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理和伟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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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青年批评家.他的批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尖锐、直率和一针见血而蜚声文坛,他是一个勇武和真诚的文学批评家,当然也有人把他看作一个“异数”.他在密切追踪当下小说创作的同时,也时常翻检历史旧账,了结未了的文坛公案.比如他对《废都》的一再批评,在展示他细读功力的同时,似乎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执著认真的鲜明个性.可以说,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却很难“驳倒”他.他有相当扎实的“新批评”的训练,他的看法有大量的材料和细节支持,你要反驳他,除非你掌握了比他还多的材料.李建军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对文学传统的看法,他是一个对传统尊重、甚至敬畏的一个批评家.他有一篇短文《文学因何而伟大》.在这篇千字短文中,李建军以不可妥协的姿态表达了他对“伟大文学”的理解.在他看来,“仅仅追求‘文学’价值的文学,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文学没落和破败的标志,就是作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文学’上只追求技巧的新奇和形式的完美,或者都放在自己身上,只满足于肉体快感的叙写和阴暗情绪的宣泄.”伟大的文学,是“根植于文学之外”的文学,他必须面对“迫切问题”,“真正的作家把文学当作讨论问题的一种方式.他关心、同情弱者和不幸的人们.他把写作当作帮助人们摆脱苦难、获得拯救的伟大的伦理行为.他大胆地抨击罪恶,无谓地追求真理,执著地探询生活的意义.”他将俄罗斯文学作为一面镜子和尺度,呼唤作家“无畏地写作”,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真正语出惊人.

其实,文学观念的搏斗,在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成为过去.就在李建军提出“文学因何而伟大”的此前不久,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已经展开.不同的是,今天讨论的文学观念与80年代文学观念的生死搏斗已经大不相同.即便都在讨论“纯文学”,每一个人对它理解的差异之大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时代呈现出的复杂性使我们包括对文学的判断往往难以准确地做出,对我个人来说,我已经变得犹豫不决,我迟疑于一种进退维谷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对李建军的果断和坚定分外感佩.在某种意义上,李建军说出了文学的真理性.比如近期批评界对《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的关注和推崇,从一个方面验证了他对“伟大文学”的理解.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他新近出版的一部专著《小说修辞研究》,这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博士学位论文汗牛充栋的时代,李建军论文的扎实、翔实和独树一帜的见解,以及他敢于坚持某些观念、敢于批评某些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批评家品格,一以贯之地得到了贯彻.这部著作讨论的是小说修辞的专业理论,但这不是一部高蹈的、空洞的、面对天空的写作,不是我们惯常见到的泛泛而论的无力的“文艺学”著作.他以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为核心,在较为全面评介西方小说修辞理论的同时,以实证的方法对小说修辞理论作了新的阐释和研究.首先,我惊异李建军的理论勇气,他在肯定布斯的同时,也勇敢地指出了布斯的问题和局限.这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能力.过去,我们对西方理论常见的是两种态度：一种是没有异议的全盘接受,一种是没有商量的全盘否定.80年代以来,从对现代派开始,对西方涌入国门的各种理论截然对峙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这里不存在信仰的问题,构成支配性的力量往往是隐含其后的意识形态立场,那里没有对象、没有创作实践、没有理论意识,它是被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的.因此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有态度、立场,排队划线是所有争论可以预期的后果.

李建军在讨论小说修辞理论的时候,他以谱系的方法对中外修辞理论作了区分和对比.他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修辞理论是一个语言学的范畴,仅限于“词语”层面,因此修辞经验丰富,而修辞理论却十分贫乏.西方的修辞理论,是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诗学》等经典文献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强调演说家以“见识、美德和好意”说服听众的学问.这一看法对切入的核心理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有深刻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建军对布斯的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识辨后,他不仅指出了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贡献,同时也认为布斯的理论也有局限性.小说修辞是布斯理论的核心概念,但布斯在他的著作中始终没有给出确切的界定,他是在批评各种错误的小说观念和创作倾向中,来显示他的基本观点的.为了讨论的方便,李建军对小说修辞作了如下界定：

