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奈特同谁“较劲”、又同什么“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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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1-0017-5

西方的比较文学危机及其出路,一直成为不少西方比较文学者驱之不去的梦魇和心病.它既在20世纪的“理论研究”和“文化转向”的浪潮中觅活,又在21世纪初的“理论终结”和“学科之死”的宣言中求生.就此而言,2003年,斯皮瓦克在其《学科之死》中提出“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原点,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比较文学定义”的主张,不失为道出其顽固病症的一大“病因”.然而,在2006年的英国《比较文学批评研究》3期上,苏珊巴斯奈特发表了她的回应文章《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在文中她反其道地认为：“比较文学的危机,源自于过分规定性与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的结合”,并声称她一直“有意”在与比较文学“较劲”.

斯皮瓦克和巴斯奈特二人,不仅对比较文学的危机诊断出了上述对立的两个“病因”,而且也随之开出了两个对立并“较劲”的“处方”：对兼有美、印双元文化身份的斯皮瓦克来说,她“反对全球化观念,赞成想象的星球化”,是旨在廓清“全球化”语境下,由于西方对他者通过资本体系的交换原则进行不平等的掠取和输出,从而强迫人们接受源自西方并无处不在的价值观和交换体系,因而主张以“星球化”来解构欧洲中心强势文化掌控下的旧比较文学,以开创一个确保全“星球化”学者平等对话的新生比较文学.斯皮瓦克说到了当今多元文化时代的西方比较文学弊病所在,然而“星球化”的设想,却又类似佛教冀求脱离苦海的“涅”,虚无飘渺也难以捕捉.

对此,巴斯奈特与之“较劲”,无可非议.然而,令人惊诧的却是,自称为“欧洲的学者”的巴斯奈特,却将斯皮瓦克的上述主张指称为“贱民观”(贱民,印度种姓制中的最群),而且还壁垒分明地区分说道：“特别适于巴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就像斯皮瓦克的主张对那些从其它地方来研究北半球的伟大文学传统那样有效.然而对我们这些以此传统为出发点的学者来说,这样的范式没有任何的帮助.”并进而提出,“对欧洲的学者来说,问题依然是探索比较文学的新方向”.可见,巴斯奈特要与之“较劲”的是非欧洲的“其它地方”学者.而她所要“较劲”的则是,如同她在文中说的：“过去,迷失方向的比较文学要确定比较该如何进行,就人为地划定一些界限,并对某些理论进行规定.等这两种方法受制于对边界的限定,而与比较观自身在较劲.”

那么,巴斯奈特的“比较观自身”又是什么呢

她的“比较观自身”就完全是她一元而非多元的欧洲中心经典观,即她说的“这些学者学术的形成深受希腊、拉丁经典的影响,圣经、日耳曼史诗、但丁、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卢梭、伏尔泰、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后浪漫主义、19和20世纪的小说家等无不影响着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或借用、或翻译、或剽窃、或强占经典而创作的作品,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阻挡地贯穿到今天任何人的书写意识中.”

而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新方向”,也正是基于其一元欧洲经典观的再次“全球化”：“今天有必要再次审视我们的经典观,尤其是要审视西方的奠基性文本进入到其它文学的途径――以各种新奇的方法对西方经典的翻译、模仿与改写,如自然主义对印度南部文学的影响,圣卢西亚诺贝尔奖得主沃尔科特对荷马以及史诗传统的创造性运用.以及中国当前繁荣的翻译.比较文学需要着手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关注经典和奠基性文本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作用和地位,等”

对其上述言说立场,她坦承自己“作为欧洲的学者,不能忘记我们的立场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的关系,这也很重要”.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她的“较劲”逻辑是,从一元的欧洲中心经典观到一元的欧洲中心经典的全球化,再到一元的欧洲中心比较文学观.一个21世纪新版的“似乎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

就此,巴斯奈特既比不上她的“导师”及其“导师”的导师,也比不上众多的前辈和同辈的西方学者.因为,早在20世纪下半期,西方的众多学者就已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学文化特点,并敏锐地觉察到以往比较文学的局限和它的新发展趋势.美国学者纪廉认为,“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是,或应该是这么多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准备达致的.”艾琼伯则说,没有东方,特别是没有中国,比较文学便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而对当今多元文化时代的经典认定,佛克玛清楚地指出,“文本的选择来自一个复杂的选择标准,这个标准往往来自某一特定的世界观或社会政治实践.从历史的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它们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具有吸引力.”厄尔迈纳也同样明确强调：“西方文学及其众多熟悉的假设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只不过是一个特例,完全没有资格声称是一切的标准”.

