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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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性的人物,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20世纪中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作一个回顾与述评,以期显现学术史思潮演进的轨迹及其深层的文化意义.

胡适作为20世纪中国的学术权威人物,其研究范围极其广博,举凡哲学、文学、政治、教育、历史等学科无不涉猎,无不有所贡献.本文从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角度出发对胡适研究做一简单的回顾.我们之所以选择文学史和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作为材料,不仅因为文学史著作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毕竟有注重客观事实的一面,因而以此为研究对象就相对客观一些；而且因为文学史著作在描述文学现象的时候,不仅表现着著者的史识、文学鉴赏力和思想深度,而且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著者的政治、文化立场来.正是这种深藏于文字背后的政治、文化立场决定了胡适在该著作中以何等面目出现.而从胡适的这种种形象也折射出20世纪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们由于时代政治气候的原因,在进行研究工作时自觉不自觉地发生的变异,如果说本述评能将这些变异基本理清的同时,能够就著作者的学术心态稍加探讨,以期显现学术史思潮演进的某些轨迹的话,那无疑是笔者的希望所在.

一、

说来有趣,最先将胡适写入文学史著作中的还是胡适本人.1922年,《申报》为纪念成立50周年而出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胡适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本小册子.由于纪念集的要求,胡适将论述的起点定在1872年,介绍从该年至1922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概况.全书共分十节,第十节重点谈文学革命运动.在谈到该运动的发生时,胡适很自然地指出了他本人在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胡适自谦由于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而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在胡适看来自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国语的文学”这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之后,文学革命就明白易行多了.在总结文学革命成功的原因时,除了有意地提倡之外,胡适还特别提到五四运动促使白话的传播,促使国人觉悟到思想革命的重要.因而文学革命得以自由发展.到1920年教育部颁布从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一律改用白话后,白话文学的发展就更顺利了.由上述可见,胡适1922年叙述文学革命时已经基本上将其发生的渊源及经过予以客观平实的记录,胡适本人对于文学革命的见解也基本形成.这些见解不独为胡适本人所坚持和发展,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新文学史著作者.

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胡毓寰编著的《中国文学的源流》.这是一部竭力将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加以揉合的著作.全书将自古至今（1924年）的文学分成25节来讲,最末一节题名“新文与诗”.胡毓寰将新文学的开始定位在梁启超（这种起始方法也为后来的许多著者所采用）,在节录了梁氏的《新民说》和《中国古代思潮总论》之后,作者简洁地指出新文学革命是兼顾形式与内容的,以及胡适的新文学发生的当时不为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情况,而蔡元培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则作为响应白话文的例子出现.接着著者说：“胡适等,不特主张以白话为文,并提倡以白话为诗,摆脱旧诗之一切格律,字句可随意长短,颇有西洋诗之风味.其同志和之,并为不叶韵之新诗.中国文学至此诚发生空前之一大革变矣!”作为新诗代表的是胡适的《乌鸦》、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小河》.作者能以《乌鸦》作为胡适的代表作,可谓独具只眼.

1926年大光书局出版了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赵著共33章,最后一章名为“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在作者看来,“最近十年,在文学上新开辟了一个园地,便是以语体作文等说起这一次新文艺运动来,自然应该感谢胡适,他是语体作文的提倡者.虽然古代白话的作品尽多,但都不曾作有意的运动,所以胡适的功绩不可淹没”.这样的叙述可谓抓住了胡适理论的关键.但作者在叙述运动经过时却犯了一个错误,他将林纾与蔡元培的论争置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前.不过,赵著还有一个贡献,那就是在论及新诗的变迁时,说：“最早的是未脱旧诗词痕迹的,所谓缠足妇人放大的脚.开始先作此者是胡适的《尝试集》等以后便是无韵诗等再后便是小诗等最后是西洋体诗.”这种划分方法被后来的许多著作者所继承.总的来说,在赵著中,胡适的基本功绩还是被肯定了的.

