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朔笔下“多余人”形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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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五四时期,郁达夫以其大胆的袒露和近乎直白的表述登上文坛,塑造出一批经典隽永的“零余者”形象.20世纪十年代,王朔同样描述着一群当下时代语境中特殊的“多余人”形象――“顽主”.本文将新旧两个时期的“多余人”进行对比分析,以诠释“多余人”形象在文学长廊中构成独特艺术景观的巨大意义.

关 键 词 :郁达夫王朔多余人文学意义

“‘多余人’即‘零余者’,其原型来源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没落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沙皇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又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因而自暴自弃,在游戏人生中浪抛生命,成为社会多余人.”[1]

郁达夫以《沉沦》为代表的系列小说中也出现了“中国式”的多余人.他们多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于理想与现实交界的边缘,无助地承受着时代给予他们的难以忍受的精神煎熬.他们地位卑微,备受歧视,处境孤独寂寞,在人生之路的探索初始,怀揣个人理想,有所追求,但理想破灭后就变得郁闷彷徨,终日颓废哀伤.无独有偶,时至今日,新时期的“多余人”又在王朔独特的行文和“调侃式”的个性化语言中诞生了.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大肆冲击下,王朔笔下的“顽主”们将自己抛出社会主流的生活轨道,将自我边缘化,以极具个性的方式阐释着他们的“生活哲学”.他们用玩世不恭的调侃方式行走于世界,成为新时期的“多余人”.新旧两个时期的“多余人”形象共同构成了文学长廊上独特的艺术景观.

一、郁达夫、王朔小说中“多余人”形象分析

郁达夫,因其大胆的自我暴露、自然洒脱的笔调、强烈的主观抒彩,开创了“沉沦派”小说的创作路向,成为享有盛名的一代文学巨匠.王朔,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的闪亮之星,1988年其作品《顽主》、《浮出海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橡皮人》同时被改编成电影,这一年被定为“王朔年”.通读两位作家的小说作品,我们难以忽视作品中极力凸显的一群“多余人”,其中又尤以男性青年居多.本文将以对比之方法,纵横之视角梳理出这群形象的个性特质.

(一)生活中的流浪者 郁达夫笔下众多的“多余人”被赋予流浪者的悲剧色彩,他们被现实的遭遇逼迫着逃离生活的圈子.有的漂流异国他乡,如《沉沦》的主人公“他”,十七岁便随兄嫂漂泊到了日本,有的奔窜于非正常的生活中却被爱人所抛弃,如《迷羊》中的“我”,嬉戏游玩于上海、南京、天津等颓唐世界里,最后竟成了月英的 “弃夫”,有的流离于乱世,他们是乱世的“流浪者”,如《烟影》中的文朴,“北不能顾妻室,南不能归故里.”[2]这些男性“流浪者” 犹如“透明人”一样,终日多愁善感、郁郁寡欢,被漠视、被排斥、被遗忘在黑暗的角落里,仿佛生来就没有他们的归属.又如《沉沦》中的“他”在中国是个孤苦的人儿,在日本是个伶仃的学子,当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追求着真挚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时,日本人的侮辱和嘲弄,致使他的心理发生了极端的变化,“他们是日本人,他们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沉沦》) 但在“他”还未复仇之前,“他”就已化身为海水的白沫了.

对比郁达夫和王朔小说中的流浪者,郁达夫所描绘的“多余人”略显含蓄了些,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狭小世界里自怨自艾,最后以极端的方式将自我毁灭.他们的死只是自我流浪的终结、自我苦闷的解脱,有点自生自灭的意味,而死丝毫没有引起人民大众或者是统治阶级的同情与重视.“使读者于享乐中不至于引起实际情感.”[4]如果说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人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式的“借愁浇愁”,那么王朔的主人公更能引起社会的共鸣,更能写出社会底层“多余人”罪恶的共性.他笔下描绘的流浪者多是社会底层青年的缩影,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边缘人”或者是戕害着周遭的人和整个社会,或者是如死尸一样毫无生气活着的具象.如《橡皮人》中的主人公,他们以女色为诱饵,倒卖汽车、彩电,疯狂地四处寻找机会挖社会主义的墙角,他们是道德法律的“流浪者”,极具腐蚀性和破坏性,再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主人公张明,他漠视道德,触犯法律,与同伙化装成去敲诈勒索港商及外国人,在偏离社会正常轨道的罪恶深渊中放逐

(二)空灵世界的颓废者“国内的研究依然反复强调‘感伤颓废是郁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 [5]《沉沦》开篇就写到“他近来孤冷得可怜”,“他的早熟的性格竟把他挤到与世人不相容的境地去.”(《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主人公“我”也意识到了“自去年以来,自己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在这些众多作品中,郁达夫大量使用灰暗伤感的底色,阴冷颤抖的线条来描绘社会的罪恶和生活的凄苦,以及主人公精神世界的颓废,点染出“多余人”的精神层面的特点.他们自卑而又颓唐,精神极度苦闷,以至于被迫进行自我折磨.他们骂自己是懦夫,想象世人都仇视他们,轻视他们.在自贬的过程中,以脱离自我、攻击自我、泯灭自我的来获得一种虚假的、以牺牲自我的生命力为代价的心理平衡,在潜意识中将自己的否定掉,将自我的理想毁灭掉.