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映,“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的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契合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它既指作为手段和方式的技巧,也指运用这些技巧的活动.作为实践,它往往显示着作者的某种意图和效果动机,是作者希望自己所传递的信息能为读者理解并接受的自觉活动；作为技巧,它服务于实现作者让读者接受作品、并与读者构成同一流关系这一目的.（12页）

当然,李建军定义的关 键 词 显然也是来自于布斯是没有问题的.布斯也强调修辞的说服性,它需要技巧和手段,但他同时更强调小说修辞的道德作用,小说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道德行为,修辞技巧的选择和运用,本身就体现了道德性质.这一看法几乎也贯穿了《小说修辞研究》全书.另一方面,李建军也指出了布斯修辞理论的局限性.他把布斯的局限概括为以下四点：一、他没有把人物和情节这两个对小说来说至为重要的因素摆放到中心位置；二、布斯忽略了小说家对技巧的选择和运用是受到小说精神、作家拥有的精神资源以及民族性格和习惯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三、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缺乏历史感和时代感,缺乏对制约小说修辞的语境因素的考察；四、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从某些方面来看,没有彻底摆脱“新批评”的消极影响,他的“隐含作者”理论,是向“新批评”妥协的产物.

不同的读者对任何一部著作都会读出他自己的体会,因此,任何一种提炼和概括,总会从不同方面显示着一个读者或研究者的视野、眼光、兴趣和他的学识背景.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在中国批评界曾风靡一时,但听到如此犀利的批评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当然,对一种基础理论研究要求他的时代感是否有些苛刻,显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像本书讨论的主要对象依托―――19一样,如果我们也按照李建军的思路,他在本书中对19情有独钟赞佩有加,那么,对一个已经成为历史遗产,我们只可想象而不可重临的文学时代来说,要求当下的文学创作去追寻那个难以企及的辉煌的文学梦境,是否也是缺乏时代感呢?需要说明的是,我同意李建军对19的评价和深刻怀念,我历来认为,任何时代的文学遗产,甚至包括无产阶级的文学遗产,都没有成为过去,都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识别并且继承其有价值的一部分.我这里需要和作者讨论的是,当他苛刻地要求布斯的时候,他自己恰恰陷入了他所指出的布斯的“错误”.

当然,我必须肯定李建军的理论勇气,他在阐释他的修辞理论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挥起了批判之剑,他在论及现代小说（严格地说是“新小说”和现代派小说）的时候,对罗兰巴特、罗伯-格里耶、福科以及中国当代作家余华、残雪等的理论和创作,都作了激烈的批评.罗兰巴特认为人物具有符号性,“它不再是有关一个世俗姓名的义素的组合,而且生平、心理和时间也不能再占有它；这是象征关系的一种非世俗的、无人称和非持久的外形.等人物作为象征的理想性,它没有年代的即生平的服饰；它不再有名字；它只不过是修辞格的一种经过（和返回）场所.”李建军断然指出：“巴特的理论是错误的,‘新小说’的实践是失败的,说轻点,他违背了起码的经验和常识,说重点,他违背了捍卫个体尊严的人道原则.总之,在作为象征符号的人物姓名的修辞处理上,‘新小说’虽然表现了大胆的革新意识,但具体的做法却是不可行的.它不是以充分的形象化、生动化、个性化来丰富姓名的象征内涵,而毋宁说,恰恰相反,常常以任性的抽象化,减损了人物的生动性、真实性及个性内涵的丰富性.”（252―253页）李建军在批判巴特的时候,他的尺度和范型显然也是19世纪的文学经验.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巴特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也确实从一个方面开启了我们的批评视野.比如,当我们检讨中国红色文学的时候,恰恰是在人物命名上出了大问题.一个人物的命名必定要联系着他的身份,当一个人物的命名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一定被塑造为“高大全”的形象；当一个人的命名和地主、反革命分子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十恶不赦.然后,一个革命者如果向一个地主或反革命分子诉诸暴力甚至肉体消灭,都是合法的.这样的命名也是文学经验,它甚至支配和主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人物的生动化、个性化从何谈起呢.我的意思是至今还没有、也不必要有一个普遍的关于人物命名的法则.罗兰巴特恰恰颠覆了此前的经验,他对人物命名的大胆革新,起码对我们来说,避免了从人物命名的角度判断人物的善恶、好坏的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人的个体尊严和人道原则,不止是从人物命名中体现出来的,重要的还是整体的文学精神和对人类基本价值尺度是否有最低维护和承诺的愿望.

