看法没有变.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下文学创作,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作家的心态、创作水准、关心的目标或对象,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上述的表达,是有根据的.但我不能具体列举他们的名字.

姜广平：在这篇文章里,你说及小说创作在方向上急转直下,正在向“小说”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小说完成了历史的期待和过高的自我想像并不堪重负之后,回到了它原来的起点,成为真正的“小说”而不再是“大说”.当然,我一直觉得以年度这样的方式来评判作品这种方式不太可取.因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很多在这一年度发表的作品,原本是创作于前一年甚至更遥远的过去.所以,对小说的公共语境或者批评的语境而言,显然就有点逆情悖理.

孟繁华：对小说正在变为“小说”,我内心很是矛盾或者惶惑.小说的功能不能期待太高,它的作用极其有限.过去是赋予了小说之外太多的要求,所以小说“不堪重负”地回到了“小说”.但小说如果不再关心现实,不再对公共事务感兴趣,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至于以年度的方式评价小说或其它文体形式,确实有问题.文学不是经济生产,评论也不是年度报告.因此,这样写文章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它最多提供了一些创作信息,在学术上的根据非常不充分.你看的很准确.这样评论更多的是缘于刊物的要求.当代文学批评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最近,我将和几位朋友一起检讨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批评的问题,不久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出来.

姜广平：当然,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用年度说话.2006年,文坛最热闹的几件事中,最让人难忘的可能是德国汉学权威顾彬（Wolfgang Kubin）那件事儿了.对顾彬的事儿,你如何看呢?我们很想听听你的看法.冷静地看待顾彬的言论,我觉得人家说得非常准确,譬如：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不高、中国当代作家害怕面对真正的问题、中国作家不懂外语、不敢直面现实、畅销的都是垃圾、中国作家缺乏自己的声音、19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等,这些观点是值得我们正视的.顾彬还指出很多中国作家没有自己的观点,有的时候他们跟着政治走,有的时候跟着市场走.我看现在差不多都是跟着市场走了.不但是作家们这样,连一些学者也都是这样.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论断有时候大失准头.顾彬的另一个观点,我也是非常认同的：中国读者看不起中国文学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不明白哪一个是大作家,哪一个不是.这也可能是中国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好像也不清楚.

孟繁华：首先,关于顾彬教授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报道,是一个被歪曲了的报道.我的同门师弟清华大学肖鹰教授为此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澄清事件原由的文章.我摘抄如下：

事实的真相却是,重庆某报的这篇报道歪曲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