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恫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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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对学术文化、文学和乃至一般书籍的极端粗俗的尊崇,较之以往各种形式的极端虚无主义,虽然貌似在积极和肯定的意义上有所作为,实际上对于文化和人心或许更具破坏力.

很多地方花大把银子重建古史,重修古籍,美其名曰“文化工程”,但唯一效果,恐怕只是劳民伤财,在文化拜物教和文化人乘机营私舞弊的心理驱使下,制造新的文化拉圾,大搞鲁迅早就辛辣讽刺过的“书的还魂与再造”.

很多地方的强势媒体设立权威文化学术讲座,请学者们向大众通俗地讲解文化经典,普及“国学”常识,于是《论语》、《庄子》、《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和明清历史,继盛演不衰的“清宫戏”之后,以更大规模和更强的感召力,轮番对全国人民一向脆弱的文化神经狂轰烂炸.其他媒体则见猎心喜,配合造势,夸耀这些讲座如何成功,事后的“签售”活动又是如何的盛况空前.强势媒体的所谓强势原来只表现在这方面.于是乎,很多文化新星一夜之间被制造出来,但普通人对学术文化乃至一般书籍的朴素情感,也在这人为的哄闹中惨遭扭曲.

很多地方似乎不甘心文学的衰亡,或拼命榨取衰亡中的文学的剩余价值,在书商和评论家合谋下,频频颁布形迹可疑的“年度文学排行榜”,频频推出年度突出成就奖或杰出贡献奖,甚至评出年度的杰作与巨著.但这样人为制造出来的文学的事件,这样被精心化妆之后抬上祭坛的文学的僵尸,实际上也只能对想象中的文学读者姑且进行一番精神恐吓而已.

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文化、文学和书籍曾经有过长久的辉煌,所以人们总是不忍（也不愿或者不敢）对它们采取彻底绝望、听之任之的态度,总希望有朝一日,风光再现.一些身手敏捷、头脑灵活的家伙就看中这一点,利用文化、文学和书籍曾经的辉煌,来威胁那些早已灰心失望、准备干脆离去的人们,叫他们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今日之文化、今日之文学和今日之书籍的起死回生.即使人们已经明明看出这不过是空虚无益的瞎忙,但仍然因为震慑于文学、文化和书籍的威名,不敢造次.

尼采曾论“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说记忆固然使人类高级起来,区别于没有记忆、只可悲地活在当下瞬间的动物,但人类也因为记忆的纠缠而痛苦万状,不堪重负.有所不同的是,记忆的纠缠在今日中国不是出于主动,而是因为被动；不是因为真的太有文化了而被压抑得气喘吁吁,乃是因为被勒令必须拥有文化而被动地累得不行.

所以,要说文学、文化或书籍在今天还有什么“功能”,恐怕也只剩下死而未僵的百足之虫的余威,被狡黠之辈用来反复恐吓善良的大众,如此而已.

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并非因为民族危机,而是上上下下四面八方以学术、文化、文学、读书为名的哄闹,实在让有志读书的人无法安心.

80年代“文化热”过后,一度出现过文化的冷淡期,害得90年代初一班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不无夸张地警告“人文精神失落”,甚至迁怒于市场经济,说了一些过头话,招来另一群知识分子的讥笑,认为这是呼吁在新经济政策下优待知识分子,好比鲁迅小说《理水》所讽刺的“文化山”上的文化人,因为被委以保护文化（“人文精神”）的重任,就以“国粹”自居,要求自己也要像“文化”那样,被国家供养起来.

实际上文化人在新世纪并没有被普遍养起来,但出人意料的是,文化本身则确乎被委以重任了.目前,瞄准巨大商机的强势媒体与出版机构向大众灌输的文化信息之丰富之沉重,当时的“人文精神讨论”的发动者们恐怕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上下四方读先秦诸子读这个那个经典的热潮,简直超过现代文学阶段备受新文化人士批判的“读经运动”.现代的“读经”举步维艰,新世纪的读经研史运动却异常顺利,几乎达到全民响应的地步.

但如此被委以重任的文化,实际发挥的功能并非文化普及或文化教育,而是以学术文化或文学书籍的名义,对于好歹刚刚有点富起来就被文化人蓄意描写成腰缠万贯而腹中空空的大众,实行精神的恐吓.

