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蚀的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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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又一个繁荣发展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一大批作家挣脱了政治的桎梏,以前所未有的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思想解放带来文学观念的大解放,现实主义的恢复扩大了文学的创作题材,现代主义的引入更是开拓了作家的审美空间,文学在文化开放的背景下融入到“走向世界”的潮流中.80年代中期,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给躁动中寻找突破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视域,原先的知青作家迅速转向,喊出了“文化寻根”的口号,他们先后发表了《我的根》、《文化制约着人类》、《理一理我们的根》、《跨越文化断裂带》等文,强调了开掘“文化岩层”的重要意义,大张旗鼓地倡导“寻根文学”.寻根文学将新时期文学从关注社会政治带入到反思历史文化的层面上,提升了文学的内在品质,韩少功正是这一文学思潮的主将.与钟阿城、莫言、贾平凹等人对民族文化的张扬和肯定不同,韩少功立足于文化改造立场,更注重对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挖掘和理性反思,延续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他从早期知青文学的政治视域转向民族文化的深邃历史,从中探寻和思考造成民族文化的历史重负,努力探索和创建走向世界的民族新文学,成为同时期最具思想锋芒的作家之一,最能体现韩少功文学实力的作品是90年代中期出版的《马桥辞典》,这部小说以新颖独特的文体形式把读者带进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学世界,让人充分领略了作家在文学语言和文化传统间为建构一座新的桥梁通道所崭露的个人才华,在小说中,韩少功用机敏睿智的语言,对“马桥村”民间词语的源头进行考察与阐释,为读者重新建构了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还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六年之后,韩少功出版了新作《暗示》,这部在文体上沿袭“词条”写作方式的作品很难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因为作家在大多数篇章里讨论了生命感知与语言的关系,从“义”与“象”的复杂形态中表达了对当代生活的个体认知,对语言形式的痴迷不仅使韩少功选择了散文化和随笔式的文体形式,有意与“小说”的传统叙事“拧着干”,而且还放弃了作为寻根文学灵魂的启蒙立场与批判精神,以洋洋洒洒的哲学思辨表达了“后现代”语境下对现代文明的全面反思,“我关切社会和历史这样的大事,但愿意与普遍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保持距离,退回到一种比较个人化的立场,也是一种文学的立场”,正是韩少功的这种“文学立场”让我读出了文学后退的意味,无论是对历史的记忆或对中国前现代化进程的描述都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淡和冷漠,在表达个人精神体验时刻意对日常话语的原生意义进行符号学解构,造成词语义项的含混、模糊与倒错,《马桥词典》体现的人文关怀在《暗示》中几乎荡然无存,这使《暗示》成为后现代主义在文学领域的一次先锋性试验和语言文本的无意义耕作,也是作家文学精神蜕变的自我写照.本文试图对两部作品文本义涵的具体梳理,找出作家精神流变的真实轨迹.

二、

历史是一种看不见的存在,语言成为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载体.《马桥辞典》从马桥村残留的民间语词人手,讲述马桥人曾经的苦难历史,从村里的小溪到不远处的大河(江、罗江),从村子的面积分布(马桥弓),到村民所保留的特俗习俗(三月三),从人们的日常称谓(蛮子、老表),到生活的感觉用语(甜),马桥人曾经的痛苦几乎处处都能刺痛我们内心模糊的记忆.作家将历史的碎片拼接成一幅幅鲜活的图画,从古老的民间风俗、到现代的生存方式.引出一段段马桥人的生存故事,展示了贫困封闭的乡村生活的悲剧特质.村里延续和残留着许多特异的民间风俗,处女成亲被视为不吉利(撞红),男方娶亲要有众多亲友粗俗的闹房,否则被视为对女方的轻视(放锅).他们异常迷信,认为语言可以产生特殊魔力(魔咒、嘴煞),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四处游走(飘魂),他们对生命的感受也有特别的语汇,用“流逝”比喻动作的迅捷(流逝),用“火焰”形容“生命力”的强弱(火焰),用“散发”描述他人的死亡(散发),用“贵生”、“满生”、“贱生”来概括人生的不同阶段(贵生),表达了对生命存在的形象感知和悲剧命运的无奈承受.

