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文学到底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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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当前中国文学,当然存在着见仁见智的差别,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和问题.最近,一些思想界人士和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现状表示了尖锐的批评,虽然不一定完全合理,但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在文学的各体裁中,长篇小说是最有影响力的,它的特点、成绩和缺陷在一定时代中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试图以长篇小说为个案,对当前中国文学作出一些透视和思考.

艺术

虽然近年来,文学标准被严重的泛文化化,艺术性问题遭到冷遇,但我以为,艺术性是文学拥有独特价值和魅力的基础,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应该是评价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艺术标准的内容有一定模糊的空间,但大体而言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的精细和完备.即艺术表现上不出现技术性的差错,包括各种叙事、抒情方法,人物塑造,语言结构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很好地传达作家所意图表现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显示出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二是艺术创新能力.即能够对前人的艺术形式或表现方法有所推进,以新颖性和创造性突破陈规习见,唤起人们新的审美享受和阅读期待,从而为民族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作出贡献.

从技术层面来说,当前中国文学应该说已经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经过大半个世纪新文学作家们的探索,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作家向西方文学的大胆借取和积极学习,一般性的现代文学技巧已经能够为绝大多数作家所掌握和运用,并在当前文学中广泛而普遍地运用.与新文学之前的其他阶段相比,尤其是与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相比,当前文学的总体技术水准是高的.

创新方面也有可称道之处.当前许多作家的创新意识是比较强的,而且,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单纯的西方化和形式化探索的失败,一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向传统文学回归,寻求更本土化、更独立的文学方式,其中的许多探索是很有意义的.如贾平凹的文学语言和叙述方式,如格非、李锐的结构方式和叙事技巧,莫言的小说精神和文学构架,都是这方面较突出的成果.此外,其他作家,如阎连科、韩少功、史铁生等,以及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李洱的《花腔》、孙惠芬的《上塘书》等作品,都在小说形式、叙述方法等不同的方向上作出了自己的创新探索.看每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确实是相当斑斓和丰富,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单调局面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并不是说当前的长篇小说艺术已经相当完美,相反,它给我们的印象更多是不满足和不满意.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粗糙者太多.最近十几年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期,每年出版的作品数量不断递增,达到了年产近千部,但其中艺术粗糙简单者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自我重复、技术粗疏和简单化的现象普遍存在,叙事上的漏洞、情节上的破绽、语言的僵硬板滞,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使是那些在评论界受到好评的许多作品,包括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荣誉的作品,艺术表现上存在问题也是常见的事情①,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檀香刑》、《兄弟》、《秦腔》等）,也都被读者和批评者指出存在着简单的常识错误.与之相应的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几乎没有塑造出真正独具个性、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大批面目模糊的类型化、平面化人物②；作家的细节描写能力也普遍下降,无论是在人物语言、心理描述,还是在景物和场景描述上,有感染力的细节普遍匮乏；语言的粗糙简单更是近年来许多长篇小说（也是其他小说）的共像,其中很少能够看到像鲁迅那么凝练,像沈从文、张爱玲那么优美,像茅盾和老舍那么准确的文字.与现代文学时期的优秀作家相比,当前文学的文字表达能力有明显的下降.

艺术创新方面的问题也令人担忧.一方面,虽然有创新追求的作家不少,但更多的作家是固守在传统领域中,对前人或自己进行简单的重复,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的叙述幽灵依然徘徊在许多作品的身上（这当中还包括一些著名的作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经泛滥一时的间接叙述方式,即不用引号方式直接叙述人物对话,改用客观叙述代替.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加快叙述节奏,但也很容易使故事单调,缺乏必要的语言张力.它的流行显示了一种时代性的叙述惰性.另一方面,具体的创新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作家尝试对传统的回归很有意义,它关涉到自我主体的真正确立,以及作家们如何真正摆脱西方文学巨大的影响阴影等问题,难度很大,而且,在形式创新上也存在着限度和方向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作家的创新努力构成了深重的困扰,可以说,其中取得真正成功的并不多.