弗莱曾说:“探寻原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1]郁达夫小说中的颓废者形象多少有他自卑心理的原型.“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已自牧”,是“文坛三绝”. [6]贫穷的家境、瘦弱的病躯、平凡的相貌、耻辱的留学生活等等,都造成了郁达夫的自卑特质.而作品中的颓废者实际是作者“自卑原型”在作品中的延续.无独有偶,王朔小说中的颓废色彩也非常浓厚.《空中小姐》中的“我”复员后“回到了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弛的老百姓的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迅速向前冲去的头晕目眩.”《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的张明更是“颓废者”的典型代表.他生活腐化,精神世界更是颓废到了极点.他与方方干着敲诈勒索的无耻勾当,在玩弄完纯情的女大学生吴迪后,居然丧尽天良逼良为娼,为自己的享乐而残害人性美好的一面.正如王朔自己说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他在小说中流露出的是“极其陈腐极其庸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无知者无畏》).他的小说所表现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过是:一切都是骗人的、没用的,只有感官满足是实在的,所以感官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是困扰哲学数千年的命题.与之衍生的关于“真、善、美”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历来已久且硕果累累.但对丑的暴露和描摹,对审丑的热衷和追逐,始兴盛于近代.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朔以他的先锋形象在文学的世界里肆虐地流浪、放荡,他要将人类几千年建立的虚伪文明摧毁,将人类最本质的恶呈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说王朔对“恶与丑”的解构达到了相当精湛的水准,究其原因,是与受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垮掉的一代”大多是玩世不恭的现代青年,他们笃信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的文学创作理念往往是自发的,有时甚至非常混乱.“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通常广受争议,原因是这些作品通常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和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甚至粗糙.王朔无论在精神世界的颓唐还是在文字上的轻薄都具有明显的“垮掉的一代”的特质.

(三)性爱世界的狂欢者爱情和性始终是千百年来文学彰显的母体,从古希腊神话的人神之恋到中国世俗小说《金瓶梅》的男欢女爱,文学对性爱的态度一直在肯定与否定的两端滑动,其包含的价值判断更多于文学色彩.但郁达夫、王朔二人把性爱融进了人物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中,他们对主人公的性爱行为持“零度写作”的态度.因为在作者的小说中性已不是道德或者价值观念的承载,而是主人公内在情感的诉求,哪怕他们放荡淫逸,作者也只把他们看作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抗和宣泄,一种疏导自我矛盾的特殊方式.更为可贵的是,郁、王二人对性心理的深刻剖析突破了传统文学平面式的叙述,力透纸背,发人深思.

在《沉沦》中,主人公先是,继而窥视旅馆老板的女儿洗澡,接着又偷看野外男女的野合,最后自甘堕落到妓院里破了自己的童贞.作者撕破中国几千年“儒雅”、“羞涩”的封建外衣,用文字舞蹈着对性爱世界的狂欢.这种狂欢在散文《还乡记》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出于对爱情无尽的幻想,主人公在车站将一个陌生女子“恍惚”成了他的伙伴,并做出种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这种带有神经质的“性格分裂“和“性幻想”使文本的品质的到了极大地提升.钱杏在《郁达夫》一书中这样分析到:“由压抑生出苦闷,由苦闷陷入悲观,由悲观而作践自己,造成种种恶劣心境,颓败人生,自取灭亡等”生而无为,生而自哀,生不能为自己的精神找到理想家园,郁达夫只有将生之苦闷发泄到性的狂欢里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常常将“自我”放大为他的创作母题,他对性爱的描写观照于他自身.而王朔小说中的性则来源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群像,其原始形象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小说《许爷》中有直白的描述:“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堕落,社会风气已开始追求享受,姑娘们一顿饭就可以跟你上床.”“我和吴建新几乎也不虚度,天天走马换将,就像日本人到了香港疯狂采购.”社会风气的改变和商业经济的冲击使得人们的性观念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在工业文明中,人们的情感已经钙化了,变得不堪一击了.爱情已经不是古典纯情的代言人,而变成了带有生理上标志性符号的麻醉药剂.

