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院批评的情境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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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批评地形图中,学院批评显得越来越醒目,不过,社会关于学院批评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学院批评的批评,通常把学院批评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大多指责学院批评的症状,而不想理解与学院批评症状相关的历史和现实情境,更不愿深入思考其症结.其实,说到底还是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可以说是文学知识分子同一性丧失的结果,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批评主体审美图式中根深蒂固的偏见或误解.为了加深对当代学院批评的理解,也为了学院批评自身的改善,本文从学院批评的历史缘由切入,分析它的特质及其价值意义,也从它的现实情境入手,剖析当代学院批评的症状及其症结,并力图把握它的发展态势,思考当代学院批评走出困境现实途径.

一、当代学院批评的历史情景与价值意义

检视当代学院批评这种争议颇多的批评形态,还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文化语境说起.1991年由北京学者主编的纯民间性学术集刊《学人》悄然问世,无论是论文选题还是论述问题的方式,都显现出与80年代思想启蒙大相径庭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取向,颇似当年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文化姿态.陈平原先生在“学术史研究笔谈”中大力倡导学术史研究,一方面指出,应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中,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以确定自己的学术道路.另一方面也指出,治学不仅是求知或职业,还体现出一种人生追求和价值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标示出治学主体理想的学术境界.①1993年上海学者陈思和先生在《上海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明确提出告别失落的古典庙堂意识和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提倡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从这两位南北学者责任伦理与学术实践的相互呼应中不难发现,表层上看,他们是在梳理现代学术历史与思考学术规范,深层却是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为参照,反观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自身位置与文化立场,正如数年后陈平原本人所说,这是“学者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放逐”.②换言之,文学知识分子标举学术梳理学理,不过是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从社会“十字街头”退往“之塔”的一种象征性表现.

大概谁也没有意料到,这种象征性的表现竟然引起学界以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性的文化事件.90年代初期文学知识分子纷纷祛除思想,将关注的焦点从社会现实投向学术研究,一时学理之风遍被学林,就连一向紧贴社会现实的当代文学,也开始冷静地反思专业的学科性与知识的规范性,洪子诚、孟繁华主编的《当代文学关 键 词 》就是当代文学基础性学科建设的代表性成果.

从外在的历史情境看,90年代初的学术转向固然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所谓回归学术的自我选择,蕴含了文学知识分子告别新启蒙时代的仓惶感受,也是对当时文化语境的一种无奈回应.然而,这种被动的选择却在无意之中契合人文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因为我国人文学科长期以来一直寄生在庞大而一统的主流话语体系中,80年代的思想启蒙从动辄得咎到难以为继,从某种意义上讲,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学术转向后,一批新时期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专业学者,在传统学术与外来学术的话语习得中,逐渐从大一统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剥离出来,建构起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学术话语及批评形态,在人文学科的专业背景下,分析文学问题和表达自己的生活经验,于是,当代学院批评形态也就应运而生.尽管不久之后,知识分子学术空间因缺乏同一性而分化成各种文化立场的学术话语,但学院批评毕竟有助于形成相对独立于权威主流话语的学术共同体,为人文学科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自足自律的学术体系.因为学院批评的核心理念是学理认同和价值中立,因而可以凭据学科的逻辑,顽强地抵御政治独断论的干预.由此可见,当代学院批评不仅为文学知识分子提供了最后的精神栖息地,而且隐含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价值意义.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代学院批评一旦进入学术自律的运行轨道,就会凭据自身的运动惯性运行.学院批评的特质,是批评主体直接的学术关怀与间接的社会责任,因而当代学院批评不仅与80年代启蒙文学批评直接的社会关怀与责任形成根本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与支撑启蒙文学批评的传统的士人精神发生抵牾.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士人,向来以儒家文化为圭臬,有着强烈的明道救世使命感,而且将这种使命感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从而获得永恒的价值意义,因而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眼里,安邦济世远远重于文章技法之类的雕虫小技.显然,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遗传了传统士人的立功、立德和立言的文化基因,承续了传统士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尽管建立知识分子专业传统和多元价值体系,是完成学术专业化和民间化的根本举措,但“又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要靠需要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才得渐渐实现”.③这就决定了当代学院批评持续遭受社会质疑,并在特定的情境下为世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当代学院批评的现实情境与问题

进入本世纪以后,尚未获得普遍认同的当代学院批评,因为社会情境的变换发生一些变异,遭到更多的质疑,甚至还有嬉笑怒骂式的批评.应该说,这与世纪之交整个社会的现代科层化与大学教育的高度体制化,有着直接的关联.

