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与文学的边缘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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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骏,湖北红安县人.一九九○年自新疆入伍,先后就读于军事交通学院指挥系、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曾在《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天津文学》等刊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被《读者》文摘、《青年文摘》、《小说月报》等选载.曾获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奖、全国大红鹰文学奖等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终于又一次,我与朱向前相遇了.

在某部队的招待所,我执行临时的任务,为改写上级机关的一个电视专题片来到这里时,一进大厅,便看到了欢迎茅盾文学奖评奖审读组光临的巨幅横挂.我当时冷笑一声,所以然者,虽然尊敬茅公,但对历届评出的作品并不以为然.比如前两届,以个人眼光而言,窃以为《白鹿原》与《尘埃落定》尚可名副其实.何况乎,《白鹿原》还打上了“修订本”之标签,因此对于某些声名赫赫、雄视文坛却少认真读书之评委,也是颇尊敬不起来.

没有想到,会遇到朱向前.

没有料到,会把尊敬的朱向前、曾作为军艺文学系主任的朱向前、著名评论家朱向前,作为教授的朱向前,作为部长的朱向前,来做一回看文学的靶子.

此时,有了十多年的默默写作之后,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事之后,我们习惯于在生活中保持沉默.生之艰难,已让我们更多地领悟了活的痛苦.不是所有的花,都可以结出希望的果实.

而在我遇到他的时刻,在叫出“部长”而非“老师”的时刻,我的脑子里突然想写一篇有关他的文章,或者说是与文学相关的一篇文章,以寄托我对当今文学风光不再、盛名不复的哀伤.

我之所以想写一篇关于朱向前的文章,是因为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从盛而衰的哀伤.尽管,这个个案的选择,于他而言多少有些残酷.但正因为他曾经还真正地做过学术而非像一些稳坐文坛玩弄文字的过客,所以把他选为“靶子”,于他而言应该是一种幸运.

说起来,文学这个词在今天谈起,多少有些凄凉与奢侈.可我第一次读到朱向前时,他那时是教授,那时的文学光圈还让我们这些年轻的殉道者敢于赴汤蹈火与粉身碎骨.那时我还在新疆的一个大戈壁滩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那时我读他的文字,简直就像是读一部《圣经》――你没法理解一个年轻人对于文学的狂热是一种怎样的失态,在此之前,我已背着自己写的东西,流浪了祖国的北方与西部,到远方去寻找证明,不因生存的窘迫改变理想的气质.

从这一个方面而言,当时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傻子.为了写就心中的理想,我竟然真的悄悄出走,选择了流浪.如果我知道流浪的过程会有那么多的痛苦,是那样不好玩时,我一定要把那些蒙骗我们“到远方去”的人掐死.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可以看出那时我对文学,是多么热爱,简直就像我父亲深爱着那块年年耕种却年年让他失望的土地.那时一个文学青年的理想,当然是特别希望发表东西,并特别希望能够引起像朱向前那样的文学批评家的关注.特别是后来到了新疆,终于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世俗地生活的时候,我还是那样热望,这些文坛的大家,能把目光给予我们一点,让我在西北那寒冷之域,能体味到一丝温暖.而事实上,我之所以喜欢读他的东西,除了他对文学有自己独到的眼光与清醒的认识之外,还在于他那汪洋恣肆、才华横溢的华彩文章,让我年轻的心,每每放下书本,直呼过瘾.以至于连队的干部总觉得我这个捧着书的人,是不是有些书呆子,身边的战士,以为我发神经.

可是,现实总是那样叫人失望.人生的阳光,总不肯垂青于我们这些平凡者和苦难者的身上.我特别盼望着能够考入他所领导的文学系,而分到边疆的指标,根本不会考虑到基层一个想献身文学的热血青年的勃勃雄心.即使是刊物的编辑,也只是把我冻了整整一个冬天抄改的文章,付诸一个乱纸篓里.他们也不会料到,有一天我终于还是越过了那么多的人群与高山,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做着他们同样的工作.我说,我那些稿子呢?你们摔到哪里去了?他们笑着,问我投给了谁.那谁我还会说吗?尽管我曾经愤怒,但已经变得世故,还能给别人留一些面子.毕竟,活着,于每个人都不易哪!于是,我烧了部分手稿,为了迈过人生的重要关坎,终于不得不考了另外一所工科院校来改变命运.因为生活让我深深地懂得,没有生存,不能解决温饱,所有的形而上都是空壳.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也像一件时尚的衣裳.等我终于改变了命运再回头垂首时,时过境迁,这件衣裳已风光不再.即使它的光圈早已不再闪耀,而所有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哪里还会想到,曾经,站在大戈壁上欢呼的,是一个怎样有理想的小青年.从这个方面讲,我还得感激,朱向前和他的同道那些文字,带给了我对文学与人生一丝温热的回忆.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人,曾经在遥远的边疆,在大风雪里,那样崇拜过他,研究他的每一篇批评.那是真正的批评,因为文学那时还没有沾上商业的气息.那时的批评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

