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大与马克思主义文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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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艺理论的百年历程中,新时期文艺理论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最为壮观的阶段之一,对此,学界给与了充分评价,然而也有观点将新时期、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文论的成就仅仅局限在新时期文论对“审美自律论”主导范式的建构上,局限在对于革命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颠覆上,并由此进一步将其归纳为导致90年代以来文艺学学科危机的重要根源.上述观点固然注意到新时期文论在百年文论历史行程中发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性,然而客观上缩小乃至贬低了8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理论所取得的全方位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忽略了对于我国百年文论历史行程本身的认识.

对当前文艺学学科危机的性质、程度以及具体表现等问题的认识,以及对于新世纪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思考和前瞻,都离不开对整个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现状的基本估计与判断.整体上看,新时期20余年,文艺理论界在反思过去的基础上,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取得一系列的前所未有重大成果,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30年相比较,用“收获巨大,成就辉煌”来概括毫不为过.文艺理论的这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观念冲破旧有束缚、张扬人文精神,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和把握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文学理论走向多元和成熟；文学研究方法也在借鉴中外文论和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和创新,有力推动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因此,把新时期文艺理论的成就仅仅归结为“审美自律论”主导范式的建立上恐怕远远不够,也与历史事实不符.

如果把新时期文论放置在百年中国文论的历史格局和发展脉络中加以审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就是应当将这一脉络植根于中国社会运动复杂洪流中,具体到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现实中.就此可以说,中国文艺理论百年历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借鉴、改造、吸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并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历程,也是不断汲取、融合中国古代文论理论资源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曲折前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在这一视角下,新时期文艺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下,不断发现、应对、回答、解决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文艺、文论所出现的各种新的现实问题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化的重大成果,这一成果本身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之一.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中国化历史进程来考察新时期文论,对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论的大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梳理和评估,不仅是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直面并应答现实语境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进一步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该论题涉及甚广,本文将仅就新时期文论发展进程中文学与政治关系、人性与人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等问题作一简要阐述.

一、、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首先突破文艺对于政治的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和束缚,结束了长期禁锢文艺生命的错误文艺路线和“左”的极端化思想.这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迈出的第一步.

首先是为文艺正名.1979年上海《戏剧艺术》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文章,在肯定文学反映论的前提下,批判文艺“工具论”,向“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权威观点发难；接着,《上海文学》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全面剖析了“工具说”的理论本质和现实危害,呼吁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为文艺正名.“为文艺正名”讨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和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此围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讨论逐步扩展、集中到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等三种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传统观点上,并在其后的两年时间里,引起学界深入持久的学术讨论甚至激烈的学术论争.究其根源,无论是文艺“工具论”、“从属论”还是“服务论”,它们都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直接的理论接受和推演关系.提出,文艺“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与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应该说,这一论断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激烈、复杂的抗日战争时期,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和阐释者却对于这一论断进行了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和无限普泛化的推演,进一步提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甚至为“中心任务服务”,并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荒谬地步,从而给文艺实践和文艺发展造成极大损害.痛定思痛,新时期伊始文艺界对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和批判性的反思.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首先是指向对于“”的批判,但是讨论终无法绕开对于过去很长历史时期内党的文艺政策的反思和认识,这不能不引起权力话语的参与和裁判.1979年10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提出不再提“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口号.次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而代之,随后年周扬、胡乔木相继发表讲话,围绕文艺与政治问题做出详尽阐述.虽然至此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是由政治话语的裁断而结束的,虽然这场讨论本身也由于思维惯性和理论定势而存在明显的缺陷；但是,不能不看到,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这个新的提法,是那个特定时代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理论表述,也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整体上看,这场讨论本身作为一种学术行为,它不仅认真清算了文艺与政治问题上的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倾向,为文艺正了名,而且为文艺的突破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前提,为文艺回归自身、恢复自身的审美特性清理了必需的地基.

