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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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毅：您怎么评价莫言的获奖?

刘再复：这是我们汉语作家获得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是高行健还是莫言得奖,都是我们母亲语言的胜利,方块字的胜利,我们当然非常高兴.我们不要被各种政治概念遮蔽,也不要被各种政治表象遮蔽,莫言就是莫言,他就是个赤子,就是个巨大的文学存在,就是个天才级的作家.

1992年,我到瑞典任客座教授,给马悦然送了一部《酒国》的复印本.我只有一本舍不得给他,就复印了.好几百页,在复印机旁腿都站酸了.我非常欣赏《酒国》,整部小说充满想象力,既充分现实,又超越现实,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文本.童年时代的苦难造就了莫言,使他对现实生活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他经历的饥饿体验,恐怕中国以外的任何作家都无法跟他相比.苦难是莫言的第一摇篮,是他的天才催化剂.我认为瑞典学院选择了莫言非常正确,非常有见识.

卫毅：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您认为莫言处在怎样的位置?

刘再复：现在不要小看中国的当代作家,我一直说中国20世纪有两次文学,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现了很多很有创造活力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例如李锐、阎连科、余华、贾平凹、韩少功、苏童、王安忆、残雪都很杰出.莫言和这些作家都是八十年代之子,我相信他们已经进入瑞典学院的视野了.现在最主要的是作品翻译问题.

卫毅：目前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情况是怎样的?

刘再复：瑞典评审委员也不是三头八臂,能读中文的只有马悦然一个,其他都得靠英文瑞典文阅读.所以,必须翻译好.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译得益于葛浩文教授,他最喜欢莫言,莫言的大部分书他都翻译成英文,我跟葛浩文相处中,每一次他都谈莫言,萧红和莫言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把全身心投进这两位作家,真诚地爱这两个作家.莫言的瑞典文翻译主要得益于陈安娜,她是一个很聪明、很用功的瑞典知识女性,她是我的朋友陈迈平的妻子.

卫毅：除了翻译之外,还有哪些因素?

刘再复：最主要的因素是作品本身的水平和质量,其次推荐人也很重要.像日本的大江健三郎,他就特别喜欢莫言,他真诚地推荐莫言好多年了.

卫毅：什么人有推荐权?

刘再复：四种人有推荐权.一是大学的文学教授.二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三是国家级作家协会的主席.四是相当于作家协会机构的主席,比如国际笔会的主席.

卫毅：您都曾经推荐过谁?

刘再复：我曾经推荐过巴金,但是没有被接受,后来我推荐高行健就被接受了.我是竭力推荐我们国家的作家的,我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愿意当中国作家的“神瑛侍者”,服务员而已.

卫毅：从莫言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来后,他遭受最多的是政治上的批评,你怎么看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刘再复：我觉得瑞典学院的选择是超越政治的,仅着眼于作家的文学水平、文学质量.作家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自由,瑞典学院不干预这种自由.前苏联作家得诺奖的人里面,有的跟政府是不合作的,比如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但是也有跟政府合作的,例如肖洛霍夫,他是前苏联委员,但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确实很好.何况莫言本人完全是文学中人,离政治很远也不太懂政治.他浑身都跳动着作家的良心,他从不回避黑暗,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呼唤,对于数十年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政治荒诞现象,他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从《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台之歌》、《十三步》到《檀香刑》、《丰乳肥臀》、《蛙》以及《食草家族》、《红树林》,甚至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等等,哪一部不是对时代的回应?哪一部没有良知的呼吁良知的关怀和良知的拒绝?如果真要从“政治标准”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红卫兵有足够理由对莫言进行十次“檀香刑”和一百次“牛棚”处罚.瑞典学院是正确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谴责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面对莫言的心灵、想象力与审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写时代现象时却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拥有清醒的良知感觉,但他们对作家只有高标准的文学要求,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唯其如此,它才拥有面向全球复杂语境进行择优而选的可能.