马桥村的当代生活与古老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儒家礼教在马桥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对权势人物的敬畏是马桥人自觉遵循的社会法则(话份),对女性的歧视可谓根深蒂固,其称谓一律男性化,并加一个“小”作为修饰(小哥),漂亮女子被看作潜在的威胁(不和气),在这样礼教传统熏陶下,村里便出了一个极端厌恶女性的老农罗伯,终身未娶(红花爹爹).与此同时,儒家文化的道德禁忌在它的正向流布时又发生了畸变,道家文化崇尚自由的因子似乎在马桥民间找到了立足点.村民们通过一些特别的民间话语表达对道德禁忌的反叛,他们喜欢唱山歌,尤其喜欢唱带有意味的“觉觉歌”(发歌),喜欢把生活中的事物与性联系在一起,连土地都分“母田”和“公地”,栽种时只有男人才能下田插秧(公地),这种看似粗俗的文化遗风使马桥村保持着一种与内地文化截然不同的原始真率的生命形态,铁香与流浪汉的私奔堪称马桥村最令人震惊的叛逆举动(三耳朵).马桥人对性道德的颠覆表现出原始人性遭遇儒家礼教重压之后在偏远山区的民间遗存和自我张扬,也暗示了儒家文化道德禁忌的虚弱无力,展现了民族精神自由奔放、大胆叛逆的另一个侧面.

与文化寻根的精神指向一脉相承,韩少功在描述马桥人的生命体验时不仅努力挖掘生活表象所传递的文化信息,而且还透过历史的断面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生存动机的复杂性,将生存的细节与生命背后看不见的推力合而为一,揭示出马桥悲剧的历史内涵.万玉对“觉觉歌”的迷恋源于曾经遭受的悲惨经历,他对女性的帮助与关心有着隐秘的变态心理,最后在人们的歧视和冷漠中悲惨地死去.原村里地主茂公的儿子盐早因出身不好而注定背负生活的重负,没人愿意接近和交流,变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渠).另一个同样令人心酸的故事当属罗伯与他侄儿关于“茹饭”的一段语言纠葛,双方为是否“茹饭”发生的话语争执,体现了物质贫困的乡村特有的“黑色幽默”,隐含着中国农民对饥饿年代生存痛苦刻骨铭心的记忆.

韩少功用生动的语言将民族历史浓缩于一段狭小的时空,以精细而锋利的笔触刻画了马桥农民极端贫穷痛苦的生存真相,在对游离于主流文化边缘的民间文化的描绘中,揭开了被忽略、被掩饰、被遗忘的民族伤痛,这正是《马桥词典》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蕴.

三、

《暗示》沿袭了《马桥词典》的写作方法,通过对词条的逐一阐释完成了新的文学体式的建构,作家明显受到现代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影响,试图以语言为媒介,挖掘潜伏在词语表象后的多重意象,探寻“义”与“象”之间的复杂关联,解构语言承载的社会“义涵”.作品分 “隐秘的信息”、“具象在人生中”、“具象在社会中”、“言与象的互在”四个部分,对多条词语进行了边界不定、深度不同的意义阐释,作家放弃了寻根文学所坚持的文化重现和历史反思的价值立场,与《马桥词典》有了截然不同的创作走向.

“隐秘的信息”讨论了作为意义存储器的语言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以知青生活为记忆支点,列出“场景”、“眼睛”、“声调”、“证据”、“军装”、“裸体”、“忠字舞”、“《红太阳》”等31条词语,将语言的表层信息与记忆中时期的生活连接在一起,通过词语义象的开掘,重现消失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老木用一块手表换来一件军装却因出身不好遭到毒打并被抢走(军装);“高君”无意中在抽屉里翻到父亲在国民党军队当兵的材料吓得哇哇大哭,由此走上造反的道路(证据);小雁的演讲在男知青的挑衅中会突然变得尖锐刺耳(声调),这些看似普通的词语和特殊的年代构成不可分割的记忆关联.老木在生活经历巨大坎坷发迹后生活放浪形骸却对歌曲念念不忘(《红太阳》),四满书记回到乡下的和蔼与在城里做干部的粗暴判若两人,说明环境会对人产生极大精神制约(场景).生活之流会打破语言原本的意义边界,增添许多复杂甚至相悖的图像和色彩,在对其内部意涵解析时不可停留于对词语表层信息的简单反射.

“具象在人生中”是对前一辑所涉语言意象的扩展,作者在对生活的历史回顾中罗列了一长串词语,从中挖掘出生活意象传达的个体经验和心理感觉,知青的故事便有了跟大众流行话语全然不同的意义内涵,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主要出于对苏联革命的模仿(记忆),集体生活解体不是源于观念的进步而是源于爱情的萌芽(爱情),老知青的聚会更印证了感觉力量对观念的超越(怀旧),作者在本辑中讲述了许多关于表象掩盖本质、“感觉”淹没理性的生活实例,大头被表扬完全是一种狡猾的伪装(传说),易眼镜杀则是瞬间的情绪失控(情绪化);高君的投机专营源于对角色扮演的无意识进入(角色),论证了生命的本质在于自我感觉的真实体验.