问题还远不至此.虽然自80年代初起,从属论、工具论已经不再提了,但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创作和批评的实践中仍然客观地存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89风波后）甚至会以突出、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表面上趋于淡化,实际上在主流意识形态调控下政治对文艺控制某种程度的强化,与在娱乐至上思潮推动下文艺有意淡出政治,这样两种相反的倾向都还是有忽隐忽显的表现.而且,在我看来,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会改变.这就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出了新的现实课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妥善、辩证地处理好这个关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得以和谐、健康、蓬勃发展的关键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关于人性与人学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新认识.上世纪80年代,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的重新学习和思考,“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觉醒,表现为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讨论突破了原有的理论禁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以确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新思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来批判根本否定人性、人道主义的极“左”思想,正确总结、反思建国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教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更加重要的体现,为中国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这一进程的第一步是禁区的突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和整个“”时期,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在学术界包括文艺理论界基本上是不允许讨论的.自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人性论展开批判以后,人性论一直被不加区分地看作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遭到彻底否定；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否定不但没有丝毫降温,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界的整肃中,人性论反而遭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批判.在极“左”思潮看来,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涉及到对文艺阶级性的淡化或否定,涉及对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性质的取消,是关系到如何对待文艺思想的大是大非问题,因而成为禁区.新时期文艺领域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人性本质内涵及其普遍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通过讨论,开始突破这个理论禁区.

人性问题的理论探讨是以新时期文艺创作实践为先导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以关注人、关注人性、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主导倾向的创作实践成为社会和时代思潮的代言人,与此相呼应,关于人性问题的理论探讨也一时成为学术热点.讨论涉及人性的具体内涵、人性普遍性与阶级性关系等问题.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上的干预,讨论在当时没有达成共识,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人”的本质和人性内涵的理解,为当时文学创作实践从理论上提供了支持,也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再认识.这些不仅冲破了前此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的束缚,为当时及以后的文艺创作实践营造了较强的舆论氛围,而且拓宽了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文艺的思路.

学界在人性问题讨论的同时也重新开始了人道主义问题讨论,讨论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有无人道主义的问题展开的,基本是两种观点对立：肯定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不仅不忽视人,而且始终以解决有关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马克思从没否定过人道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人道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即使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是否定了人道主义的.由于涉及到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讨论中一直伴随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考量,后期更是由于政治上的干预,尤其是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的发表而使讨论一度带有更加浓重的政治批判色彩,讨论因而出现波折和反复.尽管如此,历史地来看,能够在文学领域公开张扬人道主义的合理内核,肯定和倡导人的独立、尊严、价值和地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已经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理论突破,其重要意义是无庸置疑的.

人性、人道主义讨论逻辑地要求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性异化加以揭露、批判和克服,哲学、美学界对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热烈讨论,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人性异化问题.该问题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有过初步的短暂的讨论,先后发表了一些正面阐述的文章,呼唤人性、人道主义,批判异化.从50年代中后期始,这些观点被打成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并经60年代周扬在第三届文代会上的阐述而成为此后近30年间思想和理论的又一禁区.新时期伊始,汝信、周扬等发表文章重提并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异化思想,随即引起广泛争鸣.然而整体来看,讨论中观点分歧严重,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很快就因为政治干预而出现了波折.先是周扬被迫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作公开的检讨和自我批评,随后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发表文章,对于这次讨论进行了总结和定性.由此,学界对于异化问题的讨论越出了学术讨论而染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异化问题本身就与意识形态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关联,因而异化问题讨论中一直或多或少掺杂着政治和权力话语,甚至后期遭到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和压制.虽然异化问题的讨论未能正常开展下去,但是由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将维系文学艺术内在生命的人性和人的地位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并在价值层面关注和张扬人的价值和独立,从而一方面为以后文学主体性观点的提出做了必要的理论铺垫；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文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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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进程的第二步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确立.随着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文学应不应当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要表现什么样的人性和人道主义,以及如何表现等问题就被突现出来,文学的人学命题于是被再度关注.早在1957年钱谷融就论述了“文学是人学”以及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内在联系,但该文发表后长期作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受到批判并成为禁区.新时期伊始,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中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并得到学界响应,且从关注人的尊严和人格开始,逐步扩展到关注人性、人的价值、人性异化等进入文学的合法性问题.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被重新解读并引入文艺学领域.文艺要表现具体的人性、要关注人、“文学是人学”等人学命题逐步确立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再度张扬,标志着新时期文学观念上的重要突破,也显示出文艺理论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新认识,从而为新时期文艺创作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历史地看,“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确立展现了它本身的生命力和理论概括力,它把描写人和人性作为文学的出发点,不但牢固确立了文学的人学基础,也为其后文学主体性观点的提出和对于文学审美本质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为文艺学研究的整体推进和突破创新清理出了必须的场地,是新时期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收获,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进展和突破.