另外,对莫言个人而言,他是很丰富的存在,我称他为赤子,他的确很天真坦率,是敢于面对社会的人.当然,他联袂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我虽不赞成,但我觉得也不应当以此而抹杀他的文学光辉,而瑞典学院正是透过这种政治表象而把握莫言的真实文学存在,坚守文学的视野所以才赢得世界的尊重.

我们过去的文学批评最大错误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政府用政治第一要求不对,反对派这样要求也不对,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标准主要考察两方面,一个是作品精神内涵,一个是作品审美形式.唯一的标准应是文学标准、审美标准.既不能设置政治法庭,也不能设置道德法庭,只能做审美判断.

卫毅：您跟莫言有怎样的交往?

刘再复：我跟莫言最初交往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军艺文学系主任是写过《我们播种爱情》的徐怀中将军,他主持作家讲习班,请我去给学员们讲座.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学员们全体起立敬礼,把我吓了一跳.

学员里面,当时最著名的是写过《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他很有才华.他之外还有一些很有才华的作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莫言、刘毅然、雷铎等,他们思想活泼,写作能力很高.因为我努力讲课,艺术学院还送了我一面“拥军模范”的奖旗,由徐怀中和刘毅然送到我家.我到美国之后,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葛浩文请莫言到科罗拉多大学演讲,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在座的刘再复教授是我的老师.我还送了莫言一顶科罗拉多的牛仔帽.在我的心目中莫言也是特立独行的牛仔.

大概是1995年,葛浩文要到中国看莫言,问我是不是也写一封信给带回去.我在给莫言的信中写道：高尔基说过,托尔斯泰如果是生活在大海里面肯定是条鲸鱼,我希望你在文学沧海中也能成为一条鲸鱼.他给我回了3页纸的信说,你鼓励我当鲸鱼,可是我们社会却太多鲨鱼.

出国之后我写了《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赤子莫言》、《黄土地上的奇迹》等四五篇评论莫言的文章,毫无保留地肯定莫言.

卫毅：您对莫言有怎样的印象?

刘再复：我的第一印象是：莫言是个赤子,满心天真天籁；第二印象是：莫言浑身充满创作活力,很像法国的巴尔扎克（尽管他的创作风格更近南美的马尔克斯）；第三印象是他满肚子都是故事,他到我家里时,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的老师学生都来听他讲故事.他讲的故事让大家感到目瞪口呆,又让我们笑得前俯后仰,他真是一个幽默大家.他说小时候他和他的同学在高密饿得不仅啃树皮,而且还啃煤块,乡村小伙伴们个个啃得牙齿都非常坚硬、非常犀利.后来有些人去当电工,电线本应用剪刀剪,他们却用牙齿一咬就咬断了.他妈妈被分配到生产队磨米,想偷点米出来,可是门口都有人站岗,结果他的妈妈就把米先吞到肚子里去,回家后用筷子一撬,吐出来给他们吃,所以,才有了献给母亲的《丰乳肥臀》.莫言既有苦难的体验,又充满了灵魂的活力.我们考察一个作家就要看他有没有灵魂的活力.爱默生讲过一句话：“唯一有价值的是灵魂的活力.” 卫毅：您怎么看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刘再复：高密东北乡首先是莫言的故乡又是莫言创作的第一摇篮,故乡和摇篮的饥饿贫困苦难造就了他,但他又超越他的故乡.写的是普遍的人性,还有普遍的人类生存困境.莫言很了不起的一点是,他看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为教条所窒息,需要生命的重新爆发.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丰乳肥臀》,甚至到《蛙》,都是生命的呼唤,生命的燃烧,生命的大觉醒,所以,在十几年前我就称他为“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谦虚地称我为“老师”,其实我更要向他学习.他给我最大的启迪是,不要走向概念,而要走向生命.

2012年10月15日

于香港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