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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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人形象是“老舍文学”中着墨最多用力最深的异国形象之一.但是,以往学界大多集中关注“老舍文学”中的英国人形象而忽略了对日本人形象的研究.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考察“老舍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何以会如此呈现,并勾画其中的日本人形象谱系,可以发现老舍在东亚异国形象书写方面的文化及其隐喻价值.

关 键 词 ：老舍文学　日本人　形象学

“遭遇”日本

形象塑造者往往以注视者的身份观察、感受作为“他者”的异国,其注视方式影响到所塑造形象的面貌,而时间、距离、频次、视角、先见等都制约着作家的注视方式.

老舍一生曾两度踏上日本国土.1949年10月27日,老舍从美国回国途中路经日本横滨,下船买票去参观,行色匆匆,只有四五个小时,老舍自称“没有看见什么”,其实,他看见了日本战后的破败,看见了“那凶暴的象征”――“男人们有许多还穿着战时的军衣,戴着那最可恨的军帽.”1965年3月,老舍应中日文化交流协会邀请,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日本参观访问一月,先后到过、大阪、奈良、京都、热海、仙台等地,期间参加了多次集会,访问了一批文化文艺团体,拜望了许多日本知名作家.

其实,作为一位中国现代作家,老舍日本经验的来源绝不限于本土观察,他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不断地“遭遇”日本和日本人,作为国与家的加害者,日本、日本人都不是作为一般性概念而是作为一种可怖的梦魇横暴地切入老舍的生命史中.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老舍的父亲在巷战中战死.幼年失父的童年经历深深地影响了老舍的人生与创作.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其父死于与日人交战,但可以相信,老舍对日本的仇恨是最深的.192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铃儿》,主人公德森的父亲即被日本人杀害,与寡母艰难度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去打日本,雪国耻,报父仇.德森是一个满族味的名字,从小说中父亲、母亲、姑母等人物设置来看,小说明显地投射了老舍的童年经历.那时,中国被各国列强竞相蹂躏,但老舍单将日本挑出作为仇敌,可见在他心中,日本人正是他的杀父仇人.联军攻城之后,老舍家所在区域归日本管守.有一天,进来三名小鬼.刺死大黄狗,进屋没找到值钱物,把箱子倒扣在还是婴儿的老舍身上,想闷死他.年仅一岁的老舍当然不可能记住这些,但母亲的讲述使侵略者的凶残贪婪在老舍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伤痕.其中,日本人闯进居民家四处搜刮财物这个细节,就一再被老舍在小说中重写.

1930年代,刚刚接受齐鲁大学教职聘书的老舍即开始着手调查“五三惨案”.惨案发生于1927年,日本故意挑起事端,攻占济南,屠杀平民伤员,烧杀,挨家挨户搜查抢--劫,抓捕路人后用铁丝穿肉,折磨致死,将时任战地委员会外交主任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职员捆绑起来,用将蔡公时和张麟书的耳鼻挖去,最后将17人拉出杀,仅有一人侥幸逃出,遇难人数逾万.“我每走在街上,看见西门与南门的炮眼,我便自然的想起‘五三’惨案；我开始打听关于这件事的详情；不是那些报纸登载过的大事,而是实际上的屠杀与恐怖的情形.有好多人能供给我材料,有的人还保存着许多像片,也借给我看.半年以后,济南既被走熟,而‘五三’的情形也知道了个大概,我就想写《大明湖》了.”“一二八”事件发生,《大明湖》书稿被日本人的炮火焚毁,但通过对“五三惨案”的调查必定使老舍对日本人的暴行有了更具体深入的了解.

1934年,老舍任职国立山东大学遂居青岛,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才被迫离开.老舍在山东期间,山东半岛已被日本控制,经济侵略和恐怖统治令老舍愤慨不已,先后写作《广智院》、《估衣》、《杀狗》、《新韩穆烈德》等揭露日本人用廉价产品挤垮民族商业,控制民族经济,日本磁、日本布、日本胶皮鞋、日本橘子、高丽苹果充斥市场,中国国民则日益贫困化.日本人利用“杀狗”事件大肆屠杀恐吓,抓捕“激烈分子”,意在制造舆论,为侵略捏造口实,同时从精神上威吓中国人,实行恐怖统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老舍抛家别子,只身南下投入抗战,咀嚼着家国破碎的愤懑与悲哀.

老舍在自己的国土上遭遇加害者日本,这里,不仅有切肤的丧父之痛、悲伤的童年记忆,还有实地调查,其中既有听来的述说,也有实物见证、亲身经历的血与火.触目惊心的是屠杀后的村庄、随时发生的敌机轰炸、熊熊燃烧的城市、遍地的鲜血尸身、撼天动地的哭声、流离失所的难民.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成为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灭绝行为,这一切本能地激起作者对日本的民族仇恨.