回顾历史,审视当前,我们发现,新世纪文艺学的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也同样绕不开人学这个根本问题.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必须理直气壮地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要承认人除了有具体的、变化的、社会集团（一定历史时期内阶级、阶层等）的人性外,同时还有一般的、共同的、普遍的人性；如果承认文学责无旁贷地具有为人类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的功能,就有必要、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表现这种一般、普遍的人性.马克思无论在前期还是后期,都明确承认存在着“合乎人性的人”即合乎人的一般、普遍本性的一般的人,同时把人的一般本性看成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概而言之,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般的人和人的一般本性――私有制下人和人的一般本性的异化――共产主义即私有财产的扬弃,即一般的人和人的一般本性在更高阶段和层次上的复归”.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从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人――异化――完整的人）的特定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总体概括和宏观描述.应当指出,上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关于“人――异化――完整的人”的历史概括,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它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意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越了以往一切（包括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其次,它提供了人的解放的伟大理想目标,并在这一理想的烛照下赋予人的一般本质以富有革命性的内涵.再次,它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极为紧迫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觉得,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下被全面激活并获得强大生命力的现实依据和最佳时机；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三、、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

人性、人道主义禁区的逐渐突破,文学的人学基础的牢固确立,促使学界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也开始向深处挺进.文艺理论努力挣脱政治工具主义的枷锁,逐步从机械反映论走向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论,并进一步通过对于艺术反映论、艺术生产论的思考与探索,恢复了文艺的审美特性而使文学真正回归自身,从而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审美反映论更贴近了文艺的本质,它不但恢复了长期以来被政治功利主义扭曲、篡改的反映论文艺观的本来面貌,而且克服了其全面政治化、抛弃真实性的偏向,给它注入了审美的新鲜血液,使反映论文艺观获得了新生.因此,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是文学本质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它突出了文学自身的特质和规律,标志着文学研究向其自身的回归,并为走向审美意识形态论奠定了基础.对此学界给予了较高评价,但同时也认为以“审美反映”来概括文学的本质还略显不足,还没有具体到文学的层次,不能完全包含文学的诸多特征；也未理清“反映”所要求的真实性与“意识形态”所坚持的倾向性、审美所追求的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且即使是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论总还是局限于认识论层面,而文学不仅仅是认识.可见反映论文艺观存在着较明显的限.

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是人学”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文学创作中“人”的意识的不断觉醒,文艺理论的思考从对于人的一般肯定走向对于文学主体性的张扬.文学主体性理论是在“文学是人学”之根上的自然萌芽和生长,是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的必然延伸和结果.从学理上说,对人的肯定逻辑地呼唤着人的主体性；而从实践上说,长期以来、特别是“”中达到顶峰的“左”的政治功利主义和庸俗反映论畸形结合,主导着中国文艺界和理论界,严重压抑着文学创作和接受的主体性.中国文艺要有大发展,非要破除这一切障碍,也必然要求文学主体性的出场.文学主体性理论较早提倡者和主要阐发者是刘再复.80年代中期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是对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文艺学演绎,它批判了长期以来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功利主义对主体创造性的压抑,高扬人性与人的主体精神,要求无限释放人的精神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又批判了来自苏联影响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机械反映论倾向,分析了在文学活动中创作主体、文学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主体性的主导地位,论证了“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精神主体”的主体性理论,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观念.

然而今天看来,无论是主体性文艺观还是反映论文艺观,二者总体上都处于相同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逻辑平台上.反映论文艺观的一些缺陷在主体性文艺观那里会以隐性的方式同样表现出来,比如说,基于二元对立的主体性文艺观和反映论文艺观都有整体否定、整体承诺的特点,当社会文化、文学存在等情况发生变化时往往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片面性或独断性.主体性文艺观强调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非功利性,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是建国以来政治对文学、文学研究的干涉和压制,但是当大众文化兴起,市场化、商业化使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成为奢望时,主体性文艺观往往转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其原本乐于见到的市场化本身,没看到两个批判对象质的不同,使得其与新兴的大众文化没有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与反映论文艺观的不足异曲同工.实际上,这两者自身都有理论缺陷,都不足以承担起为中国新世纪文论奠基的重任.与以上两种文艺观不同,随着对文学自身认识的逐步深入,学界于80年代提出、90年代形成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则有了新的突破,并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同.这既体现了文学基本观念上的重大推进,也是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阐述文学的动态本质的创新成果,成为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研究最重大的理论成就之一.