权威机构恐吓大众：必须无条件地具备更多的文化知识,必须积极参与新的文化造神运动,必须踊跃购买不断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否则,你们就会丧失人之为人的根本,就会错过造就自己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就会落后于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就会被当代文化唯一合法、健康、有生命力的主流所抛弃,就是没有在文化上被改造好的暴发户.

这不是“恐吓”是什么?

匮乏时代高玉宝“我要读书”的经典诉求,如今已经悄悄地变成文化泛滥时代“你必须读书”的绝对命令；“我要文化”已经变成“你必须拥有文化”.文化好像并非人类精神自由驰骋的蓝天绿野,书籍好像并非人类可以自由结交的良师益友,书、学术、文化以及死而未僵的文学,好像都成了须顶礼膜拜的偶像,在心理上压抑、恐吓着刚刚在经济上似乎有点“站起来了”的个体乃至整个族群.

文化和书籍崇拜背后,是商业垄断和精神规训合力制造的偶像崇拜.表面上,读书做学问蔚然成风；其实,全民抱着电视收看文化节目的现象.确切地说,是被人为制造的应景文化、快餐文化、伪经典、伪高雅、伪博学、伪文化所奴役.

但被恐吓无权反问：“我为什么要具备你塞给我的文化知识”?“我为什么要参加你发动的文化造神运动”?“我为什么要购买你生产的本该滞销的文化产品”?因为在历代传承下来的文化结构中,似乎还从来没有为大众提供过这样的发问逻辑.

大众在我们的文化结构中从来就是被教育者,一旦有事,愚民没有被调教好,总是一个现成的答案.他们能够享受教育已经是积了八辈子的德,哪能挑三拣四、品头论足,更岂敢从根本上怀疑这种强制教育的合法性?

文化繁荣背后隐藏着一个残酷的事实：普通人已经被剥夺了自主选择文化、悠闲鉴赏文化、以智慧的方式对待智慧、以有益于知识增长的方式对待知识的权力.

若有人对这种文化恐吓有所质疑,立刻就会被按上“不顾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罪名,仿佛惟有文化恐吓才真替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着想似的.

异口同声诵读周作人早就怒斥为方巾气十足的韩愈的《劝学篇》时,无人想到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也有几分道理.异口同声诉说读书好、读书乐时,也几乎无人敢像鲁迅当年那样站出来揭露被动读书的坏处和苦处,凭着天赋人权申明“我可以不读书”,尤其可以不必像傻瓜一样被动读书.

哄的一下咸与读书了,却听不到一点反对的声音,这是否表明一个文化恐吓与书籍恫吓的时代已经降临?

我们需要书,需要文化,尤其需要好书,需要好的文化,这是因为书和文化既由人所造,就也可以由人来自主选择,由此带给人自由、智慧与喜悦,而并非因为像现在这样被歪曲成压迫、欺瞒、恐吓、勒索我们的偶像,叫我们不得不膜拜.

强迫人家去膜拜的文化偶像,终有一天要被踩在地上,踏得粉碎.

鲁迅小说《风波》写“茂源酒店”老板赵七爷,因为家藏“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就自诩博学,动辄拿“燕人张翼德”说事,甚至“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恐吓乡下人：“你能抵挡他么!”.我看现在许多文化人,就很像赵七爷,假借文化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尚存的余威来为今日随便怎样的文化工程张目.其实,真心劝人读书,这种赵七爷式的脾气总要改一改.丈八蛇矛固然无人抵挡,但在淫威之下低眉顺眼、敬而远之、闭目塞听,甚至练刀不入的文化“钝感”,那也怪不了谁.

现在固然是一个捏着鼻子拼命往里面灌文化、灌文学、灌学术、灌书籍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但被灌者一旦醒过来,或者终于被灌成消化不良、上吐下泻、茶饭不思,那么一个对于文化、文学、学术、书籍发生普遍的厌食症的时代,不也就跟着到来了吗?

所以我劝有关方面与相关人士,应该三思而后行,至少不妨三思而慎行.

我们虽然对全球气候变暖束手无策,但为制造和夸大宣传的人民大众追求学术、文学、书籍、文化的这个那个“热”稍稍降降温,总还是可以做到的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