“具象在社会中”主要讨论作为生活表象的语言符号包含的社会文化内涵,认为中国文化繁荣的主因是重文轻象(文以载道),许多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是因为他们延续了民族传统的感性基因(夷),闹学潮时大川一副领袖派头,明显是受到政治符号的制约(学潮),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电视传媒对新闻的放大和炒作淹没了事实本身(包装),因此中国观众眼里看到的美国与小雁眼中的美国相去甚远(商业媒体),现代化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作为表象的物质存在对生命意义的遮蔽和消解.

“言与象的互在”讨论言与象的复杂关系和意义错位,社会生活像多声道混录带很难通过语言予以清晰描述(语言),记忆往往停留于某些特殊的场景和语言之中(秘密),许多词语会因生活的流变形成语义错位的“暗语”,今天许多人喜欢“开会”是因为开会时可以漫无边际的闲聊(开会),大队书记的女儿到城里当了“小姐”反而引以自豪(小姐),某些词语表现出言与象的混杂(伪善),某些词语呈现象与言的分离(烟斗),武斗是作为文化符号的阶级斗争理论带来的恶果(残忍),而对某些概念的隔膜与曲解则是因为时空的阻隔(极端年代),总之,言与象的错位表明任何符号不可能显示事物存在的全部意义.

文学是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小说的魅力正在于作家运用语言符号对人类生命体验的感觉还原,对词语意义的讨论和剖析毫无疑问更多属于哲学和语言学的认知范畴,《暗示》以词语为中介产生的意义联想和经验陈述不过是作家人生感悟的自我言说,亦可比喻为“多声道混录机”,混杂着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宗教学以及后现代理论的多重声音,文学自身的音量显得十分混沌而微弱,相反,《马桥词典》则带有鲜活灵动的生活图景,作家对马桥村生活形态有着多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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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多种色彩的刻画,以语言的载体将读者带人到具体可感的历史语境中,让读者感受到生命过程的艰辛与沉重,由远及近,娓娓道来,有着极为分明的文学旋律;《暗示》只是借助零散的语词阐释破碎的人生经验,以语言符号验证生命存在与物质表象的无逻辑关联,将读者逐出逻辑理性构筑的生活场域,借用韩少功在《暗示》中的说法,那就是前者更多是对“象”的描述,后者则是“言”的堆积.从这个意义上讲,《暗示》是作家文学精神的严重后退.

四、

文学精神还包含更重要的义项,那就是作家通过作品所传达的对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和社会道义的价值立场.《马桥词典》在对马桥村历史的透视中,不仅考察了文化在语言中的延续和传承,而且将写作重心准确地移植到文化的生命载体――马桥村民身上,以民间语言为切入点,讲述一个个充满悲情的人生故事,无论是曾经的漫长历史,还是正在延续的“现代”生活,都是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透过词语的表象,可以看到他们因物质的极端穷困和为生存而艰难挣扎的忧伤和痛苦,罗伯对侄儿的“绝情”源于自己也无米为炊,村民挖野坟时对莴玮的幻想是极度饥饿中产生的精神幻象,历史的重负在马桥村民身上一代代延续.小说将农民的贫困苦难与乡村文化的贫弱匮乏连接在一起,以大量的词条描述了儒家文化的礼教观、禅道文化的精神超脱给农民造成的精神扭曲,他们要么成为忍辱负重的普通小民,要么成为自我放逐的流浪乞丐,愚昧落后的乡村文化不断制造扭曲变态的人生,即使到了经济改革的八十年代,现代文明依然未能真正进入农民的精神生活中.韩少功对马桥农民悲剧的描述,让读者看到了中国农民承载的无尽苦难,展示了寻根文学的价值立场,显现了作家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