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80年代以来学界就此展开了深入讨论,逐渐明确了文艺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同时具有非意识形态性,这就已经注意到了文艺本身具有某种不能为意识形态所涵盖的特殊性,即审美性.

经过审美反映论和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学界对文艺的审美特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注意到了单纯从反映论框架或主体论思路来概括和阐述文学的本质还有局限.所以,人们力图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考察文学现象,推进对文学本质的深入理解和把握.到80年代中后期,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于是应运而生.1987年,钱中文在总结当时苏联及我国学界关于文学本质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力图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有机结合起来,达到对文学本质更具说服力的表述.他说：“从社会文化系统来观察文学,从审美的哲学的观点出发,把文学视为一种审美文化,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把文学的第一层次的本质特性界定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是比较适宜的”；又说“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应当说,“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提法的确能够比较完整地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并具有较为广阔的包容性和理论涵盖性,能够适应新时期以来文艺多元发展的基本态势.之后,王元骧在其《文学原理》中也提出文艺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以此来探讨文艺的本质.还有学者从马克思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理论出发,认为“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审美属性不是各自孤立地存在于作品中,而是融合为有机的统一体,可以说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审美属性的统一中显示了艺术与其他意识形态和审美对象的区别,显示了艺术的深层本质”.一句话,“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标志着对文艺本质认识的重大突破.

进入90年代以来,钱中文对“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是以感情为中心、感情与思想的结合,是一种具有特殊形态真实性的虚构,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目的性,具有阶级性和广泛的社会性、全人类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审美的本体系统,它的存在形式是艺术语言的审美创造、审美主体的创造系统、审美价值和功能系统以及接受中的审美价值再创造三者的结合,由此形成文学本体.文学本体的三个组成部分逻辑的历史的展开构成文学的第三层次的本质特征.这样就把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的本体、文学的本质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更加符合文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使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更趋完善和成熟.童庆炳进一步认为,“从社会结构这个层面,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个层面去把握文学的特性”,还是最为恰当的；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既着眼于文学的对象的审美特性,也重视把握对象的审美方式,因此,审美意识形态论可以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为新时期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观的提出并逐步为学界较多人所认同,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又一重大收获.

当然,我们注意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对于新时期文学反思的深入,有学者引经据典,对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出尖锐批评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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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历史的简要阐述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新时期我国文艺学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不能仅仅归结为审美自律性“主导范式”的确立.应当看到,那个时期文学理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除了上述三方面外,还有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现实主义问题,文艺心理学问题,文学接受和文学存在论问题,文学的人文精神和新理性精神问题,文学的语言和形式问题,如此等等.其中审美自主、自律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最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而且,它也始终与其它种种问题（包括非自律、非自主性问题）联系、纠缠在一起.那种把审美自主性理论夸大、上升为整个新时期文艺理论的主要收获和“主导范式”,实际上冲淡了那个时期文艺理论全方位、多层次的重大突破,遮蔽了新时期文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发展的现状,进一步,将造成90年代文艺学学科危机归罪于其上就更加违背历史事实.第二,新时期我国文艺学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基本上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其中理论上的主要突破和进展,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和体现.我们不能把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人为地对立起来,虽然二者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新时期文艺理论大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新世纪的文艺理论建设,更应当自觉追求文艺学的理论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总体上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现代性”及其内部冲突为理论视角,采取以实证为基础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立足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批评发展的现实,正视新历史条件下文艺领域提出的紧迫的“中国”问题,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现实途径；具体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基本的思想资源,为着解决中国现实思想文化语境中的文艺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际问题而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并在应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当前文艺学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从而也是当代文艺学创新建构的根本途径.

注释：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2页.

（2）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3） 钱中文：《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

（4） 王怀通、董学文等：《马列文论教程》,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钱中文：《文学发展论》（增订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