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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消费社会的强大压力,传统文学的盛宴早已终结,但文学30年,却为我们打造了一座含义复杂的蜡像馆,那些文学蜡像栩栩如生,昭示着文学由盛到衰的戏剧化历程,并向媒体提供了无限丰富的谈资.当代文学刚刚越过青春年华,就已迅速老去,它的背影何其苍老,而它所提供的经验,又是何其珍贵.
在我看来,中国文学30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978~1989）是所谓“新时期”,也就是我命名的“狂飙期”,这是原作家复苏、知青作家崛起,前卫作家以及杰出翻译家抬头的时代,以1985和1986两年为最高峰值,标定了当代文学最繁华的状态；第二时期（1989~1999）我称之为半衰期,这是一个文学渐退并寄生于影视的年代,文学依赖影视而获取自己的荣誉,王朔、苏童和余华等都由此受到青睐.第三时期（1999~2007）,我称之为“数码期”或“全衰期”,它以卫慧的《上海宝贝》为代表作,成为“身体派”崛起的标志,一方面是以文学形态命名的汉语文本在互联网上高速增殖,一方面是文学自身影响力急剧衰退,这种反比例关系,就是全衰期文学的基本特征.
作家的精神蜡像
狂飙期是文学30年中最值得观看的段落,它向我们展示出中国文学自我复苏的强大能量.在经历漫长的精神苦难之后,前作家和知青作家,共同集结在文学旗帜下,加入历史反思的合唱,发出了解冻后最初的呐喊.各种痛楚而喜悦的创伤记忆,混合着破裂的青春期梦想、政治恋母情结、文化寻根的焦虑、以及对“彼岸”的乌托邦理想,都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母题.而全体民众都在侧耳倾听.此外,还有那些政治乌托邦的“文学”字词,用毛笔涂写在白纸上,糊贴于高墙上,俨然是灵魂高蹈飞舞的宣言.激越的改革声音,跟85美术新潮思潮和先锋音乐一起,汇聚成精神解放的洪流.
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这两位作家的悲苦结局,勾勒出文学火焰外缘的浓重阴影.
朦胧诗之正名和后朦胧诗之崛起,乃是狂飙期的重大收获.诗歌的飞跃,起源于知青在白洋淀的湖畔吟唱,后来却引燃一场针对旧美学的叛逆火焰.从四川盆地、北京和上海涌现了大批诗歌流派,云集于1986年徐敬亚所组织的诗歌大展.激进的校园先锋诗歌,不仅修正了诗歌的撒娇嘴脸,拓展了流氓诗学的战地,而且孕生出前所未有的先锋小说.青年小说家学习汉语诗歌,练习小说叙事的现代技法.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罗布-格里耶等,成为先锋小说家的光辉样本.中国翻译家据此介入了汉语的起飞,他们提供的译本,就是汉语文学复兴的秘密导师.
在短暂的狂飙期里,文学不仅完成了自我解冻的程序,而且向价值反叛和话语转型,迈出急切而脆弱的步伐.这个时期的最高代表,就是年轻的诗歌天才海子,他的诗作超越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诗歌的最高水准,为汉语文学标出一个全新的高度.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以来宣喻文学狂飙期的终结.这是农业时代的最后一位歌者,在秦始皇寻求永生的地点（山海关）,不惜以暴力的方式终结肉体生命,这不仅是对古老极权主义的嘲弄,也是乡村诗学的一次最高祭礼.
这是精英叙事的秋天,它明朗而阴郁的色调,照亮了汉语文学的锦绣前程.但文学并未在那里驻守下去.在90年代,先锋作家的集体叛逃,预示了精英文学的整体性衰败.余华苏童等小说家转向有戏剧性情节的叙事,也就是回归到大众阅读的层面,从《妻妾成群》到《活着》,这些文本相继被第五代导演所收购.文学成为电影的侍妾,浓妆等待第五代导演的幸临.与此同时,先锋诗人集体逃亡到图书市场.他们腰缠万贯,出没于90年代的全国书市,成为操纵图书工业的“第三只手”.
文学只剩下一种似是而非的出路,那就是反讽.反讽最初是对国家话语的一种戏仿（王朔）,而后就成了作家批判社会的拳头（徐星和王小波）.作家踏上流氓主义美学的康庄小路.王朔、徐星和王小波所构成的三位一体,为21世纪互联网上的大规模反讽,开启了意义深远的大门.但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它只是社会批判形态之一,并不能替代价值正谕的建构程序,而反讽过度势必造成对文学的伤害,甚至导致对反讽作家自身的伤害,王朔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他在2007年的出位批评及其自我忏悔,无疑是对反讽叙事的背弃,并为文学反讽标上一个佯狂的记号.
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不仅是全衰期的开端,而且是“翻身文学”的第一声尖叫.女性作家成为身体写作的主体,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女作家飞越羞耻感的边界,向身体禁区突进,无畏地传播床帏真理,把身体叙事推向了.从九丹、木子美、竹影青瞳到热倡“胸口写作”的赵凝等等,在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里,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女权主义的造反线索.女性的自我解放,彻底改变了文学的走向,把它从形而上的庄严云端,拉到粉红生活的大地.这种身体解放具有双重品质――它的意识形态反叛性,以及它对市场庸俗趣味的急切响应,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被混杂在一起,令批评家们深陷于解码的困境之中.