值得指出的是,困扰当前小说艺术性的关键,也许最主要的不是作家的能力问题,而是创作态度问题.因为相当一部分作品的艺术缺陷并不复杂和艰深,它们不是作家们不能做到,而主要是由于创作者的心浮气躁,不能静下心来专心打磨.与之相应的是,当前的文学批评界也缺乏对文学艺术性足够的重视.近年来,批评界过于集中地关注创作题材和政治关系,关注作品的销售量和点击数,很少与作家一起去思考和探索艺术层面的问题.这客观上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浮躁化.因为艺术层面的探索需要耐心和勇气,需要作家和批评家一起去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鼓励,经验和教训得不到及时而必要的总结,作家的艺术信心很容易受到消极性的影响,其创新愿望也会受到损伤.

也许从短期来看,文学艺术水平下降的弊端不一定很明显,但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是长远和持续性的.因为文学在艺术上的创新成功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艺术创造的间断则可能使这种努力化为泡影.同时,艺术水准的下降也容易使文学美的品质受到损害,导致它进一步失去对读者大众的影响力③,包括失去青少年读者――那些未来的文学人才和文学爱好者.

生活

生活的话题似乎老套,但其实,它与文学的发展有直接关系.比如刚才讲到的艺术问题,就很大程度上与生活相关联.许多作品叙述上的不合理,情节上的虚假感,就是源于缺乏扎实的生活基础,源于再现生活能力的下降.而一些很好的、有创新追求的作品（如格非的《人面桃花》）就是因为在生活细节和情节鲜活性上存在缺陷,影响了更高的艺术价值.再比如阎连科近年来两部有影响的小说,《受活》是一部很有思想追求,也有艺术创新意识的作品,但过于抽象的理念和故事的人为化特点,局限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而新近出版的《丁庄梦》更为优秀,它所超越《受活》的地方主要是生活细节更真实,情节更合理,批判精神和生活真实得到了非常和谐的统一.

当然,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不应该是以往那样简单和粗暴的,它不是苛求文学还原生活与再现生活,文学是虚构的艺术,需要对生活进行大胆的想象和超越.文学也没有题材高下之别,而是如胡风所说的“到处都有生活”,事实上,生活的范围不仅仅是指现实生活,它也包括历史和其他领域的生活.文学和生活关系的基本内涵应该是遵循生活的基本规律和常识,毕竟,文学是以人类生活为反映对象的,它不可能离开生活的基本原则,不可能背离生活的基本方式.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当前文学也不应该拒绝现实生活,当下中国正进行着大的社会变革,每个人的精神和命运都经历着时代的播弄,文化的震荡更是千年罕见,作为文学,有必要也有义务来关注现实,表现现实,揭示现实生活的真相和本质.

文学表现生活的能力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把握现实的能力.文学作品能否真正深入生活,能否透过生活表象深入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揭示出被一般大众所忽略和被遮蔽、却又是真实的生活实质和表层下的潜流,是一个时代文学价值的重要所在,也是评判其成就的重要标准.二是细致再现生活的能力.文学的表现力是体现在生活细节当中的,没有细节,就很难说实现了文学的表现功能,也难以体现出文学美的魅力.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品,不管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同样呈现出非凡的、真实的生活细节美,《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和《审判》都不例外.文学表现生活的能力直接受制于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如何看待生活,有没有足够的生活积累和思考生活的能力等,都是作家与生活关系的基本内容.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尽管受到许多作家的鄙夷和批判,但也依然有许多作家重视和生活的关系.比如贾平凹就是一个对生活很有认识的作家.他在写作《秦腔》时说过：“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细节的丰腴和典型可以消除观念化带给作品的虚张,使作品柔软而鲜活.”④ 这应该是他切身的体会.事实上,他的《废都》、《秦腔》等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深厚而细致的生活表现能力.此外,阎连科、迟子建、东西等作家也表现出较强的生活功底和对生活的表现能力.文学界这两年热烈讨论的“底层写作”问题,也直接关联着文学与生活关系问题,反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集中思考.

然而,我以为,当前文学界在生活方面有一定的不足.首先,我们一些人对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理解存在着极端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一些人完全割断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将文学彻底拉离土地之根,是不可能有真正生命力的.而另一方面,一些人对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理解显得过于狭窄（这一点,在当前许多“底层写作”中有较突出的体现）⑤,事实上,生活对文学要求的不只是题材,也不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揭示生活的真相,揭示生活表象背后的本质潜流,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面貌.只有这样,才能说是真正理解了生活,反映了生活,否则,只能说是虚有生活其表.