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周群玉的《白话文学史大纲》.周群玉将自古至今的文学分为四编：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古文学、中华民国文学.在作者看来,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得言论上、版权上得到很大自由,因而给文学革命的提倡起很大的助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革命的更为广阔的背景揭示了出来.在具体阐述时,作者不仅对胡适的首倡之功给予肯定,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其阐述白话文学发生的必然性时所持论调与胡适基本相似.他说,“旧文学是渊深的,的确不容易懂,要使一班平民来欣赏,非白话不可.于是提倡白话文的声浪,日高一日,到现在差不多已满布于中国了”,而且“我们知道从前的文学在形式上,诗有五言七言绝诗律诗的分别,并且要押平仄韵.从前的小说,完全是写史的.从前的剧曲,也有一定的格律.思想上,往往被约束而不得自由写出来.所以有胡适之俞平伯几个首树旗帜,他们以为‘有什么话,做什么诗.’‘有多少长话,作多少长的诗.’绝对不用典故,不用对仗,不用套语烂调,不要模仿前人,不避俗语俗字,等这种诗是无格律而很自由的诗.”这样的阐述白话文学的发生之必然,其基本理论可与胡适引为同调.

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此书的可取之处主要是作者将文学革命得以发生的原因分为四条逐一加以阐述：“文学发展上自然的趋势”、“外来文学的刺激”、“思想革命的影响”、“国语教育的需要”.此外,他还简要地指出新文学建设过程中,胡适出力甚多,不仅有理论主张,且有亲笔创作.

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由于写作时间相对较长,陈子展对文学革命的叙述也较为详尽.在对胡适、陈独秀的文学理论作了较详细的介绍的同时,还注意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陈两人对文学革命之发生产生不同的解释.但在作者看来,虽然“各人的观点不必尽同,但是都足以证明这次文学革命运动的其来有自,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所可发生,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这是无可疑的了.”这种容忍开放的态度在笔者看来是弥足珍贵的.此书在今天还被人们所提到还因为它认为胡适的“《尝试集》的真价值在与人放胆创造的勇气”.而在谈到文学革命的成果时,陈子展基本上是综合各家之长,特别是在谈到新诗时沿用了先前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中的看法.

1932年有两部较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面世：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和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胡著分十编,第十编名为“当代文学”.在该编中胡著肯定《文学改良刍议》为“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声”,在分体裁论述文学革命的成果时,作者沿用陈子展的看法,认为《尝试集》的价值在于“打破一切束缚的自由尝试精神”.而《终身大事》也被作为社会问题剧的最早剧本而提及.陆、冯的著作分20讲,最末一讲为“文学与革命”.这是一部最早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学史著作.因而在解释文学革命成功的原因时,选择了陈独秀的看法.虽然此著仍然肯定了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贡献,但著者对文学革命的总体评价不高,认为只是“革了文学形式之命”,其内容上仍然是“欧化了的才子佳人”.而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才真正“革了文学内容之命”.这也许是最早的提出新文学革命仅仅是形式上的革命的文学史著作.

1935年又有两部较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出版.其一为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的大纲》,此书的最后一章名为“民国的文学及新文学运动”.容氏认为新文学中最成功的作者有三位.他说：“胡适先生的议论文,明白易晓,娓娓动人.他是新文学的创始人,他创作的体裁什么都有,而他的长篇议论就是他的最好的作品.”应当说,容氏的这个见解是极中肯的.他较早地指出胡适之所以在新文学运动中取得成功得力于明白通畅的议论文.在容氏看来,胡适的议论文和周作人的小品文、周树人的短篇小说可等量齐观.其二为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与其它通史性文学史相比,谭著给予现代文学以极大的篇幅,因而在对现代文学进行描述时,记述的作家作品比较多.虽然,作者对胡适也有极高的评价,但是,作者也认为新文学“只重于文学的技巧方面”,到了革命文学,“始着重于文学的内容方面”.这与前面提到的陆侃如、冯沅君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

