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史的开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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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构建了当代人道主义文学的宏观理论框架,并将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分为“十七年文学”人道主义思潮、启蒙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和世俗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三个历史阶段,并提出世俗人道主义、人性本位人道主义、生存伦理人道主义、生命伦理人道主义及同情人道主义等艺术概念和观念,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关 键 词 ：人道主义 人性论 同情 现代性 意识形态

人道主义概念正式诞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种思想它起源于古希腊时代,人道主义在文学的维度上以演绎者的身份拓展了文学的言说空间,作为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超越性客体,它不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呈现,而是力图在精神领域的第三维构建具象意义的抽象世界.人作为具有创造属性的价值个体与文学的书写关系密切.当代文学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道主义经历当代文学六十五年的岁月洗礼,虽然没有疏离主流知识生产体制,但依旧徘徊于文学主流意识之外.由于受到政治语境的影响,文学主体和历史进程并没有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接纳人道主义,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越过人道主义的思想而直接通向现实主义的视域,本该作为文学题中应有之意的人道主义陷入一种与历史话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困境,人道主义的定位以及人道主义在文学领域的生发一度随着文学史的曲折发展而出现断章.1990年代知识范式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在新的生存条件和思想语境下,人道主义多维度体系的构建依旧举步维艰.人道主义的书写者多借感性的形态来表达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缺乏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始终只能在精神的低空盘旋.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无法否认当代文学对人道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所取得的众多成果,但中国当代人道主义研究始终未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王达敏先生著作《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作为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史的开创之作,构建了的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逻辑体系,让被压抑的人道主义由隐形处重归大众视野,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有助于促进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现代化.