其次,我们对作家的生活积累和生活描写能力问题的关注有所不够.当前许多作家生活细节描写能力严重不足,大量出现以枯燥叙述代替生动描写的情况；一些作家在写过一部作品后难以再有新意,甚至不得不重复自己；许多作品情节虚假、编造痕迹严重.这些方面正严重地损害着文学的魅力,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作家生活积累之不足有直接关联.以前,提倡作家“体验生活”,确实有走向形式化和表面化之虞,但是,不可否认,八十年代前许多老作家的生活功底是很深厚的,也许最关键之处在于对深入生活的重视和自觉性上,毕竟,一个作家的生活面总是有限的,能否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生活的面和深度,直接关系到作家的生活功底,也影响到其艺术能力和艺术生命力.

思想

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思想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作为内容最为宏阔的文学体裁,其在艺术表现上可以有所疏漏,但思想上却绝对应该引领整个文学世界,应该代表时代文学思想的最高远和深邃处.前面所讲生活的限制会制约作家对表现生活的深度,同样,思想的限制,更直接影响到作家能否有面对生活的勇气,能否有挖掘生活、揭示生活的能力,以及超越生活的可能性.可以说,一个作家思考生活有多深,也就决定了他作品价值的高度.

文学思想性的内涵是丰富而不是狭窄的,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它的基本精神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映.文学是具体时代的产物,它能否真实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面貌,成为时代精神的传达者,是其思想内容的重要所在.二是超越于时代文化精神的更高层次思考.文学属于时代,又不拘囿于时代,它对人性、生存等问题的思考是超越于现实和具体时代的.优秀文学的思想应该进入到这一层面,对整个人类生存困境、整个人类命运和人性问题展开思考.具体而言,文学的思想层面应该包括对现实的穿透力,对历史的反思深度和对人性的审视等多方面内容,尤其是对人物精神的揭示,即能否描画出人物的深层灵魂世界,能否对其精神作出严厉的拷问,是文学重要的思想内容.

思想性的缺乏,是当代长篇小说最突出的问题,这一点,在现实和历史两个题材领域都有明确的体现.历史方面以近年来许多作家关注的土改题材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枫杨树山歌》,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都以之为题材.与以往的政治化作品相比,它们从个人角度阐释历史,确实更切近了历史和人的本质,也传达出较强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它们有共同的缺陷,就是缺乏深层的、超越性的历史思考,在本质上无非是以一种观念代替另一种观念,历史本身独立的、深层的真实远没有清晰地揭示出来.同样,《檀香刑》、《花腔》、《故乡面和花朵》是叙述技巧很高的作品,也有作家自己的历史理念,但游戏化的笔墨,囿限了它们对历史思考的深度.

现实领域也一样.近年来很流行的“小说”自不用说,其普遍概念化、简单化的缺陷,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源于作家们的思想勇气和思想能力,他们无法从更深层面去思考和剖析社会现实.再看乡土题材小说.乡村近年来正经历着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改革,乡村的文化和精神面貌也经历着巨大的改变.对此,许多作家进行过表现,但是,目前来看,真正超越现实囿限,历史地审视这一变化的作家还没有.贾平凹也许是这其中成就最高的,他早期的《浮躁》最早对乡村改革作了全景式的描画,最近的《秦腔》又以大的手笔描画了乡村的变异.然而,我以为,《秦腔》在距离真正的杰作方面还有一定差距,艺术方面的模糊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家过强的情感羁绊局限了其思考的深度和高度.再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是一篇细腻温婉的作品,蕴涵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思想深度仍然是其局限,尤其是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的思考还比较简单和浅层.对比一下题材相近的福克纳的《熊》,思想深度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思想的缺失,在当前中国文学中也许最需要重视,因为像艺术与生活,也许可以通过作家的个人努力而获得,但是,文学的思想深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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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思想问题对各类文学体裁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批评文学很少谈到思想.其实,思想应该是文学的核心.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应该透射出这个时代的生活实质,是这个时代精神观念的深层折射.文学不应该跟随在生活背后亦步亦趋,而应该超越生活,以独立的、深刻的精神向度,对生活作出超越其本身意义的思考.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担负其时代精神表现者的称誉,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的独立价值.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哲学思想相对贫乏的时代,文学更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和抱负.