上述这些文学史著作大都属于通史性著作,部分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两部著作基本上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近现代文学史著作.总的来看,它们都将新文学运动置于其著作的末端,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加以描述.相对来讲,都描述的比较简单,特别是文学通史类著作.即使如此,它们仍有共同之处.首先著作者们大都抱着宽容开放的态度,充分肯定新文学的发生乃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自然的趋势,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有意倡导而迅速展开.虽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整个知识界向左转的风潮也影响了某些著作对文学革命性质的评价,但对于胡适是文学革命中出力最多这一点,还是众所公认的. 二

30年代初,随着新文学的发展,有人已经开始将新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一些大学也开始设置新文学的课程.学者教授们在授课或讲演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讲稿或讲演集.这其中现今我们知道的对当时学生影响较大的有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大纲》.朱自清自1929年春开始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讲课过程中产生了此大纲.虽然它迟至1982年才发表在《文艺论丛》上,但其影响却远远早于这个时间.与先前的著作相比,朱自清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他将戊戌政变与辛亥革命作为新文学发生的政治背景,而将梁启超的新文体、吴沃尧等的小说、林译小说、苏曼殊、章士钊的小说、礼拜六派以及白话文运动通通作为新文学的文学背景罗列出来.在叙述新文学运动的经过时,朱氏按时间先后和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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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周作人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演新文学的源流,后被整理出版,题名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周作人看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就是言志派与载道派的交替起伏,新文学运动也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事情.明末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与胡适的“八不主义”在根本方向上是一样的,所异者“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而且即使主张白话的见解也是从言志的主张里生出来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新文学运动实在只是文学循环往复链条上言志派的一环而已.这样的为新文学寻找源流,固然有启发人们向上追溯的作用,但同时也抹杀了新文学之所以新的特征.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第一部新文学史专著（1933年9月北平杰成印书局出版）.其实,它也是著者在大学讲授“新文学”课的成果.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综合了当时较有影响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受胡适的影响更甚.因此,王哲甫在进行评论时对胡适基本上还是客观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著者未能真正理解胡适的理论主张,在他看来,“胡适在当时所发表的主张有些是很幼稚不适用的.如他所说的提倡文学革命的根本主张只有‘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这只是文体上的一种改革,换言之,就是白话革文言的命,没有甚么特殊的见解”.可见所谓“文体上的革命”的同调者还真不少.殊不知,文体上的革命亦并非著者所理解的那样简单,因为胡适本人也早就说过,“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得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与王哲甫的著作同时,还出现了另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其所谓现代,其实是指1912年民国成立至1930年这个时期.此著虽名“现代中国文学史”,可在今日看来,一点儿也无现代气息.这不仅指其编首将中国从上古至近代的文学予以概述,即使是在论述所谓现代文学时,也将大量的篇幅放在民国以来仍“活跃”于文坛的那些古文学上.对于新文学则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三个阶段.这其中白话文所占比重大约只有全书的百分之五.又因著者抱定“激射隐显”的史家笔法,故散见于各处的对新文学的贬抑之词颇多,只是今人已懒得再去追寻.即使是在集中地探讨白话文的段落中,其贬抑之情也是充溢于字里行间.不过难得的是,著者对胡适的理论倒是很简洁地予以概括,但讲胡之目的也是为了批判其谬,胡之反对者的议论的篇幅几乎多于胡之言论,就可说明这一点.这样的“别具只眼”的著作,表明著者心目中所谓白话文学是何等之卑微.

1934年3月现代书局出版了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在作者看来,新文化运动乃是这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运动.其根本意义,就是承认中国旧有文化的缺陷的同时,提倡接受西洋的文化.文学革命运动也不过是它的一部分.作者客观地叙述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诸种表现,不仅肯定了胡适在文学革命、实验主义、国故整理等他本人正面提倡的各项运动中的贡献,而且也注意到了胡适在反对辩证唯物论的提倡时的纯学术立场.只是限于著作的内容规定,作者对胡适的文学活动没能进一步深入地探讨.