文学的多重面具
早在狂飙期降临的前夜,文学就已是品质优良的意识形态工具,喊出政治所不能直言的声音.话剧《于无声处》,一部艺术水准稚嫩的工人习作,成了工作会议代表的政治晚餐,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运动鸣锣.这既是文学的伟大荣耀,也是它后来急切要脱卸的制服.狂飙期理论家的主要目标,就是试图建构文学自身的主体性.为了获得自身的纯洁,它要忍痛切除那饱受民众欢迎的触角.它要把政治功能交还政治,把娱乐功能扔给游戏,并把心理治疗功能交付电视连续剧,如此等等.而在消费时代,文学被再度拉回到娱乐和情感治疗的现场,成为大众娱乐和消费的工具.中国作家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纯文学”梦想.
这是一种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图景.文学既要捍卫自身的多元功能,又要小心规避工具化的命运.我们已经观察到,文学最初是体制的工具,而后又成为资本的工具,多重性的工具人格,拒绝了作家的独立主体,以致无法聚集起足够强大的心灵力量.但那种内在的精神性（独立意志、诗学信念和终级关怀）,却正是文学创造力的轴心.中国作家的这种精神性软骨症,加速了当代文学的衰老进程.
作家的角色,一直是文学所无法规避的难题.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者）、“社会良知的担待者”（引领者）、“传统价值的叛徒”（反叛者）,到“汉语创新的手艺人”（实验者）,所有这些表情严肃的角色,都是文学家为自己订制的面具.这是狂飙期作家的多重特征,它要据此成为社会精英中最有力的群体.而到了全衰期,作家只剩下一种单一的角色,那就是扮演大众的情人.一些新生代作家寄生于无边的互联网,拥有大批数码粉丝,但至今尚无任何作品有望成为文学圣经.他们学会流畅地书写武侠、警匪、言情、惊悚到魔幻等各种类型小说,以及掌握笼络青年读者的叙事技巧,却没有继承狂飙期的核心价值及其书写语感.他们的话语方式陈旧而单调,不是仿效港台三流作家,就是跟本地中学语文课本的风格密切呼应.他们比其它任何群体都更需要天才的诞生和突围.
阅读的风雨旧梦
早在狂飙期,文学展示过其全能的神性,它是广谱安慰剂、硕大的情感和哺育国家婴儿的字词摇篮,由此点燃了狂热的文学崇拜.中国最优秀的读者,大多云集于文学乌托邦之中,从那里汲取全部存在的知识、能量和信念,文学和读者的这种热切互动,构成了一幅感人的图景.这场运动提升了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把它变成一座温暖的精神家园.在经历了多次政治清算之后,文学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尊严.
基于这种印刷读物的神圣性,强烈的铅字崇拜涌现了.许多走过60年代的知识文青,都拥有成箱的手稿,他们在简陋的练习簿上从事抒情和叙事练习,为日后转换为铅字而辛勤工作.狂飙期的文学杂志,从某人转到另一人,制造出手-手传播的延伸模式,由此构成漫长的传阅链索.大多数文学杂志,五年后仍然在传阅链上滚动,最后在某文学读者的床边高高堆叠起来,犹如铅字码起的细小山脉.它们被翻阅到卷角的程度,其上散布着无数人留下的指痕、断发和污迹.文学杂志的这种超负荷阅读,带给它以巨大的名声.文学杂志的长命,跟它今天的短命――用过即扔的一次性消费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这种文学杂志的神圣性,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降临而消失殆尽.互联网时代的“无铅运动”,导致手-手传阅链的断裂,文本可以自由发表,不再经过任何编辑程序的过滤.这种无铅化-数码化运动,令许多网络文青丧失自我估量的能力.他们沉浸在作家的幻觉里,在互相勉励和叫好中一意孤行,以复制、粘贴和转发的方式,制造着互联网上的文学狂欢.毫无疑问,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网络文学帖子,但这跟文学发展无关.它不是升华的信号,却提供了繁荣的幻象.
狂飙期的一流读者,早已弃文学而去,成为影像、游戏乃至各种新式娱乐生活的用户,从而把文学孤立起来,成为一个跟世界主流脱节的文化小岛,惟有那些缺乏阅读经验的三流爱好者,继续簇拥在其四周,消费那些被市场大肆推销的快餐,为低劣的文本高声喝彩,俨然是垃圾文学的幸福粉丝.
在所有大型文学杂志中,《钟山》、《花城》、《大家》和《芙蓉》等先后兴起与消沉,只有《收获》继续拥有数量可观的订户.它以文学代言人的姿态,长期驻留在学院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的订单上.但这只是某种象征性的独存.人们从一大堆杂志中挑选一种或几种作为代表,仅此而已.在大众文化喧嚣的时代,《收获》成了站在文学荒原上的一株孤独的小树,用以证明这类文化事物的实存.而在它的四周,到处横陈着地方文学期刊的残骸.
