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异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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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把陈应松的小说看作“底层文学”的代表,显然将他的创作低估了.尽管陈应松自己也在反复诉说着“底层文学”写作的理念,可是我注意到,这一概念是一些文学批评者刻意制造出来的,可以体谅得到的,其用意是总结文学创作的规律以期指导创作,其深层原因在于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并不令人满意,文学创作的环境也不容乐观.

一、

陈应松引人注目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的出现首先源于作家体验生活的目标.体验生活是中外作家们极为看重的一种创作准备,尤其在一般标榜为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那里是极为重要的.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会所提出的“为人生”的创作目标和写作态度,一度成为作家们引为自豪的口号,出现了一些成熟的作家和作品.文学环境进入四十年代之后,在有些作家那里因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而为之一变,真正的人生和现实被弃置一边,尤其是建国以后一段时间的文学创作,“为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农村题材”小说的受到重视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些作家到农村去体验生活,怀有的是变得和农民一样的想法,他们心甘情愿被改造,被农民化,这一政治化的走向所造成的后果今天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可是陈应松在今天说：“我本人坚信文学是为人生的,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也坚信文学是一定能够影响现实.”这样的说法和“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理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它和“为人生“理念的差别呢

其次,是写现实的问题.陈应松说：“所谓‘写现实问题’,其实就是写那里的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生存奇迹,我要让读者与我一起分享山区生活的经验,这种经验是美妙无比的,是小说中前所未有的,要保证它充满阅读的快感,冲击你的内心,那种严酷并充满希望的、比上帝的忍耐还要坚韧的生活,让读者感同身受,唤起他们心中柔软的东西,这不仅是艺术的需要,也是对付残酷现实的需要.”作为对付残酷现实的需要的一点,就是陈应松的作品之中写出了一些看点,比如《马厮岭血案》的开头的“好看”,《太平狗>中的太平被打断脊椎骨的看点,显然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陈应松所说的和小说中出现的看点呢

当然还有“残酷”,一旦和现实结合就更显残酷了.陈应松是否要表现出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他的笔调是否要不动声色以至冷血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程度呢

二、

在这些疑问中,我读到他花了几年时间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猎人峰》.

“这猎人峰过去叫打匠峰,看起来像有个打匠拄着杆站在万年荒静的天空下,经受着漫长残酷的风吹雨打.”(见陈应松著,《猎人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下同.14页.)

这猎人峰中的有名打匠叫白秀,早年到洪湖闹革命,因为不忍见自己的同志被镇压,半路当了逃兵,阴差阳错成为了神农架的一名打匠.这位猎手在与环境的恶斗当中成为了一名神一样的人物,连山里的恶兽们似乎也知晓其名,有所畏惧.紧接下来,小说展示了白秀的困惑与衰颓,不但名声扫地,其英雄神武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这是一个英雄末路的时代,一切历史都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连绵的山脉和茂密的原始森林.如果小说只是写到这些,我们还不能看出小说与“现实”的关联.

小说当然写到了“现实”及其残酷.人与兽争斗,小说之中突出的是人与人的争斗,“老郎中说：人如今与兽比,已经是凶残万倍了,所以今日说的兽就是人,人就是兽,你还不懂吧”(41页)“现在,山上野兽们的争斗没了,剩下的是人的打斗,人自身,人自己,自己与自己打斗.”(100页)

不用说兄弟反目成仇,大伯陷害子侄,儿子抛弃父亲.还有山民与政府机关的对抗,民风的剽悍,乡警的镇压等等,无一不显得触目惊心.

神农架人也就有了理由苟活着：“话又说转来了,虽然怎么活是个问题,如果你不去想,也就不是问题了.就这么臭活吧,活一天是一天,活到哪算哪,活就是活着,死就死了.”(73-74页)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刻意打造的文化旅游项目,小说也通过山外表叔之口说出这样的话：“只有穷地方才会产生古怪传说,还说这是一种山野文化,蛋球的文化,就是落后愚昧的东西挖掘出来搞旅游,无聊至极.”(64页)

神农架是一块神奇的土地,那里有背着大包探矿的山外人,也有伐木工人.更有前来采取野猪心肝治病的山外女人,他们都是来获取神农架宝贝的.这也是属于“现实”层面上的.

神农架的神奇,还表现在那里的自然风光,神异色彩和传奇故事.

陈应松笔下的自然带有了如许多的硬气,不由得不使你屏住呼吸,细细品味,咂摸出不一样的滋味.即使是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黑暗的山谷死气沉沉.春风像呼啸的箭镞,背阴的坡田里冻土如石,猕猴在树上缩着肩膀发出咿咿的怪叫.”(25页)在生冷坚硬的自然环境下,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便被决定了.文化风物也就获得了生命.自然环境带有了作家的主体观照,无不显示出力的激荡的性情.