《暗示》不仅是作家“文化寻根”立场的转向,也是启蒙主义文学精神的全面消解.作家以“言与象的互在”为立足点,以充满哲学思辨的语言对生活中义涵丰富的“言词”由表及里进行剖析,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滥觞,使作家“对语言这个符号体系给予怀疑、挑战、拆解,最后追击到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老巢,重炮猛轰一通”,于是整个作品陷入对语言符号多重意象的文本解析中,从而远离《马桥词典》特有的人文关怀,笔下的人物也只是概念演绎的形象论据,知青老木的人生百态是“军装”、“《红太阳》”、“卡拉OK”、“伪善”等词语的合成物,不仅充分印证了“言”与“象”的错位或多元形态.而且证实了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小雁、大川则跟“声调”、“秘密”、“学潮”、“党八股”这些概念符号联系在一起,作者有意放大他们生活中的某些细节或某个断面,以强调“象”对“言”的逾越和覆盖,知青生活的苦难与艰辛被刻意淡化,他们对曾经历史的真实感受被遮蔽和模糊.为了说明“场景”的规范力和制约性,把因贪腐被双规的县委书记描绘成回到乡下便亲近乡民的亲民领导,把投机钻营的高君说成是角色扮演造成的性格扭曲,似乎从词语的 解读中发现了人性的悖谬和矛盾,实际上有意回避了生活中必须作出的道义辨析和价值评判.当文学作品中承载的道德理性被否定,文明传统被抛弃,精神价值被忽略,当生命的复杂感受被后现代理论逐一抽空,残留下一堆光怪陆离的语言符号,这样的文学形式正在远离文学的灵魂.

毫无疑问,作家的转向与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密切相关,两种思潮的崛起形成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蒙现代性”的合围.批判与声讨、否定与解构的声浪此起彼伏,以文化反思为核心的寻根文学遭遇冲击,导致许多作家文学精神迷失甚至“破裂”,韩少功作为文学转型的代表,在《暗示》中留下了大量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印记,雨香追求物质文明在都市中的精神痛苦被忽略,下层民众对物质现代化的渴望遭到嘲笑,老木的贪婪、放纵被人性本身的“自私”、“真率”所包容.中知青的人生苦难被淡化,留下的往往是温情脉脉的记忆,社会转型的矛盾性,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人类精神的复杂性,以及原本只是“前现代”语境中特有的生活图景均被视为“现代性”支离破碎的意象符号遭到解构,照搬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先进理论”不仅造成了“义”与“象”的脱节,更意味着作家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背弃和逃离.

作者对政治历史的“和解”姿态也令人迷惑不解,不仅对和知青生活并无“抱怨”和“伤感”.相反倒认为批评历史的言论只是看见一点破碎的“表象”,有主观夸大负面意义的嫌疑,在作者记忆中,并无打砸抢的激进和变态,因此参与者无需忏悔.即使武斗也只是短时期出现的“人性失态”,野蛮的杀戮主要是受“文化符号”的误导(阶级斗争理论),言外之意无需在现实中进一步深究.作者甚至挖掘出的“正面意义”:“式的教育革命如果说获得了成果,那么首要的成果就是人文理性重新扎稳了根基,打掉了知识界的软骨症和幻想症”.,这一颇有“新意”的结论让人深感吃惊,如果“”如作者所言让知识分子产生了人文理性的伟大成果,那么70年代末期何至于非要倡导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洋洋洒洒一百多个词条里,作家似乎只对现实世界的“表象”兴致勃勃,极力展示华丽优雅的“语言舞蹈”,面对百姓生存的艰难以及泛滥成灾的腐败或轻描淡写,或视而不见,似乎生活的真相跟文学的主题无关,历史只是人与事物的表象连缀.这位曾经在中国文坛充满锐气的寻根文学主将,在《暗示》中有意逃离对现实生活的参与深度,消解社会历史的本质特点,放弃人文主义的批判意识,其文学锋芒的大面积锈蚀实在令人慨叹不已.

《暗示》出版后,许多评论家都给予正面的肯定,把作家对文学的“解构”称之为后现代理论视域下“文体建构”的成功尝试,但我更关注作家本身的精神体验和思想锋芒,如果作家的精神因生活的困惑而逃逸,如果思想的刀锋因时间的浸泡而锈蚀,这对当代文学界或作家自己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南帆曾说:“如果现代社会的文学丧失了尖锐的意义从而与现实达成和解,甚至销声匿迹,这并不表明那个古老的同质世界又重新降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文学与意识形态的默契”.,这是否是韩少功文学精神蜕变的真正原因,需要时间进一步验证.

注释:

①分别参见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J],1985(5);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N],1985-07-06;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J],1985(6);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N],1985-07-13.

②韩少功、王尧,语言:展开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双翼《韩少功研究资料》(p85);吴义勘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5

③同上(P86)

④见词条“极端年代”,《暗示》P36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⑤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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