对“现代派”或“后现代”小说,李建军似乎怀有很深的成见.他对《尤利西斯》、《佛兰德公路》、《窥视者》、《嫉妒》以及中国当代作家余华、残雪等作家和某些作品,都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克劳德西蒙的小说,“对物象的详细而沉闷的描写,远远多于对人的行动和情节事件的关注和讲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都是以描写象征化的物象为主体的.这种整体化倾向,使他的小说存在着过度性反复的情况.所谓过度性反复,是指小说中某种或某些象征意象,以超过象征的强调原则所要求的合理限度的频率反复出现,占据了很大篇幅,排挤了人物和情节,造成小说的沉闷、滞重、可读性差和象征意义贫乏等消极后果.”（255页）他认为中国所谓的“先锋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讲,乃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孕育的一些畸形的产物.他们背离传统,盲目地趋从西方怪异的新流派.（253页）他以余华的《世事如烟》为例,认为小说中字母化和数字化的人物,是一种极为“表层”化的方法,它既缺乏形象性,也“剔除了对深度的向往”,“使我们在阅读时丧失意义这个心驰神往的目标”,从而造成了读者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这足以说明,所谓“先锋小说”,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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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的上述批评,不能说不具体,从某种意义上也不能说没有合理性.但问题是,这些论述和结论还仅仅是修辞的角度,而不是历史的角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对现代派、“后现代”的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的话,结论可能就会大大不同.如前所述,李建军在《文学因何而伟大》一文中曾一再强调,“文学倘若不植根于文学之外的问题,也注定是要‘腐烂’和‘消亡’的”；“文学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的生存境况.”这些看法是非常正确的.许多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事实上讨论的都是文学“之外”的问题,即便是讨论小说修辞这一相当专业的理论,也是为了文学能够更好、更精彩和更具有文学性地表达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类的精神事务.那么,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历次错误的政治运动,如果没有人的精神倒错、无辜、无助和无奈,怎么会有现代派和“后现代”小说,如何会在中国出现余华、残雪等作家作品.把中国的“先锋小说”仅仅归于“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孕育的一些畸形的产物.他们背离传统,盲目地趋从西方怪异的新流派”的看法,起码是不周延的.

我非常同意和欣赏李建军对19世纪伟大的文学传统的尊敬和评价,对一个伟大文学传统的致敬,在今天也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在红尘万丈的滚滚潮流中,我们在小说中已经很难再读到浪漫、感动、真诚、友谊和刻骨铭心的爱情,大部分文学已经失去了重建精神家园、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功能.这时候,重温19世纪伟大的文学传统,对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来说,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但是,19世纪毕竟是一个只可重温、想象的过去,它不仅不可重临,而且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学遗产,它也是不可重复的.我们只能在向它学习的过程中,借鉴它尊严、高贵的文学精神,从而创作出更接近于今天时代生活的作品.

即便我对李建军这部严肃、深具功力的著作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我对他严谨扎实的学风,对他敢于说出自己诚实体会的坦诚深表敬意.他的这部著作就像他的批评文章一样,直面问题,不隐晦、不掩饰,立场和态度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作为文学理论著作,《小说修辞学》结合了大量的具体对象,他对19和当下中外文学的熟悉和了解,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当代中国传统文艺学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已经沦为“课堂知识”,走出课堂便一无所用.那些传统的、已经死亡的“文艺学”,完全丧失了对当下文化和文学生产的阐释力.而《小说修辞学》将理论研究和对象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这使这部著作充满了时代感和当下性.因此这也是一部值得讨论、值得关注的著作.它的出版,对检讨和反省文艺学研究和教学中的问题,一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