《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新时期至新世纪人道主义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即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被阶级性话语强行封锁的人道主义,从1970年代末开始在新一轮的“现代性叙事”中再次崛起,将断裂的人道主义学脉重新牵连起来,形成深入而丰富的“逻辑演进态势”,启蒙人道主义应运而生.但受特殊社会语境影响而产生的启蒙人道主义,始终没有冲破其启蒙理论叙事的高度,只能在启蒙人道主义上做低空盘旋. 与“五四”启蒙主义在源流上存在同构性、一致性的启蒙人道主义,从广义上来看是“以‘思想启蒙’破题,进而从文化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转向整个社会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深度变革”,以现代性叙事的方式呈现反精神奴役的文化精神.由于缺乏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启蒙人道主义始终未能发现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世俗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作者在现代性语境下定义新时期文学启蒙人道主义,“其特点可以表述为：深切同情在极‘左’政治暴力下被侮辱、被迫害、被冤屈的受害者和不幸者；批判极‘左’思潮、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以及僵化荒诞的现实处境对人的伤害,对人性的扭曲异化；抒写逆境中的美好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精神.”以此为理论基础,作者对这一时期人道主义的发展走向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启蒙人道主义的发展向两个维度延伸,一是同情的路向,是具有悲悯性质的人道主义,但未能达到精神形而上的现代性呈现的高度；二是在“同情”与“批判”的二维结构中出现的,在“苦难叙事或悲剧处境中正面抒写美好人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第三维.这一时期启蒙人道主义的“启蒙”要义落在“批判”之上,对苦难的叙述,对非人道境遇的描写,是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叙写接通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传达出强烈的现实批判和深刻的历史反思的旨意,或于批判、反思的叙写中蕴含着同情悲悯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最终目的是达到“勇敢坚韧的抗争精神和高尚执著的理想追求”.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的启蒙人道主义以世俗的伦理观念为核心经过逻辑演变,在人性裂变的过程中进入90年代的世俗人道主义阶段.对这一阶段理论的总结是作者最重要的文学贡献所在.1990年代的世俗人道主义并没有完全脱离启蒙人道主义的书写领域,“此时的‘启蒙’和‘批判’更多是从人性本位和世俗伦理的立场作出的,淡化了启蒙浓厚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色彩”,更具世俗性、民间性.世俗人道主义是由人性本位人道主义、生存伦理人道主义、生命伦理人道主义和理想/审美人道主义四种不同的态势构成.四种人道主义观侧重点各不相同,人性本位人道主义强调人性的书写；生存伦理人道主义侧重苦难的叙事；生命伦理人道主义主要描写生命意义和价值；理想/审美人道主义通向“人性的博大完美、精神的崇高伟大”,是“人道主义的高级形态――道德形而上的人道主义.”四种人道主义观虽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以回归人性本位为旨归,在以理论诠释作品到从具体作品提升理论的过程中,以人性本位为基点构建新的人道主义观.世俗人道主义中最能体现作者敏锐学术眼光的是对生命伦理人道主义概念的提出.作者从余华的研究中发现生命伦理人道主义的存在,并从近现代西方文学中找到一系列的作品来支撑与丰富这一理论体系,确认这一人道主义表现形式其思想内蕴主要体现在：“关爱生命、尊重生命、体悟存在的终极意义”,并将生命伦理人道主义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想最有价值的创获”.在宏观人道主义发展脉络的观照下,中国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不再聚焦于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是放在个体的人生价值之上,用人道主义接通了生命存在的意义.生命伦理人道主义首先使人确认人的本来面目,并将“存在”这一任务担负起来.此观点消解了人性的伪崇高,将人确认为人的本体存在,人本体存在的确认则以尊重生命为旨归,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在叙写苦难的同时揭示人类作为存在个体无所依傍的生存困境.以“隐忍抵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命伦理人道主义区别于基督教“爱与忍”的精神,生命伦理人道主义源于“生命现实对人道主义的直接启示”,而“爱与忍”则以上帝存在作为个人存在的本位,人的存在价值被上帝的神性崇拜所替代,拒绝人本体存在的宗教“爱与忍”的观念本质上是属于反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世俗人道主义以“生命存在为本体”,以“体悟存在的终极意义”接通人道主义的本质价值,成为当代人道主义“最基本的命题”. 作者在对新时期新世纪人道主义的内涵做理性辨析的过程中将同情作为“人道主义的逻辑起点”,认为同情是“人道主义生成的原点”.他将基于同情的人道主义,称为“同情人道主义”. “同情”与“人性”是构建中国式人道主义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在中国的传统认知理念中同情属于一种单向给予的情感,具有精神境界的优越感.同情人道主义所谓的“同情”其内涵与舍勒在《同情的本质和形式》一书中提到的“情感参与”相符,这里的“情感参与”与怜悯意义上的同情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西方关于“同情”理论的支持下,作者指出作为“人道主义逻辑起点”的同情“不是指普通伦理观念中的怜悯感,而是指共同感受和共同情感”.这一同情具有与他人“原初共生”的性质,是一种情感的双向互动,从而避免存在主体在精神上压制客体情况的出现.当代社会主体精神的失落导致作家自我人格的迷失,人道主义的生存方式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被改变,作为无功利知识范式的人道主义在当代异化的文化语境下,孤独的以个体的尊严来对抗群体意识,从而导致人道主义被文学文本主观改写.但人道主义的基本性质和主要流向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从中国当代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透析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文本的书写是以同情为本、以人性为核心,具有伦理取向的民族主义特点.同情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接通到伦理价值领域,我们承认同情之于人道主义的重要性,但作为文学的“第一推动力”,同情仅是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表现领域,属于“派生的相对存在”,“人道主义的许多核心价值观念源自同情,但同情并不等于这些核心价值观念.同情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它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处在从简单到丰富,从低级到高级,从一般到崇高的变化之中,否则,基于同情的人道主义就会始终停留在‘慈善主义’阶段”.当代人道主义文学缺乏西方文学“深刻地剖析人物复杂的心理、情感经受的痛苦煎熬、严厉的灵魂拷问,以及人性的升华和灵魂的复活的描写,其思想和情感产生的冲击力量常止于伦理道德的水平”,始终无法超越生命的存在意义而进入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文学作品出示同情但不能仅仅止于同情,一味沉湎于怜悯情感的抒发,同情人道主义的要义应落在引领受难者“超越‘此在’的困境而走向精神发展之路”,在坚持同情与批判的基础上通向“精神‘建构’的第三维”,完成人道主义的超越性书写.

布罗代尔告诫“不要仅仅从事短时段的思考并认为今天的头条新闻必然是我们时代的典型特征,还有许多在沉默中运动着的东西”.所以对人的解读应该建立在长远的思考上,《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在继承认知的基础上将文学视为一种人道主义审美特征的艺术,以一种一以贯之的人性本位观探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价值,建立起完善的学术风格,具有填补文学史空白的重要意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人道主义研究的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