至于巴斯奈特所说的欧洲经典“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阻挡地贯穿到今天任何人的书写意识中”,也是既过之、又绝对.因为今天任何人的书写意识中,除欧洲经典的影响外,也都还有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当代墨西哥历史学家米盖尔莱翁伯蒂亚研究指出,即使存活下来不多的印第安人土著纳华语,“也承载着我们的文化,其中有许多东西一直延续到今天,存在于我们身上.”对于早已身处当今全球多元文化时代的巴斯奈特来说,她仍在“较劲”并坚守的一元欧洲经典立场,真让人感到“东海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同样,对她由此而来的一元欧洲经典全球化的“比较文学新方向”,则更显出其欧洲一元经典比较观的偏见及其论说的逻辑混乱.众所周知,古代东方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以及近现代欧洲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影响,都是客观存在.《天方夜谭》给每一代英国读者和“其它地方”读者所带来的欢乐和教益,就如同莎士比亚也给“其它地方”和英国读者带来的欢乐和教益一样.这正如歌德早就说过的：“世界是我们扩大了的家园,它给予我们的,同自己祖国所给予的同样多.”而且任何一个比较文学者都知道前辈比较文学家维斯坦因的名言：“接受影响既不是耻辱,给予影响也没有荣誉.”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巴斯奈特自己在文中论述她的观点时,所列举的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例子,反倒成了否定其一元欧洲经典全球化、并反证当今多元文化经典比较观作用的论据.她说：“比如,庞德翻译的中国诗歌《神州集》(假如能称作翻译的话)的意义,在于这些诗歌出版的那个历史时刻是怎样被阅读的.休肯纳在其著作《庞德时代》中指出,《神州集》最初是对中国古诗词的翻译,这也是庞德的意图,但在接受过程中转变为战争诗歌,被佛兰德斯战壕中的士兵用来对付战争的恐惧.等结果使其变成了一系列特别的诗歌,人们把它当作具有强烈意象的诗歌来阅读,并与大战的痛苦与茫然形成了共鸣,而主要不是当作一种异域的翻译来阅读.这些诗歌一方面成为新一代诗人的典范,争相把战争的恐惧作为特有的诗歌主题,另一方面在英语读者头脑中设定了一种中 国诗歌的定势,也为后来译者建立了基准.”这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在当今全球多元文化时代,倒是非西方经典的“中国诗歌《神州集》”,当它和其它诗歌“进行比较”时,不但不是“对西方经典的翻译、模仿与改写”,也根本不是“经典和奠基性文本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作用和地位”而恰恰是中国诗歌的经典(如果套用巴斯奈特在文中的表述),“一方面成为新一代诗人的典范,争相把战争的恐惧作为特有的诗歌主题,另一方面在英语读者头脑中设定了一种中国诗歌的定势,也为后来译者建立了基准.”应该说,这才是比较文学新方向的当然内涵之一,即与时俱进的全球多元文学经典比较观,而非一元的欧洲中心经典比较观.

由此可知,巴斯奈特所主张的“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这一翻译观,也是基于其一元的欧洲中心经典比较观.唯此她才会说,第一任土耳其总统凯末尔阿塔土克领导的土耳其现代化变革,就因为“系统翻译了那些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关键性的奠基之作”.也唯此,她才会将中国当今的改革开放及其飞速发展的经济,也归于对西方经典的翻译.翻译西方经典,对“其它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决定性作用,这正如钱锺书批评黑格尔所言：“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

看来,对“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在与比较文学较劲”的巴斯奈特来说,她应当“有意”较劲的是她的欧洲中心观.因为她也看到：“在西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个学科的衰落,而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比较文学,或贴上了,其它标签,却一派欣欣向荣.”但她不清楚为什么一枯一荣因为她如迈纳所指出,表现了“我们中间那种认为研究西方文学的人不需要广泛阅读其他民族文学的不良倾向.”因此,她不清楚除欧洲经典之外的“其它地方”经典,除欧洲之外的“其它地方”语言,除欧洲之外的“其它地方”文化.生前被誉为“欧洲汉学第―人”的艾田伯,早在40年前就说过：“如果没有读过哪怕英译本的《膝栗毛》,或者读过哪怕法译本的《西游记》等会有哪个欧洲人胆敢奢谈总体小说呢”而在40年后,与巴斯奈特同行并又在同刊同期发表评论的英国汤姆斯道确尔蒂教授也说,没有“如弥尔顿那样的外语部长装备”,就“未曾和超出比较”.这对她、对我们和对所有的比较文学者,都不啻是真该“较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