1935年出现了一部专门探讨新文学运动的著作,那就是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此著的左倾色彩更浓,不管是在评价文学运动,还是评价作家作品时,都用贴阶级标签的方式去下结论.因而,作者对文学革命的评价也与前面的某些著作一样,认为其成绩“仅在封建的士大夫阶级的文言文中,积极的争到的是以容纳‘德谟克拉西’的意识之白话文学之生存权,而其对后来文学的影响也只是这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胡适的大量论文为素材,将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理论主张及其形成过程予以完整的叙述.

吴文淇的《新文学概要》出版于是1936年4月,严格地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由于作者力图从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演变.因此在对胡适文学理论的形成加以客观叙述的同时,也加重了社会运动对文学运动的影响的叙述.但与以前的类似著作相比,此书认为文学革命“在内容上是反封建的,在形式上是反贵族的”.此外,在解释胡适的新诗时也有其独到之处,认为《尝试集》“是一本最足以代表五四的时代精神的诗集”.作者还通过大量的诗歌的具体的阐释来说明该观点.这样的对胡适诗歌的肯定之语即使是在胡适的同人中也很少见,更不论那些所谓用社会批评的方法对胡诗进行批评的人了.

不过,30年代对胡适与文学革命这个课题作出最详尽的解释的恐怕还得算胡适本人.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由赵家璧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分别收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有代表性的理论和作品.胡适写了《建设理论集》的导言.在这篇导言里,胡适进一步坚持和发挥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观点,认为白话文学的兴起是在两千年白话文学发展的基础上有意的主张的结果,其目的是普及国民教育,打破尊卑观念,因而与先前的办白话报、倡官话字母是有所区别的.此处他还补充了国音统一会的情况作为文学革命的背景.在谈到文学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时,胡适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主张.他认为从文学自身看有三点值得重视：一、一千多年白话文学的一直存在和发展；二、“官话”的基本推行为提倡国语奠定了基础；三、外国文学的影响.此外,从文学的外部看,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帝制的推翻为新思想的出现奠定了较好的政治基础.另外,不可不提的还有先驱者的有意倡导.这样的阐述文学革命之发生,自然也是因为有别的看法的存在.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胡适更为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从而得出上述结论.胡适还特别阐述了倡导文学革命之初也是兼顾内容与形式的,只是后来为了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突破口,才侧重于所谓形式的革新的.在论述这一点时,他还特别提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认为其为文学内容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朱自清为《诗歌集》写的导言则进一步发挥了他先前对新诗的认识,他主要强调了外国文学对新诗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外国理论对胡适的影响,由于朱自清的结论也是建立在大量的文学现象之上,因而此说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只要细观胡适在此大系《建设理论集》中的《逼上梁山》等文,就可知胡适的理论究竟还是独立思考的结果.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投入实际的抗战斗争中去,从事学术活动的人相对少了,出版业也大受影响.抗战期间出版的较早的关于新文学的著作是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这是一部力图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新文学运动以来20年间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的著作.著者对新文学运动的评价显然也不高.不过在具体论述时,仍不乏可取之处.如著者认为文学革命在思想方面也是有所主张的,虽然在著者看来也是模糊和朦胧的.具体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一、“历史的观念”和进化论的思想；二、反“文以载道”和反封建的思想；三、主张“写实文学”和朦胧的社会思想.此著几乎每谈到胡适的主张时,都在指出其贡献的同时,提出其不足之处.如说胡适提倡历史的进化论,“固然尽了反古文的任务,然而因为不了解历代文学所以不同和变迁的社会基础,只看见文学形式的些微变化,以致强指各时代用典少和造词较平易的作品为白话文学,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相对立；把中国文学史分成二种：一种是‘白话文学史’,另一种当然是‘文言文学史’了.于是作者有《白话文学史》的编著.不错,宋人‘话本’以后的白话章回小说,确给文学形式以另一发展；然不能因此亦强在历代诗词等类中寻求‘白话’,勉作‘史’的渊源.不过此种替白话文找出‘由来已古’的历史根据,以图增高他的价值和地位的办法,也许是当时对付顽固守旧和看不起白话文的人们的一种手段”.如果说这样的评价还有几分了解之同情的话,下面的倒子则当别论了.作者评价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收集材料的方法”时说,“这是胡适在当时发表的几篇重要文献里,所仅有的对于社会生活的注意,然而仅止于叫人向社会各方面去取材料,连陈独秀的朦胧的社会思想也没有.虽然在他后来的作品《尝试集》里倒有了肤浅的人道主义的社会思想了”.而对于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著者则直指为对旧文化的投降.当时的李何林对胡适之所以有如此评价,与他对鲁迅和瞿秋白极为推崇不无关系.