套话“”

“套话”是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指称描述异国异族形象的词汇的一个术语,是形象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是陈述异族集体知识的最小单位,是对精神和推理的惊人省略.

中日两国复杂的历史关系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书写中,便是对日本形象的形形色色地刻画.在老舍的创作里,早期作品《小铃儿》、佚作《大明湖》、以及抗战期间的《大地龙蛇》和抗战后期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抗战结束后的散文《从三藩市到天津》等都对日本和日本人作了大量描述,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有：“”、“矮子”、“小老鼠”、“日本鬼子”,其中,“”使用频率最高.与日本自称“大日本帝国”相反,中国人多称其为“”.《四世同堂》中,无论是不谙世事的小顺还是祁老太爷、家庭主妇的梅、新时代的爱国青年瑞全,都将日本称为“”.

在文本中,“小”有多重含义.首先,从外形来看,日本人比中国人矮小.小说中反复提到：“腿短身量矮”、“短而宽的熊”、“短腿的男女”、“乱跑的矮子”.短腿、矮小成为日本人形象的一个典型特征,甚至“矮小的人”即为日本人的代称.从自然意义上讲高大与矮小只是一种人种区别,但在崇尚高大、挺拔,英雄豪杰都是“身高九尺”、“身长一丈”的中国人看来,矮小自然是一种可供嘲笑的劣势.此外,这一称呼也源自中国对日本的古称“倭奴”.汉唐之时,中国以其强盛的经济、军事、文化实力雄踞亚洲,表现出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强势姿态,“倭奴”的命名在话语层面上集中体现出蔑视的态度.元朝以后,日本人经海上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烧杀掠抢,肆虐横行,虽然历朝政府数次平倭,但零星的骚扰和劫掠从未中止,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令中国政府头疼不已.白朴词有：“蕞尔倭奴,抗衡上国,挑祸中原”,“倭奴”一词又增加了凶顽、贪婪、无理、等贬义的感彩.可见,“”即“蕞尔倭奴”的现代语词表述,无论是“倭”还是“小”,都不是一种纯客观的描述,而是意味着一个低劣、弱小、贫穷、贪婪、凶顽、无理、的形象,包含着强烈的蔑视、羞辱、贬低、憎恶态度.

其次,“小”意味着落后.《四世同堂》里钱诗人对一个似乎很喜爱中国古诗的日本人不无骄傲地说：“中国人教会了你们作旧诗,新诗你们还没学了去！”在东亚文化圈内,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达,远远超出周边民族和国家.在文化交往中,古代中国始终处于话语强势地位或文化输出角色,以发散式的“文化辐射”将自身文化向外传播.在战争之前,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是中国输出／日本输入模式.盛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使团来华学习,成员经过严格选拔,集中了日本当时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吸收先进的唐文化,促进自身进步,从中国输入的儒学、佛教、建筑等对日本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平安时期以前,日本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在汉字影响下,出现了假名.最初假名完全借用汉字,以汉字的音、训表记日本语音,至9世纪中叶,出现了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草化而创造的表音文字,取正楷汉字偏旁、部首的叫片假名,汉字草化的叫平假名.这些历史事实成为强大的集体记忆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意识深处,提及古代文化,中国抱有强烈的自豪感,以老师自居,而视日本为后生小辈,是一种身份高低的划分.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的实力、地位发生了倒置,昔日处于引领者的“天朝上国”被臣服者的“蕞尔小国”步步紧逼,由蚕食而鲸吞,几乎被亡国灭种.这种无可奈何又愤懑不平的心理会促使中国人加倍强调辉煌的历史记忆,作为抵御民族自卑的最后心理防线.

