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学术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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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河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召开.来自3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余名学者(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对30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历程、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未来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多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深入的研讨.

杨义(文学所)的主题发言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全面复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给文学学术注入丰厚的底气,学术创新意识空前强化,学术空间大大拓展,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全面更新,开创了中国学术史的新时代.我们需要对它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进行全面清理和总结.看看哪些学术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益于民族文化振兴,哪些学术有根底并能产生长远影响,哪些在理论层面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在交叉学科领域进行了有效探索并推动了新的学科的产生,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和最新成果,如何处理现代西方思潮和本土文化资源的关系,应该产生什么战略格局,以避免学术的僵化和过分西化,产生一种博大精深、充满活力的机制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满自信地开创现代大国的文学学术.

许多学者从学科史的角度回顾反思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触及学科建设中的深层次学术问题,并对学科的未来发展提出许多可资借鉴的思路.关爱和(河南大学)的《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系统回顾总结了30年近代文学研究的辉煌业绩：陈伯海(上海社科院)指出；30年学术研究最大特点是形成了杂语共生的局面(不同于19世纪前传统话语一统天下、20世纪初的西风劲吹、30一70年代马与非马的二元对立),在文艺学领域形成西方文论(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古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典的、苏式的、巾国式的)三个分支学科.但我们的目标不是杂语共生,而是多元对话和综合创新.因此,必须避免单向的阐释思路,拿西方理论硬套中国问题,只有采用“双重视野下的双向关照”的方法,才能创造民族的新话语,真正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全球对话.李衍柱(山东师大)概括出当前文艺学的四个特征：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主导多元综合创新,古今中外对话交流,国学复兴和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他建议从时代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中、从文艺学经典文本中去寻找进一步发展.张云鹏(河南大学)认为,在多元共生的研究格局中,我们在继承和承传方面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以后应通过混融整合超越这30年.金惠敏(文学所)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必须加强与社会现实与文学现实的对话,加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对话,从马克思主义原理而非理论教条中去寻找发展的生机.他主张充分吸收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最新成果,建构社会美学研究模式,在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张力中开掘文化现代性的学术维度.高建平(文学所)结合30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系统总结了中国美学30年的历史,并对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美学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思考.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认为,30年比较文学研究中,以作家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太多,以研究者和专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史”太少,应把“学术史”与“文学史”的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黄修已(中山大学)把30年现代文学研究命名为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寻求突破的时代”,在评价标准、研究方法、内容等方面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下一步应该打破小学科限制,广泛借鉴其它学科最新研究成果,改变粗放型生产方式,在已开辟的熟地上精耕细作出精品,要善于提炼可以影响其它学科的理论成果.朱德发(山东师大)认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实质性进展表现在：突破了阶级斗争论的围城,把文学研究纳入入学轨道,突破了新主义的学科框架,把学科纳入更为广阔的视野,突破了一元价值论,走向多元价值论t突破了雅俗、古今、中外二元论思路,形成了开放的研究格局.黄曼君(华中师大)指出：现代文学学科建构中先后出现革命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种研究范式,其中现代化范式仍然是学科建构的主要力量和创新的主要标志,因为它具有整体性、包容性和开放性,能够包容其它范式的合理因素并加以创新.今后还要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维度的张力中、在现代化范式的多层次转化中,在对经典文本的重释与发现一推动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转化与创新.范伯群(苏州大学)深入论证了通俗文学所承担的使乡民转化为市民的启蒙重任和现代价值取向,意在突破“精英话语”为主导的一元化文学史观,为建构多元的现代文学史打下史实基础和理论依据.他希望能找到合适的接口,使现代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时段、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寿桐主张以“汉语新文学”取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_等学科名称,因为它既有理论优势又有实践价值,可以超越国家板块、政治地域对新文学的规定和制约,使新文学研究摆脱政治化的学术预期,在汉语审美表达的规律性探讨方面建构起新的学术路径,用这一概念从语言角度整合中国本土与海外的汉语写作,既符合汉语新文学历史发展与当拓的实际,又体现出华人写作者的共同情感,足以应对任何地域、任何时代汉语写作的任何发展态势,并将其整合为一个学术整体.刘思谦(河南大学)指出,改革开放提供的相对自由宽松的大环境,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这两个学科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基本上实现了由政治功利化到学理化的转变,学理性与个性化、多样化的统一.她坚持以“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的整体性框架来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研究.她主张坚守启蒙价值立场,担心当前的新民粹主义思潮会干扰改革开放和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学者们还对长期困扰学科建设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何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如何更新研究方法、如何改善当前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显示出强烈的当代问题意识和鲜明的主体意识.不同学科的学者就文学研究的当代关怀问题各抒己见.王长华(河北师范大学)指出：在社会现代转型中,古代文学所依托的文化环境逐渐被破坏,30多年来,西方文化大面积渗透,使古代文学与当代生活当代读者直接对话的语境基本丧失.古代文学的当代关怀要相对滞后些,要经过三个环节才能被非学术人群接受.因此既要积极探索把研究成果推向社会的方式,增强与当代生活的对话能力,回应和支持当前的文化建设,同时也要鼓励单以学术传承为目的的学术研究.以确保学术的独立和纯净,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准确、权威的研究基础和信息资源.查洪德(南开大学)指出,开发古典文学遗产,增强中国文化产业的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是研究者无可回避的责任.王钟陵(苏州大学)主张,中国的文体学研究要充分借鉴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经验,因为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文学史(包括文体学)研究,是在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形成的四体划分的文体框架中进行的,而这种文体框架又与西方文学的 影响密不可分.张寅鹏(上海大学)认为,研究晚清诗文和民国旧体诗文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还原新、旧文学并存的历史真相,改造古今断裂、新旧对立的思维模式,促成古今中西融通的视野和意识.(《连接现当代文学的清代诗文和民国旧体诗文研究》).谢昭新(安徽师范大学)则从小说的政治功利观、非功利的艺术审美观、消遣娱乐观等角度,深入剖析晚清小说的“现代性”转换问题.(《晚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转换》).黎湘萍(文学所)和翟传增(安阳师院)还就如何处理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下文化的关系、作家作品的多元性与当前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冲突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