作协敬养院和学院鸵鸟
作协的神圣地位在狂飙期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位当时加入中国作协或地方作协的文学作者,都能获得广泛的敬意.1980年前后,作协发展了后首批新生代作家,其中一部分人是新大学生.他们加入作协的那些红色光荣榜,一度成为校园里最令人惊羡的招贴,支撑着文学青年的炽热梦想.在狂飙期,作协是高踞于文学台阶顶部的圣殿,也是文青所渴望的最高荣耀.
但30年之后,环绕在作协四周的光晕已经逐渐消退,露出了布满青苔的落寞容颜.作协辅佐作家的机能在丧失,文学评奖被各种丑闻所包围,变得声名可疑起来.作为文学领袖的威权性,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强大挑战.在某种意义上,像是文学的敬养院,散发出居委会和菜市场的混合气味.为了改变这种状态,中国作协向新生代作家发出了亲切感人的召唤.但这种热吻并未改善作协的处境,相反,却引发了媒体的普遍质疑.新生代作家就此陷入两难的困境：他们指望靠作协来确认自己的作家身份,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因为正是市场准则颠覆了作协的威权,甚至被迫吞下韩寒充满机锋的嘲笑.
早在1985年,文学理论家曾经以全新的姿态进入文学.1985年的厦门会议和桂林会议,聚集了全中国最优秀的中青年批评家,展示出学院派干预文学进程的强大信念.但狂飙期之后的文学史,却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尽管“重写文学史”的呼声震耳欲聋,但学院炮制的一千多种文学史教材,并不能向青年学生提供正确的文学知识,以及有效的文学价值评估方法,这是文学价值倒错的主要原因之一.学院派率先丧失了文学评判的能力,满足于自我封闭的鸵鸟政策,继而丧失了文学估量的威权性,在“国家主义批评”、“术语批评”和“红包批评”中自我贬值.文学批评的退化,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态势.
汉语工具危害论
图书经纪人和出版人的夸张叫卖,利用媒体宣传,把一大堆劣质文学产品,倾倒到阅读现场,由此导致文坛的垃圾化效应.这是21世纪零年代文学的最大困境.出版商的高声叫卖、红包批评家的笨拙赞誉,象口红一样涂抹在刚出炉的出版物上,令其散发出赝品式的廉价光泽.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毁灭性炒作”,它曾经断送过九丹等有才华的作家的前途.
发泡式垃圾是花哨而轻盈的,漂浮于消费世界的水面,夺取了公众的视线.而那些沉重的话语宝石,却只能沉没于水底,跟泥沙混杂在一起,无法得到必要的凝视,由此造成严重的价值倒错.当精英文学继续沉浸在占有时间的快乐之中时,大众文学已经迅速占领了空间.
坚守文学信念的作家,在几乎无人倾听的状态下,不倦地从事汉语书写,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收藏的文献,它们以手稿、打印稿或网页的形态在世,其读者限于微小的圈子.在诗人余地的背后,正是文学所面对的最深切的孤独,它像瘟疫一样扩散,一直伸展到历史深处.这就是汉语不能承受之“轻”.
汉语文学退化,跟世界文学的整体性危机相关,它是轴心时代终结的征兆,但另一重要的本土原因,在于30年中国文学史,完全依赖于“国语”和“简体字”这两种书写工具.它们提供了隐秘而强大的工具语法,犹如坚硬的文化印模,把所有的书写活动压入了规范的凹槽.事实上,只要以行政方言“国语”为基准进行文学书写,就能强行矫正作家的内在（心灵）话语.所有那些不适合用“国语”表述的地域（或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在其尚未发声之前,就会遭到“国语”的过滤和删除.正是这种“国语写作”塑造了文学的体制化面貌,并令作家丧失了从地域文明中汲取文化养分的空间路径.
无独有偶的是,书写工具“简体字”,再度摧毁了本土最独特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解构中国文字象形和会意法则,粗暴切断了文明传承的时间路径.那些珍贵的历史,藏匿在繁体字的形体里,被书写者所临摹、学习、顿悟和传承,由此保障了优良的文化传导性.但那些美妙的符号遗产,却因“简化”手术而变得烟消云散.作家根本无法利用日常的繁体字书写,从字符中汲取文化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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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种空间路径和时间路径的双重丧失,就是30年中国文学所面对的历史处境.回到当下文学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幽灵正在四处出击,探求新的寄生空间,从影视、游戏和短信的新媒体那里获取力量；更年轻的作家则忙于收集大数量的读者,指望从市场里获得高额版税；只有少数作家在继续坚守文学的内核,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信念.这很像尤奈斯库戏剧《犀牛》所描述的场景.当小镇上的全体居民都竞相变成犀牛时,只有个别人拒绝了异化的潮流.但这种针对时尚的抵抗,却只能谱写新的荒诞喜剧.作家坚守人类的形貌,也即捍卫文学本质,对于已经集体变成“犀牛”的种群而言,无异于新的怪物.文学的命运,早已被历史所无情地设定.这是文学的不幸,也是它至高无上的光荣.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