第三,“小”还意味着贪婪.面对日本的大举侵华,祁老人据亲身经历分析到：“日本人爱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卢沟桥”,“要不怎么是呢！看什么都爱！”“庚子年的时候,日本人进城,挨着家儿搜东西,先是要首饰,要表；后来,连铜纽扣都拿走！”小说中工笔细描了两个细节,瑞宣从狱中释放时,一个“小老鼠”拿着只有三张一元钞票,几张名片,两张当票的皮夹爱不释手.牛教授遇袭时,日本人搜检祁家,一无所获,临走时“顺手拿起韵梅自己也不大记得的一支镀金的,錾花的,短簪,放进袋中,然后又看了看大清地图一眼,依依不舍的走出去.”漫画式描写将日本人的贪财、爱占小便宜的可笑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第四,“小”也是对日本民族性格高度概括性评价.老舍说：“在大处,日本人没有独创的哲学,文艺,音乐,图画,与科学,所以也就没有远见与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们却心细如发,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与心计.小事情与小算盘作得周到详密,使他们象猴子拿虱子似的,拿到一个便满心欢喜.因此,他们忘了大事,没有理想,而一天到晚苦心焦虑的捉虱子.”在小说中,老舍对此作了浓墨重彩的多重刻画,感情复杂.日本人抓捕瑞宣这样一个书生时,本可以只派一个宪兵或巡警就够了,却郑重其事地派了一辆坐着两个军官的小汽车和坐着十来个人的大卡车在清晨四点前来抓捕,悄无声息的抓捕者,紧张有序的分工合作,与对手的无力形成巨大反差,传达出一丝悲凉、愤慨而带有嘲讽的意味.

总之,“”这一套话勾勒出日本人如下特征：身材矮小、凶顽、性情贪婪、爱占小便宜、做事认真、细致、周到却不免琐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作者一方面抱着厌恶、蔑视,嘲讽的态度,另一方对其认真细致也隐约怀着肯定态度,虽然这一态度相当复杂隐晦.

形象谱系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不是考察其形象塑造是否符合真实,而在于是否能够从中看到形象所映射出的精神倾向和价值判断.通过研究,目的是在深度开掘中去发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物形象是异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主要从时间、空间和人物谱系的关系人手进行考察,以期对“老舍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做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审视.“老舍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可分为以下几种：

日本军人：这是老舍刻画最多且分析最详尽的形象,不仅有大量的概括性分析,还有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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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四世同堂》中,老舍塑造了两个日本学者的形象,一个是瑞宣在所谓的“华北文艺作家协会”开会时见到的井田,瑞宣在十几年前听过井田的演讲看过他的书,由信任佩服井田而认为日本自有它的特殊的文化,然而就是这位井田居然声称“日本的是先进国,它的科学,文艺,都是大东亚的领导,模范.我的是反战的,大日本的人民都是反战的,爱和平的.日本和高丽的,满洲国的,中国的,都是同文同种同文化的.你们,都应当随着大日本的领导,以大日本的为模范,共同建设起大东亚的和平的新秩序的！”他将毁灭他国文化说成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用谎言扼杀事实,弃人类真理和正义于不顾,彻底泯灭了作为学者的良知.“由井田身上,他看到日本的整部的文化；那文化只是丸子上面的一层糖衣.他们的艺术,科学,与衣冠文物,都是假的,骗人的；他们的本质是.”老舍在井田身上看到的不只是这类人的无知,更归诸日本文化的本质.

另一个是日本教官山木,山木是一位杰出的动物学家,上课之余便躲在屋里读书做标本,从不过问校务,即使挨了中国学生的骂也从不报复,似乎是一位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学者,却坚定地相信“日本在中国作战不是要灭中国,而是为了救中国.”山木对华北的禽鸟有细密的研究,汉语说得完美简劲,却无视日本在中国的烧杀抢掠,对北平的洗劫破坏,对中国青年的屠杀奴化,坚信日本在中国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中国.

二者的态度虽然不同,论调却相当地一致.他们都认为日本是“最优秀的,理当做主人的民族”,科技最发达、文艺最先进、人种最优越,应该做世界的主人,至少是亚洲的主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扩张意识,这绝非偶然.

民族神话,往往是该民族民族,性格和民族思维模式的表征.日本在昭和初期公开的《竹内文献》记载,宇宙创世,有皇祖皇太神宫,历代天皇在此即位后乘“天空浮舟”,巡幸全球万国.皇宫所在地越中成为世界中心,天皇为救世主,受神命要统一世界.另有《竹内文书》记录上古十四代天皇国常立自由往来于天日国与地球之间,是诸神战争之前世界的统治者,乘宇宙船巡行万国,以表明为世界之主.内容充满征服世界的梦想,表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在日本,这些神话是作为“正史”进入日本人脑海中的.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源于是日本神道教,这种民族宗教产生于远古,发展过程中吸收中国阴阳五行说、谶纬说、儒家和佛教、道教等外来宗教,形成日本流派最多、影响最大的宗 教.明治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府为控制民众思想,将神道教抬高到国教的地位,利用行政手段和教育体系强制推行神道信仰,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和“万邦无比的天皇制国体”的国家观,使之内化为日本民族的思想与价值理念.神道教认为日本是神造的国家,其他国家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是天界最高神的后裔和其在人间的代表,世界各国之君皆为“天皇之臣仆”；日本民族是天神的后裔,是神选民族.这些意识已深深沉淀于日本的传统文化之中,使日本人坚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世界秩序应以日本为中心,以优秀的日本民族统治、教化其他劣等民族.