全球化语境中学科的主体性问题,也是专家们关注的焦点.党圣元(文学所)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必须建立在反对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同质化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基本价值立足点上,必须正确处理“地方性知识”和“普泛性知识”的辩证关系：既不能以西方普适性压制和遮蔽地方性,也不能以地方性反抗全球性,这样才有利于建立多元对话综合创新的文化生态.

宁稼雨(南开大学)提出建立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不是照搬西方主题学研究(“AT分类法”)的框架体系,而是从中国文献的实际出发,结合传统的类书分类方法、历史考据学方法和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对西方主题学研究框架进行大的调整.陈跃红(北京大学)认为,在当今文化多元时代比较研究,必须坚定不移地拆解轴心时代和西方文化扩张时代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的价值立场,增强学科的主体意识,以保证比较研究能得出贴近真相的学术结论.

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目前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广为流行.吴福辉(现代文学馆)把它与过去的重写文学史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又一次的重写文学史.张中良(文学所)尖锐批评了滥用民族国家理论的现象,认为它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民族国家问题.在引进这一理论时应保持批判性立场,要注意辨析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差异、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矛盾,要加强关涉国家尊严与统一的政治事件、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国家认同、语言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殖民地区域的民族国家认同等问题的研究.

有的学者就如何更新研究方法发表意见.查洪德(南开大学)提出,现在很有必要把元代所有文学现象纳入元代文化精神的视角加以整体观照,做通观性研究.孙先科(河南大学)梳理既往研究成果并对更新“十七年”小说研究方法提出建议：要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和单一的价值立场,在现有的道德研究范式和价值视点上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关注、对话和解读,厘清文本、作家和语境之间各种话语权力的博弈纠缠,对文本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语境扫描、叙事和细节分析,尤需在个案化、细节化和方法多样性三个方面下功夫,在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推动现有研究的持续深入.耿占春(河南大学)表示,在研究“十七年”小说时要注意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关系,不要把文学虚构当作历史真实,不要把失去的昨天理想化并作为批判目前社会的思想资源.当前的农村问题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的不彻底带来的,可通过深化改革和理念创新来解决.吴晓东(北京大学)介绍诗化小说的研究方法：通过文本细读归纳出具有普泛性的诗学特征,建立20的诗学视野,引入文化诗学的视野,在文本与外部世界建立互为交流的阐释空间,把审美看作不断建构的历史范畴,探索文本中积淀的文化态度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以揭示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复杂性.如何确立和阐释文学经典,是近年来文学史研究中争论不休的话题.刘俐俐(南开大学)主张在反思新批评和接受美学的缺陷的基础上,借鉴后经典叙事学的实践美学思路、传统的小说评点理论等,建设文学经典的当代“读法”理论.