时光流逝,白驹过隙.又是多年的挣扎之后,我终于挤入城市,开始渐渐地过上曾经想过的日子.开始又把曾经燃烧过并发誓不再触及的梦想捡了回来,随着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变为铅字,我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目击文坛,审视那些曾经在我们眼里遥不可及的大人物.因为那些大人物,已褪去了神秘的光圈,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在北京这个充满着各种大人物和野心家与天才的天地里,有可能,你随随便便一转身,就会在大街上撞倒一个名人.

我第一次见到朱向前,是在总后的某一个笔会上.在那个笔会之前,我还与他有着擦肩而过的一次经历.

我的第一个笔会具体在哪一个山沟的仓库里召开的,我现在忘了.但我不能忘的是,当我第一次正式参加笔会时,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情.我后来才知道,那些参加笔会的,有的不过只发表了一两篇文章而已,而从数量或刊物的等级来说,那时我发表的东西已早早地超过了他们.但他们谈起文学来,却让我相当的自卑,因为他们都是“圈子内”的人,于是,遇上每个人,我都恭恭敬敬地一口一个老师.他们也乐于受用.

那次笔会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讨论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它发在《天津文学》的头条,写了一个南线战争回来的农民军人,他浓重的理想主义下的人生悲剧.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天津作协和总后王宗仁老师的注意,后来他们与总后一起,商讨着开一个作品讨论会.那时开一个作品讨论会,在我眼里是了不得的事.不像现在谁有钱,谁能拉到赞助,发得起红包,谁就可以随便开的.

当时被邀请的人中,就有朱向前.

听说有他,我那种心情啊,以一句话形容就是心直跳.那时,他盘踞于军队唯一一个文学系主任的位置上,说话算得上是一言九鼎,不知有多少走入文学系的人,都是得到了他的提拔和力荐.更何况,在此之前,我在西部偏居一隅,还读了他那么多的文章,有那么多神往.但非常遗憾的是,最终他没有出现.可能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搬动他来有点小题大做.虽然他答应了,可最终他以工作太忙作为回复.当时我的心情是,既有失落,但也有庆幸.因为他不来,我也就不必有着那么多的惶恐.

此后,许多日子过去.我终于在另外一个笔会上见到了他,那时文学之神还缠着我,因此崇敬之情依旧,那种几年前初读《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犹存.因而见到他,心里还是怦怦的有些跳.

那天的场景完全可以记录下来.记得当时不少文学爱好者围着他们,生怕挤不到他们的身边.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的,不少人还拿出一个本子记录,简直就是群星捧月.而我那时沉默寡言,又不善于推销自己,所以只是站在圈子之外.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头衔是教授,职务是文学系的主任.

他坐在那里侃侃而谈.文学青年们围着他,问的大都是人生、命运、人类之类,每个人都带了“大”字,好像问题问得不大,不足以体现出作者的水平.

我站在他们身边听.那些夜,文学带来的虚幻与荣光,又一次在我们心底里开花发芽.

那次,他没有像请来的其他人那样讲课,而是座谈了个把钟头就走了.那时他好像特别懂得珍惜时间,因为报刊总是不断地出现他的新作.只要有新作出版,我必定是要买来或找来一睹为快的.因为在军事文学领域的批评家中,真正像他那样文采飞扬的评论,还属少见.他匆匆离去,给我的印象有些神秘.因此当时我只记住了他脸上有几粒黑痣,根本没有记清他讲了一些什么问题.

但是,崇拜,却总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前进的动力.如果在今天,我还要对那些批评家说,文学,除了天赋和勤奋,也是需要长者、前辈与编辑先生们的激励的.

那时我便想,默默地写东西,不怕批评家不注意,不怕你朱向前不注意.埋头苦干后发现,发表文章原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全国那么多的文学期刊等米下锅,尤其是好米,不怕找不到做饭的.（但对于所谓由名人一直盘踞的名刊,像每个文学爱好者一样,我们虽然读它,但未必就苟同它的优秀；反之,它也未必看得上我们的作品,我们也未必认为自己的低劣.事实证明,一个写作者如果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很难写出好的东西来.）

在这个幼稚的想法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的时候,由于发表的文章日渐增多,我从天津被借调到北京的部队出版社帮助工作,得以又多次见到了朱向前.此时,他虽然算不上著作等身,但也是硕果累累.《寻找合点》《沉入生命》《黑与白》《灰与绿》《红黄绿》一系列的书,无论从数质量而言,还是从军内外的评论家而言,都可谓著述丰厚.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突然转行,大出人们的意外.何况,他那一篇《我为什么反对文人下海》风行天下,名声大噪,轰动一时,他这突然的转向,让关心与关注他的人措手莫及地担心：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从文坛上消失了,一个官僚正在诞生.