二、“多余人”形象的文学建构意义和启示

郁达夫、王朔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不仅是时代转型的产物和作者内在情绪的代言人,更是一种文学典型形象的逐步生与并日趋丰满.如果说郁达夫敲开了描写多余人、边缘语境的题材之门,那么王朔则无疑拓展了这一表现领域,并把它推向了与时代脉搏共律动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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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重男性群体的“多余人”形象群对比郁达夫、王朔的作品,不管是《沉沦》还是《春风沉醉的晚上》,无论是《顽主》抑或是《动物凶猛》,其着力渲染的主人公均为青年男性.文本的话语权、作者一腔的感情和寄托均赋予给了这个或颓废迷茫,或彷徨苦闷,或叛逆乖戾的男性“多余人”形象群.用今天的审美眼光去看,这群“非主流的”、“愤青的”、“边缘化的”中国特色的“嬉皮士”构成了作者整个文学世界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且一直贯穿于其创作的始末.

假如作者是有意塑造了这样一个群体,那这正好证明了男性零余者在作者创作观和表现观里的特殊地位和非凡意义.他们本是被主流意识所包装的那群新文化、新思想的发起者,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后继者,但到了郁达夫、王朔二人笔下却成了一群愁闷、孤寂、压抑的多余人.主流话语权往往忽视了个体的存在和个性的光彩,他们笔下的人物,是虚构的崇高和伟大,是供人们顶礼膜拜的“文学木偶”.而郁达夫、王朔则大胆地再现了文学人物身上栩栩如生的自我色彩,他们二人主动擦去了主流社会给文学抹上的金色晕圈,摒弃带政治色彩的放大镜,带着人性、人情的肉眼重新凝视这些青涩的“零余者”形象――他们迷惘着、探索着,既有奋发有为的热情,又有前程未卜的苦闷,既有坚强果敢的开创性,也有优柔寡断的犹豫心.作者从英雄主义的背立面为我们重塑了这样一群男性零余人形象,还我们一个完整的、丰满的时代印象.

假如作者是无意识创作了这样一个群体,那么,这更加有力地反证了男性群体零余者的文学典型意义.巧合的背后潜藏着深沉的文化含义和民族心理.集体无意识的忽视正说明我们文化自省的严重缺失.为什么颓丧的是一群男性“垮掉”的男性意味着什么文学史没能给予充分的阐释,社会也没有倾注太多的情感关注,这无疑给民族留下了隐性的顽疾.众所周知,郁达夫、王朔二人均处在社会急剧转型和变革的时期,他们作品中的“零余人”也正是时代语境和社会性双重作用的产物,带有很强的典型性.乱世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摧毁健全的社会机制和稳定的社会状态,突然打破的社会格局对一部分人而言也许意味着大浪淘沙的机遇,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苦闷、彷徨、不安,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忽略这种忧虑、哀伤、恐惧的心理即是忽略了民族品格的健全和完善.比如王朔笔下的“顽主”,他们内心郁积着苦闷和压抑,这种情绪一旦得不到宣泄和释放往往就只有通过恶作剧的报复和破坏来求得自我的平衡.这群“顽主”、“零余人”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时代的侧面和局部,很可能关系着整个民族大局和全民状态.假如这种叛逆、玩世不恭长期积压在我们的民族情绪和无意识中,那么它终将贻害无穷,在一代又一代中恶性循环.

(二)对传统文学形象的颠覆中国传统文学品质有两个特点:一是雅,二是俗.但郁达夫、王朔的作品却剑走偏锋,塑造了“颓”、“痞”的文学新形象.他们二人一前一后,竖起了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两座指向标.

从纵向上看,郁达夫、王朔颠覆了传统文学的英雄主义形象.无论是雅文化还是俗文化,传统文学都有英雄情结的偏爱.曹操《东临碣石》篇里那个气宇轩昂、观临沧海的伟岸英雄,曹植《白马篇》里那个风度翩翩的燕赵游侠,魏晋风度、大唐气象,这些以男性为主的英雄形象散布在文学的瀚海中.乃至后来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章回体小说,其形象核心仍是那群叱诧风云、刀光剑影的男性英雄汉子.但是到了郁达夫的笔下,男性形象便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里面也带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7]王朔笔下则是都市生活中反叛的顽主.这里的男性不再是“雄姿英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英豪,而是有血有肉、有喜有忧的生活化的男子.他们的“颓”、“痞”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

