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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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美国当代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提出的“文学四要素”为立足点,通过对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重心的两次转移加以考察和分析,进而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重心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学院中的教授文论家们,为了争取学科第一性主体地位而有意为之的结果.这种做法虽然能够打破作者唯一主体的垄断地位,同时也会削弱文论家们解析文本的话语权力,有将理论解构于自我建构之中的隐患.

关 键 词 :20世纪西方文论 两次转向 主体地位 解构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美国当代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其代表作《镜与灯》中曾提出一个勾勒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历程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件艺术品总会涉及四个要素,即“世界、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从柏拉图开始的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学理论,几乎全部都是围绕着这“四要素”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展开各有侧重的讨论.

在艾布拉姆斯看来,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以前,模仿说一直处于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主流地位;紧接其后成为理论研究重心的则是表现论,天才、想象、情感成了文学理论的关 键 词 ,于是乎作家和创作就理所当然地占据了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

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理论研究的关注重心再次发生了转移.复旦大学朱立元先生将其概括为“两次转移”:第一次“转移”是从重点研究作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其主要代表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学派.前两者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关注文本、肌质和文学性,割断了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后者则认为文本背后隐藏有对文本形成起决定作用的“语法结构”,是这种“语法结构”作为语言言说出了文本,在文本产生的过程中,作者不起决定作用――也正是在此意义之上,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兰巴特喊出了他那惊世骇俗之语“作者已死”.

第二次“转移”则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其早期的代表性学说现象学文论提出“意向性作品”的概念,认为读者参与了对作品的“再创造”;后期的解释学和读者接受理论,则完全把研究重心转移到读者身上来.

就第一次“转移”论之,在综合考察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变化情况之后,我们大略可以看出一种明显趋势,即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正在与作者渐行渐远.似乎广大的文学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要和作者划清界限,将其排除在本学科的研究范围之外.

而当我们再向前回顾西方两千余年的文论发展史时,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柏拉图以来的所谓著名文论家们,要么是作家,要么是哲学家,要么是文艺爱好者,只是不曾出现像20世纪的相当一部分文论家们那样的,专门以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为专业的大学教授.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实践的目的,多数旨在指导和帮助创作活动的顺利进行的话,那么20世纪的当代西方文论,则很少有做此种想法者,他们更多所关注的是如何建立起自身完备的学科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自进入20世纪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现代化生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个行业的分工更加细化,竞争更加激烈,几乎所有的学科和行业,都主动或被迫加入到了一个可被量化的统一范畴体系中去.任何学科或者行业想要在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要具备为自己所独有的价值或特色,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只属于自己的“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

20世纪从事西方文论研究的众多学者所做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争取建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专业化体系的工作.从时间的发生顺序上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要晚于文本的产生的,而20世纪以前的西方文论所做工作的大多数,也是为了要在对文学文本进行批评和解析的基础上探寻文学创作规律,为文学作品的再创造提供指导和服务――在此意义之上,相对于文本来说,文论很明显是第二性的、是文本的附庸,因而也就不具备有成为独立学科的实力和底气.

试想,如果第二性的文论仅仅为解读文本和指导创作而在,那么在解读文本方面,文论家显然不能具备文本的创作者所具有公信力和可信性;而在指导创作方面,没有过真正的文本创作经验的文论家那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说教,又有什么人会放在心上呢?

所以,从文论家自己的利益角度、从建立独立自主的文论学科的角度出发,为了给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在这个功利化的社会中找到一片安身立命之所,必须改变文论从属于文本的状况,必须颠覆文本第一性而文论第二行的现实――作者必须死去,否则文论家就不能获得独立自主的生命――于是乎,“谋杀”作者就成了许多文论家不约而同的共同目标.

虽然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特是最早喊出“作者已死”的人,但是仅凭这句话本身并不能就认为信奉“人为语言所言说”的罗兰巴特就是谋杀“作者”的唯一凶手.

早于结构主义的英美新批评派,虽然貌似公允,但在解读文本过程中排除作者影响这件事情上,做的丝毫也不逊色于他.因为排除作者,就意味着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只剩余文本和批评家,虽然文本是会“说话”的,但是把晦涩的隐喻性文本话语转换为人人都懂的日常生活话语,却是为文论家所垄断的工作.在这个翻译过程中上下其手、偷梁换柱甚至颠倒黑白,对于文论家就变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文论家在文本解读过程中,第一性主体地位也就由此开始确立.这种行为也确可称为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隐形柔性了.

朱立元先生提到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的关注重心的第二次“转移”,即由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的这次“转移”,细究起来,也与文论界想要取得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的主观愿望,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化现实语境存在联系.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建立,都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哲学思想基础作为支撑.经过这次“转移”而新产生出来的现象学文论的哲学基础,就是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相对于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学说,胡塞尔试图要在同时克服二者片面性的基础上将二者统一起来,走第三条道路.概而言之,胡塞尔试图通过他自己的现象学超越物质与意识的界限,提出“回到事物本身”的著名口号,主张哲学研究应该抛弃“心物之争”、以“纯粹现象”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胡塞尔的学说一出,立刻就在几千年来习惯了要么唯心、要么唯物的思维传统的西方思想界,引发了全面轰动和广泛争议,说它是时人眼中的“惊世骇俗之论”一点儿也不为过.然而就是这种惊世骇俗之论,却被拿来作为一种新文论学说的哲学基础.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现象学的某些主张与文学、文论研究的某些特质存在有天然的相通性;而另一方面,虽然不能说是有意为之,但是采用这种在当时人看来,甚显“异样”的哲学学说作为自身理论建立的基础,客观上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在“标新立异”中彰显自身独特性的效果.而这种“独特性”也正是为文论家所追求的,学科独立地位的最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中叶,此时的西方世界早已进入到了一个因具备对等话语权,而使得文本对话双方能够平等交流,普通个体拥有自主探索和求知的权利、拒绝传统权威单方面输出知识的“传道”式话语霸权的时代.

虽然作为其先驱的传统意义上的解释学,重在解读经典著作中作者那一方面想要表达的各种意义,但是在20世纪中叶这种社会文化语境的大背景之下,接受美学高高扬起读者权利的大旗,把读者的众多因素,都综合考虑进了作品意义生成的过程之中.

这种研究范式彻底颠覆了历史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传统关系,把读者在作品意义生成中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充分肯定读者在建构文本意义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做法,确实可以令为数众多的读者感到满意,但是仔细想来,这也的确不能不说是对千千万万在历史上,曾经因为饱受传统精英势力压抑,而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下的普通读者大众,想要在当今时出自己声音、参与社会文化语境意义建构的强烈愿望的一种迎合之举.

接受美学理论家们的这种主张,会不会把前辈文论家们历经千辛万苦,才从作者那里争取到的,在解读作品过程中的第一性地位,再次拱手让给读者呢?在笔者看来,答案将会是肯定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对于文本的解读权利,将会完全操之于个体读者手中,今天的所谓文学批评家们,将不得不退缩至文学理论建构的一角自说自话,在狭小的圈子里,玩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才会买账的文字游戏等


这一天的到来对于文学理论究竟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所有理论的最终宿命,就是消失在由自己所建构的理论迷宫之中吗?

参考文献:

[1]张隆溪:《现代西方文论略览》,《读书》,1983年第4期.

[2] [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丁三东 、邓小芒译:《西方哲学史》(第七版),中华书局,2005年.

作者简介:陈宇,男,1983―,河南南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博连读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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