一方面是随着现代性的深入,知识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程度进一步加剧,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逐渐淡化,导致一些具有学院特质的学术弊端重新显现.学院批评原本注重学术规则和美学标准,讲求研究的条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在抑制批评主体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中,通过知识规范的探求和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转向职业化的知识生产.于是,有的理论研究囿于形式规范而脱离生动的文学现实,有的批评蜕变为单纯的专业操作而远离真实的思想情感,以致原本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学一旦进入专业化知识工场,便形同丧失元气和灵魂的生物标本.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学院批评在学院体制化过程中开始遭遇始料未及的体制、市场及电子媒体的多重威胁.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似乎昭示中国高等教育的“千禧年”运动:大学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办学规模迅速膨胀.教育管理部门为了防止因扩招过度而导致的教学质量滑坡,也为了建设所谓世界一流的现代大学,制定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林林总总的管理制度,而且所有的制度均体现为量化的形式.于是支撑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的良知和学理,在工具理性的精确换算中扭曲变形,毫无创造性意义的学术赝品,在强调外在利益驱动而忽视自主创造动力的学术流水线上不断涌现.学院体制化的结果,不仅严重阻碍了学术的自由选择和创新,而且似乎还导致一个令人忧虑的事实:当代学院批评正在享受着教育体制化带来的名利双收的好处.

不过,从更为宽阔的现实情景看,我们业已置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之中,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格局悄然变化,贫富差距日渐拉大,而且因为经济状况引发的各种社会不平等现象也突显出来,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难以有效地阐释我们置身其中的改革实践.尽管这种理论话语与改革实践之间的显豁矛盾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测,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以平等为内核的革命话语,作为一种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和集体无意识,不但为历史,也为潜藏民间社会的混沌的革命冲动,提供了现实批判的合理性.我们只要关注网络上经常出现的批判现实和发泄不满的文字,特别是自诩为社会代言人的新左派或激进主义的社会批评(这些言论常常是貌似公正并且极富煽情意味),就不难发现这一点.正是由于这种缘故,社会对于蜷缩在之塔的文学知识分子似乎越来越缺乏宽容,对当代学院批评加以冷嘲热讽.

其实,几乎现代中国的每一代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现代性焦虑,他们总是最初不无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但最终却无奈地发现自己还是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而且这种现代焦虑明显地体现在文学知识分子身上,其症状又多为道德焦虑,他们超我中的良心异常敏感,所以常常把介入社会现实的道德勇气,作为衡量是否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而忽视知识分子的专业背景和学术素养.他们对社会现实具有敏锐的道德意识,但解决问题的思维向度却囿于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浪漫主义.在有限的公共空间无畏地直面人生,不惮前驱地发出真诚的声音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而缺乏专业的问题意识和建设性的文化策略,显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其实任何一位具有现代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认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也知道在现实情境下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关键之处在于,在现实情境下知识分子如何尽可能地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应如何顺应现代社会的专业化趋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我想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当代学院批评在90年代独自前行时,虽然有些寂寞,但却自由舒展地成长,而在获得体制与市场的关注时却遭受各种温柔而致命的诱惑.对于学院批评自身的弊端,尚可通过自主的批判加以匡正,而外在的诱惑和威胁却不是当代学院批评可以左右的.可是一些激进批评者的批判锋芒不是指向作为外在诱惑和威胁的体制和市场,反而直指被诱惑和威胁的当代学院批评,这是勇敢还是怯懦呢

三、把握将来的当代学院批评

尽管现实情境中的当代学院批评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并非所有的现实情境都是朝着悲观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看到,急剧的世俗化和快速发展的电子媒体,使传统纸质文学的受众面不断萎缩,文学阅读似乎成为一种高贵的精神奢侈.但是,这种不幸的文化状况,反而促使文学创作与当代学院批评成为天然盟友,并为当代学院批评改善自身,带来了令人乐观的希望曙光.