1939年至1940年周扬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中国文艺运动史”课程时,曾编有讲义提纲,1986年《文学评论》连载了其中的两章.这份提纲又有其特点,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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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主义.更进一步,周扬还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目标是谋文学和大众的结合,虽然他未以胡适为例来说明.

40年代还有两部新文学史著作面世,即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和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可惜的是笔者无从找到.

就上述已知的著作来看,到1949年为止,新文学史著作中对胡适及文学革命的描述可以说是多样化的.但不管著者的立场何在,对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首倡者这一点是众所公认的.这其中对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的活动给以最全面的纲领性介绍的是朱自清；对其发起文学革命的过程予以最详细的介绍的是胡适本人；而从理论上对胡适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的则是周扬.这说明,不管著者的政治立场如何,只要抱着客观的态度就有可能将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揭示出来.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事业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纳入中国的统一领导之下,因而不同时期党的理论、政策对学术就有极大影响.与此相对应的各阶段的新文学史著作也就无不体现当时的政治气氛,胡适的面目也同时随着变化.

1951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出版.这是学者感受到社会政治的巨大变迁之后,自觉地以新主义论为理论依据去分析新文学的头一部文学史著作.虽然胡适的文学主张还是基本地被罗列出来,但胡适在该著作中的形象已经开始暗淡了.他的主张“一切文学革命都从形式方面下手,显然是‘形式决定内容’的形式主义的态度.而且就连这形式的改革主张也还是很不彻底的”.至于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也沿袭了李何林的看法,被当做“右翼知识分子向封建文化妥协的标志”而一笔带过.

1952年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是就几个新文学的问题来阐述的《讲话》“是如何英明地把握了新文学运动史的主导方向,解决了当前文学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指示了以后新文学发展的必然道路”.胡适的“白话文学”说被当作首先批判的对象而提出.不仅如此,对于胡适那种从以往的文学史中寻求白话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的作法也很不以为然.至于先前众所公认的胡适对文学革命的首倡之功,也被贬低：“胡适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仅仅是消极地提出了一些改良旧文体的条件,丝毫没有积极地提出新文学本质的任何要求,即算运用白话这点,也只说‘不避俗字俗语’,还不是正面地有力地提倡白话文体.所谓‘不避俗字俗语’,在梁启超、夏曾佑等的新文体和新诗体中原是早已实行了的.”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可以说是贯彻了蔡氏的上述精神.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在提到文学革命时,以这样的话语开始：“就在这样的新主义革命形势的要求之下,鲁迅、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纷纷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的论文.”看到这样的描述真让人难以置信,胡适由首倡者而变成叨陪末座了.同年出版的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倒没把胡适置于末座,提及文学革命时也提到了胡之《刍议》,但也是被作为“妥协的改良主义思想”而一笔带过.当然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两部著作写作的过程中,胡适批判正在进行,因而著作者们采取了如上方法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于1956年4月出版.此著出版的背景是王瑶的《史稿》已受到批评（虽然它之受批更主要的是因为对胡风的有关评价）,第二次胡适批判已宣告胜利结束.著者不仅批驳了胡适本人认为自己是文学革命的领导者的说法,在具体谈及胡适的主张时,也时时用一些诸如“荒谬”、 “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等词语,而且总结说,“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当中,一开始就宣传了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文化观点.他自捧为‘发难者’,是的,他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文化上向中国人民凶恶进攻的‘发难者’.当中国革命继续发展,社会阶级关系日趋尖锐复杂的时候,他就更加彻底地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成为中国人民的凶恶的死敌了”.这样的话语出自文学史家之口,可见当年胡适批判真的取得了将胡适批倒批臭的成果.然而这毕竟仍是学者之书,它仍然承认胡适的《尝试集》是“最早出版的一个诗集”,虽然著者认为该诗集“在内容上存在着很浓厚的属于没落阶级的腐朽的意境和情调,而在形式上也不能不‘很象一个缠过脚后来又放大了的放脚鞋样’”.而对于胡适唯一的一部戏剧方面的创作,在指出该剧是受易卜生戏剧影响的同时（对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倒有客观评价,但那也是因为鲁迅曾肯定过的缘故）,著者对其结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田亚梅是‘坐了陈先生的汽车’走的,这正可以看出作为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胡适在当时为中国的娜拉所安排下的‘出路’.他的险毒的用意是想把日益觉醒起来的中国女性引向妥协投降的道路去.他的为帝国主义和中国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企图,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所有这些引述意在表明受时代思潮挟裹之下的学术著作已经几乎失去了学术独立的立场,而纯然变成诠释政治运动的传声筒.