日本儿童：小顺冒雨到门口买零食就是一次冒险,在院中打枣也会受到父亲的责备,偶尔受到母亲的责骂就会有太爷爷、祖母毫无原则的袒护,被日本孩子当马骑,只会喊妈！而日本儿童则截然相反,“七点钟左右,那两个孩子,背着书包,象箭头似的往街上跑去,由人们的腿中拚命往电车上挤.他们不象是上车,而象两个木橛硬往车里钉.无论车上与车下有多少人,他们必须挤上去.他俩下学以后,便占据住了小羊圈的‘葫芦胸’：他们赛跑,他们爬树,他们在地上滚,他们相打――打得有时候头破血出.他们想怎么玩耍便怎么玩耍,好象他们生下来就是这一块槐荫的主人.他们愿意爬哪一家的墙,或是用小刀宰哪一家的狗,他们便马上去作,一点也不迟疑.”男人在战争中死去,两个孩子只是默默地把泪存在心里而不是啼哭.与小顺的顺从、驯服、软弱相比,日本孩子的尚武、执着、坚强有了双重意味.一方面作者对此是赞赏甚至是羡慕的,一个强盛的民族需要这样敢于冒险、朝气蓬勃的儿童；另一方面,日本儿童的无理、蛮横必将导致他们成为野蛮冷酷的杀人机器.

日本女人：《四世同堂》中多次以“磁娃娃”称之.日本女人在家庭中地位低下,即使是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也只能客气地微笑,而不敢训斥.“日本女的,那些永远含笑的小磁娃娃,都打扮得顶漂亮,抱着或背着小孩,提着酒瓶与食盒；日本男人等带着他们永远作奴隶的女人.”

“磁娃娃”是脆弱的,不能思考,只能供人摆弄赏玩,是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的玩偶.老舍叙述间杂议论,勾勒出服从威权、忍受屈辱,同时又以此为最大光荣的日本女人,她们是日本教育和文化的受害者,而又支持了和鼓励了这种有毒的文化.

“超日本人”：指老舍文学中虽有日本国籍,但摒弃了日本侵略者的面目,追求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人物形象.他们中有《大地龙蛇》中的日本兵马志远,《四世同堂》中一号的日本老妇人.马志远在风雪之夜前来投诚,“我不再受军阀们的盲目的指挥,不再为他们执行可怕的残暴.忘了我的战死沙场的光荣,我投诚给正义,毫不懊恼！”希望当正义胜利的时候,邀请大家去看开满樱花的三岛,过着没有战争,只有友好的生活.一号的日本老妇人虽然是日本国籍,但生在加拿大,长在美国,后随父在伦敦经商,她从自己的认识出发,指出杀戮与横暴是日本人的罪恶,日本人必败；另一方面她也不愿意日本人因为他们的罪恶而被别人杀尽,因为以杀戮惩罚杀戮同样是人类的愚蠢和罪恶.她只希望日本人“能因失败而悔悟,把他们的聪明与努力都换个方向,用到造福于人类的事情上去.”这是一位超越国家、民族、宗教甚至超越民族仇恨、国家利益,而愿全世界人把所有的聪明才智用来征服自然,追求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博大、智慧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日本妇人称自己“用日本语讲话的时候,我永远不能说我的心腹话”,因此一直用英语和瑞宣交流.老舍对语言是非常重视的,在他的笔下,正面人物的语言都是非常流利漂亮的,富善先生会很恰当地使用许多北平的俏皮话与歇后语,而牢狱里那些残害中国人的恶魔都说着半通不通的日本腔中国话.日本人通过强制推行日语教育,裁撤英文教学时间,增加日语课时,以语言为载体灌输奴化思想,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这一切都使日语和英语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交流工具,而是不同的情感载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用第三种语言――英语交流,则表示超越了民族仇恨的鸿沟,双方作为世界公民中的一分子,以一种平等的心态进行交流.

老舍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是丰富且深刻的,日本人形象有野蛮、贪婪、残暴、无理、、琐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一面,也有周密细致、坚强执着的一面.老舍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塑造受到老舍民族一国家集体意识和对日本人的直接观察、自身的思想认识以及创作动机的影响.老舍文学中的这一异国形象同时也从反面寄托了作者对理想世界、理想人性的期望,包含了作者对中国民族性缺失的理性思考,作为一个可供对照的“他者”,中国这个老大民族不能不感到惭愧而奋起直追.

[责任编辑：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