出版社就在他工作的军艺旁边.那时,我到军艺文学系里去玩,在几次活动上看到了他,看到了他和李存葆等人一起,开始坐在主席台上.那时他的官衔是副部长,文人跃居副部长,也算是修成正果.但那个健谈的人好像消失了,从我这个旁观者的眼里,一个一举一动开始有些像官的人正在生成.因而,我只是远远在站在那里观察着他.文学系那一届还有干部班,他们中间不少是我的朋友.但是这一届,已开始不写课堂上老师教他们写的那些东西了.他们基本上是写流行的东西,给那些高稿酬的杂志当.编爱情故事,写名流名人,已成为那一届许多人的拿手好戏.于是,我亲眼看到,那种作坊式的劳作,一稿多投的风气,化作了一些人的自豪；我亲眼看到,学员们每月拿着厚厚的一叠汇款单到魏公村的邮局里取钱.以至于传出了这样的笑话,那些邮局的一些未婚青年,还打听他们之中,有谁未曾婚嫁,准备舍身相许.因此我们看到,那一届的毕业生,已少有人写小说、散文和诗歌之类,他们后来毕业,大都过起优裕的生活,提前进入了小康之家.

这个时候的朱向前,还做一些理论文章.我想,也许是部长前还有一个“副”字罢,不必批那么多的文件,我们还能从报刊上看到他在黑白斋中写就的雄文.那时,我多次与文学系的老乡某某谈到他,并表示有见他的想法.我说到他家里拜访拜访,老乡老是说他忙,并表示他不太欢迎冒昧造访的生人.因为老乡是他的学生,我相信这个说法有理.这事就渐渐地放下了,再说,他那时案头摆着的,不知有多少想在文学上发达的作家的书,看过来也不容易.我并非名人,他未必就会注意,所以也就了了.但心愿总是觉得并未表达,有次甚至还买好了水果,决定勇敢登门,但经老乡一说,好像一盆冰水浇到头上,结果我们两个人把水果代他消化掉了.只在老乡的电脑里,看到了他以调侃的方式为老师歌功颂德的小说《在朱向前的麾下》,那篇文章好像最后并没写完,但是几万的文字,还是让我读了一遍.虽然文章不乏讽刺,但那种幽默,那种以消解的方式来扩大老师名声的想法与报恩之情,使我佩服老乡,还笑谑他是个马屁精.中间,老乡有次还带我去了一趟朱向前的办公室,推开门来,朱向前的屋子里满处都是书,墙上挂着他主编的“军旅长篇金戈丛书”的宣传画.那天老乡主要是与他谈事情,快毕业了嘛,听说朱想让他留校.老乡当时简略地把我向他介绍了一下,我弓着腰问好,说在笔会上聆听过他的教诲.他啊啊啊了几声,可能把我当作一个文学爱好者罢了.那时的文学爱好者,比今天的多得多,写了一篇文章,就想在文学上开创一番事业.以至于我漂泊北京,栖居长篇编辑部干活时,读了那么多的小说,读了那么多人那么厚的“垃圾”,了解他们在信中一口一个“尊敬的老师”、“尊敬的编辑”之下,大书他们艰难的处境与令人同情的遭遇之后,颇有感慨,因此写了一篇文章《文学是一个忧伤的梦幻》,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以告诫那些文学青年与文学老年,弄文学是一件多么伤害自身的事.朱向前这样啊啊几声,我便主动关闭了嘴,让老乡一个人说.老乡是一个挺有个性的人,因为有个性,所以屡屡被人攻击与中伤.但朱向前在那个环境,提出让他留校,而且非亲非故,使我在文学之外,对他又多了一层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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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我继续在出版社“打工”,白天帮忙看稿,晚上写自己的东西.为了生存,也开始学着老乡他们的路数,写了一些名人,打印出来,复印几十份,寄给外地的报纸挣钱.我的第一台电脑就是那时买的,中关村的一家老板与我老乡挺熟悉,看在老乡的面子上,还是分期付款.为了还钱,就拼命地找名人,写他们挣钱还款.那时,我母亲还健在,长年吃药,都需要钱.我遇到别人要什么稿子就写什么,天南地北地投稿.由于急需钱用,甚至有次还用别人的故事改编成小说,结果阴差阳错,被《读者》当成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