1956年7月高等教育部通过了一个《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中将涉及胡适的部分定了如下基调：“批判胡适的改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主张”.这样,此后的著作就有了批判的依据.从此时到1966年“”爆发,正式出版的文学史著作有四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9）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1960年）、吉林大学中文系（1959）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60年）师生编著的两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中间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著作是复旦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一部力图证明新文学是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的著作.为了证明这一结论,除了加大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人的文学主张的分量之外,将“胡适的反动的文艺观与他的《尝试集》”作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末一节来予以批判.在具体论述时,著者们首先点明的是胡适的出身和政治立场,认为胡适是“封建官僚买办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的政客,也是文化上的反动头子和骗子.他在文学领域内曾散布过形形色色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论调”.这论调首先是指其“文的形式”的革新理论,而这在著者们的眼里无疑是“浅薄”、“无知”的.更重要的是,著者们宣告“《尝试集》决不是我们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是个非驴非马的、反动的、无聊的东西”.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的文学史著作中胡适的面目日渐模糊以至于面目全非,以至于和解放前相比简直有判若两人乃至天上人间之感.对胡适是新文学革命之首倡者这一先前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渐次否认.对胡适文学理论的看法也逐渐贬低,以至于在青年学生的眼里,都是“浅薄”、“无知”.胡适的创作更是逐渐贬低到一钱不值,别具只眼者还看出了它们对青年人的潜在的可怕影响来.到最后,终于有人宣告“《尝试集》不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里面没有一首真正的新诗!”当然,我们不能也无法苛求前人,每个时代的学人都有其独特的生存环境,毕竟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们也在炮制着类似的篇章,青年人只是凭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热情,凭着对伟大理论的执着追求,将其推到极至而已.历史提供了太多的教训,足供今人汲取.之所以对胡适及其文学革命理论的评价有如此之大的反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学术为政治乃至政策服务,将学术降低到政治的工具.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运用新主义理论对新文学运动史作出解释,事实上真有人在这方面作出过客观公正的结论,如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 四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无学术可言,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直到1979年才出现一部真正的现代文学史,这就是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实这是一部创始于1961年的著作,但“中间情况变异,停顿多年”,直到1979年6月才出版第一册.从此书开始,胡适的真实面目逐步得到恢复.唐著首先肯定了胡适的“八事”说有积极作用,比“新文体”“毕竟前进了一大步”.较之17年的同类著作中认为胡适与晚清文学改良派并无差别的评论来,唐著显然前进了一大步.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唐著仍未有任何松动.如它不承认胡适为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认为胡适说的“文学革命的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的看法,“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于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篡改和嘲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著初写于60年代,因而也无法突破当时大的政治氛围.