从横向上看,郁达夫、王朔笔下的文学形象是时代的另类.在二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鲁迅无疑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他精悍的短篇小说、犀利的杂文一度被誉为“投”“”,此外,以叶绍钧、许地山、冰心、庐隐为代表的问题小说派,以文学研究会为中坚的写实主义小说派都实力非凡.郁达夫怀揣着他那理想主义的文学创作观,带着“多余人”的形象新体式,跌跌撞撞的闯进了现当代主流文学的殿堂.以《沉沦》的出版为导火线,各方评论纷沓而至.“褒之者认为他真实地书写了青年的时代病,开创了小说的新题材,标志着‘自我小说’的兴起,贬之者认为他为‘诲淫’,是不道德,不端方的文学”.[8]而王朔的出现,更被认为是一种现象,一种变异,“等小说向读者展示了逸淫、奸诈、粗野的犯罪角落的乐趣,等宣扬了资产阶级人生观等”[9]“流氓文化”、“痞子文化”之词屡见报端.撇开评论家的唾沫星子,就文本本身价值而言,郁、王二人的“另类”不失为对传统文学形象别出心裁的颠覆,而恰恰是这种大胆的颠覆创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情趣上的“边缘之美”,使文学创作摆脱了时代品味的制约,发出了来自另一个美学语境的强音.

(三)文学接受观与消费观的新创来看看郁达夫、王朔二人给自己写的序言:“等以己为例,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我的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找那些可怜的读者.得意的诸君,你们不要来买吧因为这书,与你们的思想感情,完全无关涉,你们买了读了,也不能增添我的光荣.等”[10] “等忙着做生意忙着翻两番的不敢耽误你的时间,立志做学问,理想超出圣人的你也别掏这份钱,回头再惊着你.我希望我这书的买家是那些倒霉的、无聊的、每天没什么念想没什么指望的等” [11]

二人的自序是惊人的一致,口吻、语气都非常契合,满是一副我行我素的高姿态.但细品之下,桀骜不驯的背后都暗含着接受主体的明确指向性,即作者对隐含读者的期待是有意识和有目标的,他们的整个创作都是为了“贫民窟、破庙里那群倒霉的、无聊的”多余人.作者的创作动机非常明确,是功利的,其创作无非是用虚构的情节抒写自我真实的情感,既解构了苦闷的人生,又与读者一起解构了这个荒诞的世界,在反讽、戏谑中达到文本与世界、读者与作者的交流和情感的共鸣,最终释放苦闷与压抑,达到自我的澄明与升华.

郁达夫、王朔不约而同地尝试着这种针对某一读者群而创作的文学消费观,并以读者为中心建构文学形象和文学世界.作品的美学价值只在它所召唤和假定的隐含读者那儿实现.而隐含读者的审美体验也同时在文本里唤起共鸣.读者只关心他想要的,而不是作者主体意识强加的.另一方面,文学的消费观更个性化了.传统的“立意”、“内涵”不再成为文本追求的客观标准,文学也不再是政治或道德的留声机,它是自在的、自洽的,因文学而文学.作者可以不用仰人鼻息,为迎合某种主宰力量而约束自己的话闸子.作者的创作被解放出来了,他可以完全顺应自我的表达需要,发出自我的声音.所以,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既有作者的呢喃自语又有如痴如醉的癫狂之语,他在作品中尽情的释放着自己的感情和理想追求,在文学的世界中与读者、叙述者达到内化的统一和谐.

总之,在文学的发展链条上,郁达夫、王朔是两座绕不过的高峰,他们作品里所塑造的林林总总的“现实生活的流浪者”“空灵世界的颓废者”“性爱世界的狂欢者”对文学史典型形象的建构和后继作家作品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无论是性格特征的借鉴,还是人物气质的折射,抑或是显而易见的启示,或者是不可名状的渗透,总之是那种细胞繁殖般的再生力和细菌感染般的传递力把不同时代、前后相继的“多余人”形象群从郁达夫的笔下传接到了王以仁、王朔乃至80后作家石康、孙睿笔下.这一路走来,虽趣理渐殊,但旨意仍存且味道更浓.

注释:

[1]《论郁达夫小说的零余者形象》[J].广州大学出版社2005,7(7):123

[2]沈影红.《论郁达夫小说的零余者形象》广州大学学报[J] .2005,7(7):48

[3]李杭春、陈建新、陈力君《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苏雪林<郁达夫论>》[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26

[4]许子东《郁达夫新论》[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289

[5]李杭春、陈建新、陈力君《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郭沫若<再谈郁达夫>》 [C]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89

[6] 郁达夫《沉沦自序 》 [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7,85

[7] 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 [C]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7,50

[8]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 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7,316

[9]王自立 陈子善 主编 《郁达夫研究资料》[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186

[10]《重庆晨报》2007年08月09日版文化副刊

[11]王先霈 ,王耀辉 《文学欣赏导引》[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