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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去武汉附近的九宫山参加一个现当代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的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些老话题,但是忧虑却是新的.现当代文学学科所面对的挑战与危机是不言而喻的,有一位教授用八个字来形容当下的学科处境：根本颠覆,全面覆没.虽然有些言重,但其焦虑之情跃然呈现.其“挑战”与“危机”所指,是所谓“国学热”、儒家热、传统文化复兴、传媒炒作流行快餐等等思潮,而形成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地位下降.甚至有人在会上忧虑地提出：“现当代文学”将来会不会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延续下来的一个阶段,比如在元明清以下,再设一个学科：20.
这样的忧虑,记得在二十多年前的现代文学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上就有人提出过,但当时的人是并不以为忧的.那时,人们普遍对于“现代文学”为什么需要设立一个二级学科感到疑惑：在时间的长度上它显然不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那么悠久,在空间的多元上它显然不及外国文学那么丰富,那么,凭什么,它需要用一个二级学科的容量设置在高等学院呢?这必然是需要从它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性来考量.正因为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与建党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与建立新政权的合法性论证联系在一起,学习现代文学,并不仅仅是学习这刚刚过去的三十年的文学作品,而主要是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学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为三个阶段的文学史的学习,来加深对新主义革命的过程的理解和认同.它本来就不属于单纯的科学性的学科知识,而是意识形态部门的一个分支.在这个意义上它作为一门二级学科的作用,无疑要比一般的政治思想教育课程更富有感性特点,也更加具有“学术性”和传播性.但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与作为学科的科学理念是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的,其冲突的结果,就是科学性理念最终战胜了其特殊的意识形态使命,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学术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等一系列概念的学科背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位学者在会后曾经质问：这样下去现代文学还能作为二级学科存在吗?有一位当时的青年女学者兴奋地回答：“我们正在密谋取消这门学科.”这当然是开玩笑,但说明那时学者的心态是豁达的,所谓“学科”是教育系统人为制定的某种教育体制,涉及到资源与利益的分配,当然也涉及到学术的盛衰,但对于真正的学者或知识分子来说,并不会影响他的理念的实践与学术的热情.
所以,现代文学学科的前辈学者樊俊先生在十多年前就为这个学科的前景设计了好几种可能性.他在一篇概述性的长篇论文里归纳了当时学术界的三种见解：“一,主张把现在所说的“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合并,统称“近代文学”,与史学界关于通史的分期取得一致.二,主张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合并,通称“现代文学”或“新文学”,考虑到当代文学在继续发展中,有的学者还建议可以将其中相对凝固、已经告一个段落的部分,逐步纳入“史”的研究范围.三,主张从戊戌变法至今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称“20世纪中国文学”.等等.为此,他当时曾经呼吁过三个领域的学者一起就这个学科问题来共商大计,但很遗憾没有的得到响应.他说：“近年来,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说前辈学者为创建现代文学这门学科而努力,为奠定目前这样的学科格局作出了贡献,那么今后年轻一代的学者的历史任务,可能是消解现有的格局,把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更大的学科之内,或者重新建构新的学科.从学科的发展来看,是迟早得这样做的,并将因此把现代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1）樊骏先生的富有远见的学科观点,在今天的学科建设中依然是最前卫的.
樊俊先生所归纳的第一条主张,现在还有学者在实验,如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属于此类；第二条主张已经被教育部所采用,现在我们的学科已经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以示三十年为限的“现代文学”已经不能单独成为一个二级学科了.第三条主张即“20世纪中国文学”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时代已经进入了新世纪,它已经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文学史概念,完成了其自身的任务.所以,我们以当下的学科含义来讨论,只能依据第二条主张,来讨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如何处理?怎样顾及已经过去的20与正在展开的21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来落实樊俊先生所说的,根据有的学者的建议――“可以将其中相对凝固、已经告一个段落的部分,逐步纳入‘史’的研究范围.”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所面对挑战并不足以危胁本学科的存在,但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学科在摆脱了意识形态性质的支撑以后,越来越向其科学的理念靠近,那么,它所依据的生命活力在哪里?它作为二级学科的重要性又体现在哪里?以我所见,关键还是在于对几个学科概念的理解与修正.原有的“现代文学”以新主义革命历程为内涵,显然不符合学科发展的需要而被淘汰,但其“现代性”的含义却被保留了下来,“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质的概念,是一种与世界性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概念,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的现代运动至今并没有结束更没有过时.“现代”自然仍然包含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甚至包含了今天的当下文学,并且以此为界,与古代文学划清了界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现当代文学”这个名称是不准确的（所谓“现当代文学”的“当代”是可以取消的,因为“当代”理所当然包容在“现代”的意义里）.我们需要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有所修正,应该更加宽容,更加富有包容性,以更大的空间来显现“现代文学”的合法存在理由.
“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也已经基本消解,因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文坛旧事,还是被称作“当代”,显然是荒谬和不符逻辑的.我建议把“当代”所含的特殊政治内涵和意识形态背景取消,使其变成一个“当下”的概念,即当下所发生的文事.其实“现代文学”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与“当下”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七十多年前的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开设“新文学研究”的课程,何尝不是当下文学?五十多年前王瑶先生论述“新文学史”,也不过是刚刚结束的文学现象；当二十多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倡导的时候,20世纪离结束还相差整整十五年.所以,我们这门学科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吸取了现实生活的活力,不断观察当下的生活与文学,不断根据现实中出现的新现象来提出新问题,根据新材料来调整自己的学科观念和研究方法,激活学科的能量.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学科的生命活力的资源了.也就是说,“现当代文学”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现代文学部分,它是指整个学科的性质和内涵,既包括了相对稳定的文学史的部分,有包括了充满活力的当下文学的部分.另一个是当下文学部分,指的是与生活同步发展的最有活力的文学,就现在而言,那就是21世纪的文学,新世纪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一样,是可以分成若干阶段的,而其“20”是作为第一阶段而存成立,百年文学本来就不悠久,加上国分两岸、历尽数朝,完全可以笼统包容,不必过于琐碎的划分文学阶段.百年文学不过是现代文学的一道序幕.而“当代文学”应该是指当下文学,即使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文学现象,需要我们去关注它研究它,并通过对当下文学现象的研究,反思历史,促使对现代文学的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和发展.
我们的学科尚且年轻,不是指它不会走向成熟,不会形成稳定的学科理念,而是我们的学科存在下去的理由,就在于它不是依凭历史久远和观念凝固,而恰恰依凭了它永远与当下生活结合在一起,生活的未来有多长,我们的学科的生命就有多长,它的特点就是不断对应当下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解释当下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这样,也许我们可以不辜负前辈学者所期望的那样,让我们的学科在不断消解原有格局的活力中,创造出新的学科格局.
注释：
（1）我对这个问题有比较长的论文阐述,在《文学评论》待发,这篇短论仅仅是一个主要观点.特此说明,第521~522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