首先是当代学院批评与当代作家的新型互动关系.我们注意到,从本世纪初期到现在,一批具有社会影响的一线作家开始走进学院,与当代学院批评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目前,存在着两种结合方式,一是作家直接进入学院任教,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参与文学教育,如复旦大学的王安忆、同济大学的马原和清华大学的格非,以及南昌大学的胡平等,二是以特聘教授的身份被引进大学,成为学校的讲座教授,如浙江师范大学的余华、青岛海洋大学的王蒙、宁波大学的艾伟等.迄今,很少当代著名作家不与大学发生关系.

我们应该承认,当代学院批评有两种批评方式常遭指责,一种是批评主体借批评对象讲述自己想说的话,另一种则是先设定一个理论框架,不管研究对象是否合适,硬性塞进自己的理论框架.这两种抛开文本细读的批评方式,都与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的隔膜有关.当代学院批评与作家的新型关系,拉近他们的距离,促使了他们的平等对话.一方面让批评主体充分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把握作品的思想脉络,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作家充分理解批评主体的生命感受和问题思考,因而有效地避免了上述两种批评弊病.今后高校能否进一步形成驻校作家的制度,现在还不知而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精英作家与当代学院批评将会越来越密切.作家与批评家可以共同享受作品的、想象和智慧,学院也将在不远的将来,重新成为民族精英文学的温床.

其次,当代学院批评与媒体的新型互动关系.以往,人们往往把学院视为与世隔绝的文化领地,正如蒂博代据说,“这是一片教堂高耸、宫殿巍峨的土地,等人们可以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瞻仰,却很少能带着愉快的笑容与之亲近”.④然而现代型大学将为社会服务作为基本的办学功能之一,拆除了学院与社会之间森严壁垒的围墙.如今,虽然所有公开发行的文学批评刊物,都被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众读者却很少,杂志社为了提高社会效益和增加经济效益,大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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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当代学院批评介入现实的多元方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院批评与学院派批评有着较大的区别.后者是指文学批评流派中的一种,主要指批评家大学任教,并较严格地遵循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他们相信“一部作品里有某种客观性的东西”,批评家“必须灵敏感觉到一部艺术作品是对审美规律的一种玲珑剔透的示例说明”.⑤而且,常常怀有为文学立法的野心,居高临下地指点江山.而学院批评则是包括学院派批评在内的宽泛的批评形态,它一方面指涉批评家的身份和批评的学理性,即院校或科研团体的专业知识分子,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注重学科理论和遵循学术规范,另一方面指涉基本的文化姿态,这就是直接的学术责任与间接的社会责任,独立和自由的知识分子文化姿态.可以说,它基本涵盖大学诸种批评话语立场和批评风格的文学批评流派.

当然,文学批评也不是学院批评家惟一的写作方式,他可以卸下专业知识分子的角色,直接进入现实社会的公共空间,成为一名为社会代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直接进入创作,成为一名纯粹的作家.但是,一旦担当学院批评的角色,就应该遵循学院批评的规则.在我看来,学院批评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与批评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和批评方式.如在文学史研究中,就应该严格地遵循科学主义的研究方式:版本考订、传记作品、历史研究、资料考证等等,如同蒂博代所说,成为那些文学教堂、宫殿和纪念碑的建造者,“其工具是历史、政治、道德、哲学、作家生平或‘种族、环境、时代’”.⑥而当代文学批评,则在贴近作品本意并注重艺术分析的基础上,围绕着作品中的焦点问题,既可以追求自己善和美的价值理想,也可以阐释批评主体的生命感悟与人生启迪.他们的专业使命,在于“他们的创造会经过批评的探测,教育的格式化,品味的长期过滤,最终融入文化气候”.⑦

上述之所以梳理和辨析当代学院批评短暂的历史及其价值得失,意在表明学院批评的基本意义与责任,以及建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必要性和艰难性.完全可以想象,面对强大的体制、无情的市场和难以想象的网络世界,坚执学院批评的立场与维系文学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纯净,同样是艰难的.当然,建构文学知识分子话语空间本身不是一个终极理想,只是一条通往理想的必经之路,而且旅途漫漫,歧路丛生.但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情境下,我们还得前行,与志同道合的同仁一道探索前行.与前辈的前行比较,我们的前行少了一份雄心,却多了一份从容.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 学研究中心)

注释:

① 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页.

② 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陈平原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1页.

③陈思和:《我往何处去――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④⑥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三联书店2002年,第13页,第13页.

⑤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⑦王敖:《读诗的艺术序》,王敖译《读诗的艺术》,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