有些学者对当前文学研究的生态环境提出问题.鲁枢元(苏州大学)认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出现极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商品生产和消费成为社会的核心问题,货币成为衡量所有价值的尺度,生态环境恶化,人文精神衰落.这些问题与迷信启蒙时代的“进步论”理念有关.在生态批评的语境内深入反思“进步论”,给“退步论”文学留下一定的发展空间,有益于养护健康的文学生态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张清民(河南大学)指出,科学主义使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向知识化、专业化、系统化、科学化,但也导致尊科学而弃人文、为求真而弃美、以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代替审美感悟等种种流弊.对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游走于学术性与商业性、历史性与文学性之间的书写策略做出精到评析,同时批评这种书写策略在后殖民、后现代语境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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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从具体的研究领域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康保成(中山大学)认为,30年来中国话剧研究领域取得可喜进展：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回归学术本位,开始把戏剧当作戏剧.把戏剧史作为戏剧史来研究.实现了研究观念、方法的更新,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展.研究心态高度开放,与海外学界交流频繁,关注当下的问题意识强化.但里程碑式的著作尚未出现,戏剧文学史的研究还停留在浅层面.竺青(文学所)肯定古代小说研究在作品的阐释学研究、小说史研究、文献学研究、小说理论研究、小说学术史研究等方面的显著成绩,并指出阐释学研究面临双重理论困境、文献学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学术史研究理论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郑永晓(文学所)从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广度、作家群体和诗歌流派、文献整理、研究方法等角度,指出30年宋诗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梁工(河南大学)则从圣经文本研究、希伯来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研究、理论探索三个方面全面回顾了30年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历程、实绩、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区域文学研究是30年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继凯(陕西师大)详细考证了“西部文学”的概念从模糊趋于清晰的过程及其原因,清晰地勾勒出西部文学研究崛起的历史脉络,希望能稳步推进西部文学研究,使其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王国健(华南师大)对30年岭南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向进行了深入分析,期望能加强理论研究,打通岭南文学的内部联系,加强与其它地域文学之间的交互影响研究,由此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学史.朱东霖(苏州大学)全面追溯了明代以来苏州地区对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反思新主义论的新文学观和西方化的现代性的研究 思路刘现代文学研究的制约.

启蒙思潮与30年学术史的关系引人关注.赵存茂(文学所)认为,改革开放与文学研究,是互动的,启蒙话语和鲁迅研究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通过当代学人(如李泽厚、刘再复、王富仁、汪晖等)研究,可以梳理出30年学术史的脉络.李怡(北京师范大学)从“启蒙”、“国学”、“新国学”三个关 键 词 描述出30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向：90年代国学批判80年代启蒙思潮,难免国家主义的嫌疑,“新国学”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启蒙文化的坚守和发展.是对十余年来各种质疑启蒙的文化思潮的有力回应,再次确认了启蒙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有效性.刘卫国(中山大学)深入剖析了80年代以来的三类“五四论述”,80年代的五四启蒙中断论,90年代新儒家和后学对五四启蒙的批判,自由主义学和新左派学者对五四的重新阐释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武新军(河南大学)认为.以单一的启蒙立场描述30年学术史,不能呈现其丰富性和复杂性.30年的文学研究是在改革与反思改革中进行的：80年明派(从人道主义、主体性到新启蒙)与保守派.90年代新儒学新左派后殖民后现代与启蒙思潮之间,既对立又互补,都可以多线索的方式进入多元对话的学术史.孟庆澍(河南大学)的《“同是曾开风气人”――<甲寅>和<新青年>》与杨占军(河南大学)的《重新审视诗界革命与五四白话新诗的关系》,则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五四新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刘增杰(河南大学)对30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与学科建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还有待文献的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只有史料才能生发学术,才能把学科建设推向新的境界.吴定宇(中山大学)则希望广泛借鉴其它学科的史料.打开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刘进才(河南大学)结合自己研究“语言运动与现代文学”课题的实践,认为现代文学学科史料建设仍有许多有待开掘的空间.特别是跨学科研究中的史料问题.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认为,在史料建设问题上.不仅要注意搜集整理,更应注意的是通过史料的细读实现学术的创新.

有的学者通过具体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研究,有意识地呼应了大会的主题.刘杨忠(文学所)对30年来争论不休的古代文学中爱国主义问题进行了回顾,并对如何正确诠释这一问题发表了意见.刘跃进(文学所)贯通文史哲,对秦汉时期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形成的历史过程,做出精彩的描述和评析,深化了秦汉文学的研究.邓红梅(南京师范大学)在学术史的背景上,对“,陛灵”和“格调”两个诗学范畴做出全新的阐释.王宏林(河南大学)考辩四种明诗选本对七子派的评价,从中清理出明末清初诗学由各执一端逐步走向性情与格调、复古与新变兼取的发展趋向.齐文榜(河南大学)详细梳理了30年来王梵志诗歌化零为整,辑集研究的艰难学术历程.张大新(河南大学)从时代背景和词曲剧作,还原出一个复杂矛盾的白朴,实现了对白朴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再认识.张进德(河南大学)全面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金瓶梅》研究的成绩和不足.王利锁(河南大学)对刘向《列女传》女性类型学价值及其文化诗学意义作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挖掘.解志熙(清华大学)广泛搜求史料,彰显出40年代“知性散文”的存在,并肯定它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意义.李生滨(宁夏大学)借鉴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京派文学进行重新诠释.这些研究成果,都从不同角度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理解,同时也印证了改革开放对文学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

(武新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