余论

本文的三个视角也许并不完备,但却基本上能够透视出当前中国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特点和困境.当然,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孤立地表现,也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们之间相互关联,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时代文化渊源.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也许不单是就某一方面的改变,而应该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来寻求解决的方法.具体来说,我以为当前文学界最需要做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拾文学的信心

当前文学的许多问题,与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主导有直接关系,也内在地关联着作家们对文学事业的自我怀疑.文学信心的缺失,导致文学发展屈从于商业化要求和消费文化标准,也使许多作家难以潜心于文学事业,影响其对文学的坚持和探索,影响到其对生活和文学的深入.当前一些批评家提出“文学死了”、“小说死了”的口号,正反映了这一点.其实,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表现者,是不可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尤其是在今天,像美国那样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都有文学生存的空间,在中国提出“文学死了”,无疑有杞人忧天之虞,甚至不排除有借之以逃避文学责任的嫌疑.只有拥有充分的自信,才敢于面对困境,才有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勇气.

当然,恢复文学信心不是盲目乐观和自说自话,而是应该有开放的姿态,敢于面对现实的变化,适当对文学进行调整.这里我想特别提到文学标准问题.当前许多作家文学信心的消退与一个客观现实有关,那就是,随着网络的普及,“文学”概念正面临着无限扩大的趋势,文学也顿然失去了所有的标准,传统文学观念面临着致命性的挑战,也自然影响到文学的信心.我想,在这一挑战面前,一方面要求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以更包容的态度来认识文学,理解文学；但另一方面一定要对文学的基本原则有所坚持.否则,一切都成了文学,也就无所谓真正的文学了.这一复杂的问题这里当然无法具体展开,但我个人以为,美学价值,人性的关注,理想精神,是文学始终都应该坚持的基本准则,也是文学拥有自信的前提.

二、保持文学和精神的独立

这是一个混杂的时代,哲学思想处于混乱和较杂乱的状况,思想也受到较多的外在影响和制约,社会的文化精神更是古怪的杂糅,其中有最古老落后的,也有最新潮时髦的,它们并存于同一舞台上,使社会文化茫然无序.作为作家来说,要完全不受时代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真正优秀的作家,也许需要沉潜于时代中,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不为政治、金钱、名声所累,展示自己独特而深度的思考.越是混乱和浮躁的时代,才越能够见出内心的独立性和坚定性,才能显示出真正有意义的自我超越的价值.内心的独立是产生精神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前提,也是文学独立和文学发展的基础.

三、建立思想的民族主体性

当前中国文学思想深度的匮乏,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变局有深刻关系,蕴藏着传统文化困境与现实危难政治的尖锐冲突.在特殊的政治时代也许需要特殊的思维和方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是形成独立、创造性思想的重要前提.最近几十年,文化纷争不断,却缺乏真正细致的传统文化梳理和客观辨析,无疑是当前思想文化混乱的原因之一.作为文学家,将思想之根深扎入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同样是其形成独特思想的必要前提.我以为,美国学者赫姆林加兰的这段话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是很有现实启迪意义的：“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最好的形式,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为别国而写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忠实于自己的国家,忠实于那些我们热爱的――朴素地爱,像人那样爱的――地方和人,在他们面前既不企图降低,也不企图抬高自己.”⑦

2007年3月15日

【注释】

① 这里也许要特别提到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政府长篇小说奖,按理说应该评选出当前最优秀的作品,但事实上,无论是评奖体制还是评奖标准,茅盾文学奖都有值得商榷和完善之处.

② 汪政等：《谁来拯救文学人物》,《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

③ 举一个例子来说,女性文学在九十年代后陷入到一种简单化的女性主义模式化中.这使许多年轻的作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一窠臼,难以取得更多的创新和发展,也导致许多女作家创作缺乏美的创造能力,受到读者大众的拒绝.

④ 贾平凹：《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⑤ 参见拙文《论广阔的现实主义》,《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⑥ 参见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⑦ ［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载刘保端等译《美国作家论文学》,84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