古老的叙事长歌《黑暗传》在这块土地上响起.那些通人性的野猪、兽类,野蛮而又可爱.白秀孙子白椿的神奇的眼睛,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地方,没有人不相信.乡民们并没有为这样的事情烦恼,相反处之泰然.古老的土地由于人烟稀少、人迹罕至,愈加显得神秘莫测.以山外人所过的世俗生活看来,神农架人的生活即使是日常普通的,也显得不同凡响.人们的生活无不在完成谶语.古老的狩猎仪式也出现了,敬畏祖宗、敬畏神兽,莫不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白秀老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那些野猪、兽类也是传奇,多个传奇构造了神农架.生命的和对之的束缚交织在一起,演绎的故事就成了传说.凡是探本索源的企图都成为不可能,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传奇又衍生出了更大量的故事传说.如此丰富的素材让人目不暇接,不能不为之感叹.

从以上可以看出,陈应松不仅写出了“现实”,还写出了神异的传奇.陈应松“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将神农架山民的农事加以一记帐式的描述,到底还是脱不了本性,也就是抒写浪漫、神秘,乃至魔幻,显然他的创作是丰富的.

似壬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了.

首先,本篇故事出现了为使”底层”叙事“合法化”的写作策略.小说叙述白秀的革命经历,是主流叙事所关注的,但是小说却将革命叙事隐去,完成了一个打匠的人生辉煌,但是最终却让白秀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完结生命,使小说显得怪异而让人难以理解.本来作家为神农架而写神农架,一切以生活体验出发,是“为人生”的.可是作家写“现实”,又游弋出了“现实”,最后又回到“现实”,是不得已的,抑或是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偏爱,是写“底层文学”必须的吗可以说“农村题材”和革命叙事结合才进一步显示出了文学创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理想,而关 于“底层”的叙述非如此不能显示它的“合法化”.小说后半部白大年像赤脚大仙一样飘来忽去,来无影去无踪,结果也是惨死,似乎魔幻也必须“底层”.

其次,价值判断出现了一些含混.人与人的争斗简单化为人与兽的转化,因而不能够从人性意义上来看待人的生命及其过程.另外,小说中政府人员的言与行是极端不一致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能够成为人们厌恶和喜爱的理由.镇长告诉人们：“天地颠倒,颠倒,这是为甚哩社会出了问题,还不明白吗”(48页)这个镇长告诉自己要做一个人：“为什么天地闭了为什么贤人隐去而恶兽出来等恶兽是否是指某一些人呢一些恶人等我起码要明哲保身,成为一个渺小的能称之为人的人等”(53页)但是正是他了白丫儿.而那个派出所长文寇告诉白椿：“牲口也有思想有感情,牲口就跟人一样.你们不是相信人有两个时辰是牲口吗牲口一天也有两个时辰是人啊.你活着,得让山上的野牲口也活着.人的内心不可有兽性.”(255页)而他镇压乡民反抗手段极为残忍.他们的语言是精英的话语,而行为是那样没有人性,从而显示了作者的态度.如果从反讽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也只是对作为官的话语和行为的背离深感离奇,其中显示出不无滑稽的意味.

再次,陈应松写神农架故事实际上和八十年代的“寻根小说”取得了某一部分的相同意向.写地域性的乡土无可置疑是同一的.虽然,陈应松和“寻根文学”创作者们都是深入民间、抒写民间,这是这些作家们的急迫选择,但是,“寻根文学”根本来说是对民族政治文化寻找出路的文学运动.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出现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流,陈应松选择神农架是对以权力为主的文化的回避,以及对以消费化为主的大众文化的厌恶,从这样的态度出发,陈应松去追寻“民间”,所走的精英文化立场出现了倒退,是一种退守.很清楚的是,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的文学环境依然处在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掌控之下,“可以说,文学中的意识形态的因子也从来没有消失过,真正的纯粹的‘民间话语’实际上并不存在.”

所以,陈应松的理论话语和创作实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位.有关理论的表述是当前的“理论的紧张”(南帆语)的突出表征.如果用“底层文学”的内涵来观照作品,可以发现小说中一方面显示出了一定的缺憾,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必要的丰富.陈应松所表白的“底层文学”理念已为他的创作所击破.而且,陈应松作品中荆州方言的大量运用说明作家无法断掉自己生长的血脉,也不无意味地显现出一种语言游戏的态度.这和他小说中的看点一起构造出了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思潮影响的痕迹.有学者认为：“无论后现代因素是否只是作为小说的表征,以叙事策略的身份参加当下文学的表述,后现代心理和叙事模式终究无孔不入地渗透进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的创作中.”陈应松当前的创作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