1979年8月的九院校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它重新肯定《尝试集》“是五四时期最早出版的诗集”；同月出版的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对胡适的创作给予当时条件下所可能有的最大关注.这首先是指它尽可能地发掘了《尝试集》中的积极成分；其次,认为《终身大事》“讽刺了‘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制度、‘族谱’‘祠规’的封建信条、算命先生和菩萨的迷信妄说,表现了对资产阶级个人自由的追求”.

1981年6月出版的14院校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注意到了胡适初期不仅提倡形式革新,而且“对于内容的改革,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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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唐*#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编》称胡适是“最早系统地提出”文学改革者,这是新时期以来首次承认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1986年11月朱德发的《中国五四文学史》出版.这是学者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力图对“五四”文学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的著作.虽然这部著作不是以胡适本人为线索的,但在全书的各个章节几乎凡是涉及胡适的理论主张及创作的都给予相应的篇幅.而且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也被作为重要参考书而频繁出现.这是自朱自清以来又一次在著作中将胡适在新文学建设方面的得失予以探讨的著作.可以说胡适的文学主张全部得到了客观的再现.更重要的是著者指出胡适的主张是提倡现实主义的,看到了胡适的主张新文学应广泛地反映下层民众的事实.遗憾的是著者未能就此追寻下去,指出胡适其实为后来的文学应载革命之道的先声.

1987年3月出版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公认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的上乘之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胡适的真实面目在此书中却未能凸现.这首先体现在作为全书纲领的第一章中,著者们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乃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的过程中缺漏了一个重要环节,即胡适的主张改良文学之目的在于改造国民性.其次,对胡适的某些倡议如整理国故仍沿袭了流行的批判观点.

应当说自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与17年相比的确取得了很大进展,恢复现代文学的原貌的工作也颇有收获,当然胡适在现代文学史中的面貌也逐渐与胡适其人更为接近,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在原有的范型内进行,因此可以说还未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从8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试图寻找新的突破口.就在《三十年》出版的前两年,此书著者之一钱理群和陈平原、黄子平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长文,企图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型；稍后王晓明发出“重写文学史”的呼吁,现代文学研究由此有所突破.体现在文学史著作上就有《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修订,该书的修订本于1998年7月出版.与前书相比,与胡适有关的内容有很大变化.首先,单独将胡适的名字列了章节,是为“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这是建国以来文学史著作中首次将胡适作为正面形象而列在章节之中,所以有必要提请人们注意；其次在具体论述时,也纠正了前书的一些僵化的论调,对胡适不再进行阶级成份的认定,对胡适“整理国故”的倡导也有了较为符合原意的阐释；更重要的是,在对胡适文学理论的评价上也深化了先前的一些认识,对胡适的重要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理解基本上也与胡适原意相符.不过此著作仍坚持原来的胡适是受“意象派”的启发的观点.如果勉强硬要分析一下此观点的话,不妨大胆地从其师承关系上去追寻,此书著者皆为王瑶之弟子,而王曾受业于朱自清,可见朱自清的某些观点对后来者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总观新时期以来新文学史著作中胡适及其文学活动的描述,大致有一个历史面貌逐渐恢复的过程.从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原先加在胡适身上的种种恶名逐渐脱落,终于在新文学史中学者们能够就胡适的文学理论而谈胡适了,比起17年期间先要从胡适的政治身份来谈当然是一个进步. 五

台湾地区出版的新文学史类著作,较早的要算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应当说此著作对胡适是极为推崇的.这首先表现在将胡适在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作为序；其次,在具体论述某些问题时也经常引用胡适的话来加强说服力.与大陆出版的文学史著作相比,此书提出了一个对新文学性质的不同的看法.著者认为,新文学“是由文字工具的革新（文体革命）到文学内容的革新（文学革命）的,文字工具的革新是‘汉字写白话’,文学内容的革新是‘人的文学’、‘独抒性灵’和‘自由的文学’”.这其中胡适出力最多的当是文体革命.对于胡适的创作,也给予肯定,认为“胡适对于新诗的尝试是成功的”.为了表明著者的客观立场,在每卷之后还有附录,收集一些他人对相关问题的见解.叶青的《新文化运动的真相》则以长篇大论来证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是陈独秀,胡适对新文化运动几乎没什么重要贡献.

