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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住在一幢部队大院的单干楼里.这楼不高,瘦、紧缩,可它竟然有五层,里面的住户千真万确都住在厨、卫、厅、室俱全的独立单元套房里.
在恐怖片《工具箱杀人案》里,人们经常听到隔壁传来的惨叫声,但就算在惨叫声刚刚过去后第一秒,敲开隔壁住户的门,看到的却总是再正常不过的家居场景.那叫声根本不是出自眼前的这些隔壁.那么它们从何而来?有一天终于真相大白：这幢楼里还藏着一幢楼.所谓的楼中楼的入口在楼顶,沿那入口往下有逼仄的通道,通往每一层,但这个通道在往下游行的路途中,都是封闭的.于是整幢楼的所有住户都不知道隔壁还藏有中间地带.惨叫声的确来自隔壁,但那却是人们所不知道的隔壁.
由于我多年来习惯于用恐怖片之类的猛货去集中精神,这幢外部轮廓局促但内容丰富的楼房,便常常令我觉得诡异.对一个写作者而言,住在一个能让他起疑的地方,远比住在一个令他精神懈怠的地方要有意思得多.
我经常笑称这幢和正常建筑物的比例不太搭调的楼房为玩具房子.更抽风的是,我们这幢楼的后方,是技工学校高大、畸形的学生宿舍楼.我说它畸形,完全是因为它的形状：如果从天上往下俯视,这技工学校的宿舍楼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想像一下这样两幢楼纠集在一处的情形：多么像一个盘倨在草丛里的恐龙在和它刚刚产下的一只蛋面面相觑――是啊,南方当然是草木茂盛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或高大,或匍匐、胶着在一起的疯长的植物.
三年了,我在那个“玩具房子”里生活了三年,却从来没有去过对面的技校宿舍楼.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楼之间横亘着一弯陡峭的围墙,围墙上是锈迹斑斑的铁蒺藜,当然围绕它们的是密不透风的似藤非藤的树.这些天堑,客观上阻止了我去往技校宿舍楼的脚步.
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来自我的主观世界.是我刻意不让自己去那里的.我一直很珍视自己对眼下这个住处的怪异感受.我是觉得,只要我一天不走进技工学校察视它的本来面目,它作为我想像导引的身份就永远不会变.我在等待未知的技工学校给我带来一篇迷人的小说.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委屈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去换取一篇有力的作品,这种交换很值得.再说了,那技工学校又不是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
三年里我总喜欢趴在后窗口,透过单向透明的玻璃窥视那幢形状奇特的宿舍楼,以及楼里形形色色的学生和老师.在这种漫长的窥视中,我的想像力为我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那些故事出现的第一时间,我总是冲动地要马上把它刻录下来.但我将这些冲动压制了.我觉得这种刻录并不高明.针对这幢我刻意保持距离的宿舍楼,以及我珍视的对置身之地的怪异感受,将要出现的小说应该比那些来自想像表层的故事更深邃,它指向想像力的背后,跨越想像的层面.我在等待着自己跨过想像这一层面的那天的到来.这种等待由日复一日的若隐若现的思索串连而成.说是思索,勿宁说是散漫的思绪.这些思绪可以用次来区分,因为每一次突然到来的思绪都不见得顺延从前的那些思绪,它们之间也许是关联的,也许是独立的,但总有一天它们的关联会越来越多,并慢慢出现固定的交集,交集最后凝聚成一个再也挥之不去的点,于是,我所要阐述的小说主题出现了.主题已经明晰,这个时候去把小说写出来,也未尝不可.但我害怕它流于抽象.小说和哲学之所以共通,是因为它们都在阐述思想,但为何它们却是两门学问呢?因为哲学表达结论,而小说反映现象,是一个展示结论的过程,只是一场思想的舞蹈.所以我必须开始揣摹组构舞蹈的动作和眼神.那又是一个散漫而悠长的过程.有一天,我觉得那个小说的细节已经在脑海里充盈到一定程度了,我的写作便开始了.那些对起居地的怪异感受,最终带给我两个小说.
我用了那么多的口水来梳理一个与我的住处密切相关的小说的诞生,听起来无聊透顶,还容易使人误以为我的生活就是为了得到那个小说.事实上生活是个宽广的面,由众多的点、线构成,我只是为了说明我对待小说的一丝不苟的态度而竭力把这个普通、平常的过程说得清晰一些.能不能达到寄望的标准那是另一回事,态度首先要饱满.我的每一个小说的创作,都是由这样一个过程贯穿的.
佛家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是山.这恰好可以对应小说创作的三重境界：写山是山、写山不是山、写山是山.我无非是想达到后面的“写山是山”.要达到那重境界,一丝不苟似乎是必经之路.虽说那重境界的抵至,更多傍依于写作技巧的累积、思想的向度、个人阅历是否丰沛,但在每一次创作中,一丝不苟了,至少可以与个人能量的顶点逼近一些,少给自己留下遗憾.
一丝不苟,这是我对待写作的态度.对于文学,我一定是一丝不苟的.但这种文学态度并不十分影响我生活的其它方面.说实话它不会掐灭生活的烟火气,不会扭曲正常的生活.离开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我其实是个从俗的人.
具体从俗的表现,是我特别喜欢和家人、同事、朋友谈论写作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我经常在里和我母亲这样谈论我现在从事的写作职业,我说我现在拿着一份工资,此外还挣着稿费,两两相加我一个月的收入还蛮不错的.我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想告诉每一个人,我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人――普通老百姓眼里的正常：我热衷于挣钱,把奔向小康大康当成最重大的工作动力.
我一直认为这种自我宣传十分必要.譬如我的父母,他们是一辈子为吃饭穿衣奔波的拮据的农民,对文学没有义务,对他们来说,儿子从事的职业是否能使他最终舒舒服服地日子,老来有无保障,这些,是他们着重考虑的.让他们看到儿子从事的是一项迈向富足生活的光明事业,他们会放下对我的牵挂,进尔为我加油鼓劲.
在比文学更难侍候的生活面前,必须做一个大家眼里的俗人,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在文学上的一丝不苟,这是我的深刻体会.这个时代,文学正走向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越来越不为人所懂得,做人永远比纯粹的作文要艰难,你弄得不好就无法拥有安心作文的环境.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对方是干什么的,就去和他探讨文学,这很不妥.根本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你心里怎么看待文学的,没必要和每个人耐心、细致地探讨文学上的细节,这是一个文学人必要的理智.
为了真正写作时能够一丝不苟,让大家看到你是个俗人,这没有什么坏处.更何况,相对于口头上的辩论,文学更依傍于内心.越是个体的,往往就越是文学的.竭尽所能地铲除一切可能影响写作的障碍和那些闹轰轰的杂音,更纯粹地去扪心自问,如此写就的作品,离自己理想中的文学,会更接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