由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可以说是港台地区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对胡适的所有文学活动予以最完整的关注的一部.该书对胡适的理论主张基本上都予以罗列,而且在著者看来,胡之侧重形式革命,乃是一种成功的“避重就轻”的战略.在分体裁论述时,著者几乎在每个体裁下将胡适的贡献都予以评价,尤其对胡适翻译的小说评价相当高,“译笔的美,较之原作实无逊色.这也可证明他所以要翻译欧美名作,目的也是出于提倡短篇小说的用心.”著者认为胡适的散文也很不错,“一如温源宁和朱自清两人的批评,是清顺明畅,能驾驭情感,尤其善用比喻,更增加他的清楚明白.至于创造格言式的口号,则尤为他的拿手好戏,能加强人们的记忆,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则是一部学者的独立著作.在此书中,著者高度评价了胡适在新文学初创期的理论主张.如认为《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号角,“在行为上是开风气之先,在意义上是要把新思潮和新精神注入中国文化,要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对胡适的讨论的口吻也并不认为很消极,而是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已属于很勇敢的行为,且“处处充溢着讨论的诚意和态度的谦虚”.如此见解实属“了解之同情”的结论.对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语的文学”的提法,认为“这一论点是很容易被当时的知识界接受.因为中国的积弱,是由于国民有如一盘散沙,要求团结,则国语运动就刻不容缓.在思想上是爱国的,是团结民族的；新文学运动,就是要得到真正的国语.这样的用心和设计,不是为外国人贩卖知识,不是要出售中国人的利益,那么当然会得到广大的支持和声援,也当然会使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表面上看来,这些看法固然确是客观的,但在这客观的背后,则存在着辩驳的成份.如果联系著者提及大陆上王瑶、刘绶松等的新文学史著作的话,这种辩驳的意味就更容易体会了.而在这辩驳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著者的立场,那就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

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但仍值得一提.在这部书中著者对胡适的诗歌特点进行了细腻的分析,认为其有如下特点：（1）明白清晰；（2）富于写实精神；（3）哲理化.

香港地区出版的较早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要数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著者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了文学革命运动”.虽然此文写得较温和,“但在当时,却已经是言人所不敢言的大胆行为了”.在这部简洁的文学史中,值得注意的也许是著者客观的倾向.在著者眼里,胡适的《终身大事》和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属于反礼教的作品.

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但它指出了一个事实：文学革命的口号最初是胡适提出来的,其根据是1915年胡适写给梅光迪、任叔永的诗歌与信函.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是香港地区出版的最佳的新文学史著作.在该著作中胡适作为新文学的首倡者而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准确概括胡适理论的同时,著者还对其进行评判,如认为《文学改良刍议》中的主张有重复和粗糙之处,即使是作为理论成熟的标志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也有弱点,那就是关于“诗国革命”的部分,著者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显然并不赞同.这样的据实直言在已出的文学史著作中实属少见.司马长风的著作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贯穿于全书的文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引人深思之处.在著者看来中国新文学要取得长足进展就必须既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学（包括白话文学和古文学）,又批判的吸收西方文学.据此,著者认为胡适为白话文学勾勒年的历史,乃是胡适对新文学的一大贡献.当然,此书之值得关注还因为其坚持文学的独立品格,反对任何形式的文以载道.但遗憾的是著者没有看到胡适之为新文学的文以载道的创始人这一点.

总起来看,港台地区出版的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胡适作为新文学的首倡者这一事实持肯定态度（虽然说台湾地区存在捧胡与批胡两派,但在文学史著作中,多数著者还是持客观立场）,对胡适的文学活动基本予以客观的评价.但如若仔细寻觅,还是会发现两地的著作有所不同,香港的著作更少政治偏见,这也许与香港独特的政治地位有关吧.而台湾出版的著作则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带有一些政治倾向,这当然是国共两党长期对峙下的必然产物.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责任编辑：邢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